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形象解读
目录
摘要（详见正文）
前 言
一、主人公的形象--“傻子”
二、“傻子”的人性追问
三、“傻子”所显现的庄学生命理念
四、“傻子”体现的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致 谢
以下是论文正文
摘 要：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从一个大智若愚的“傻子”的角度，冷眼观察纷纷扰扰的“尘埃”界，反映了作者阿来独特的历史感受和生命体验。作家创造傻子这个象征形象，又以傻子形象为核心，在展示神秘复杂的土司世界，破译权力秘密的同时，反复追问聪明与傻子这样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最终达到对中国智慧或东方智慧的反思。《尘埃落定》的成功，是当代中国文坛又一次重归传统的努力和尝试。
关键词：傻子；人性；庄子；文化；智慧
前 言
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以极高的得票率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作品以其成人气质的童话，重归古典的史诗叙述，内涵丰富的文化意蕴赢得了广大读者和社会评论家的广泛认同。读着阿来的长篇处女作《尘埃落定》，看到的不仅是生命的消亡和封建土司制度的溃灭，历史的沧桑和人生的悲凉，而是作家在小说中所寄寓的深刻的意蕴和文化内涵。小说深沉的象征意味给人一种沉甸甸的感觉，一种悠远的厚重感。传递这种感觉的主要是小说中进行着人生无望地努力和痛苦地挣扎的主人公傻子。卡西尔在其《人论》中说:“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它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而本文正是通过反复追问聪明与傻子这种形而上的哲学问题，达到对中国智慧及东方智慧的反思。
一、主人公的形象——“傻子”
“在麦其土司的辖地上，没有人不知道土司第二个女人所生的儿子是一个傻子。 那个傻子就是我。 除了亲生母亲，几乎所有人都喜欢我是现在这个样子。要是我是个聪明的家伙，说不定早就命归黄泉，不能做在这里，就着一碗茶胡思乱想了。土司的第一个老婆是病死的。我的母亲是一个毛皮药材商买来送给土司的。土司醉酒后有了我，所以，我就只好心甘情愿做一个傻子了。” “一个月时我坚决不笑。 两个月时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的双眼对呼唤做出反应。” 小说一开始就反复强调“我”是个傻子，是个远近闻名、众所周知的傻子，是因为土司醉酒后才出生的傻子。 事实上“傻子”的称谓是别人强加于主人公“我”之上的。但“我”因为傻而享受到各种优待，所以一开始“我”也就心甘情愿地当一个傻子了。在没有人来伺候“我”时，“我”会大叫大嚷；在众人都按捺好奇心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刨开泥土看种子怎样发芽；在春天的时候，“我”会命令手下人去围猎。因为是傻子，所以“我”就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或做出任何解释。这是那些自以为是的聪明人所不能享受到的特权。
但是从作品的叙述看，“傻子”却不傻。他像一个“先知”，总给人以意想不到的惊异。比如麦其家因种罂粟发了财，周围的土司也学着种罂粟时，“傻子”却提出了与聪明哥哥的相反意见——种粮食，事实证明“傻子”是对的。在边境的经营、爱情的追逐、仇恨的消弭、土司继承权的争夺上，他都大愚而大智，大拙而大巧，远远胜过了常人眼中聪明的哥哥。可以说，小说的喜剧色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傻子”这一形象。 说起傻子，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作品中的傻子是麦其土司酒后与汉人妓女所生。他为人处世的基本方式是凭本能、靠直觉、直奔主题，所以常常比正常人、聪明人更能看清事物的本质，透视事情的真相，接近事物的本质。他为麦其土司几次重大决策所出的主意都比聪明的哥哥，老谋深算的父亲高出一筹。他没费多大气力便娶到了最美丽的姑娘塔娜，更不费吹灰之力便使麦其家成为当地最强大的土司。你可以说被称为傻子的二少爷并真傻，也可以说其他的聪明人并不真聪明，那么究竟谁活的正常，谁活的异常，的确让人颇费一番脑筋，从而回到原初点去思索人性与人生的诸多问题。一个傻子能像一面明镜让我反观自身，这也是《尘埃落定》的价值之所在。
作为“傻子”和土司二少爷的双重身份，“我”既是受人注目的，却又是无足轻重的。如果说“我”是一位傻子，而在许多方面，许多场合“我”又表现出所有人所不具备的大智；如果说我是一位智者，在日常生活中却处处显示出“犯傻”。我是麦其土司家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却又始终是一位旁观者、局外人。我是土司家族新生活的创造者，却又是土司制度的牺牲品。我既是这个世界的宠儿，又是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人。我既是历史与现实的见证者、未来的预言家，又始终是生活在梦中的人。我常常在每天醒来之后反问自己“我在哪里，我是谁？”这在有些人看来是犯傻的诘问，恰恰是哲人经常思考的问题。事实上，傻子并非没有头脑，只不过它的头脑和大多数人的运行不合拍不协调；它不是没有事理的推断力，只是他的推断跟大多数人的推断力不在一个方向上。他的“傻”是生存的智慧，是人性丰富的生命形态，是“他能够较其它聪明人更完整的见证自己部族辉煌与沉沦的神灵般的旨意”。“傻”并没有让他站在传统之外成为自己传统的另类，而是让他站在一个特殊的角洞察与思考传统与未来的关系。他因为这个“傻”而拥有了一个既平凡又非凡的带有某种性光环的智者世界。
“然而这里的傻子我们绝不能轻视，它不仅可以视为独特的文化符而且是一种富有意向特质的社会人性标志:二少爷既傻又不傻，这既傻又不傻的丰富性或多义性，乃至历史感或现实感，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人物画廊里是绝无仅有的。” 他的“既傻又不傻”一如现代人的生存景观，两者之间没有质的差别。聪明和傻子，似乎是鲜明的两极。 在《尘埃落定》里，那位倒霉的喇嘛翁波意西算是透彻的觉悟到聪明和傻子之间神秘莫测的关系了。他曾长叹了一口气对那位傻子少爷说：“都说少爷是个傻子，可我要说你是个聪明人。因为傻才聪明。” 就连傻子的父亲麦其土司，也被这到底是聪明还是傻子的行为弄得很烦恼。使他不可理解的是：“聪明的儿子喜欢战争，喜欢女人，有对权力的强烈兴趣，但在重大的事情上没有足够的判断力。而有时他那酒后造成的傻瓜儿子，却又显得比任何人都要聪明。” “傻子”的人生并不是另类人生;他拥有与我们同样的幸福、失落、感动和痛苦，在他的人生历程中我们照见的是自己的人生。正如阿来在《落不定的尘埃》中所说的那样“欢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获得与失落、所有这些需要，从他们让感情承载的重荷来看，生活在此处于别处、生活在此时与彼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故事里面的角色与我们大家有同样的名字:人。” 从以“傻子”为代表的众多人物中，我们发现他们不再是历史的工具和形象化的例证，他们是活生生的艺术存在，他们的价值在于揭示和阐明一种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艺术精神。从“傻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所走过的道路或“人的过程”，也只能是这样一种难分智愚、难分天性与理性的混沌风景。
二、“傻子”的人性追问
“我”经常被置于这样的意识中：“我是谁，我在哪里？”这样的句子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出现： “说老实话，我的脑子真还有些毛病。这段时间，每天醒来，我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我睁开眼睛，看到天花板上条条花纹像水上的波纹曲曲折折，看到窗子上射进来的光柱里悬浮着细细的尘土，都要问自己：‘我在哪里？’然后，才尝到隔夜的食物在口里变酸的味道。然后，再自己回答：是在哪里哪里。弄明白这个问题，我就该起床了 大多数时候，我只问自己一个问题，有时，要问两个问题才能清醒过来。 第二个问题是：‘我是谁？’ 问这个问题时，在睡梦中丢失了自己的人心里十分苦涩。” 这样的自我拷问，实际上凸现了傻子二少爷与其身份、地位不相称，与外部世界相背离，生活在历史与边缘上的状态，以及在他的身上“看来绝对不相同和不相容的东西令人 惊讶的结合在一起”的特征。这种状态和特质具有鲜明的社会指向性。正如阿来在谈到 《尘埃落定》时所说的：“在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过渡时期，社会总是显得很卑俗;从一种文明过渡到另一种文明，人心委琐而浑浊。” 傻子二少爷身上便集中了过渡时期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
《尘埃落定》实际上是一部傻子二少爷的成长史、心灵史。在这一心路的历程的表现中，主人公的思想成为艺术描写的对象。我们读到的主人公的思想不是由叙述人讲述出来的完整的、一切符合逻辑和规律的，脉络清楚的故事，更没有一个统一的，情节结构框架和客观视角中的人和事，而是一组组的“主观镜头”，一段段思想的碎片，神秘的奇思异想，梦与潜意识；读到的不是主人公完整的人生经历、确定的行为和性格特征，而是“思想的形象”，是“思想的形象同这一思想的载体的人的形象”完全结合的“思想的人”。主人公之所以产生“我是谁？”的追问，是因为他人的意识进入自我的意识，“我眼中的我”总是以“别人眼中的我”为背景建构起来的。在社会的声音和他人的话语中，对“我”评价表现出一种极端分裂的认识——傻子或聪明人，因此，主人公在自身内部的潜意识中自然会产生“我是谁？”的追问。这也是“我”置身其中又超然物外，迷失了自己主体历史方位感的标志。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状态中，傻子总是迷失自己，总是要问“我是谁？”“我在哪里？”这是他不断认识自己，在人生价值的重构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把握不准自己命运的心理反映，是为生命寻找寄托和归宿的哲学沉思。这一沉思具有深刻的内涵，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对其命运的思考。
“我是谁”？也不是单纯的姓名、身份的问题，而是对人的出生、成长的疑问，是对人在特定或普遍的历史时期与文化下，该扮演角色和拥有生命质量的追问。“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我”的生命该有怎样的旅程？这实际上是“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对人在智慧与愚昧处于失衡状态的命运追溯，是人类自由性灵与丑恶现实相互碰撞之后摩擦出的沉重深沉的反省之音。”在这种追溯与反省里，我们才摒弃主观，客观地观照历史、观照心灵，才怀念人类在漫长的进程中所遗忘的性灵上的东西，才真正感知“被一些更大力量超越与充斥的命运” 的悲哀。
由此可见，“傻”与“不傻”完全是一种世俗的观念——一旦丧失了功利的平衡，也会出现“傻者不傻”、“不傻者傻”的局面。二少爷的所谓“傻”，便是他的不识时务、不谙功利，一切顺从天性的表现，其中也包括了他对于人事的好恶。而他那种被证实的客观上的“不傻”，往往是超越了功利逻辑之后“傻”的结果——因为“傻”才使他进入了大智若愚的境界，即那种非自觉的，无深思熟虑可言的，高度服从性情或直觉的境界，是一种懵懂而又智慧，永无谜底的状态。
卡西尔在其《人论》中说:“人被宣称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它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之中。” 文学关心的是人的灵魂的问题，不论历史的“人”或现在的“人”。《尘埃落定》通过关照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内心感受，把视线投向人物的心灵世界，表现人物精神世界中蕴含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人生内容，是作者对个体及民族命运的思索，更启示了人们对人性和人生的思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仰望星空、巡视内心，我们不禁也会沿着“我是谁？”、“我在哪里？”的追问出发，做一些有益的思考，一个失去思考的人是可怜的人，一个失去思考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从这一意义上说，《尘埃落定》不仅是一部中国的小说，而且是一部传达了人类或人性存在的小说。
三、“傻子”所显现的庄学生命理念
阿来谈《尘埃落定》的创作时说：“故事里面的角色与我们大家有同样的名字：人。” 这说明作者思考的正是“人”的问题。作品中傻子二少爷，正是综合体现了这些人的问题。他既不代表藏族佛教文化理念，亦不属于儒家的世俗文化理念；既非纯然超世的，亦非纯然人世的。于是，庄学的生命理念就自然地凸现出来。庄子的自由生命精神正是沟通现世此岸与宗教彼岸的一座虹桥，游走在这座虹桥上的人物正是傻子二少爷—“上天叫我看见， 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二少爷的这句话正体现了庄学的生命精神。
首先，二少爷的人性欲望特征也体现了庄子的人性欲求理念。庄子主张人应通过虚静、心斋等方式达到冥知弃智、忘俗离欲。这并不是宗教式的禁欲主义，只是不主张利用智慧知识去强力追求人性欲望的泛滥。徐复观说:庄子“并不是根本否定欲望，而是不让欲望得到知识的推波助澜，以至滋出于各自性分之外。在性之内的欲望，庄子即视为性分之自身，同样加以承认的”。傻子二少爷对待人性欲望采取的同样是顺应自然天道的方式，他甘愿以傻子的心态对待外物与事态，淡化种种世俗功利等欲望。面对性分之内的自然欲望，他体验到了生命的美好性灵。因此，情欲、权欲、财富欲、荣誉欲、智慧欲等对他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比如，他面对妻子塔娜与别人偷情、私奔，并不像常人那样有强烈的占有欲和复仇欲，他还劝他的手下人不要去为自己报仇。这显然是“傻”子式的态度，但却于顺应自然天命中，获得了超脱的自由，这正是对待人性欲望上的庄子式的大智慧、大觉悟。
同时，二少爷的生与死显现了庄子的生死理念。庄子理想的“真人”，不爱慕生存，亦不憎恶死亡，不乐生，不拒死，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傻子二少爷对待生死的态度正如这位真人。他出生于贵族之家，却不为特殊地位而高兴，也不因别人视他为傻子而悲伤。他没有死于被大炮摧毁的城堡中，却又不愿死里逃生，平静泰然地等待被复仇者的剑刺死，他完全可以不死，但面对复仇者的必然选择这一命定规则，他没有抗争，自然赴死。他顺天命而生，应天命而死，体现的正是庄子式的“天命”生死观。 显然，二少爷的行为活动也体现了庄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生命行为理念。庄子认为，人一旦摆脱了生死、贫富、贵贱、毁誉、优乐等的束缚，无知无欲，凭无意志无目的而又合乎天道自然的规律去行动，就可获得行动自由，做到“无为而无不为”。
二少爷短暂的一生中，从不越出性分之外凭意志去行动，去强行获取。他的一切生命实践都是顺应自然的行为，他的性爱情爱行为，建立边界市场行为等等，都是不意间做出的，均体现出“无为而无不为”的行为理念。于是，文本中处处显示的“命定”因果思想，就不是宗教“宿命”精神，而是庄学式“天命”思想。从整体上看，庄子的生命理念是追求人格自由，是一种艺术化的生命文化精神。人若被日益膨胀的世俗欲望支配，就变成了欲望的奴隶。人要获取自由与幸福，必须超越世俗生活中诱人耳目、乱人心性的诸多欲望，达到“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自由境界。宗教看到了人欲的灾难性发扬的危害，故以禁灭人欲的方式，超度人生因欲望不得而生的苦痛，企图以幻想的彼岸世界来度脱生命于苦海，但这种禁欲的方式亦让人不得自由。所以庄子并不将人生的生命自由实践交付与宗教方式实现。阿来臆造出傻子二少爷这一特殊的生命文化符号，使其天然地界于宗教理念与人性欲望两个世界之间，既不便于成为宗教信徒，亦不成为欲望的奴隶，从而成为自由地生存于人世的特殊生命形态，这实则是一种庄学式理想生命形态。也许阿来无意将其写成庄学式生命理念，但文本客观上的确参活了庄学生命精神。
在当下全球化声浪席卷中华大地之时，文化身份的确认和文化立场的坚守常常被在场性实用主义文化湮灭。宗教救世显然已是过去完成时态的文化遗骸。“傻子”的生存方式，亦难以落实到真实的现世生存原则中去，在科技、权力、竞争、交易等原则支配的文明世界中，“傻子”和庄子理想的“真人”一样，都只能是文化祭坛上的一尊塑像。但是，“阿来孤独地坚守文化祭坛的一方圣土，讲述的这个文化神话，至少也会让人产生一些超越实 用主义的另类人生文化体验。”作品对反拨当今中华大地上文化立场的普遍遗忘和人性欲 望的泛滥成灾，也许不无启示。
四、“傻子”体现的中国智慧
中国古人与西方古人不同，他们不关注自然世界，而是特别关注人类社会；不看重出世的宗教信仰，而更看重入世的道德修养：不景仰宇宙本体的知识，更追求人际的胜算。所以，古往今来，中国人常常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欺骗、算计、倾轧、争斗乃至残杀成为最多的历史叙事，这势必逼迫人们利用各种方法来保护自己，战胜别人。这就是我们的权谋文化发达的原因之所在。中国人景仰的智慧人格很少为知识渊博的科学家，更多的是能掐会算的权谋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核心是人事上的成功。《尘埃落定》就是建构这样人事成功的中国智慧。
傻子，代表着中国智慧的一种形态，是作家极为推崇的形象，因而不惜浓墨重彩。从智慧意义上看，傻子的“傻”可以说是象征着一种韬光养晦、不露声色的机敏与狡猾，在内心，傻子比谁都明白，所谓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在中国社会，在一般人看来，像翁波意西那样宁折不弯不屈服于权势是不聪明的，而不去谋权不去谋势的人是傻子，强烈地不加掩饰地去谋权谋势的也是傻子，只有既有事业心和权力欲又不表现出来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聪明的哥哥有着太明显太强烈的权力欲，因此做了一件又一件的傻事。“我真有点可怜哥哥。他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他的弱点是特别怕自己偶尔表现得不够聪明。平常，他对什么事都显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那并不表明他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那是他在表现他的聪明——毫不用心也能把所有事情搞得清清楚楚,妥妥帖帖”。而傻子在外表上则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傻，如果谁说他不傻，他还向父亲老土司告状，说不把他当傻子看待。这种状态让所有人都迷惑。父亲说:“聪明的儿子喜欢战争,喜欢女人,对权力有强烈兴趣，但在重大的事上没有足够的判断力。” 而傻子儿子却做出了聪明人也做不出的事情，所以，他只能归于神,是神的奇迹。但人们却处处提防这个最傻的聪明人。新派僧人翁波意西看穿 了傻子，说他因“傻”而聪明。傻子安于傻的现状,就是为了保存实力。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傻，自己早就完蛋了。但傻子把这种权力欲隐藏起来，让时间来完成内心的欲望，让时间的否极泰来的功能发挥作用。
《老子》则是第一次集中、形而上地阐释了这种智慧，这是水一样的智慧，这是“万物负阴以抱阳”的阴柔智慧，这是贵柔守雌，以柔克刚的策略智慧。难怪后人把《老子》看成一部兵书。在《尘埃落定》中，作者以傻子形象为核心，让智者和傻子的对立与统一构成了中国智慧的基本结构模式，而这个智慧的最高境界即“无为而无不为”、“不是智慧的智慧”。只有在“无为”中而“无不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小说中的傻子就是这样成为中国智慧寓言的一个象征形象。这表现了中国智慧的崇高与神秘，也表现了其悲哀与可怕。作为中国智慧的寓言，傻子的身上体现了中国智慧的那种崇高神秘的意义。比如他的胜利，不是靠强大，而是靠弱小，不是靠聪明，而是靠糊涂。自甘傻子柔弱的状态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韬光养晦的象征，种庄稼不种罂粟的天机道破也可以看作是冥冥之中天道自然而然的显现。这一切表面“无为”而实际上的“无不为”正是中国智慧的神秘体现。从形而上的意义看，《尘埃落定》正是一部关于中国智慧的哲学启示录。
作为中国智慧的寓言，傻子形象又是悲哀的。“贵柔守雌的中国智慧往往使中国人很少采取‘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处世态度，不是怀着对人类社会的爱，不绝望，不放弃，不回避，地去改变人类的悲惨命运，而是处处崇尚‘知不可为而安于宿命’的心理状态，无条件地把一切交给时间来解决”。这是中国智慧聪明的地方，也是其悲哀之所在。傻子实际上看清了土司生活的一切，比如他之所以不摆脱死亡，是因为他看清了“什么东西都有消失的一天”的事实，死亡不过是生死轮回，摆脱只是新一轮复仇的开始而已，一切努力都将脆弱的徒劳的，所以，他用回避来保护自己，用退后一步天地宽的姿态来应对生命的沉重。这种智慧的精妙在傻子形象中是傻得游刃有余：他安于卓玛从他身边走开；他安于被排挤，被嘲笑，被侮辱的地位；他安于妻子背叛的境遇；甚至他安于被人杀死的结局然而，这种所谓的安于宿命的智慧，导致了他喜欢的书记官又一次地被割掉舌头，导致了他的情人和妻子都离他而去，也导致了他的死亡的来临。人们说，女人往往是男人外貌体魄、智慧甚至事业成败的镜子。在小说中，傻子从没得到过真正的爱情，他所深爱的两个女人——侍女桑吉卓玛和妻子塔娜都因为他这种智慧弃他而去。他的妻子塔娜被迫嫁给他时就说，你不可能让我成为一个忠贞的妻子。作家在这里暗喻对傻子的智慧的蔑视。可见，阿来也不是完全推崇这样的智慧的。应该说，傻子身上充满了悲凉的气息，即便他拥有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甚至是连土司们都羡慕的权力与财富，即便管家经常献上美丽的少女来讨他这个少主子的欢心，也无以抚平他内心的孤独与惆怅。那是一种无人喝彩的悲 哀。我们似乎感到这气息传达了阿来的心声：通过傻子的爱情来质疑傻子的聪明，通过傻子的结局来质疑这种智慧。
作为中国智慧的寓言，傻子形象也透露出了可怕的意义。如果中国智慧被抽空了理性的内容，徒剩下智慧的躯壳，那将是非常可怕的。殊不知人们有时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智慧下作犬儒的行为，在难得糊涂的心态下冷漠和猥琐。阿来看到了这一点，他曾忧心忡忡地说:“在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过渡期，社会总显得卑俗；从一种文明过渡到另一种文明,人心委琐而浑浊。” 这是意味深长的。试想一下，千百年来，为什么我们的民族总是饱受苦难，为什么我们的人民总是受到凌辱，我们对这种智慧的选择是否代价太沉重了，我们民族中是否聪明人太多了？中国智慧的悲哀在傻子形象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是否可以这样推断，小说中的傻子最终没有后代的结局已传达出了这种智慧终结者的象征倾向？我想，“尘埃落定”也应该是这种智慧消极面的尘埃落定，无论作家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智慧的悲剧色彩已尽显其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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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在论文的准备和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张富春老师的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张老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对我影响深远。在此，我向张富春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