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理论与新进展(3)

　　（ 三） 对环境利益问题的考察
　　
　　1.消费性污染
　　
　　Copeland & Taylor（1995） 在综述生产性污染研究基础上，引入消费性污染供给和需求，提出了消费性污染模型。其实，上述两类污染问题并非相互对立，仅是针对的污染物类型不同，这与研究污染是否跨界的问题相似。白色污染就是典型的消费性污染。作为对生产性污染问题的补充，消费性污染问题也逐渐被部分学者关注。较具代表性的是Kayalica & Kayalica（2005） 建立了考虑消费性跨界污染的相互倾销模型，所得结论依赖于各国的污染偏好和消费偏好。在Kayalica & Kayalica（2005） 模型基础上，Fujiwara（2010）同样基于消费性污染假设，进一步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国家福利的影响。
　　
　　2.环境服务行业
　　
　　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有关环境服务行业的发展也受到了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学者的关注，与之相关联的包括清洁技术市场。Feess & Muehlheusser（2002） 较早地关注到了该领域研究，考察了环境服务行业的存在对战略性环境政策的影响。他们假设位于本国的环境服务行业提供清洁要素（ 技术） ,该要素与污染排放一起成为了消费品生产的投入要素，得到当且仅当清洁要素的需求数量效应不能弥补替代效应时，环境服务行业所在国家将选择低于边际环境损失的排放税率的结论，并认为“干中学”的环境服务行业会导致更为严格的环境政策控制。在考察上下游企业间减排技术交易问题时，Greaker &Rosendahl（2008） 在视减排技术为可贸易品的基础上，假设上游企业向下游污染产业出口减排技术，并考虑了环境政策制定中新技术的出口潜力问题。
　　
　　3.中间产品
　　
　　包括Barrett（1994） 在内的众多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都是针对最终产品而言，但在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中间产品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Ishikawa & Spencer（1999）、Lee & Wong（2005） 等学者陆续将中间产品引入到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中。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同样地将中间产品的研究视角引入到分析战略性环境政策选择。Hamilton &Requate（2004） 较早进行了该方面研究，从贸易政策、环境政策及建模三个角度阐述了考虑垂直化市场结构的重要性。与上述研究不同，Mc Corriston & Sheldon（2005） 在借鉴Ish-ikawa & Spencer（1999） 基础上建立了纵向关联市场的连续双寡头模型，考察了对污染性中间产品征收环境税情形下，政府调整边界税对国内企业出口进行补贴的有效性。邢斐和何欢浪（2011）、何欢浪（2015） 进一步基于连续双寡头的第三国市场模型，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均衡环境政策及社会福利的影响。
　　
　　4.政治经济学分析
　　
　　传统的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弱化了政府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简单地假设政府以本国福利最大化原则制定最优政策。然而，现实发展中政府政策的制定并非如此简单化。早在Rauscher（1994） 首次提出生态倾销时，就从公共选择理论方面对开放经济下环境政策的制定进行了解释，其考虑了特殊利益集团如何通过游说行为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在随后的研究中，Bommer（1999） 还考虑了企业重新选址等因素，建立有关战略性环境政策选择的政治经济模型。然而，能否通过政治经济学分析来解释为何不同国家或地区会选择不同的环境政策标准Roelfsema（2007） 的回答是肯定的，其指出如果中间选民充分关心环境，他们有动机选举出更为关心环境的政府，从而降低出现“向底线竞赛”环境税政策的可能，反而出现了“向顶端竞赛”（race to the top） 现象。该研究也从理论上解释了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弥补了众多实证研究无法得到理论支持的缺陷。Hattori（2010） 延续了上述研究，其在考虑产品市场结构差异化的基础上，建立包括战略投票内容的政治经济模型，为部分政治区域内制定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的经验观察提供了理论解释。
　　
　　四、简评与研究展望
　　
　　战略性环境政策逐渐融合了环境效应外部性、保护合理性和贸易自由化等经济逻辑，成为新贸易理论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其为各国如何在直接补贴政策受限的现实条件下，通过环境政策为企业提供隐形补贴而获得出口竞争力提供了思路和理论支持。依托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战略性环境政策也在模型设定、研究问题等方面得到了充分的扩展，研究问题更接近于现实经济状况，使研究更具现实意义。这与该研究起源于对现实贸易规则限制考虑的初衷相一致。从上述研究扩展内容可以发现，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扩展内容主要是针对模型假设的延伸，使研究更接近于所涉及问题的现实条件。包括内生市场结构、产品差异化、异质性假设、跨界污染以及消费性污染等方面的内容，都是对Barrett（1994） 等战略性环境政策基本模型假设的扩展，其主要可分为两类： 其一是对一些较为简单的模型假设进行放宽，使模型更接近于现实状况而得到改进，例如内生市场结构、产品差异化及异质性假设等； 其二是取决于特定的研究对象，例如跨界污染和消费性污染，能够补充和完善模型的解释范围。
　　
　　其次，战略性环境政策选择中最优污染排放税与边际环境损害（ 庇古税） 的关系并不确定。Rauscher（1994） 在提出生态倾销概念时便指出，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一定会导致生态倾销。同样地，Barrett（1994） 认为边际减排成本是否低于边际环境损害取决于具体的寡头竞争类型。虽然大部分学者得到的结论主要为最优排放税率低于边际损害，这样政府可通过较为宽松的环境政策促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出口竞争力； 但仍有学者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得到最优排放税率可能大于边际损害的结论（Katsoulacos & Xepapadeas,1995;Sugeta & Matsumoto,2005）。可见，战略性环境政策并非专指制定宽松的环境政策，其取决于特定的模型条件； 有时，较为严格的环境政策反而可能为本国带来更高的福利和出口竞争力，这与“波特假说”的思想相一致（Feess & Muehlheusser,2002）。
　　
　　再次，政策工具并不局限于环境污染排放税和排放标准，而是已扩展至其它政策领域。政府补贴政策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包括减排活动补贴、环境R&D补贴、一次性补贴等。国家间的环境合作协议是另一种政策扩展，参与主体为各国政府部门，而且主要基于跨界污染假设。国家还可以给予企业排放许可，并允许排放许可或排放配额进行国内或国际间的交易，以优化污染排放交易市场。此外，传统研究中政策制定过程外生的假设也得到了扩展，体现了政策制定选择的多样化和决策过程的内生化，进一步强化了政府作为战略性环境政策制定中的核心作用，使政策制定更加合理化并复杂化，这加强了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和说服力。
　　
　　最后，研究问题的扩展主要受研究与现实条件的变化驱动，主要为各国已定政策的合理性或拟定政策的可行性提供理论支持。战略性环境政策提出的精髓在于，其充分考虑了现实经济发展条件，例如直接补贴受到了来自GATT/WTO的限制或禁止。该研究的扩展延续依然继承了该方面的优势，使研究结论更具现实发展意义。需要肯定的是，作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的变异，战略性环境政策的扩展研究也同时受到了前者研究扩展的影响，其中考虑参与国经济发展差异、中间产品、战略联盟等即是典型代表。
　　
　　总之，从我们搜集的文献来看，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仍受到了广泛关注并有持续的研究成果出现，使得相关研究工作持续展开。虽然现今的战略性环境政策研究较早期研究（Barrett,1994;Conrad,1993;Rauscher,1994; 等） 在模型假设、研究问题上有了诸多进展，但仍存在可扩展之处且不限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可考虑生产性污染和消费性污染共存的情形； 第二，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在各国环境损害系数非对称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国际环境协议或污染排放权交易的可能性与存在依据； 第三，进一步延伸至对自然资源的考察，考虑不同资源禀赋国家间最优政策选择差异问题； 第四，将可能存在的贸易报复或贸易摩擦考虑在内，在满足双边或多边的利益诉求下寻求可能存在的环境政策联盟或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