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构建俄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重温列宁这一带有俄国特色的体制探索史，对于我们加深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初期经验的认识，启迪我们深入推进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出发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
1917 年 11 月 7 日，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想憧憬变成具体实践。在这一崭新的历史实践中，执政的无产阶级如何设计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从而有效管理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是一个既无先例可鉴，又无现成模式可循的重要课题。正如列宁自己所说：这是在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在这里既没有车辆，也没有道路，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什么早经试验合格的东西！”
为此，列宁在起初时期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理中寻找答案。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将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商品货币关系、市场等不复存在，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的调节将被自觉的计划调控所代替；整个社会的一切生产部门将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参与下由一个“中央管理机构”（公社）集中管理，全部社会生产将按统一的计划进行。遵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预言与设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期，特别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具有以下显著特点：一是普遍实行国有化，将从地主资产阶级手中夺取过来的企业、经济组织和部门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特别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为了最大限度集中资源满足战争需要，列宁更是加速了国有化的进程，扩大国有化的范围，除了大企业之外，进一步将中小型企业也收归国有，纳入国家统一管理。中小型工业企业国有化的实施，使俄国几乎全部的工业企业都收归到国家集中管理。二是对国有企业实行高度集权的总局制管理。各总局高度集权，不经过地方苏维埃，自上而下对所属企业实行严格的集中领导与“条条”管理，直接给企业下达指令，规定企业的生产计划，负责企业的资金调拨、原材料和设备的供应，统一分配企业的产品等。进入“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这种高度集权的总局管理制被进一步强化，总局数量从 1918 年底的 18 个增加到1920 年底的 52 个，总局把企业的产供销和人财物统统包下来，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不实行经济核算。全国俨然一个统一的大军营、大军工厂。三是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
在生产领域：严格生产的计划管理，使全部社会生产按照服从于战时任务的集中计划进行“，按照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把全国所有经济活动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在流通、分配及消费领域：取缔自由市场，实行余粮收集制，并对主要农产品（粮、糖、菜、肉等）全部实行国家垄断，严禁私人买卖，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统一的消费公社网中，利用消费公社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有计划地集中分配一切必需品等。通过这些措施，试图用社会主义统一的经济计划调整生产，用有组织、有计划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从而“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总之，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时期及“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创立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就是：以计划为手段，排斥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高度的中央集权，高度的国家垄断，从生产、分配到流通、消费各个领域，都由国家掌握和控制，国家依靠行政命令、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来建立经济联系，推动经济运行，市场机制的作用完全被取消，地方、企业及个人等经济主体的自主权几乎完全被剥夺。
不可否认，上述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创立，虽然与当时的经济极端困难和战争有关，但根本上还是源于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出发而对社会主义的一种理想追求。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及“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曾反复明确地说“：共产主义要求全国大生产的最高度的集中。因此，应无条件地授权全俄中心直接管辖该部门的一切企业。”他还说“：剥夺全俄中心直接管辖该部门在全国的一切企业的权利，那就是地方主义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在这里，列宁把实行全国生产的集中统一管理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制度属性联系在一起，表明在列宁思想深处，他始终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全国高度集中与垄断的经济，社会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理应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国内战争只不过是加速了列宁建立这种集权体制的进程，建立这种集权体制并不是象某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仅仅是列宁在战时特殊环境下采取的临时政策，是被战争所迫的一种应急措施，是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一种巧合，而是列宁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主动追求，是列宁利用战争顺势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列宁的这种思想还可以在他后来的一次报告中得到印证。1921 年秋，列宁在《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说，“当时设想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设想，既然实行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制度，我们也就直接进入了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指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制度———引者》。”
这段话充分证明，建立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高度中央集权管理体制，是列宁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主动选择，退一步说，也应该是战争环境与列宁早期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主动选择思想双重影响的产物。那种认为中央集权管理体制是列宁在战争环境下采取的临时措施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二、不一定要认为国家垄断制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最好的办法———战后危机面前的深刻反思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及“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创立的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刚刚诞生的残酷战争年代里，曾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它空前激发了广大工农群众为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与英雄气概，把国家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用于战争的需要，从而赢得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武装暴乱战争的胜利，捍卫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但是，1920 年底，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这种管理体制所造成的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国家统得过多、过死，微观经济主体没有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致使工业生产严重滑坡，工业品产量下降到战前水平的 13.8%，农业种植面积大幅下降，农民经济变成“萨莫耶德式”经济（供自己食用之意），粮食及社会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各地农民起义，工人罢工，并最终导致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水兵暴乱。1921 年春天，苏俄面临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
危机面前，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深刻反思。在列宁看来，这种国民经济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式管理，只能是战争年代的特殊政策，却不能保证和平时期使社会主义经济走上正常发展轨道，只会把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推向崩溃与灾难的深渊，为了适应和平建设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对“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中央集权管理制作出一些改变。1921 年 3 月，他在有关场合阐述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与必要性时说“：我们在商业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转方面走得太远了”，“在理论上，不一定要认为国家垄断制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最好的办法”，“现在不必实行国家垄断制”，“可以把‘绳子’更放松些，不要绷断它，‘放得’‘松开些’”，“在下面给农民等流转自由”“，现在需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1921 年 7 月，他又在《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中进一步分析了苏维埃国家直接管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企业的弊端，明确提出要对这种体制进行调整。同年 10 月，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讲话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这些论述充分表明，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第一，国家垄断式的高度中央集权管理体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好做法；第二，经济不大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不能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自由流转（商品经济）基础上；第三，必须对苏维埃国家直接管理大量的各种类型企业及对企业的供应不同企业的生产率直接联系的做法进行调整。列宁认识上的这些转变，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伟大的新发展。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与理论家，列宁不仅对“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中央集权管理制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不一定要认为国家垄断制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最好的办法”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而且还从理论上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深入论证。列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理论设想，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现实出发提出来的，而俄国的现实经济是宗法式经济（即自给自足的或者处于游牧或半游牧状态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并存的经济，要将所有这些经济成分，特别是“到处都有”的小经济都纳入社会主义轨道，由国家计划统一集中管理，是行不通的，必须给予一定灵活性，必须发挥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的作用。列宁指出“：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这就离不开地方流转自由。”
在这里，列宁的理论逻辑是“：小生产”的经济现实决定了必须允许自由贸易、允许地方流转，而要允许自由贸易与地方流转，就必须改变高度中央集权、高度国家垄断的计划管理体制。这是列宁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对“不一定要认为国家垄断制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最好的办法”的观点进行理论论证。
三、以“上面实行集中，下面实行自由”为架构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沿着“不一定要认为国家垄断制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最好的办法”的思路，列宁对战后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具体模式进行了重新设计。1921 年 3 月，他在构思《< 论粮食税 > 的几个提纲》时首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新设想。他说“：在一些大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到来以前，经济关系或经济体制的类型 = 上面实行集中 下面实行农民的自由贸易……。”
列宁的这一设想，虽然最早是从转换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角度提出来的，但很快（稍晚一两个月），列宁就将这一构想推广到包括工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领域。在列宁看来，这种“上面实行集中，下面实行自由”的新体制，就是整个社会依然按照国家统一的计划进行集中管理，但是，下面每个具体的劳动者或组织均有独立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均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在完成国家统一计划任务的前提下，具有自主生产并通过自由贸易获取自身利益的自由。这种新体制实现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统一经济计划管理与发挥市场作用相结合，既具有计划性、集中性、统一性，又具有自由性、分散性、灵活性。列宁要求把建立这种新体制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
以“上面实行集中，下面实行自由”为架构，从 1921 年春开始，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这也是人类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宏观经济体制改革。这种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一是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并实行差别税率，对积极扩大播种面积和提高生产率的勤劳农户，给予税收优惠，或降低税率，或部分地免税，以提高其积极性。二是规定农民在纳税后剩余的一切余粮可以用来交换工业品，从而给予农民通过自由贸易获取自身利益的自由。三是改革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放弃大规模的共耕制、公社制、集体农庄制，大力推行合作制。在列宁看来，相比共耕制、公社制及集体农庄制，合作制保留了农民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及经营活动自主权，给予了小农以较多自由，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几乎在对农村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列宁也将这种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对城市高度中央集权的工业总局管理制进行了改革。改革举措主要有：一是撤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各管理总局，将其管理企业的职能转给托拉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只保留调节和一般领导的职能，对托拉斯进行总的计划领导和监督。二是压缩国家直管企业的范围，国家只将一定数量的大型企业集中在自己的直接管理之下，其余的则出租给合作社、协作社、其他联合组织以及私人，灵活经营。三是实行经济管理的地方分权原则，将部分原先直接由中央管理的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赋予地方经济机关广泛的职能和权限，构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条快结合”的新体制。四是给企业松绑，从物质处理、原料采购、产品销售、企业用工、劳动报酬、企业联合与分离及外贸等方面，赋予企业自主权力，使企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与主动性。五是按商业原则办事，建立企业经济核算制、经济责任制及一长制等，规定企业领导必须对企业负责，承担起使企业盈利的责任。六是改革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废除“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平均分配个人必需品的政策，实行工资数量与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劳动成果等挂钩，同时实行集体合同制工资政策，规定企业的工资总额不再取决于职工人数，而主要取决于企业完成生产计划的情况和经营的实际效果，以取代固定不变、国家统一的等级工资制，推动职工从切身利益上关心生产成果，调动劳动群众的积极性。
上述这些改革探索体现了列宁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上集中与自由相结合、集权与分权相结合、计划管理与发挥市场作用相结合、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权力与责任相对等及国家在管理企业上有所为、有所不为等宝贵思想。这些探索虽然还没有实现传统计划管理体制的转型，但它却突破了马克思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观点的束缚，开启了人类在实践中探索而不仅仅是在经典著作中找寻社会主义的光辉历程。这些改革探索虽然只是一些初步探索，在今天看来，很多地方还不是很完善，但却是人类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伟大探索，并很快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它使战后苏俄经济很快从崩溃边缘与一团混乱的泥潭中走了出来，走上迅速恢复与蓬勃发展的光明大道，向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的无限生机与灿烂前程，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历史示范作用。
四、列宁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早期探索的当代启示
列宁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探索中所形成的光辉思想，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暗淡。今天，我们重新梳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探索历程及其在这一探索中所形成的光辉思想，对推动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具有重要启示。它启示我们：
第一，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没有一个先在的固定模式，必须在实践中去探寻。160 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种种设想，但这些设想仅仅是他们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未来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所作的一些十分粗线条的描述与预测。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历史使命，仅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一般规律的剖析，揭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不是为后人具体描绘未来社会的详细蓝图，更不是为后人具体设计未来社会经济管理体制的具体模式。社会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究竟是什么样子，只能在实践中去说明。
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理论预测当做僵化的教条，而必须在实践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具体模式。在这方面，列宁给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他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以“上面实行集中，下面实行自由”为架构的集权与分权相结合、计划管理与发挥市场作用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新体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思想。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当前，在建设中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必须以列宁为榜样，既不教条式地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观点的束缚，也不拘泥于先辈们的原有结论，“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而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鲜活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
第二，生活像激流一般，任何一种合理的体制模式都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出现僵化的可能，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探索过程，既是人类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体制建设过程，更是人类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体制改革过程。
他改革“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适应战争需要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旧体制，创立了适应和平建设时期需要的新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劳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战后苏俄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当代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开辟了思想源头，展现了理论星空，提供了思想借鉴。实际上，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创新亦无止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事业永远在路上。我们必须学习列宁的改革勇气与智慧，坚持与时俱进，防止思想僵化，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与新特点，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以敢肯硬骨头、敢涉险滩的精神，坚持不懈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社会主义制度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第三，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依然是当前完善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关键。从列宁开始，回溯近100 年来人类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探索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探索中的重要课题。“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创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虽然忠于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与原则，但它否认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过分强调统一经济计划与中央集权，完全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因而没有活力，是一种僵化的体制。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没有最终突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传统模式，但他强调统一的经济计划应该给市场留有一定的作用领域和空间，“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建设”，极大地促进了战后苏俄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我国，经过新中国建国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反复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是面临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新形势、新问题与新要求，进一步理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计划与市场的双重作用，仍然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中的重要课题。当前，在我国，计划与市场的问题，既不是二者孰优孰劣的问题，也不是含量上的多与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在既定的情况下，应当如何恰当地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问题。实际上，计划与市场都是人类调节经济的有效手段，都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结晶，本身并无一个绝对的好坏优劣之分，关键看我们在实践中如何运用，如何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结合得好，它们都能扬长避短，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反之，就会影响并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在我国，实现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必须既要完善计划，又要完善市场，提高计划与市场各自的有效性。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凡是市场能解决好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决不可忽视政府计划的宏观调控，正如***总书记所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凡是市场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必须由政府用政策和计划来管，要进一步提高计划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增强计划的战略性、预测性和前瞻性，完善计划调控政策实施的法律保障体系，健全计划完成情况的问责机制，强化计划的权威性、约束性，提高计划的执行力。当然，世上从来没有抽象的“计划”与“市场”，有意义的是在每一特定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计划与市场。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在中国与在美国不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特有的国情决定了这种结合具有唯一性，并无先例和现成模式可循，只能强调“实践理性”，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