由于区域发展的差异，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均 GDP 在 2010 年率先超过 1.1 万国际元，拉开了中国经济放缓的序幕。从 2011 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整体开始放缓，从前些年 10% 以上的增长率下降为 9.3%，2012 年进一步下降为7.7%，2013 年 保 持 7.7%，2014年上半年下降为 7.4%。根据最新预测，2014 年中国经济增速将降至 7.3% 左右。
高速增长后的经济下行，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波动以后，才能再次走向稳定增长。企业和政府关注重要经济指标变化，加快转变发展观念与思路，尽快适应新的发展态势，才能推动中国经济尽快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或者说“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就业与企业盈利能力表现良好。
过去几年，广东、江苏、山东乃至河北、上海、北京等地区的经济增速相继出现回落。尤其在2013 年，一些省市的 GDP 增速明显低于原计划水平，多数省区更是因此调整了 2014 年的 GDP 目标，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实际已经降到 7% 左右。
但是，我们也看到，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与 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非常不同。
首先，此次经济回落并未造成就业困局。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在中国造成了 2000 万人失业的重大影响，但近两年中国经济的回落，并未造成就业率的显著波动，中国就业情况总体保持稳定，未出现大规模失业问题。就业总量对经济增长放缓的“容忍度”有所提高。
这是因为，中国 GDP 的有效性正在增强。2000 年前后，我国GDP 每增长 1 个百分点，拉动大约 80 万人就业。经过近几年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随着服务业的加快发展，目前 GDP 增长 1 个百分点，大概能够拉动 140 万到160 万人就业。中国经济已经能够承担并消化经济回落可能引起的诸多问题。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此次经济回落没有造成企业大幅亏损。
中国经济过去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经济，与美国、日本等国企业在GDP增速为零时仍然盈利相比，中国企业的盈利源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带动。当经济增速达到 10%左右的时候，中国企业的盈利水平会达到 1 万亿元以上；同样，当经济增速下降，中国企业的效益也会随之下降，20%、30% 的企业在经济增速降至 7% 此时相应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在 10% 及以下的情况下发生亏损。
但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企业的盈利水平对增长放缓的适应性正在增强。自 2012 年 5 月以来，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一直在 10% 左右及以下，但企业亏损状况总体好于历史水平。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保持稳定，甚至有适量回升。
同时，行业盈利水平出现分化，煤炭、铁矿石、化工、钢铁等重化工行业销售利润率大幅下滑；纺织、服装、皮革制品、家具、金属制品、家电等传统优势产业销售利润率基本稳定；医药、仪器仪表、运输设备、专用设备等高端制造业销售利润率呈上升趋势或保持较高水平。
以上情况基本预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会在回落后逐步走稳。增速率先回落的东部地区经济开始走稳，为整体经济走稳奠定了信心。关键在房地产“靴子”何时落地。
很显然，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过去 10% 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但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或者说，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还没有找到。
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相适应，我国经济结构已经或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2012 年，消费占 GDP的比重开始超过投资；2013 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外贸出口过去经常保持在20%以上，目前已经回落到 5%-10% 的增长区间；2012 年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已经开始下降。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将无法像过去那样主要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要素投入效率的提升。2013 年年中开始的增长回升，我们的判断还是由存货调整、预期改善而引起的一个比较弱的回升，不一定稳得住，还可能有一个探底的过程。
尽快探到中高速增长的底，实现增长速度的转换，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稳定增长状态，是当务之急。
那么，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底在哪里，何时出现？关键在于房地产的“靴子”何时落地。
过去，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靠三大投资带动。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占 20%-25%、房地产投资占25%、制造业投资占 30% 以上。随着具有长期意义的结构调整在过去两三年的真正进行，中国经济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正在逐渐形成“消费为主、服务业为主、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格局。
中国的高投资必须降下来，三只“靴子”必须落地。目前，基础设施和制造业这两只“靴子”已经落地了。基础设施投资高峰是在2000 年左右，最近几年实际比重正在逐步降低，制造业的投资也已经显著下降。等房地产的“靴子”落地后，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底”基本上就找到了。
预计一两年内，中国房地产的“靴子”就会落地。据研究，构成中国房地产 70% 以上的住宅的需求峰值是 1200 万到 1300 万套，这个峰值预计在今年就能达到。达到该峰值后，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性趋势就会不断弱化，甚至走平或出现回调。一旦形成这种局面，未来房地产投资的增幅达到 5% 都会相当困难。
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如果在房地产“靴子”落地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宏观政策得当，改革措施到位，有望在未来两到三年内完成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转换。
彼时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均衡点将明确，进入所谓的“中高速稳定增长”新常态。而在此以前，经济下行压力将始终存在。
未来增速将稳定在 6%-7%之间。日本、韩国当年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GDP 增速下降的幅度接近 50%。中国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可能会高一些，未来经济增速应该稳定在 6%-7% 之间，经济总量也将稳定增长。
中国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后，会在此水平上稳定发展 5 年或更长一段时间，至 2020 年前后，预设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将会如期实现。中国还会实现两个极具国际意义的指标：
第一，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经济总量，中国将于 2020 年或稍后两年超过美国。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将相当于美国的 1/4，达到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
第二，达到“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的“六可”目标。其中，“企业可盈利”这一条很关键，是其他几条的基矗，实现高速增长盈利模式向中速增长盈利模式的转换，在增长速度 7% 左右时，大多数企业能够稳定盈利。
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相结合增长转换阶段，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更为重要。政府应将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有机结合，实施“改革式刺激”，着力推进短期增长效应明显、中长期有利转型的改革举措。
第一，稳增长需要稳投资。实现 7% 的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应该保持在 18% 左右。稳投资需要更新机制，更新机制意味着多项在基础设施领域、地方融资、政策性文件等方面的改革要加紧推进。基础设施领域的改革，诸如铁路领域的改革等，要拿出几个区域或大的项目，引进外部投资，包括地方政府和民营投资者，去组建新的铁路建设公司等。
地方融资方面的改革，要在通过“开前门、关后门、堵歪门”等方式分类处置、清理融资乱象的基础上，规范融资平台，通过发债等方式增强地方企业融资能力，同时考虑推进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
第二，稳增长需要增加效益。增加效益就要由过去的粗放增长方式转为精细增长方式，降低劳动力、土地、资金、流通、知识产权保护、准入等六项成本。这就需要在土地制度、社会保障体制、投资融资体制、金融体制、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开展实实在在的改革。
第三，稳增长需要放宽准入。通过放宽准入促进改革，是“稳住一块，提高一块，放开一块”的具体发展目标。
对服务业的开放，特别是金融、电讯、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将在短期内利于经济增长，长期内利于结构调整，实现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的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