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形势论文第三篇：新冠肺炎疫情与世界经济形势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冲击巨大，美欧发达国家受疫情牵连，经济严重下滑。尽管它们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实体经济并未因此走出衰退，并且导致了全球性的“流动性泡沫”。疫情在发达国家造成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延续多年。部分美欧国家政府采取强硬的国家干预手段，管制企业的投资与贸易行为，逼迫企业与中国“脱钩”。基于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客观分析，中国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一方面强调主要依靠“内循环”维持增长动力，另一方面发展以我为主的“外循环”。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
关键词：世界经济; 新冠肺炎疫情; 双循环; “一带一路”倡议; 新发展格局;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China'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gainst Background of Covid-19
Ding Yifan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2020年经济增长率将达-8%至-9%，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和巴西，也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局面，经济衰退程度可能会超过发达国家。尽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其程度甚至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但这些非常规的经济政策只能在短期内避免市场崩溃，难以支撑中长期的经济复苏。与此同时，由于采取了科学严格的防控举措，中国得以快速控制住疫情并较早实现复工复产，成为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大环境中逆势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在担忧、嫉妒等复杂心理的影响下，部分美欧发达国家呼吁与中国“脱钩”的声势不减。面对这种局势，中国必须明确自身需求，坚持本国的国际发展战略，避免被外部势力干扰。
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遥遥无期
疫情使2020年全球经济大幅下滑。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计，新冠肺炎疫情将使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减少2万亿美元，其中除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将损失2200亿美元，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国所受影响最为严重，其他与最初受影响经济体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也将成为“重灾区”。[1]
美国与欧洲国家都是疫情重灾区。疫情暴发初期，由于美欧国家没有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将佩戴口罩视为“反科学”“不民主”的行为，导致病毒感染迅速扩散，疫情一发不可收拾。疫情大面积扩散后，部分国家政府开始呼吁民众佩戴口罩，但已经无法挽回因前期不作为而造成的疫情失控局面，每天感染病例数从几千人上升到几万人。进入夏季，疫情稍有好转，但仍然没被控制住。秋季之后，第二波疫情再次袭击美欧地区。法国的新感染病例数达到每天3—4万人，美国的新感染病例数则高达每天7—8万人。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因疫情失控而面临大面积瘫痪的风险。此外，一些新兴经济体还面临着经济衰退带来的债务攀升风险，而债务的货币错配有可能引发新的金融危机。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图片来源：新华社）
疫情初期，美欧国家在控制疫情与恢复经济活动之间犹豫不决。结果疫情没有被控制住，经济也没有因此而恢复。美国确诊病例数与死亡病例数居世界之首，美国国内多州又重新号召民众实行居家隔离。欧洲经济也遭受重创，2020年欧元区经济将萎缩9.1%。法国经济或将萎缩10%，失业率在未来半年内恐将升至11.5%以上。英国GDP预计将萎缩8%-15%，并且在未来一年内也难以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水平。[2]作为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德国，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德国统计局数据显示，德国出口业受到疫情严重冲击，其2020年4月货物出口额同比下降31.1%，创1950年有出口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大跌幅。作为东亚发达经济体的日本，其经济也遭受重创，国际评级机构将日本国债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预计其经济将萎缩5%—6.1%。[3]为促进经济恢复，日本采取一系列举措，但又遭受第二波疫情的影响。
此次疫情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造成冲击。工业生产极度萎缩给供给侧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生产停顿又导致失业率上升，民众可支配收入减少，社会消费需求遭到严重抑制。所以尽管美联储、欧洲央行等快速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幅下调利率，但无法发挥预期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主要央行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几乎用尽了传统的货币政策；在应对此次疫情的过程中，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相关机构的政策空间大幅收窄，最后被迫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但是，这一系列举措也只能勉强维持股票市场的稳定，难以为实体经济的恢复提供持久动力。为应对经济萎缩、市场萎靡的局面，美欧国家向民众补贴现金，以期拉动消费增长，但这一举措进一步扩大了政府的财政赤字。特朗普政府为应对疫情防控和促进经济复苏，采取大力发行国债的举措。从数据上看，美国政府2020年4—9月的借款总额已达到创纪录的3.7万亿美元。[4]这意味着美国2020财年可流通的美债净存量将增加4.395万亿美元，超过了之前5个财年增加的债务总和，是2009年峰值的2.5倍。到2020年年底，美国国债余额或将超过30万亿美元。[5]如果美国的GDP总额在2020年达不到预期水平，其国债负债率将会超过当年希腊债务危机时的负债率水平。尽管美国在美元货币霸权和债务信誉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但如此高的债务水平还是让许多国际投资者望而却步。
疫情改变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方向
疫情之下，曾经作为欧美国家经济政策指导方针的“新自由主义”受到质疑，国家干预主义悄然回归。
第一，西方经济学界开始远离新自由主义并为国家干预主义正名。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西方经济学界不断出现重新回归国家干预主义、为产业政策辩护的声音。在国家工业化发展初期，美欧国家均依赖产业政策实现了工业化，即政府采取一系列优惠的财政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支持国内制造业快速发展，美国更是依靠产业政策发家致富的典型。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后，部分西方经济学家却批判新兴经济体在工业化初期采取类似的产业政策保护本国产业，甚至指责产业政策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腐败和生产效率低下的根源。讽刺的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经济表现较好的德国，正是依靠产业政策才维持了本国的制造业优势，并得以保持较强的经济增长。在德国政府执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以德国国家开发银行为代表的德国国有企业发挥了很大作用。
第二，美欧国家不断运用法律手段加强贸易保护主义。美欧国家一直坚持司法在国家治理中的独立作用，但经常以立法之名行贸易保护行为之实。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严苛审查；二是直接制定相关法律，阻止外国企业对本国企业正常的市场收购兼并行为。西方国家滥用法律手段特别是大幅提高关税，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或将导致全球性的贸易集团大战，最终或引发全球经济陷入大衰退、大萧条的境地。
第三，动用国家财政力量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尽管美欧国家的财政收入已经不足以支持他们资助那些陷入流动性枯竭和资不抵债困境的企业，但其通过“债务货币化”的方式，推动本国央行买入国家债务，以向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此外，为避免关键产业落入外资之手，一些欧洲媒体甚至宣扬将部分企业国有化，以加强对相关产业的保护力度。
发达国家借疫情加速与中国“脱钩”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在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率先复工复产，并向包括美欧等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防疫物资。然而，美欧国家部分政客持续利用疫情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甚至无端指责中国利用“口罩外交”谋求扩大自身地缘政治影响力。这些极右翼政客将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与所谓维护“国家安全”进行捆绑，叫嚣在经济上加快与中国“脱钩”。与此同时，在国际政治环境恶化与全球经济产业链断裂的压力下，一些在华跨国公司已经考虑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链布局与投资。例如，一些跨国企业开始在本土或者临近本土的地方寻找供应基地，以降低运输风险。部分美国企业加大了对墨西哥的投资，西欧企业也加大了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日本企业则加大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疫情也使得美欧国家意识到自己在医疗器械、药材原料等与防疫有关的物资方面过于依赖中国。为降低被“断供”的风险，相关国家在上述领域不断加大对本国企业的投资力度，意在减少对中国进口的依赖。
当前国际局势表明，美国已经不再坚持尊重市场经济、保护私有产权的原则，更加表现出以国家强制力干预市场的大政府主义和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国际贸易霸凌主义。虽然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特朗普政府依然坚持冷战思维，采取长臂管辖的方式，推动美国企业及其他应用美国技术的企业对中国技术出口制造障碍，旨在持续对中国进行打压。然而，与20世纪美苏之间相互孤立的情况不同，中美仍然互为重要贸易与投资伙伴，因而美国对华发起的所谓“新冷战”是不可能成功的。此外，在美国执意推动与中国“脱钩”的过程中，美国获得廉价工业制成品的机会也在减少，其构建新供应链的成本也会增加，未来美国很有可能再度陷入经济“滞胀”。因此，中国有必要在经济上适度与美国拉开一定距离，以防被美国经济及其货币政策波及。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正在由原来扁平的供应链向地区化发展。[6]北美正在形成以墨西哥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欧洲正在形成以东欧国家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而东亚正在形成以东南亚和中国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在这种背景下，跨国公司不得不重新考虑自身的投资战略与产业链方案。然而，由全球供应链向地区供应链转变必定会影响到相关企业的投资效率。考虑到中国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许多欧美企业无法舍弃庞大且成熟的中国市场。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全球跨境投资下降了约40%，但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仍在增长。2020年上半年，新加坡对华投资同比增长了7.9%，美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了6%，东盟国家对华投资同比增长了5.9%。其中，中国高技术服务实际使用外资增加了19.2%。[7]这些数据表明，即使跨国公司希望通过减少在中国的投资来分散风险，中国仍然是世界市场中不可忽视的投资目的地。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不断成长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步推进，这使中国迅速地参与了全球化，大大提升了中国工业化的速度与水平。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产出与商品出口总额自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增长。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产出总额从1980年的1800多亿元人民币增长到1997年的2.6万亿元人民币，再到2008年的10万亿多元人民币和2017年的24万亿多元人民币。这些工业制造业产出的增长伴随着中国出口的增长。1980年中国商品出口总额为181亿美元，到1997年达到了1827亿美元，2008年超过了1.43万亿美元，2015年则增长到2.27万亿多美元。可以说，世界经济的开放及全球化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外部需求的持续增长也支持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的外部需求大幅下降，外贸出口在中国GDP中所占比例不断下滑，中国转而依靠自己庞大的内部市场来维持经济增长。在相关经济刺激计划推动下，中国依靠对国内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对消费市场的刺激，实现了经济持续发展。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是因为中国参与了全球化，是因为西方企业把生产都转移到了中国；若这些企业都撤离中国，中国的实力就会下降，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趋势就会逆转。这纯属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且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严重误判。
经济全球化有力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产业分布最齐全的经济体。图为2020年3月18日拍摄的上海洋山港集装箱码头（无人机照片）。
经济全球化的确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产业分布最齐全的经济体。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因此在疫情期间，唯有中国有能力及时向全世界提供亟须的各种医疗及其他生活用品。2018年中国的工业产值超过了美国、日本及德国三国的工业产值之和，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最大工业生产国。在这种背景下，西方跨国公司撤出中国并不会阻碍中国的发展，反而会给中国自己的企业腾出更多空间和更大市场。但出于促进国内市场良性竞争的考虑，外资公司在中国的继续发展能够为中国企业的进一步壮大提供外部动力。此外，疫情暴发后中国表现出的韧性、组织能力与恢复能力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因此西方跨国公司非但没有撤离中国，反而加大了对华投资力度。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31.92万亿元人民币。201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90.08万亿元人民币，10年内增长了近3倍。而同期，其他发达国家却停滞不前甚至还有退步。如欧盟的GDP从19万亿多欧元下降到了18万亿多欧元，虽然有欧元贬值的因素，但10年间欧洲经济发展的迟滞是无法否认的。2008年日本的GDP为5.04万亿美元，2018年下降到了4.95万亿美元。10年间，美国的GDP虽然从15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万亿美元，但同期美国发行的国债却增长了10万亿多美元。换句话说，美国经济增长了5万亿美元，债务却增长了10万亿美元。这等于借两块钱做生意，只生产出一块钱，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可持续性较低。
此外，中国经济在发展规模与质量等方面有极大提高，这在基础设施领域体现得尤其明显。2008年中国仅有一条从北京至天津的高铁，半个小时跑完100多公里。到2018年，中国已经建成2.8万多公里的高铁，是全球其他国家高铁里程之和的2倍多。中国建成的高速公路里程和中小型城市的机场数量也居世界之首，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一跃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基础设施系统。同时，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也有了长足进步。在4G通信基础设施覆盖中国98%的领土基础上，电子支付体系、基于二维码的各种认证体系蓬勃发展，使中国在此次疫情防控方面展现了极大的信息和技术优势。
中国开启“双循环”为未来发展护航
考虑到作为中国传统出口市场的美欧国家难以在短期内控制住疫情，其经济也将持续在低位徘徊，中国需要改变包括出口结构在内的经济发展结构。为应对当前国际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循环一方面要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技能与收入，增加中国内部市场的消费能力，减少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要健全中国的自主产业链，重视培养自主的产业生态，防止因受制于人而陷入被动。近年来，中国越来越重视科技发展和产业链升级，在5G通信、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出台一系列政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10月16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我们要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更加警惕、对向中国输出的技术管制更加严苛的背景下，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技术创新来实现这些科技发展目标，这是中国强调“内循环”为主的重要依据，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将成为测试中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试金石。
实现新形势下的外循环也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重要环节。中国过去参与的国际大循环，只是美欧大型跨国公司主导下全球生产链的一部分。未来，中国不仅要在全球产业链中继续保持重要地位，还要进一步向全球产业链的上游攀升。新时期的外循环既要考虑中国市场如何高质量地将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企业“引进来”，也要考虑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为此，中国应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与合作。这不仅能够为各国实现繁荣发展开辟新路径，更能建立广泛的“朋友圈”，妥善应对美国对中国长期的围追堵截。
应该看到，中国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问题，还是中国为应对“逆全球化”所作的提前筹划。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政府与众多外国政府签署的合作协议本身就代表了中国版的新型全球化。“一带一路”项目是让市场与政府都深度参与的世纪工程。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培育市场是本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诸多成果也一再证明，只有本国政府与企业劲往一处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更上一个台阶。
如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众多国家的积极响应，成为经济危机后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部分政客为了制衡中国不断崛起的影响力，加大对非洲和中亚等国的资金、人力等方面的投入，与“一带一路”建设开展直接竞争，甚至开动宣传机器，极力抹黑“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成果，煽动部分沿线国家民众破坏“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但是，中国打造自己“朋友圈”的努力不会因美欧等国的阻挠而停止，未来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投资与贸易还会继续增长。疫情期间，东盟国家首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凸显了中国外循环发展模式的强大生命力。有了更大的“朋友圈”，中国的工业产能就会得到充分释放，这不仅能够提高中国投资的效率，还能扩大市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更加平衡。
参考文献
[1]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The Economic Impact of COVID-19:Can Policymakers Avert A Multi-trillion Dollar Crisis?”March,2020,https://unctad.org/press-material/economic-impact-covid-19-can-policy-makers-avert-multitrillion-dollar-crisis.
[2] 《世行预计今年全球经济“最大下滑”美欧衰退明显亚太扩张微弱》，环球网，2020年6月10日，https://finance.huanqiu.com/article/3yai0SLu Sy2。
[3]Reuters Staff,“Fitch Lowers Credit Outlook On Japan To Negative on COVID-19 Impact,”July,2020,https://in.reuters.com/article/japanfitch-id INKCN24U0MW.
[4] 《美财政部二季度计划发债近3万亿美元》，新华网，2020年5月5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05/05/c_1125944308.htm。
[5] 《美国财政部发债规模屡创新高，最终谁将付出代价？》，新浪财经，2020年5月13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20-05-13/doc-iirczymk1429076.shtml。
[6]“Supply Chains Are Undergoing A Dramatic Transformation,”July,2019,https://www.economist.com/weeklyedition/2019-07-13.
[7]“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0: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Beyond the Pandemic,”June,2020,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ir2020_e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