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刘熙所作的《释名》是一部以声训的方式探求日常事物名源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以同声相谐，推论称名辨物之意，中间颇伤于穿凿，然可因以考见古音。又去古未远，所释器物，亦可因以推求古人制度之遗。”虽然四库馆臣认为其中有许多穿凿附会的牵强之说，但是考究古代天文历法、典章制度、风俗名物，探寻古代语汇的发展演变规律，《释名》的价值和作用却不容小觑。《释名》不仅对语汇作声训，还解释了缘何以此语词来训释，对事物名称来源进行了更加清晰的描述。
《丛书集成初编》本《释名·释乐器》篇曰: “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
此则是对乐器“琵琶”的解释，然而现行《释名》及其疏补的多个版本因为文字的差异而不断引发争议。毕阮在其《释名疏证》中云: “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
其中“批把”和“枇杷”二字的差异，后世对此训释进行研究的学者颇多，然而却不能精究经典古字，反以近世差误等字引作证据，其中有舛讹者，也不乏其人。本文试图在中国古代乐器发展史和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探讨“琵琶”、“枇杷”等相关语汇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以期从文字、音韵等角度溯源寻踪，考究其与相关词汇之间的关系。
一、“琵琶”、“批把”、“枇杷”、“鼙婆”的语汇混用例
“琵琶”、“枇杷”这两个词汇在现代汉语中是一组同音词，自古以来，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而产生混用现象。学者们认为这两个毫不相关的词语，只是因为笔误而写错，因此，这两个词的混用经常被当作“错别字”的典型案例。然而，仔细考究古代文献典籍，诸如此类“琵琶”、“枇杷”、“批把”、“鼙婆”等混用的例子不少，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琵琶”作“鼙婆”
明方以智《通雅》卷三十: “琵琶，本借‘枇杷’，转为‘鼙婆’，或作‘擘 ’、‘ ’，一名‘国腹’。《说文》只有‘枇杷’字，借当乐器，遂作‘琵琶’。一名‘鼙婆’，即‘琵琶’声之转也。赵凡夫以为当用‘擘 ’，又作‘ ’。其可笑者，在竟改唐人诗字也。字有俗而通者，‘琵琶’是也。又安知非《說文》之漏失乎? 推手曰琵，却手曰琶。’《武夷山記》: ‘国腹，即琵琶。’”
这段文字，简单地分析了“琵琶”、“枇杷”、“鼙婆”等词汇，曾经都是乐器“琵琶”的称法，也同时说明，在古人用字用语中，这几个词汇之间并非毫无牵连。
此外，尚有许多“鼙婆”来表示乐器“琵琶”的用例:“竟宁阏氏出塞城，鼙婆声断凄龙庭。边云竟与汉月隔，野草空作春风青。”(元·高则诚 《昭君出塞图》) “梅卿上马弹鼙婆，鵾弦掁掁金逻逤。”(元·杨维桢《鼙婆引》) “一曲鼙婆成绝调，伤心遥望李陵台。”(清· 郭兆昌《击钵吟鄂集》) “月径犹闻，鼙婆深夜语。”(清·陆葇《台城路 辽后洗妆楼》) “得君琵琶诸楔子，鼙婆旧谱宁足夸。”(清·屈大均《琵琶行赠蒲衣子》) “肯把鼙婆通贵戚，不堪铁笛老江湖。”(清·黄景仁《褚五郎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四十二卷子部小说家第三类云: “郭忠恕《佩觿》上篇称干宝《搜神记》以‘琵琶’为‘鼙婆(一本作频婆) ’，此本吴赤乌三年豫章民杨度一条凡三见‘琵琶’字，安阳城南亭一条亦有‘琵琶’字，均不作‘鼙婆(频婆) ’”。
郭忠恕所撰《佩觿》上卷论述文字形声的真伪以及演变，中下两卷辨证字画近似之字，用以解决疑难。郭氏称《搜神记》当中的“琵琶”是写作“鼙婆”的，但是四库馆臣以本校法考证内府藏本二十卷《搜神记》，却并未发现其所说用例。尽管四库馆臣对于《搜神记》中是否用“鼙婆”来指代“琵琶”持有怀疑，但从叙述中可以发现，“琵琶”和“鼙婆”在北宋时期的混用迹象，否则郭氏也不会有如此之说。
2．“琵琶”作“批把”
“批把”一词和“鼙婆”类似，在古籍中出现，基本上都表示“琵琶”之意。古籍文献中出现“批把”二字，多以注解“琵琶”为主，较少独立使用。例如:“批把，仅按: 此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与五行，四弦，象四时。”(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声音》)“批把、鼙婆，琵琶也。《风俗通》: ‘批把，近世乐家所作，以手批把，因以为名。’《释名》: ‘推手前曰枇，引手后曰杷。’《搜神記》: (今本无词语) 。‘琵琶，一名鼙婆。’盖即‘琵琶’二字之转声也。”(清·吳玉搢《別雅》) “马上所鼓，推手前曰批，引手后曰把。
或从手。”(《宋本集韵》)毕阮作《释名疏证》，其《释乐器》一章云: “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意即枇把是骑在马上弹奏的乐器，向前弹出称做“枇”，向后挑进称做“把”。根据它演奏的特点而命名为“枇杷”。然而从其后进一步解释“枇”、“杷”二字，在此处表示的是弹拨乐器的技法，是手部动作，由此可见，诸家认为此处“枇杷”当改为“批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清代徐珂在《清稗类钞》中云: “琵琶，一作批把，有四弦，刳桐木为之。曲首长颈，平面圆背，腹广而橢，內繁细钢条为胆，面设四象十三品，犹琴之徽位，以为声音之清浊节也。《释名》谓其器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旧皆用木拨，唐贞观中，裴洛儿始发拨用手，所谓捣琵琶者是也。今多有用六弦者。”
此段文字，进一步证明，“琵琶”一词，也可作“批把”，但是又从中可以看到一点，徐珂认为“琵琶”是从唐贞观中开始用手拨弹的，之前一直是用木拨，似乎又给《释名》中“枇杷”二字代指“琵琶”提供了依据。清代汪由敦的《松泉集》卷十八中亦有载: “《跋手临赵书旧诗十五首》中‘琵琶’字作‘枇杷’，未知所据，《集韵》但谓或从‘批把’，前人亦未经用，且各有本因，批音同披，把则‘拱把’，把握，作平声。读韵书，故未审耳。”
汪氏此说，虽然不甚精当，然而反映出两点: 前人有“琵琶”字作“枇杷”、“批把”等之用，但不是普遍的习惯用法; 声韵的内在联系是产生这种语言现象的因素之一。
3．“琵琶”、“枇杷”混用
唐代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有诗: “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树下闭门居。”学者庞庄甫在文章《琵琶花里和枇杷门巷》中指出，他亲自去望江楼公园，读到石刻上的字竟是: “琵琶花里闭门居”。因为琵琶花叶似枇杷，所以由“琵琶花”变为“枇杷花”，后又变为“枇杷树”。于是又有了“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校书门巷?”的吟句，而后“枇杷门巷”也专指妓女的居所，可见“琵琶”、“枇杷”历来是沾亲带故的。
西晋傅玄《琵琶序》曰: “闻之故老云: 汉遣乌孙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工知音者，战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观其器，盘圆柄直，阴阳序也; 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枇杷’也，取易传于外国也。杜挚以为秦之末，盖若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据，以意断之，乌孙近焉。”
又交代了乐器琵琶的起源，并且论断称之为“枇杷”，就是方言，明代周祈所撰《名义考》卷十二《箜篌即琵琶》也有此论断，言字: “本作琵琶”。此外清代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浑不似》中也写道: “琵琶古名枇杷，又名鼙婆，昭君常因琵琶坏，令胡人改，为之而小。”正好与“乌孙公主说”相印证。
古籍尤其是韵书、辞书当中，版本不同，文字的书写也不同，学者们各执一端，刘熙《释名·释乐器》篇便是如此，但仔细考究却不难发现，词汇之间是有渊源的，而不是毫无瓜葛，简单的笔误造成的。
4．“枇杷”、“批把”混用
除了上述的混用例，“批把”也曾用作“枇杷”之意，例如: 《古音骈字续编》中‘麻’韵云: “批把”《逸雅》中作“琵琶”，《说文》作“枇杷”。此类用例，宋代以来也比较多见，甚至许多医书现在也仍然将“枇杷”写作“批把”，但因为后人对于古籍文献的整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流行的版本当中，多数都被学者们按照现在意义上的语义内涵，将其修改，存数不多。
由此可见，“琵琶”、“枇杷”、“批把”、“鼙婆”几个词，在古代的语言环境中，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而并非绝对独立的语汇，厘清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汉语语汇发展演变的过程，也能更深层次的考察其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而对于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教学工作者来说，尤为重要。
二、“琵琶”、“批把”、“枇杷”、“鼙婆”的语义关系
《荀子·正名》: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 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荀子认为，事物命名的时候音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是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的集体意识和习惯。然而当一种语言的基本词汇形成以后，在词义的引申和派生过程中，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关系有些也是存在语音上的联系的。沈兼士《声训论》: “凡义之寓于音，其始也约定俗成，率由自然。继而声义相依，展转孳乳，先天后天，交错参互，殊未可一概而论。”我们且从词义的角度来探析“琵琶”、“批把”、“枇杷”、“鼙婆”这几个词的词义，考察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 产生背景及其语义关系
汉语语汇从开始产生的时就具有了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特点，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民族的交往，汉语的语汇不断的产生，也有一些语汇逐渐退出语言使用的主流舞台。“鼙”一词，最早出现时候是指古代军队所鼓的乐器，汉代以后又名骑鼓，例如: 《周禮·夏官·大司馬》: “旅帅执鼙。”《周礼·春官·锺师》: “掌鼙鼓缦乐。”《呂氏春秋》: “帝嚳令人作鼓鼙之乐。”
《釋名》: “鼙，禆也。禆助鼓节也。”《吕氏春秋·古乐》: “有倕，作为鼙鼓钟磬。”《晉書·樂志》: “有鼙舞。”《曹植·鼙舞诗序》: “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能鼙舞。”
尽管“鼙”一词出现得比较早，但是从目前的文献当中找不到先秦时期关于“鼙婆”一词的记载，郭忠恕《佩觿》上篇称干宝《搜神记》以“琵琶”为“频婆(鼙婆) ”，但是诚如上文所举，并没有得到证实，而且现今流行的版本当中，也都是作“琵琶”，而非“频婆(鼙婆) ”。但是我国传统的“琵琶”确是在“鼙”这种乐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秦代就已经产生了“秦汉子”，“百姓弦鼗而鼓之”。汉武帝时期，乐师们制作了一种圆盘、直柄、四弦、十二柱的木质弦乐器，即传统的直项琵琶，但当时称之为“枇杷(批把) ”而并不是“琵琶”二字。
“琵琶”这种乐器，早先流传于波斯、阿拉伯等地，诚如刘熙所言“枇杷本出于胡中”。琵琶源于“胡中”，《隋书·音乐志》也有记载: “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是当时游牧民族骑在马上弹奏，据西晋傅玄《琵琶序》所记，琵琶这一乐器是因乌孙公主而引进的，但引进的时候也不是以“琵琶”命名，大约在魏晋时期，才正式称之为“琵琶”。
至于“枇杷”一词，根据《尔雅》《南裔异物志》《三辅黄图》等古籍记载和考据发现，“枇杷”这种植物大约在西汉开始种植。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司马相如的《上林赋》: “卢桔夏熟、黄甘橙揍、批把樵柿……”。
因此可见，“枇杷”、“批把”这两个词在“琵琶”一词产生之前，表称了乐器琵琶，而“枇杷”一词本源上就是枇杷树的名称。东汉许慎《说文》: “枇，枇杷木也。”段《注》: “四字句。”段玉裁的注更加明确地指出，“枇杷”的意思就是一种树木。尽管如此，“枇杷”也表示“琵琶”。而在文献资料中，我们也能发现“批把”一词，有时候也用来表示“枇杷”这种树木。后来，“鼙婆”一词产生之后，尤其是在宋元以后，有较多的文献中，出现了用“鼙婆”来代指“琵琶”的语言现象。
(二) 构词形态及其语义关系
事物得名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不仅要站在史学角度，梳理名物的产生源头，从词汇本身出发，探求其内部联系才能更加准确的把握语汇之间的关系。如表 1 所示:尽管我国古代就有“六书”，但汉字依然是以象形为基础而逐渐发展演变为表意文字的，所以从汉字的形态当中可以看到些许的象形的痕迹。例如“鼙”字是由两个部分构成，上面是“鼓”，下面是一只手举着一只酒器，表示贱，执事的意思(后来引申为“下”、“谦虚”等意思) ，合起来人敲鼓，刚好表示军队乐鼓; “把”字，声旁“巴”字本义是蛇，引申为尾巴，因为在尾部，可以把持，于是又有“盖巴者，把也”的意思。而其后的“杷”字本义指收麦的工具，又有耙疏、聚拢之意，可见其声旁“巴”也是“把持，收回”的意思。
根据考察，上述字形在甲骨文、金文中都不曾出现，春秋战国以后才陆续出现。从其本义来看，“琵”、“琶”二字构成连绵词，本义皆指“琵琶”这种乐器。
“鼙”本意是指军用的小鼓，而这种军队乐器，与后来的中国传统“琵琶”的发展密切相关。“婆”字出现虽早，《诗经》等文献中出现较多，但是都是和“娑”一起构成连绵词“婆娑”，且共同表示“舞貌”这个意思。用“鼙婆”一词表示“琵琶”，从字义上来讲，只是借助了“鼙”和“琵琶”之间的语义联系，而为什么用“婆”，这就需要从音韵学的角度进一步阐释。
而“批”、“把”二字，都是手部动作，一个往出反向拨出，一个往回内扣，用来表示演奏乐器琵琶的技法是非常妥帖的，用表示动作的字，一起代表“琵琶”这个乐器，也符合古代语汇的衍生特点。“枇”、“杷”二字，虽本义不同，但“枇”本义就是指植物“枇杷”，至少证明，此字就是为“枇杷”这种树木而专门造的词语。“枇杷”指代乐器“琵琶”，或者“批把”指代树木“枇杷”，除了他们在语义上的关系之外，仍然需要从语音的角度考察作为同音词或者近音词混用的根源。
三、“琵琶”、“批把”、“枇杷”、“鼙婆”的语音关系
从字形结构上来看，“琵”、“枇”与“批”，“琶”、“把”与“杷’两组都是形声字，虽然偏旁不一样，但是其声旁是分别相同的。按照形声字的合体组字合法，形旁一般表示字的意思或者类属，而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甚至可以表示相近的意思。
那么这几个字，除了形旁不一样，具有两组相同的声符，表明它们之间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除了语义关系之外，以《集韵》为主，参照《广韵》《唐韵》等韵书，从语音方面考察，这几个语词之间的亲疏程度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以上八个字皆属于同一声纽，即“并母”，所组成的四个词符合古汉语当中双声的特点，而韵母的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它们的韵母都属于阴声部，而“琵”、“批”、“枇”三个字都属于“脂”韵，而“鼙”独属于“齐”韵;“琶”、“把”都属于麻韵，而“杷”属于“佳”韵，“婆”属于戈部，但是分析“脂”、“齐”韵和“麻”、“佳”、“戈”这几个韵的关系，其实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古音中“脂”韵和“齐”韵同属于“支”部字，“佳”、“麻”同韵，而“麻”韵、“戈”韵同属于“歌”部字，从而在语音上构成了阴声韵旁转互通的条件。此外，从其反切情况来看，反切上字的同纽，反切下字也两两相同。而其等及声调也都相同或相近。四组词语，在古代音韵学意义上都属于连绵词，而且其他声韵系统要素相同或相近，因此形成了十分密切的语音关系。
理清词汇之间存在的亲密音韵关系、分析在字形和字义上的相互关联，词汇在使用和交际的过程中产生的混用现象便可豁然贯通。
四、小结
“批把”、“琵琶”、“枇杷”、“鼙婆”这几个语汇在现代语音上有差别，但是考察其在古籍文献及其在古代汉语语言环境中的关系，应该以古代音韵为基础，探求古音、古韵，深入分析它们同音混用的语言现象，才能更加准确的把握词汇的语音、语义关系。
诚如上文所列举之例，西晋傅玄《琵琶序》云:“以方语目之，故‘枇杷’也。”清吳玉搢《別雅》:“‘琵琶，一名鼙婆。’蓋即‘琵琶’二字之转声也。”明方以智《通雅》: “字有俗而通者，‘琵琶’是也。”古代学者也都注意到了俗语与经文、典籍用语之间的关系。但是遗憾的是，没有考虑到其中汉语发展过程中字形、字义的关系，也并没有考虑汉语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从而结合音、形、义多个角度全面考察语汇之间的内部联系。
作为训诂学的重要著作《释名》，其价值不可磨灭，但是其中仍然有些问题，是值得商榷和探讨的，对于、“琵琶”、“枇杷”、“批把”“鼙婆”的分析，虽然是“旧题”，却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更好地传承文献典籍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影响语言发展演变的因素是多维的，因此，要研究清楚词汇之间，尤其是具有形近、义近、声近等特征的语汇之间的关系，必然要追根溯源，尽量回复语言的原始状态，这也是语言文字研究“知其然求其所以然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刘熙． 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 释名［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107．
［2］毕阮． 续修四库全书本(第 189 册) 释名疏证卷七释乐器第二十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34．
［3］方以智．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857 册) ． 通雅［M］．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89．
［4］永瑢． 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瞿氏铁琴铜剑楼元大德间刊本［M］． 卷六． 11．
［6］吴玉搢． 影印文渊阁版本四库全书． 別雅［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7］徐珂． 清稗类钞［M］． 北京: 中华书局，1986．［8］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9］庞庄甫． 琵琶花里和枇杷门巷［J］． 文史杂志，1993，(01) ．
［10］李昉等编． 太平御览 卷五八三 乐部第二十一［M］． 北京: 中华书局，1960． 2627．
［1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2］萧统． 文选［C］． 北京: 中华书局，1977． 126．
［13］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六篇上 木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