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由于受到内在或外在的压力， 会经常发生变化。 而外在压力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由于与不同国家或地区接触而产生的语言借用。 中日两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 自有了语言汉字交流以来两国就一直存在语言接触，并由此而产生了词语的借用，古汉语时期开始，尤其是近代以来，来自日语的借词在汉语中的数量逐渐增加， 并对现代汉语产生着持续的影响。
一、语言接触与汉语中的日语借词
众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演变有“内部因素促动的演变”和“接触引发的演变”两种类型。 对于绝大多数“语言演变”现象而言后一要因居多。语言接触是指某个特定的语言个体或语言社团同时熟悉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任何一种语言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都会发生语言接触，语言接触及其产生的影响常常会引起语言的变化。 王晓（2009）认为语言接触、语言影响和语言变化三个概念的关系可以表示为“语言接触→语言影响→语言变化”.
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需要而产生语言接触，该接触及其影响所引发的语言变化现象之一就是借词。何培忠（1986）指出：“由于历史、地理以及文化交流等各方面的因素，汉日语之间曾经互相产生过深远影响，该影响显现表现在词汇方面……汉语中使用一些日语词甚至日语语法，正是日语对汉语产生深刻影响的体现。 ”
中日两国地理位置相邻，自古以来交流频繁，有着长期的语言接触，汉日词汇的互借现象正是汉日两种语言接触的产物。
二、日语中的汉语借词的概况
马西尼（1996）将日语借词分成三类：日语原语借词；回归借词；来自外语的日语音译词和日语新词。[3]
日语借词在现代汉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高名凯、刘正琰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中列举出的1270 条外来词中，日语借词为 458 条，占外来借词总数的 36.1%. 《汉语外来词词典》（1984）中，增删后的日语借词收录总数 892 个。 由于涉及词源考证等因素，到目前为止，汉语中的日语借词数量尚无定论，但是日语借词在汉语外来词中的数量之大是毋庸置疑的。 另一方面，日语借词在汉语中也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以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附录 2 中的《十九世纪文献中的新词词表》中的 173 个日语借词为对象，对其在《汉典》和《现代汉语常用词汇表》中的存在状况进行了统计，得出在 173 个日语借词中，除了“百货店”“曹达”“常备兵”“电信机”“动物场”“工厂”“美术会”“试验所”“卫生学”“心灵学” 等 10 个词汇外 , 其余163 个 词汇均被 《 汉典 》 收录 , 收录数比例高达94.2%;而在 《现代汉语常用词汇表》中的收录比例也高达 85%.
三、日语借词进入汉语的三个主要时期
在中日两国的长期往来和接触中， 两种语言的相互借用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并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以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输出为主的特征。 近代以前，汉语一直作为输出语言向日语输出了借词，17世纪后半期开始，汉日词汇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日语借词开始进入汉语，并在后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上日语向汉语输出借词主要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时期为古代汉语时期的汉魏、唐宋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 19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近代汉语形成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汉语时期。其中，后两个时期由于日语借词大量进入汉语系统， 并对汉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被认为是日语借词传入汉语的两次高潮。
（一）第一个时期：汉魏、唐宋时期
中日两国自从建立相互往来关系，就开始对彼此产生影响，语言和文化的交流具有双向性特征，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更大。 从公元 5 世纪汉字传入日本开始直至晚清时期，都以汉语对日语产生影响为主，这一时期汉语处于主要输出地位，而日语则作为接收方存在。尽管如此，该时期尤其是汉魏时期的日语仍然反过来对汉语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在《后汉书》《三国志·魏书》等东汉时期的史书中就出现了大量的日名音译词，主要为日本的国名、官名和人名。如“伊都国”“邪马台国”“卑弥呼”等，音译是古代汉语吸收外来词的主要形式。 但是，音译词中汉字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表音符号存在，达不到“望字生意”的效果，也没有发挥汉字表意的长处。 因此，唐宋时期，随着中日往来频繁、交流范围扩大，更多领域的日语词汇开始进入汉语， 出现了直接借用、指称范围更广的“日语汉字词”,如“藤原氏”“孝德天皇”“东海道”等人名和地名词汇。 该时期的日语借词不再是汉魏时期的音译词，而是直接将日语中的汉字原封不动地借用过来。
（二）第二个时期：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
幕府时期，日本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状态。 18 世纪20 年代开始， 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放宽了对汉译洋书的限制，使得“兰学”在该时期诞生。 兰学家们通过翻译、办学等多种方式，以医学和自然科学为中心，丰富和完整了日本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一大批与医学和自然科学的汉字新词也应运而生， 如 “饱和”“表皮”“尿管”“骨膜”“后脑”“加速”“滤过”“模型”“脐带”“器官”“上肢”“适量”“夜盲”“症状”“截肢”“装置”“腺”“瓦斯”“血液” 等医学相关的汉字词汇就出现在该时期。这些词汇不仅对明治时期的日本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其中的大部分词语传入中国以后一直被沿用至今。
19 世 纪中期 ,明治政府开放国门 ,开始向西方学习其改革经验和先进文化制度，大量翻译西方书籍。 翻译的内容广泛涉及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的多个方面。 日本明治维新通过大量日译西书移植了西方文明，成功地吸收了西方文化和技术，并将其融合到本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将日本看做体制和教育改革的榜样， 主张向日本学习。
19 世 纪后期 ,以黄遵宪和梁启超为代表的外交官 、知识分子以及众多的旅行者、商人远赴日本。 在日期间以及回国之后写出了大量反映日本历史、政治制度以及现代生活的着述和日记，该时期的《日本杂事记》《日本游记》《扶桑游记》等书籍和日记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日语借词，这些词后来成为现代汉语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在日语借词的引进和传播历史过程中，黄遵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其着作中出现过许多表述日本新生事物的日语词汇，尤其是《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记》中的一些日语词汇在 20 世纪的中国广为流传。 《日本国志》对于日本及其政体改革成就的信息在中国的传播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除了众多游记和日记类的着述以外， 这一时期大量的翻译日书也成了中国了解日本和西方文化的窗口，随着日书翻译，一大批日语借词也进入汉语词汇中。 此外，20 世纪初期，一批日译教材的问世也使得日语借词的传播范围更为广泛。这一时期的日语借词以日语原语借词为主， 如 “百货店”“资本”“改良”“归纳”“体操 ”“卫生学 ”“宪法 ”“消防 ”“共和 ”“革命 ”“干事 ”“法庭 ”“混凝土 ”等 ,同时也出现了如 “保释 ”“博士”“传播”“伦理”“自由”“资本”“文明”“世界”“判决”“专制”“资本”“自由” 等为数不少的汉语回归借词。 这些日语借词广泛分布在社会科学、文化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日语借词传入的第三个时期：改革开放至今
改革开放以后的二三十年间，日语借词大量涌入汉语， 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词汇。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各种外来文化大量涌入，国与国之间的语言接触也更加频繁。恢复了邦交正常化的中日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相邻， 又有着共同的汉字基础，两种语言又出现了一次大融合。该时期的日本已经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方面给予中国的影响尤其深刻， 随着与日本科技、教育文化、企业管理、饮食娱乐等多方面交流的展开和接触，一批新的日语借词诞生了。该时期尤其是来自日本的影视文化与小说等对普通中国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以反映日本社会问题、日本人审美观、 恋爱观和普通生活为主体的一批影视片的传播， 带动了一大批反映日本社会特有现象和文化内容的新词的出现。如“职场”“研修”“高龄化”“特卖”“新干线”“单品”“大人”“寿司”“人气”“视点”“初体验 ”“败犬 ”“宅男 ”“店长 ”“社会人 ”“放送 ”“料理”等，除了完整词汇以外，还出现了带有前后缀的日语借词，如“超~”“~一族”等。 该时期的新词一部分是汉语中原本不具备对应意义的事物内容， 还有一部分新词是汉语中已经有对应意义的情况下，仍然引入对应日语表达的内容。 如 “物语”“达人”“写真” 等词汇在引入之前已经在汉语中都已经存在对应的表达。
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日语借词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并进入汉语。 20 世纪末，随着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其社会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 日本动漫产业发展成熟并成功走向世界，成为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之一，日本影视动漫成为日本在全球传播本国文化、 彰显日本影响力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资源的共享使得日本影视文化快速进入中国一般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日本动漫以其生动细腻的视觉效果迅速在中国拥有了一大批动漫狂热者，也带动了他们对日本文化的好奇和热爱。在日本动漫文化输入我国的过程中，一大批日语新词闪亮登场并在年轻人中间广为使用和传播。 如：“亲子”“便当”“萝莉”“正太”“草食男”“达人”“量贩”“大学院”等词汇， 以及“~族”“~男”“~女”“~控”“准~”“超~” 等具有强大造词功能的前后缀词，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部分英文缩写的日语借词。如：“NHK”“ACG”等。该时期的日语借词都或多或少与日本新一代年轻人的生活或思维方式有着关联， 其中来自日本流行语的词汇也为数不少。
正如王晓（2009）指出：“新时期引进的日语借词，不是言新探作为新知识、新事物的载体，而只是一种补充，甚至只是一种时尚。 ”
四、日语借词的借用特征
（一）借用形式、词性及分布领域
三个阶段的日语借词，无论是从借用形式、词性、分布领域都存在一定的特征。
从借用形式来看。 日语借词的借用形式朝着丰富、多样化方向发展。第一阶段的日语借词最早采用直接的借音形式，即 “日名音译词”,后期开始采用直接借用形式的“日语汉字词”. 并在该时期完成了“日名音译词”向“日语汉字词”的演变。 第二阶段的日语借用形式有了新的发展， 在兰学家杉田玄白提出“翻译、义译、音译”三种译词创制的原则后，通过翻译借用汉字形式创制了“血液”“食道”“分泌”等词汇；通过义译创制了“盲肠”“引力”“腺”等词汇。还采用音译形式创制了“淋巴”“瓦斯”等词汇。 第三阶段的日语借词的借用形式则更为丰富， 多种借用方式并存。 “达人”“刺身”“人气” 等直接借形词；“榻榻米”“欧巴桑”等借音词；“芭啦芭啦舞”“乌冬面”等音义兼借词； “写手”“卖场”等词素改造借词；“早安少女组合” 等在借义基础上增加新的汉语元素的组合借词。此外，还出现了“NHK”等以英文字母缩写的日语借词。
从词性来看，日语借词的词性也是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第一阶段的日语借词为指称范围限于日本相关的国名、人名、地名和官职名称等专用名词。第二时期的日语借词词性扩大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量词五种类型，如“科学”“保释”“消极”“直接”“吨”等。 此外，还出现了少数复合型词组。 如“固定资本”“个人主义”等。 第三阶段除了借用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几类词性外，还出现了大量词缀，这些词缀具有较高构词能力，其中一部分还可以实现词语的词性转换，如“~化”“~的”“性”等。
从分布领域来看， 不同时期的借词分布领域能反映出不同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特点和社会发展状况。汉魏、唐宋时期的中日交流以中国向日本输入为主， 且主要限于官方交流， 因此日语借词分布领域小，主要为日本人名、地名、官名等专有名词领域。第二阶段以吸收西方科学和文明为重点， 日语借词的分布领域主要为文教科学、法政、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 第三阶段的初期由于改革开放的实施以及传播媒体的发展， 普通民众了解日本的机会和途径增多，该时期的日语借词分布领域主要集中在文艺、经济、体育、生活等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 近十年是日本特色饮食文化以及动漫、影视、音乐、网游等文化软实力形式对中国产生影响的阶段，该类文化的受众群体主要为中国年轻人， 因此该时期的日语借词也以年轻人时髦用语以及饮食文化、精神文化的内容相关。
（二）借词输入途径及现状
第一阶段的日语借词主要出现在《后汉书》《三国志·魏书》《宋书》 等国内史书以及日本编着后进献给中国皇帝的书卷等为数不多的部分书籍中，该时期的日语借词主要以官方交流为传播途径，因此其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使用范围也极其有限，“日名音译词”由于音节繁多且不具备表意功能，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复存在，而一部分直接借用的日本专有地名、人名的日语借词在现代汉语中仍然被使用。
第二阶段的日语借词经由政府官员、留日学生等人，通过访日游记、日记以及作品等形式进入汉语，另外，日译教材和一部分词典的编撰也为日语借词进入汉语、稳固和广泛传播提供了良好的途径和有力的保证。该时期的大部分日语借词是现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阶段中早期的日语借词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双向交流较频繁的情况下产生的，以反映日本文化特有现象和事物的词汇为主，如“寿司”“生鱼片”等，该时期的借用大都是先盛行于港台地区，然后经由这两个地区又传入大陆的，该时期的借用形式也被称为“二次借用”.
此外，还有一部分日语借词是在日语中被赋予独特用法或新义后又重新回归到汉语的。该时期的大部分日语借词在现代汉语中也还在被广泛使用。近十年的日语借词传播渠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大都随着动漫、影视、新闻、报纸等传播媒体进入年轻人的视野，多为流行、时髦用语。该阶段的日语借词主要以日常生活娱乐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流行语为主，另外，除了“人气”“前卫”等少部分词语以外，大多数只在年轻人中间流行，普及程度远远低于第二阶段以及第三阶段初期传入的日语借词。
五、结语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曾表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5]
语言接触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和往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借词的产生则是语言接触的必然产物。语言的动态性和开放性特点决定了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当原有词汇系统不能满足表达新概念和新事物的需要时，就必然会产生创造新词或向外来语言借词的现象，借词和新词的产生与旧词的消亡一样不可避免。日语借词在汉语外来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汉语中日语借词的发展轨迹来看，每一个阶段的日语借词都有其产生的特殊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日语借词也呈现出更丰富、多样化发展趋势，其出现对于丰富汉语词汇系统和推动我国社会进步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晓。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分析当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J].日语学习和研究，2009（4）：12.
[2] 何培忠，冯建新。中日同形词浅说[M].北京：商 务印书馆，1986:1.
[3] 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黄河清，译。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7:158.
[4] 王晓。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分析当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J].日语学习和研究，2009（4）：10-19.
[5] 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M].台湾：台 湾商务印书馆，2001:3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