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着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质的提高。然而，现阶段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基尼系数逐年攀升，这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念相悖。“穷则愈穷，富则愈富”的马太效应使得社会阶层逐渐固化，将严重遏制生产力的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就贫富差距现状及产生原因做出分析，分析这种趋势带来的危害，探究缩小贫富差距的途径。
关键词：贫富差距; 现状; 原因; 社会危害; 缩小途径;
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中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目前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部分先富”目标已经实现了，然而不仅“共同富裕”的目标没能实现，国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反而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贫富差距不仅与经济体制和分配机制密切相关，而且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经济的进步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市场化经济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色，生产体制存在多样性，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收入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因此，可以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调控贫富差距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正确地引导和维护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均衡化与合理化，实现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一、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1.城乡发展差距虽有所缩小，但仍有较大距离。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可知，2015—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年增长率为6.66%。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 733元，其中城镇居民为42 359元，而农村居民仅为16 021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64倍。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 559元，其中城镇居民为28 063元，农村居民为13 328元，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为2.11∶1。对比2015—2019年的相应数据，发现城乡居民整体收入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但两者之间目前仍有2倍以上的差距。
2.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在继续扩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2018年东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 298.2元，中部、西部和东北分别为23 798.3元、21 935.8元和25 543.2元。对比2013—2018年各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东部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差距由2013年的7 966.3元增加至2018年的12 539.1元，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没有改观，反而在继续扩大。以上情况与中国目前交通基础设施的分布相对应，即东部沿海地区最先进，其次是东北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相对落后。交通基础设施滞后会影响人才和资金的聚齐，影响经济集聚程度，即便拥有资源优势也难有作为，最终导致地区间发展差距继续扩大。
3.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存在明显的差距，贫富差距已接近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目前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企业主及待业人口等阶层间均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研究发现，2018年所有行业年平均工资（82 413元），农业、渔业、畜牧业和林业的从业者年平均工资最低（36 466元），软件编程及信息技术的从业者年平均工资最高（147 678元），最高者为最低者的4.1倍（对比2016年的数据，两者间差距仅为3.6倍）。2017年中国最富有的20%国民占据了45.8%的社会财富，这比例非常接近同期美国的水平（46.9%），超过德国、法国、英国（39.7%、40.9%、40.6%），而同期中国最贫困的20%国民仅拥有4.2%的社会财富[1]。
二、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
造成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许多学者均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刘国光认为，“私有制经济超前发展的势头一直延续下去，到一定的时候问题就会出来，两极分化自然出现。”[2]刘国光同时指出，“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前述的一系列重要原因外，跟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公降私升、化公为私的私有化和过度市场化过程有着解不开的紧密联系，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3]而吴敬琏指出，“事实证明，目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贫富悬殊问题，主要是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其中首要因素是腐败”，“正是因为国家部门的强化使腐败和不公愈演愈烈。”[4]简新华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私有制经济和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主义最终要消灭剥削和走向共同富裕是存在矛盾的。”[5]
因此，应对贫富差距过大这个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首先应当保证社会体制的健康与完善，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不断进行改良与完善，这样才能做到渐进缩小贫富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三、贫富差距过大对社会的危害
1.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必然导致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阻碍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两极分化造成社会正义难以真正实现，少数权贵生活奢侈、腐败引起的不良社会风气，极易引发整个社会“仇富”心态的蔓延，长期持续下去会逐渐让普通低收入民众失去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同感。不断发生的劳资矛盾，会引起底层民众的强烈不满，成为滋生突发事件的温床；继而增加社会维稳的开支，对社会的长治久安造成威胁。同时，稳维成本的增加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投资削减，最终拖累整体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可能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6]。
2.贫富差距过大会造成国民消费呈现两极化的趋势，购买生活必需品将占据低收入阶层的绝大部分收入，而高收入阶层则热衷于奢侈品消费。由于历史原因及现实情况，目前的高档奢侈品的生产及研发绝大多数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因此，消费两极化可能导致与“高档品”相关的技术、资金向西方发达国家转移，与“必需品”相关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在国内相互恶性竞争，未来可能出现中国境内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剩、高新技术产业匮乏的畸形结构，最终导致国家整体经济结构不合理[1]。
3.贫富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失范现象加剧，社会规则将受到极大冲击，违反规则、扭曲规则成为常态，甚至出现凌驾于规则之上的畸形现象。中国长期深受陈旧的封建思想影响，至今仍有不少陋习潜移默化地存在于民间。尤其在当今全民互联网时代，贫富差距问题已被赤裸裸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失范”似乎已成为中国社会常见现象，官员腐败贪污、以权谋私，医生私收“红包”，教师违背师德等失范行为屡见不鲜，致使职业道德逐渐沦丧、行业潜规则风气盛行。庞金友认为，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分化，媒体垄断催生的恶性竞争，互联网技术革新带来的传播转型与社交平台导致的认知偏见，以及公民政治信任危机等因素，将使社会认知更加歪曲[7]。总之，控制贫富差距过大，既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反之则会加剧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
四、中国现阶段缩小贫富差距的途径
“穷则愈穷，富则愈富”的马太效应将逐渐固化社会阶层、阻碍社会底层上升通道，长期持续下去会严重遏制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社会安定。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解决方法应采取分步骤、递进式实施。
1.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同时强化对私营经济的指导和必要的管理。弱化私营经济发展可能引发的贫富两极分化；改善市场机制，增强市场监管效能，规范市场行为标准，坚决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减轻市场失灵和恶性竞争造成的负面影响。
2.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对高附加值新技术、现代化农业的投入，鼓励服务产业升级，努力跻身世界产业价值链高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扩大内需及科技创新作为未来经济的重要突破点，持续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和消耗量，加强资源集约管理，逐步建立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1]。
3.不断提供新的就业岗位，重视采取多种措施让低收入家庭成员增加就业机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公司管理结构，遏制高管人员收入增长过快的势头，合理调整普通员工的收入并给予一定政策性倾斜，适当增加工资性收入。
4.完善经济政策，兼顾公平和效率，维护合法收入，坚决杜绝非法收入，增加过低的收入，调整过高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在全社会的比例。重视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开发商和失地农民之间的合理分配和利用。逐步开征包括财产税、遗产税、房产税、财产收益税、累进所得税在内的各种收入和财产调节税。加大对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的援助力度，加强扶贫工作，切实防止贫困回潮。适当调整企业和工薪阶层的税负，鼓励投资，使低利润企业有提高职工工资的条件[8]。
5.继续完善教育制度及科技进步制度，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扩大对分级教育的支持，重点加强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提高义务教育质量，逐步实现高中、职高阶段义务教育，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提高劳动力就业及创新的能力，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增加劳动者收入。增加大学生创业教育工作的投入，在校期间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知识，促进大学生创业能力的提高。
6.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持续高压反腐，消除不合理的等级特权，消除由于特权等级和腐败导致的收入差别甚至暴富，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9]。建立健全城乡统一、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通过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及社会福利均等化，减轻低收入民众的负担，缩小贫富差距。
7.促进中国各地域平稳、有序发展，减少区域间发展差距。尤其是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保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高增速，利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区域间信息畅通、人才流动，增加有利于发展中西部经济的各项策略的制定。截至201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9.6%，与发达国家80%的城镇化率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当前需要将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提高城镇体系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改善城乡内部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五、结语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功在于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一体化模式，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当前，中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基尼系数却多年维持在接近0.5的水平，整个中国社会应当时刻保持警醒的状态。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应当继续深化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发展方向的共识，重视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建立完备的政治、经济制度，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促进资源均衡配置，稳中求进谋发展。同时，应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而不是依靠精英治理保障公众利益，为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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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国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J].经济学动态，2011,(7):14-19.
[3]刘国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4):3-12.
[4]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J].学习月刊，2013,(5):56.
[5]简新华.中国财富和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利弊和对策[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13-16.
[6]毛学松.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对的世情与国情[J].对外经贸实务，2018,(10):8-11.
[7]庞金友.网络时代“后真相”政治的动因、逻辑与应对[J].探索，2018,(3):77-84.
[8]简新华.节制资本，缩小贫富差距[J].当代经济研究，2015,(5):27-33.
[9]唐芳芳.对美国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思考[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9):64-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