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专家联名拯救汉字教学》（以下简称《拯救》）和《“汉字难学”否专家有新说》（以下简称《新说》）这两篇文章错误百出，破绽百出，完全不符合语言文字科学。汉字难学还是易学应该是不同文字体系之间的对比；汉字记录语言的途径、方法注定了汉字是繁难的文字体系；二文严重混淆“文字”、“语言”、“文化”、“民族魂”等一系列概念，违背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和法规，宣扬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心理。为推动国家语言文字法规、政策的贯彻落实，促进语文现代化建设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对这两篇文章所宣扬的错误认识予以严肃的批评。
一、有比较才能鉴别
有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你如何使一根长竹竿变短?答案是：找一根比它长的竹竿。
很明显，证明汉字易学，你得说明世界上哪种文字比汉字难学；要证明汉字最容易学，你得证明世界上所有文字都比汉字难学。
世界上哪种文字比汉字难学呢?或者说世界上所有文字都比汉字难学吗?使用拉丁字母的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土耳其文、越南文、我国少数民族语文中的壮文?还是使用希腊字母的希腊文?还是使用斯拉夫字母的俄文、乌克兰文、保加利亚文、蒙古国的蒙古文?还是使用阿拉伯字母的北非和西亚二十来个国家的语文?还是使用印度字母系统的印度文、斯里兰卡文、尼泊尔文、中国西藏的藏文?还是使用假名的日文（暂忽略其夹用汉字）、使用谚文字母的朝鲜文（暂忽略韩文夹用汉字）?联合国会员国在2006年6月28日黑山共和国加入之后增加到192个。这192个国家，中国汉语书面语完全使用汉字，日本语的书面语是假名夹用汉字，韩国的书面语是部分使用汉字，其余189个国家的书面语全部是表音的字母文字。与会的几十位“语言专家”是认为汉字比其他某些国家的文字好学呢?还是认为比其余189个国家使用的表音的字母文字都好学呢?
法律界的普遍法则之一是“谁主张，谁举证”.然而令人失望，两篇文章没有列举任何一个表音的、字母的文字作为参照，更不要说把世界各种文字根据学习的难易度画出曲线或者画出柱形图，就轻而易举地“驳斥了社会上流行的-汉字最难学。说法，证明汉字是世界上最容易掌握的语言”.这样的主张如何让人采信?
在“语言专家”们拿出具体的例证之前，让我们先看看语文现代化前辈学者刘泽先先生的相反的例证：“儿童获得文字的充分读写能力，据说，德国大约要一年半，英美大约要两年，而使用汉字的国家，例如中国和日本，大概要多好几年。对于取得知识来说，文字是工具、手段，而不是目的。
也可以说，文字是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苏联小学四年的语文教材中，几乎全是文学名著，翻译成中文是73万字，而我们小学四年的语文教材中，没有一篇是文学原著，只有十二万五千字，两者数量上说大约是六比一。人家小学生学习一天的语文教材，我国小学生要学习一个礼拜。”刘泽先先生引用日本学者左伯功介的发现：欧美儿童和日本儿童接受知识的方法不同，“美国儿童在学校，知识来源来自读物的达85%,来自耳朵的大约占10%.儿童先来到图书室，从老师指导下选择的适当的读物中收集知识，各自带来发表，接受质问，互相讨论，把知识的素材锤炼成活知识。而日本，儿童读书能力的养成跟不上学校教育的课程，所以，作为获得知识工具的读物不能发挥作用。
于是，老师不得不口传来灌注知识。上面所说85%这个比例在日本恐怕是要反过来的。教室跟图书室的位置我想也是相反的”（中国语文丛书5语文教学问题6第229~2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原因在于，凡是字母文字国家，孩子们在学了字母以后就自动大量阅读，书面语立即与口头语言同步；而中国孩子因为识字量不够，生字太多，无法自己大量阅读，书面语言需要好几年才能与口头语言同步。
不过，要说他们完全没有举证也不尽然。“当天，语言专家们还展示了几十种汉字识字新方法，用以证明汉字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拯救》）“专家和学者们接连举出了众多实验和调研的例子，证明汉字学起来其实很容易”（《新说》），其中有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戴汝潜到河北武安市的调研，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教授张广照发明的“爱我中华识字歌”,北京新亚研修学院用新编“组合汉语”教材548小时汉语速成6对来自美国等国家的9名6）18岁的汉语初学者进行的教学试验，等等。对这些材料，笔者没有兴趣去核实它们的真实性，因为这种以原有汉字教学方法作为参照系，不以表音文字作为参照系的举证，只能用来证明汉字教学法运用“此种”方法比“彼种”方法学习汉字容易，证明汉字学习的难度从99%降为98%,不能用来证明汉字比别种文字容易学，更谈不上在世界文字体系中汉字“最容易学”--比较的对象、比较的角度完全不一样，所谓“两股道上跑的车”,说的不是一回事儿!这完全是一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论证方法，是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瞒天过海，是调包计!这样的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如同大白天说梦话，没有任何科学意义，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发布这样的“新说”,不是“专家”主观认识本身就天真烂漫，就是像赵本山的小品5卖拐6那样蓄意去“忽悠”世人。
二、“难学，就是汉字的致命伤”
笔者认为，汉字--无论古汉字，还是现代汉字，都属于繁难的文字体系。
任何一种语言，其语音总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的音位数目是有限的，一般都是几十个，而词汇则是开放的系统，词的数量成千上万。拼音文字为音位创制符号，符号的数量与音位的数量相差无几；表意汉字为词创制符号，词的数量众多造成了符号的众多。晚清学者、资政院议员江谦就指出：“文字之用，主音者简易，主形者繁难。形摄万有，造字数万，犹有未尽之形；音出口舌，造母数十，已尽发音之蕴。”（5小学教育刍议6）前苏联学者B.A.伊斯特林指出：“表词文字体系的第二个缺点是这种文字的符号极其庞杂，这是因为表词字通常是表示词，而语言中词的数量又十分庞大。”（5文字的产生和发展6,左少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第1O1页）这就是汉字繁难的总根源。中外学者的论述何其精辟!
原北京语言大学校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吕必松说：“汉字易学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学习汉字需要理解、模仿和记忆的要素较少，只有24个笔画、120个非整字部件和2500个常用汉字；第二，理解、模仿和记忆这些要素的难度较小，组成汉字库的绝大部分是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而有关研究证明，最能帮助理解和记忆的是形象和事件。”（《新说》）这是两篇文章中惟一一段对汉字易学的推理。我们来认真推敲吕先生的这段推理。
吕先生所说的学习汉字需要理解、模仿和记忆的要素较少，只有24个笔画、120个非整字部件和2500个常用汉字。我们不知道他是跟什么文字相比而得出记忆要素“较少”的结论的。当今拉丁字母，26个；斯拉夫字母，33个；日文假名，50个，谚文字母，40个；蒙古文字母，29个；满文字母，34个；藏文字母，39个；中国维吾尔文字母，32个，所有单词的书面形式都由这些字母组成，就像世界上所有的音乐都由1、2、3、4、5、6、7写成一样。学龄儿童只要学会了字母和拼写规则，照着别人写的字母读出来，就可还原为口头语言；要把自己的口头语言或者思维的内部语言写出来，就把语音形式转换为字母，写在纸上，组成单词，联成句子--“就这么简单”.汉字的记忆要素跟字母文字相比是“较少”还是“较多”?以不重复的单体论，以拉丁字母为例，汉字和拉丁字母记忆要素的比例是2500:52（大小写算两个），吕先生犹以为“较少”,那么，他认为达到多少才算“较多”呢?
关于汉字的基本笔画（有学者称为“笔形”）和派生笔画数目，傅永和的研究结果是29个，张静贤的研究结果是31个，李大遂的研究结果是35个，胡裕树（主编的5现代汉语6）的研究结果是33个。（苏培成5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6第292~295页，书海出版社， 2001）关于汉字部件数目，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武汉大学合作，利用计算机对11834个汉字进行分析统计，得到成字部件327个，不成字部件321个，共648个。1997年12月1日，国家语委发布5信息处理用GB1300“. 1字符集汉字部件规范6,得出基础部件560个（同上第326、332~333页）。吕必松先生的”24个笔画、120个非整字部件“的数据，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他自己的研究结果，还是引用他人成果；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出”整字部件“的数目。我们想提请吕先生注意，不臆造、篡改、隐瞒数据，是最起码的科学研究道德。
除了构字部件的数量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组合问题。字母文字除了谚文是用字母组成平面的方块之外，绝大多数是从左至右呈线性一维的排列，汉字却是从上到下、从左至右的平面二维的排列，例如”器“,我们并不是像些日文假名那样写成”口口犬口口“.那么，汉字的笔画、部件组合方式有多少种呢?汉字的独体字面貌各异；合体字的结构方式，梁东汉先生说是49种（5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6,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第86~87页），安子介先生说是62种（5解开汉字之谜6第165~166页），按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5现代汉语6的划分也有24种（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版，第173页）：左右结构（胡）、上下结构（思）、左中右结构（湖）、上中下结构（章）、左上下结构（婚）、上下右结构（部）、上下下结构（霸）、上上下结构（暂）、左上半包围结构（庸）、左下半包围结构（迷）、右上半包围结构（甸）、上三包结构（同）、下三包结构（凶）、左三包结构（匣）、全包围结构（固）、上上上下结构（懋）、左上下右结构（激）、上中中下结构（篮）、上中中中下结构（率）、上上中下下结构（器）、上上上中下结构（攀），国家语委副主任傅永和研究员为研究计算机识别汉字，对汉字结构的分析就更细致了，在他所著的5中文信息处理6（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一书中，对700”通用汉字结构的分析从70页到99页占了30页!如此复杂的结构安排，还能说是“易学”--比一律按发音顺序从左至右呈线性排列的字母文字还“易学”?这是在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说话?
说到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和形声字，也就是传统文字学的所谓“六书”,这个理论既有阐释性，也有局限性，它只能大体对应于小篆，向上不能解释甲骨文，向下不能解释“隶变”以后的汉字。
山水日月、豕犬马牛、鸟燕虫鱼、面口目耳，哪一个“象”实物之“形”?我们见过长方形的“日”、竖起来的“目”吗?“人”像“人”,“鬼”像“鬼”吗?象形既然已不像，还谈何指事?会意字今天能够解说的还有“好”、“孬”、“尖”、“解”等少数字，大部分由于“隶变”重新组织笔画，不便于解说了。形声字的情形更为复杂。从位置说，有左形右声、左声右形、上形下声、上声下形、内形外声、内声外形、形符占一角（如“疆”,形符“土”在左下角）、声符占一角（如“旗”,声符“其”在右下角）；从构成说，有“省形字”（省去形符的一部分笔画，如“亭”,形符是“高”,省去了下面的一个“口”）、省声字（省去声符的一部分笔画，如“炭”,声符是“岸”,省去下面的“干”）。有一些“形声字”对于一般人来说已经无法解释，只能看成独体字。如“唐”,在小篆中，“口”是形符，“庚”是声符；“成”,“戊”是形符，“丁”是声符；有一些“假形声字”你看成“形声”不行，看成“会意”也不行。如“细”和“思”中的“田”并不是声符，它是“囟”的变体；形符与词义脱节（例如“造”在现代汉语中的基本义已经不再是“到”），有的简直让人莫名其妙，如：“骗”人的是狡猾的狐狸，为什么用“马”作形符?“较”和“车”有什么关系、“权”和“木”有什么关系、“笑、笨”和“竹”有什么关系?明明是人“猜”,为什么用“反犬旁”呢，“玫瑰”明明是“花”,为什么不用“草字头”而用“王字旁”或者“玉字旁”呢?声符提示读音也大部分不准，例如许慎在5说文解字#叙6中用“江河”作为形声字的例字，现在还有谁读为g?ng、k??请“语言专家”们解释，“居民”的“居”是“古代的尸体”吗?“发展”的“展”是“尸体”平放吗?去掉“尸”字头，剩下的部分又读什么音?这些字理，连专家自己都说不清楚，文盲和学龄儿童就更无法理解，还能指望它们使汉字易学、最易学?不相信者就拿“汉、字、难、学、否、专、家、有、新、说”10个字为例，自己去分析一下，看它们的理据度达到零点几。
汉字中的形近字也是学习的一个难点。形近字是形体相似的字，长一点（土）、短一点（士），多一点（令）、少一点（今），高一点（日）、扁一点（曰），均须小心翼翼，“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根据傅永和先生的分析，笔画数相同、笔形相同、笔顺相同，只是笔画之间组合关系有差异的汉字，就有43组88个字（如，石）右、矢）失、己）已）巳、旦）且）目）；差某一笔画的汉字，有40组80个字（如，狠）狼、亨）享、免）兔、斤）斥）；某一部件形体有差异的汉字，有46组93个字（如，风）凤、竽）竿、盲）肓、暑）署）；部件笔画数相同、笔顺相同、笔形类相同，只是组合关系不同的汉字，有32组64个字（如，坑）抗、场）扬）；其他形近汉字有44组89字（如，冠）寇、干）千、天）夭、儿）几）。（5中文信息处理6第100~10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这些形近字的细微差别，从现代汉字来看，根本讲不出任何理据，只有死记，别无他法。有笑话说，中国老师教外国留学生学习“己已巳”,把留学生惊得目瞪口呆，有女留学生尖叫起来，简直要晕过去。这笑话虽有夸张的成分，但也蕴含着某些道理。
在字母文字国家，语言学家只研究语言，不研究文字--他们的文字简单到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他们的记录语言的方法只有一种--类似于我们的“假借”;他们的文字教学也没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死板板”地教字母的读写。而我们的汉字真是“慈善家”,养活了多少文字学教授，“培育”出多少文字学博士；字形结构说是“六书”,其实还有很多下级分类；教学方法，据此二文介绍，“当天”就“展示了几十种汉字识字新方法”,其实何止这几十种?这本身不就证明“汉字难学”吗?怎么倒“用以证明汉字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了呢?
再延伸一下讨论，计算机处理文字，字母文字国家，有哪个国家出现中国的王选（发明汉字激光照排）、王永民（发明五笔字型输入法）式的人物了?汉字要能像字母文字那样，自然而然地由科学符号还原为文字符号，我们还需要王选、王永民这样的杰出人物下这么大的力气花这么多功夫去搞这些发明吗?同样的力气和功夫，用在别处又是什么情形?王选还因此获得500万元的国家科技大奖。这还不说明汉字难用吗?
1892年，卢戆章提出了汉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字之至难者”（5一目了然初阶#序6）的命题，随即成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1934年，鲁迅先生说：“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份、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鲁迅5门外文谈6）1936年，王力先生说：“难学，就是汉字的致命伤。”（5王力文集6第20卷，第219页，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1） 1938年，王力先生指出：“而汉字之难学，仍是公认的事实。”（5王力文集6第7卷，第291~29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1）； 1958年，周恩来总理说：“我看应该承认，汉字是难读难写的，因而也就难记。”（5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6载5周恩来选集6下卷，第287页，人民出版社， 1984）1992年，吕叔湘先生说：“我曾经说过，俄国有个高尔基，中国有个高玉宝，都是没有进过学校，自己学会写字作文的。起点相同，而成就悬殊，一半由于两个人的天赋不同，一半也由于高尔基所要学着掌握的是拼音文字，而高玉宝所要努力降服的是汉字。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说笑话，认真想一想，不完全是笑话。高玉宝学汉字的艰难过程是有记录的。”（5由笔误想到的6载5未晚斋语文漫谈6第69页，语文出版社， 1992）根据武惠恩、高凤英5汉字的繁难与现代化6文章介绍，斯大林向部属交付任务部下畏难时就质问：难道比学汉字还难? （《瞭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52期第47页）我们中国的汉字，大众觉得难，顶尖级的文豪和语言学家认为难，杰出的领导人认为难，连素有“钢铁之人”称号的斯大林都对汉字之难服气，怎么到了吕必松等“语言专家”眼里，就成了容易学、最易学的文字了呢?!是这些“语言专家”的智商特别高么?
其实，如果用实验法来证明“汉字难学”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不是什么高精尖的课题。
生活在外国的中国移民第二代往往都是“双语人”--在家说汉语，出去说所在国的语言。他们在学龄期轻轻松松地学会了所在国的字母，很短时间就过了所在国语文的读写关；可是，要他们一个一个地学习几千个汉字，他们就头疼了，常常被父辈打着骂着还是不愿意学，好不容易学了几百个也不敷应用。在国内的学龄儿童最多用3个月就学会了所有的拼音，可是由于拼音在目前还不是文字，他们便不得不从头再一个一个地学习几千个汉字。在课堂上把食指伸向头部的前上方跟着老师的板书一笔一画地划拉汉字的笔画，回到家里在作业本上把每个生字抄写若干遍；数学课本上的应用题念不下来，需要老师或家长帮着反复念几遍。这两方面的事实太多了，这样的事情现在还每天发生着，有的就出现在“语言专家”的家里，就出现在身为爷爷、奶奶的“语言专家”的眼前，可是他们为什么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呢?恐怕只有用中国的俗话“好了疮疤忘了疼”和列宁的名言“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来解释了。
三、混淆语言和文字
语言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有几十万年到几百万年的历史。文字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只有几千年的历史。语言是“说”和“听”的系统，文字是“写”和“看”的系统。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是“被记录”和“记录”的关系，也就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说的“所指”与“能指”的关系。二者的存在形态不同，传播方式不同，层级关系不同，人类所使用到的器官也不同。然而，两篇文章都反映出，从记者到“语言专家”都对语言文字学这些基本定理一无所知。
《拯救》文：“汉字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吗”、“汉字是世界上最容易掌握的语言”、“汉字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汉字是文字的一种，汉语是语言的一种，“汉字”怎么成了“语言”?《拯救》文：原北京语言大学校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吕必松说，“时下有一种观点认为，与拼音文字相比，汉语非常难学。其实，这是对汉语的不了解所致的误解。”笔者按：与“拼音文字”相比的应该是“汉字”,怎么成了“汉语”--这两个“汉语”都应该改为“汉字”,或者改为“与拼音文字记录的语言相比，汉语非常难学”,就对应、对等了。
《新说》文：“大家都说汉字和汉语难学，中国人比外国人说得还多。所谓汉语难学，尤其是汉字难学，似乎已成了不争的事实。”在语言研究上建树颇丰、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带头人吕必松教授坦言。笔者按：语言学家、儿童心理学家发现，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幼儿，在五周岁时都熟练地掌握了本民族语的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如果该语言方言分歧严重，则五周岁的儿童熟练地掌握本民族语某方言的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因而，语言学家、儿童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对于母语学习而言，不存在哪种语言易、哪种语言难的问题。如果是外语习得，甲民族的人学习乙民族的语言，跟乙民族的人学习甲民族的语言，其难易程度也是对等的，只有在一个人同时学习几门外国语，而这几种外国语跟他的母语亲属关系有远近时，才分出学习的难易来--按照世界语言谱系，同一语支的外语比不同语支的外语好学，同一语族的外语比不同语族的外语好学，最难学的是不同语系的外语。严肃的语言学家既不说“汉语易学”,也不说“汉语难学”.提倡汉字改革的人也只说“汉字难学”,不说“汉语难学”.“在语言研究上建树颇丰、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带头人”
吕必松“教授”在谈论“汉字难学、易学”时怎么扯出个“汉语非常难学”、“汉语难学”这种不相干的命题呢?《新说》文：几千年来汉字负载着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一起超越时空，与时俱进，自立于世界语言文字之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脉”、“灵魂”、“根基”,她从诞生至今从来就是“延续时间最久、语音词语语法最独特的”语种。笔者按：“语音词语（一般用”词汇“这个术语）语法”是语言的三要素，汉语的“语音词语语法”是汉语的三要素，怎么成了汉字的了?汉字还有“语法”吗?汉字又怎么成了“语种”?在汉字诞生之前的几十万年、几百万年里--往近一点说，譬如炎帝、黄帝时代，“汉语”（那时还没有“汉语”的名称，但是作为一种语言，肯定是存在的）有“语音词语语法”吗?
既然有，那这跟汉字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语音词语语法”,那就等于说在甲骨文时代之前的距今三四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没有语言，我们那没有语言的祖先是“人”吗--这是哪跟哪儿呀!全乱了套了，煮成一锅粥了!就是两文中的“语言专家”也让人费思量。“语言专家”是什么人?是“只说话不干事的人”?
那是“耍嘴皮子专家”;是“语言艺术水平高的人”?那应该是“文学家”呀，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嘛!看到“专家”的组成和论及的话题，明白了--不就是研究语言的“语言学专家”或者“语言学家”嘛，为什么要省掉个“学”字呢?是心虚--“语言专家”们自感学术底气不足，记者觉得他们分量不够，不敢径称“语言学家”呢?还是一种伟大的谦虚呢?不得而知。
“汉字难学”否专家有新说6标题的前一句怎么理解?如果把引号去掉，“汉字难学否”,从语法上讲，是正反问句（就是“难学不难学”），从修辞上讲，是设问修辞格，文从字顺。可是给“汉字难学”加上引号，再接上一个“否”,“否”就不是跟“难学”发生直接的语法关系了，而是跟“汉字难学”整体发生关系，这是什么结构?什么句型?什么语法关系?什么语义关系?什么修辞手段?笔者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请“语言专家”、记者和编辑不吝赐教了。《新说》引用吕叔湘先生30年前说过的话：“10年的时间， 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言，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请撰写该文的记者和发稿的编辑就此处再思考思考，看看那引号用得正确否，句子通顺否，自己学本国语言过关否，尤为咄咄怪事否。
四、违背国家的语文政策、法规
“语言专家”们为什么“驳斥社会上流行的-汉字最难学。说法”,其深层用意绝不仅仅就是“证明汉字是世界上最容易掌握的语言”（《拯救》）。吕必松先生说得很清楚--“汉字难学”“误导了并且还在误导着汉字发展方向”.（《新说》）什么方向?拼音化方向。《拯救》文：“教授联名反对拼音文字替代汉字”、“-我坚决反对取消汉字走拼音化的国际之路的所谓的主流声音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润新说”、“这些大多已经满头白发的语言专家联名上书有关部门，极力反对汉字拼音化”、“汉语拼音化也被专家们称为-世纪的误导。”.《新说》： （汉字）“绝对不会从所谓的-意音文字。演变成-拼音文字。”.“老学者当天发言时的激情和愤慨”（《拯救》）其源盖出于此。
“语言专家”们“极力反对拼音化”符合国家的语文政策、法规吗?否!1955年10月15-23日，教育部和文改会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文改会主任吴玉章作5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6的主题报告，完整地阐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文字改革总方针：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
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主题报告5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6（以下简称5报告6）说：“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5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文件汇编6,语文出版社， l987,第24页。以下简称《汇编》）。
国家语委副主任兼秘书长陈章太回答《瞭望》周刊记者的提问（《汇编》第322~335页）：问：汉字的前途怎样，汉语拼音化方向今后是不是有所改变?答：,,汉语拼音化方向，过去曾经强调过。今年年初举行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没有明确重申这一点。这并不意味着今后要改变或否定这一方向。根据几十年文字改革的实践，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要作出确切的结论，还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200“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语文法》）颁布了。《语文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请注意：《汉语拼音方案》”拼写“和”注音“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注音“是帮助认读汉字的工具，”拼写“则是文字性质。
正因为如此，”语言专家“们不仅”极力反对汉字拼音化（方向）“,也”极力反对“汉语拼音教学。《新说》（《拯救》文也有类似的表述）：”戴汝潜研究员表示，目前必须让学生摆脱西方语言学理念的误导。他说，如果儿童语文学习的第一课是脱离已有的母语基础的、不知其意的b、p、m、，f何谈主体主动发展?如果书面语学习的第一笔是强化与汉字毫不搭界的a这样的弧形笔画，何谈写好汉字?“好家伙，原来学生没能”主动发展“、”写好汉字“,竟然都是教学《汉语拼音方案》犯的错、惹的祸!如此说来， 1958年2月11日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通过《汉语拼音方案》，错了；周恩来总理当年的5报告6,错了； 1986年会议报告强调的”今后要继续加强汉语拼音教学“（《汇编》第28页）的精神，错了；《语文法》第十八条”初等教育应当进行汉语拼音教学“的规定，错了--统统错了!戴先生把无数仁人志士变成了历史的罪人，他自己成了”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他轻易抹杀两千年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进步，又要把学龄儿童领回到”三味书屋“.他的”高论“在广大小学语文老师中能通过吗?
关于汉字拼音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关于汉语拼音教学的作用及其是否妨害了写好汉字，关于国家的语文政策、法律的理论依据，关于”字本位“,关于语言文字的共性与个性，关于母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的共性与个性，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关于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这些话题都太大，为篇幅所限，这里不讨论，笔者只想说明一点：”语言专家“们的这些言论违背了国家的语文政策、法律，这性质是确定无疑的。
五、症结之所在
“语言专家”们为什么如此痛恨汉字拼音化连带《汉语拼音方案》呢?这是由他们混淆一系列概念所引起的，是由他们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所决定的。
《新说》文：”专家们认为，几千年来汉字负载着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一起超越时空，与时俱进，自立于世界语言文字之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脉。、-灵魂。、-根基“《拯救》文：”一个民族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了，这个民族也就距离消亡不远了。“上文我批评了”语言专家“们混淆语言和文字的错误，这里他们又把”文字“、”文化“、”灵魂“又划了等号。在他们看来，更换了文字，就是更换了语言，就是更换了文化，就是更换了民族魂，”也就距离消亡不远了“--哎呀呀!那还了得!其实，不要说”文字“,就是”语言“,就是把”文字“和”语言“加在一块的”书面语“,也不等于”文化“和”灵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黑格尔、费尔巴哈、尼采、萨特、亚当#斯密、凯恩斯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译本，仍然是西方文化，5圣经6的中文译本也是西方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若从地域而论，也属于西方文化，其中文译本以及中国人转述的论著，都是西方文化。中国古典小说5水浒传6,纵使像有的译本那样，把书名翻译成AStory of3Women and105 Men（3个女人和105个男人的故事）也仍然是东方文化。若说”文字“等于”民族的灵魂“,更换文字就导致民族消亡，根据周有光5世界文字发展史6（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世界上更换文字体系的国家、民族多得”去“了。略举几例：越南古代使用汉字和喃字， 1945年独立后使用”罗马字“;土耳其1928年放弃了使用一千多年的阿拉伯字母而改用拉丁字母；蒙古国1930年废除加利加字母改用拉丁字母， 1940年又改用斯拉夫字母。这些实行了文字改革的国家哪个换了”民族魂“、亡国灭种了?蒙古国10年间就换了两次”魂“、亡了两回了?而英吉利在公元7世纪放弃鲁纳（runes）字母，采用拉丁字母，获得了”凤凰涅槃“式的新生和发展!再说了，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用拉丁字母，这些国家都是一个”魂“?在毛泽东时代，民族语文工作者为壮族、布依族、侗族、黎族、苗族（3种）、哈尼族（2种）、傈傈族、纳西族、佤族、彝族、土族、羌族等13个民族创制了16种拉丁字母的文字，我国的这些少数民族就跟另外那使用拉丁字母的120多个国家一个”魂“了?反过来， 1949年以前，国共两党都用汉语，并且汉字都是繁体字，为什么不是一个”魂“?笔者与”语言专家“诸公同用汉语和汉字的简化字，又为什么不是一个”魂“?”语言专家“们混淆概念，强生因果，危言耸听，杞人忧天，徒留笑柄而已!
”语言专家“们还混淆了”文字“和”文化水平“.《新说》：”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润新说，著名文学大师、世纪老人巴金先生早年也曾赞同-汉字拉丁化。，但到了晚年，他更新了观念，深有体会地说，有人以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只要大家花几天工夫学会，就能看书写信，可以解决一切，其实他不过同祖宗划清了界限，成了一个没有文化的文盲而已。“这是反对语文改革的人的老套套，他们总是认为，掌握古代语文工具的人是有文化的人，反之就是没文化的人。殊不知时代不同了，专业分工大大细化了，人们的知识结构不同了，不管什么人，只要他学有专长，并且达到一定水平，他就是一个”文化人“.例如，研究神州飞船的科研人员和杨利伟等宇航员，大概背诵不了几段5论语6和几首《诗经》，繁体字也认识不了几个，你能说他们”不过同祖宗划清了界限，成了一个没有文化的文盲“?语文改革自会通过社会分工解决文化继承问题，绝大多数人自会形成新的知识结构，其他各专业的人和文史专业的人一样都是”文化人“,请”九斤老太“们摘下”一代不如一代“的有色眼镜，请”孔乙己“们不要再用会写四种”回“字和能背诵几句”之乎者也“作为资本高人一等，如何?汉民族自古形成”尊夏攘夷“的心理。孟子以为”用夏变夷“是天经地义，”用夷变夏“则万万不可。近代史上，一开始是对铁路这样的物质文化都是排斥的，到后来终于进步到周有光先生所说的”物质商品易受喜爱，精神商品难于理解“（《中国语文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第280页）的阶段。1919年，有人用漫画大骂主张语文改革的人，”说是给外国医生换上外国狗的心了，所以读罗马字时，全是外国狗叫“（转引自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六》）。这种心理还不断增长。20世纪末，有人转守为攻，宣称”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让位于东方文化“.他们的种种言论往往披着”爱国“的外衣，包裹着的是鲁迅早就讽刺、批判过的”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5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6）、阿Q”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和破落户子弟的脆弱的自尊心。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对拼音化方向深恶痛绝、对《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深恶痛绝、对西方语言学理论深恶痛绝、口口声声强调”汉语汉字特色“的深层心理动机。他们忘记了--或许根本不知道--毛泽东主席在5论十大关系6中说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他们以为毛泽东的名言”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仅仅适用于个人，而不适用于国家、民族。他们否认人类真理包括西方语言理论的普遍性，处处强调”中国特色“,发誓要”真正走上具有汉语汉字特色的本体语言学的自主创新之路“.（《新说》）这条路，我们的祖宗从汉代到清代，走了两千多年，效果、结果如何，世人皆知，可是，今天他们执意还要走，奈何?我们也只有”一声叹息“--人各有志，由他们去吧。
吕叔湘前辈生前有一篇5奇文共欣赏6的文章，也是批评《光明日报》的文章的。《光明日报》1988年2月16日《语言文字》副刊上发表一篇题为5中华母语及其教育科学化6的文章。那篇文章使得身为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吕叔湘前辈产生一系列”不懂“,乃至于感到”-疑义相与析。是绝对没有希望，只有-奇文共欣赏。“.吕叔湘前辈接着说：”写这篇文章的人当然是个知识分子，很可能还是-高知。，可是写出来的文章叫人无法理解。说实在的，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对语言文字缺少常识性理解是并不少见的。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因为对合理的语文政策的阻挠常常来自他们。有人会说，不是现在的中学课本里隔三间五有-语文知识。课吗?以后的情形会好起来的。可是我不敢这样想。因为那些-语文知识。课都讲的是某些词语的意义和用法，某些句子格式的分析和运用，是我称之为微观语文知识的东西。至于宏观语文知识，这些课本里是不谈的。什么叫做宏观语文知识呢?我以为至少应该包括：语言是怎么回事?文字是怎么回事?文字和语言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有的语言能用拼音文字来书写，有的语言不能?汉语除了能用汉字书写外，是不是也能用拼音字书写?为什么直到大约七八十年前，中国人的语言生活是这样一种畸形现象：嘴里说的是方言，笔底下写的是文言，两不相干?这种情形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这种情况不能适应现代中国人的生活需要，因而要进行改革?哪些方面的改革已经成功或正在推进?哪些方面的改革还迟疑不决，止步不前?汉字要使用打字机，以及通过打字机使用电脑，是不是必须经过汉字形体的分析编成号码?因而不能脱离专业化，即限于一批以此为职业的打字员，不能通过拼音打字，打成汉字，使电脑这个一切现代化的关键手段普及到每一个会说汉语普通话的人?这一系列问题，其中的是是非非，都可以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出答案。（请看《语文建设》1990年2期64页《受留学生青睐的中文信息处理课》）这就是我所说的宏观的语文知识。这样的语文知识，我认为每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中国人都应该具备，正如他应该知道他的身体里有脑、心、肺、胃、肠、肝、肾等器官，各自起什么作用一样。这样，像前面转录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文章就永远不会出现了。“（吕叔湘5未晚斋语文漫谈6第41~43页，语文出版社， 1992）”非常不幸“的是，直到10年后--1998年吕叔湘先生去世，这样的宏观语文知识也没有在中学课本里出现，甚至也没有在大学课本里出现；又是10年后， 2008年，这样的宏观语文知识仍然没有在中学课本和大学课本里出现。于是，令吕叔湘前辈痛心疾首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文章“又一次出现在面向全国知识分子的第一大报--《光明日报》上，而且，是在该报的”中国新闻奖名专栏“--”观察“上。吕老前辈尚且无能为力，我辈山野之人还能有什么作为!然而，有些话纵使”白说“也还要说--大约10年前，有人把”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改为”撼山易，撼汉字难“.今天，我改成：撼岳家军易，撼”汉字难学“难!撼岳家军易，撼汉语拼音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