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念孙作为有清一代杰出的训诂学家、考据学家，一生成就颇丰，为后世留下了很多研究成果。钱穆先生《国学概论》中指出“，段、王小学，尤推绝业”。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其子引之。”可见，王念孙在训诂学的研究领域成就卓越。他的著作有《广雅疏证》及《补正》、《读书杂志》、《释大》、《古韵谱》等。在众多的学术论著中，最能代表他学术思想的就是《广雅疏证》。
《广雅》是汉语训诂学一部重要著作，它虽然没有《尔雅》、《方言》那么精彩，但正如王念孙说：“周秦古义之存者，可据以证其得失；其散佚不传者，可藉以窥其端绪。”因此它受到训诂学家的重视，这也是王念孙作《广雅疏证》的重要原因之一。
笔者认为，《广雅疏证》中校勘、体例乃至同源词的研究都是系统而复杂的，若能细致研究《上广雅表》，在此之中对王氏学术观点略作剖析，虽只能寻得冰山一角，不能得其精要，然对其学术思想略探一二并非毫无意义。在《上广雅表》中，其他各处基本是疏通，但有三处显然是王氏根据考证得出的个人观点。这三处已不仅仅是简单的考据，而是经过考据将其个人见解和观点融入疏证部分。以下具体来看这三个问题。
一、《七略》的作者
谈及《七略》一书，向以刘歆为作者，然而王念孙在给《上广雅表》作疏证时表明《七略》的作者是刘向。那么其作者到底是刘向还是刘歆就有了探讨的必要。《七略》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汉代官府藏书目录。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刘向等人校勘政府藏书，为每种书编撰叙录一篇，后将各书叙录汇辑成《别录》一书。刘向之子刘歆在《别录》基础上编成《七略》。
所以关于《七略》的作者，有人认为是刘歆，有人认为是刘向父子，而在王念孙看来，其作者是刘向。他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第一种可能是王念孙认为，虽然是刘歆辑成《七略》，但是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进行的，他只是进行了整理和目录的编撰工作。据阮孝绪《七录序》，刘歆的《七略》，是在其父《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因此《七略》的作者是刘向。另外，成帝时“，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年间，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刘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哀帝即位，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歆嗣父业，继续校书。也就是说，《别录》的作者是刘向父子，那么《七略》在《别录》基础之上成书，它的作者也应该是刘向父子。只不过王念孙在疏证的时候将刘歆之名隐去，只说“刘向《七略》”。
二、《尔雅》的作者
历来的说法是《尔雅》非一时一地之作。关于《尔雅》的作者，一直众说纷纭：有周公所作，成于西周之说；有孔子门人所作，成于战国初期之说；有齐鲁儒生所为，成于战国末期之说；有刘歆伪造之说。而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儒生所为，成书于战国末期至汉初。
但是在《上广雅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张揖的原文中，还是在王念孙的疏证中，都认为确有部分是周公所作的。不过王念孙在他的疏证部分明确指出“篇”与“卷”的问题。他同意张揖表中的观点，即认为“今俗所传三篇《尔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王念孙根据《汉书·艺文志》“《尔雅》三卷二十篇”的说法，又结合了张揖表中“今俗所传三篇《尔雅》”之说，认定汉时所说的“卷”就是张揖所说的“篇”。以此，他指出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说“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补”的观点是“殆考之不审至斯误”。因为陆德明没有把“卷”和“篇”的概念区别清楚。如果说《尔雅》分三卷二十篇，那么陆德明认为“周公乃作二十篇之一”，就使周公所作的内容大大“缩水”了。所以说，陆德明犯的这个错误被王念孙指正出来了。
三、《广雅》的字数
张揖《上广雅表》中“文同意异，音转失读，八方殊语，庶物易名不在《尔雅》者，详录品核，以著于篇。凡万八千一百五十文”。王念孙在校勘疏证的过程中，找出衍文九十六字、脱文五百九十字。经过字数的校勘，他统计的结果是《广雅》收字“万七千三百二十六”，比表中张揖所说少了八百二十四字。
王念孙在为《广雅》补注脱文的时候有两种：如果脱字与正文上下文引出处相同，那就补在这些字的后面，用小字区分；如果脱字引出处与正文上下文出处都不同，那就补在该条目的最后，用小字区分。可见王念孙的补注工作非常细致。而缺漏的八百余字是在找不到考据的史料之后得出的结论，毕竟从魏晋到清，《广雅》在传抄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疏漏。
但总体上来说，王念孙关于《广雅》字数的统计是比较科学的。
四、结语
总的来说，王念孙在作疏证工作的时候不盲目迷信古人的观点，而是在引证考据的过程中，有选择吸收前人的成果，对的则加以论证，谬误之处则指出并给予纠正。实际上，这种实事求是、不虚美、不掩饰的治学态度正是戴、段、二王这一派学者的训诂研究之精神所在。
《广雅疏证》是中国传统训诂学上的一部光辉著作，王念孙耗费十年心血，对《广雅》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在疏证语词时，不但举例翔实，而且运用当时古音研究的成果“，就古音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为古代汉语的研究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概括起来，约有五端：第一，发掘了一批语言史料；第二，纠正前代一些错误的解说；第三，对词的词源意义作了一些有趣的探索；第四，揭示了《广雅》的某些体例；第五，校正了《广雅》的讹误。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词的疏通证明，把训诂原则和方法揭示出来，解决了未曾解决的问题。
王念孙《广雅疏证》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一样，代表了我国传统训诂学的最高成就。他通过对《广雅》的校订、疏通和证明，从理论和方法上把训诂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广雅疏证》就像郦道元为《水经》做注、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那样，在学术史上，其价值远远超过了原书。而这些价值在《上广雅表》的疏证中就可以初见端绪。
参考文献：
[1]王念孙.广雅疏证[M].中华书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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