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辉、孙莎、刘莉亚 （2014） 利用我国银行业数据对货币政策如何影响银行业流动性创造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对银行总体流动性创造的影响为负， 主要体现在表内流动性的降低和表外流动性创造的增加。此外， 上述影响会因银行资产规模和资本充足率的不同而存在差异。银行资本充足率越高， 则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越小；而银行规模越大， 则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效果存在显着的差异。因此， 一方面由于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不同类型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说明需要央行运用差异化的货币政策来保持结构合理；另一方面， 如前所述， 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增加银行流动性创造， 但货币政策长期宽松则会导致银行创造的流动性过多进而积累大量的流动性风险， 因此央行的货币政策决策应同时考虑到金融稳定问题。
王周伟、王衡 （2016） 通过构建包含银行和厂商的局部均衡模型， 分析了货币政策与银行异质性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创造的影响。一般而言， 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银行的流动性创造， 但这种效应存在显着的时滞性。从银行异质性来看， 货币政策对于那些资产规模大、资本充足率高的大型国有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流动性创造水平， 其影响并不显着；而对于那些融资渠道狭窄、规模小的地方性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来说， 货币政策的数量和价格效应更加明显。
从这一类研究中可以看出， 货币政策对于商业银行的表内及表外流动性创造都会产生作用， 而这种作用将会受到银行规模、资产负债状况、资本充足率、风险承担等因素的制约。然而，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 而没有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构建上述问题的理论假设， 因此进一步丰富流动性创造的理论模型将成为今后此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并在更为合理的理论模型假设下进行各种实证检验。
（二） 银行流动性创造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
2007年次贷危机对世界范围内的金融与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金融危机通常与金融系统内的流动性创造存在密切的联系， 主要表现为次贷随着银行流动性的扩张而膨胀， 同时随着银行流动性的收缩而枯竭。最终， 当银行无意于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时， 金融危机则一触即发， 而银行体系的崩溃必然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正如Berger&Bouwman （2006） 曾指出， 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将银行中介比作流动性创造者， 他们利用美国银行业1993-2003年的数据， 根据流动性高低将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进行分类并赋予不同的权重， 以此测算出这一期间美国银行部门的流动性创造增长了约三分之二， 然后除以GDP, 结果表明银行流动性创造对实体经济产出具有较大影响， 而这种影响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状况、银行规模及银行所有制关系等。通过上述研究我们不难看出， 经济系统中的各种金融变量可以通过增加银行流动性创造的水平来推动宏观经济的增长。
此外， Fidrmuc、Fungacava and Weill （2015） 也按照B-B方法以俄罗斯银行业数据为例， 实证检验银行流动性创造能否促进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型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 结果表明银行流动性创造对俄罗斯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 而这种关系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减弱。Berger&Sedunov （2017） 通过研究银行流动性创造 （LC） 与经济产出 （GDP） 之间的关系， 发现每单位资本的LC与每单位资本的GDP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性， 这主要归因于小型银行的表内流动性创造和大型银行的表外流动性创造。然而， 他们还进一步论证了流动性创造存在最优临界点， 从微观审慎角度看流动性创造过多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 而从宏观审慎角度看过多的流动性创造会带来资产泡沫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因此， 政策当局应当在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稳定两者之间做好抉择。
上世纪90年代以来， 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过较严重的银行危机， 这些金融危机都伴随着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的大量倒闭， 而大多数国家的金融体系仍以银行体系为主， 由此银行体系的倒闭对本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冲击。然而， 银行危机意味着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存在问题， 外因只是银行危机的诱发因素， 一个好的银行体系能承受较大的冲击， 运行不好的银行体系其承受力较小， 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银行如何创造流动性。有人认为， 银行的监管可以促使银行体系实现稳定， 已有研究认为银行监管可以缓解银行与企业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然而银行监管并不能总是保持有效， 企业家行为可能导致银行监管偏离最优。
Diamond&Dybvig （1983） 提出银行体系的不确定性首先表现在存款人取款的不确定性， 即存款人与银行的合约使得存款人可以在任意时间提取任意数量货币。随后， Allen&Gale （1998） 为了验证上述论断， 假设银行与存款人是同质的， 得到银行的存在是为了保证存款人的利益最大化， 但现实世界中存款利率与无风险利率的差异也决定了上述假设的不合理性。因此， Gorton&Xavier （2004） 转而通过研究银行存在的重要性及存款人随机取款需要满足的条件。此外， 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外生的实际冲击 （Real Shock） , 这会导致银行的中期流动性短缺。对此， Bryant （1980） 、Gorton （1985） 、Hellwig （1994） 和Alonso （1996） 的研究都表明， 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影响银行的真实流动性， 由于存款人的风险观测能力不同， 使得存款人的流动性需求对银行的实际投资会产生很大影响。
那么， 面临经济体系内的不确定性而引发银行危机时， 银行如何化解并实现自我救助呢？通常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流动性创造， 二是从其他经济体系融资来进行补充， 三是政府的担保。就补充银行流动性创造而言， 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来自于Gorton&Huang （2004） , 该文中提出了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三种方法， 有债务豁免、清算与税收。按照Gorton&Huang （2004） 的理论， 他假定银行补充流动性的方法由外生变量决定， 即如果企业投资失败的话， 银行的策略行为就取决于外生因素， 而现实中银行在使用债务豁免、清算等方法时， 许多内生因素如本金、利息等会影响银行行为的选择。因此， 关于银行流动性补充的研究将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三、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问题的研究
前文已提到， 流动性创造是现代银行的一个重要职能， 而金融危机的产生与金融系统内的流动性创造关系甚密， 当银行流动性创造不断枯竭时金融危机就爆发了。已有研究表明， 不仅货币政策会对银行流动性创造产生较大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后许多人认为流动性的运动是经济波动及金融不稳定的根源， 由此旨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政策被广泛关注并深入研究。然而， 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不仅包括宏观审慎政策， 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也对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影响， 因此新时期的监管变革越来越关注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问题。对此， 已有研究主要讨论了三方面问题：一是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协调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二是两者之间具有既相互促进又潜在冲突的关系， 三是两者如何实现相互协调的问题。
（一） “外溢效应”问题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外溢效应”问题， 为两者之间的协调提供了可能性和合理性。一方面， 货币政策在维持价格稳定的同时， 控制金融系统的累积风险和保持金融体系稳定也成为货币当局的新目标。Srejber （2004） 认为通货膨胀适度的情况下， 资产价格泡沫化的波动与社会过量投资之间会因“金融加速器”的作用而更加明显， 因此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资产价格波动问题。Faia&Monacelli （2007） 、Borio&Zhu （2008） 进一步研究发现， 货币政策目标框架应当包含资产价格， 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立场将可能通过资产价格波动来提高金融机构过度承担的风险。而国内的研究中陈松林 （2004） 、陆磊 （2008） 、马勇 （2013） 都指出， 货币政策应当充分考虑到金融市场的行为， 更为广泛地致力于维持和治理金融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 宏观审慎政策应当通过运用各种监管工具对宏观经济运行发挥重要作用， 金融监管当局应坚持审慎原则来缓解金融风险累积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动荡。如Bhattacharyay （2003） 提出了一个宏观审慎指标MPI来监测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通过使用67个亚洲开发银行公认的指标对部分亚太国家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用于监测金融脆弱性的指标工具MPI有效性较强， 宏观审慎监管指标应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指标相结合， 来全面考察金融体系应对外部信息变动的灵敏程度。此外， Laudau （2009） 、Borio （2009） 及Hanson等 （2011） 都指出， 宏观审慎监管应当致力于防止资本市场过热而产生的资产泡沫， 其政策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并有效降低宏观经济波动成本。
（二） 复杂关系问题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既相互促进， 又存在潜在冲突。一方面， 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如Bernanke&Gentler （2001） 、Trichet （2009） 及Angeloni&Faia （2009） 都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货币政策如何对抗金融不稳定性累积的问题， 赞成通过使用一些政策工具以防范金融风险。Borio&Drehmann （2009） 的研究进一步强调单独依靠宏观审慎政策来解决时间维度的金融不平衡， 将会增加宏观审慎监管的负担， 此时可以同时使用货币政策来消除金融不稳定。对此， Loisely等 （2009） 论证了货币政策通过资产价格渠道来影响系统性风险， 而Tobias&Hyun （2009） 则认为货币政策通过金融杠杆渠道来改变银行的风险承担。
N'Dyaie （2009） 通过构建包含银行部门与银行资本的模型， 采用一种将货币政策的标准分析模型与金融部门脆弱性的未定权益模型相结合的新框架， 探讨了宏观审慎监管如何支持货币政策在保持金融稳定的同时降低产出波动， 结果表明与逆周期资本规则相结合， 货币当局通过较小的利率变动就可以实现相同的产出和通胀目标， 也就是说， 结合逆周期审慎监管， 货币政策可以更有效地降低产出波动和金融不稳定的风险。同时， Kannan等 （2009） 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DSGE） 模型对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发现更强的货币反应能够对抗由于加速器机制而引起的信贷增长和资产价格上升， 从而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 这也说明调整信贷市场周期的宏观审慎工具是对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
另一方面， 多数情况下，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但有时两者的调整也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比如， 当面临某种绝对的生产技术冲击时， 单位成本的下降将使得产品价格下降， 这样货币政策将趋于宽松， 然而由于新信息的出现使得投机性借贷扩大， 金融风险不断增加， 此时宏观审慎政策可能会收紧。另外， 某些监管规则会通过改变社会信贷供给来影响某些敏感的宏观经济变量， 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如Jeannine等 （2015） 指出成功的宏观审慎政策将试图缓解经济繁荣时期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承担行为， 但这种影响可能会减弱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因为宏观审慎监管可以降低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 但是这种效应将会削弱货币政策管理总需求的能力。
（三） 相互协调问题
如果宏观审慎政策应当与货币政策相协调， 那么两者如何进行协调， 国内外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一方面， 理论界对两类政策相互协调的制度安排问题展开了广泛研究。Agur&Demertais （2010） 通过构建包含银行资产波动性和杠杆的模型论证了货币政策如何分散银行风险， 结果发现银行资产间的相关性对货币政策具有高度敏感性， 货币政策确实起到了对抗银行内生风险的“逆风行事”效应， 而旨在遏制金融系统风险的法规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另外， Angelini等 （2011） 与Canuto （2011） 对两类政策的协调方式进行了研究， 都指出不同来源的经济冲击使得两类政策之间的协调时机存在显着差异， 资产泡沫的产生是导致正常时期金融系统稳定趋于恶化的主要原因， 因此政策当局应当针对不同的资产泡沫来协调两类政策的实施。
四、总结与展望
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 金融危机的核心内容是银行危机即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 而银行危机的关键问题就是银行如何进行流动性创造。从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因素来看， 宏观方面主要受到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 如货币政策、经济增长水平等；而微观方面主要来自于银行自身， 如银行资本、银行规模及银行风险等。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的诸多因素中， 货币政策的实施可谓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而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通常会受到银行资本充足率大小以及银行自身资产规模的制约。众多研究表明， 对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创造进行管理和调节已经成为我国货币政策实施的重要内容之一， 货币当局应根据不同类型银行流动性创造的特点， 运用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乃至实体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控。当前我国已进入产业转型升级深水区与金融监管改革关键期， 金融监管理念亟待创新， 不管是货币当局还是监管当局， 都应当致力于各种政策工具在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方面的政策效果与监管效率， 尽量处理好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问题。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已经成为监管当局和货币当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而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对实体经济的运行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均会产生重大影响。已有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 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首先， 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研究层面， 应根据利率市场化条件下表外业务的拓展、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等金融环境的变化， 将这些研究载体纳入到研究框架中进一步探讨它们的政策传导渠道。其次， 在研究方法与工具方面， 大多数研究仍集中在理论研究和政策评价， 而基于技术层面的分析比较薄弱， 今后应采用博弈论、激励机制设计等提出更合理的理论假设并进行相关制度设计。最后， 在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面临许多制度创新的新形势下， 应积极做好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 在协调机制的制度设计上使得货币政策在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过程中能充分实现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 使制度框架的设计更为本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