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在中土传播广泛,拥有无数的信徒,出现了专门宣扬佛教思想的“释氏辅教之书”,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释氏辅教之书”,与此前的志怪小说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不仅篇幅有所加长,思想内容也具有新意。释氏辅教小说中的“报应说”、“轮回说”、“地狱说”等内容都明显体现了其宣佛思想。佛教行为和佛教思想不仅为六朝正在兴起的志怪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在情节、内容以及叙事方式等方面,对魏晋南北朝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释氏辅教; 志怪小说; 观音信仰; 佛教思想;
大约在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经历了魏晋动乱之后,南北朝社会一直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民不聊生,战乱不断,人们在黑暗的社会中痛苦挣扎。佛教认为人生来就是受苦受难的,它宣扬了一个没有痛苦、只有快乐的彼岸世界,于是佛教成为当时人们的精神寄托,并于南北朝时期异常繁盛,一时之间,佛寺众多,僧徒无数。因此,佛教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对当时人们的思想、生活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此背景下,魏晋六朝时的文学领域出现了一股新鲜血液——释氏辅教小说,其主要目的就是宣扬佛法,吸引人民群众信奉佛法。
“释氏辅教小说”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的概念,《中国小说史略》第六篇云:“释氏辅教之书,《隋志》着录九家,在子部及史部,今惟颜之推《冤魂志》存,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矣,而余则俱佚。遗文之可考见者,有宋刘义庆《宣验记》,齐王琰《冥祥记》,隋颜之推《集灵记》,侯白《旌异记》四种,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1
一、六朝时期志怪小说概况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诞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志怪小说兴盛是六朝文学史上的突出现象。这一时期不仅作者甚多,志怪小说作品众多,而且题材广泛且篇幅有所加长。尽管志怪小说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地位比较低下,对其评价不高,发展前景并不好,但是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景象,各方面都呈现出全新的特点,当然这些变化与佛教的传入有着莫大的关联。这一时期,比较着名的作品有《列异传》、《搜神记》、《幽明录》、《冥祥记》、《述异记》、《宣验记》、《冤魂志》等等。
(一)六朝佛教之流传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至于魏晋南北朝,由“神仙方术式”地对待此外来宗教文化,发展到“道家哲学式”地接受佛教教义内涵,并逐渐显现了南北佛教的不同分途发展。冢本善隆如此概说大略的发展态势:
东晋时代的北地佛教,不论是神仙道术式佛教,或是承认君主专制、依附国家权力弘法布教的道安和鸠摩罗什的佛教,都比南方的、贵族的、独善的佛教更富现实性和社会性,具有普渡众生的实践宗教的热情。现存南北朝佛教徒的着作,大半出于南朝,南朝有关佛教教义的研究及佛教礼仪的创制都很兴盛,但却未曾出现过有号召力的实践的宗教运动……2
相似的见解许理和先生在其书《佛教征服中国》中也有论述。六朝佛教的大致状况,也就是任继愈先生归纳的“南方重视义理,偏重理论的发挥,北方较重禅律,偏重宗教实践。”3然而这样的整体评价,若缩小范围,从宏观到微观,就会发现六朝佛教的议辩特色。在将近四百年的岁月中,有非常丰富多元的面貌呈现。着名佛教学者汤锡予先生就曾把南朝佛教的十大特征标举为“一曰八关齐、二曰建寺塔、三曰造像、四曰法会、五曰舍身、六曰沙门致敬王者、七曰沙汰僧人、八曰僧官、九曰延僧至郡、十曰僧尼干政。”4从这些佛门特色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南方佛教在译典丰富、论法勃发之外的诸多信仰实践。
(二)六朝志怪小说中的观音信仰
在南北朝时期,很多志怪小说中都记载了观世音灵验的故事,“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今以完整面貌传于世者固然不多”,但“唯经前贤之搜残辑佚,吾人犹足以略窥一二。然今欲就其内容作全面性之分析考察,殊非易事,盖诸书之遗文,多者数十百条,少者三四条,亦有只言片语无存者。”5在民众中亦流传着众多的观音信仰故事,不仅在僧尼传中有穿插描写,更多的记载在以《冥祥记》、《宣验记》等为代表的“释氏辅教小说”中。观世音菩萨在南北朝时期赢得了中国民众持久热烈的信仰,而观世音信仰的流传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土壤和民众心理等息息相关,它的产生、兴盛、传播与普及是多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佛教能传入中国,主要是通过西域的一些小国作为传播中介,其传播方式主要是依靠翻译经典。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秦汉统一以后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时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动荡不安,面对这种情况,平民百姓无力改变,唯有把希望寄于神灵的恩赐。佛教的主要活动之一是佛典的翻译,这为观音信仰的传入与兴盛提供了条件。当时的佛经翻译家和佛教学者都受到社会的尊重。观音信仰最初也是随着相关经典的传译而传播的。观世音的慈悲精神和济世功德,“这恰恰与当时人们躲避灾祸的心理诉求相符合”6,毋庸置疑,这一时代特征也是观世音地位得以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朝时期观世音“救苦救难”的信仰一经传入,就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观音信仰这种外来的信仰形态中的各种成分在同一时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并在社会各阶层获得广泛的传播。中国民众对其中的不同信仰成分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是形成这一历史局面的主要原因,除了战乱与苦难的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的激发和引导外,诠释早期佛教中的观音信仰不同成分的各种经典的大量输入,以及中国民众对这些经典的理解与吸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观音信仰广泛流行的直接源泉。”7
南北朝时期观音信仰的传入,其实是人们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活动,且这种精神活动有着广泛而坚定的信徒,上至文人士大夫,下至普通人民,都虔诚地信仰观世音。这也使得观世音信仰渗融到中国本土文化中,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二、志怪小说中体现的宣佛倾向——宣佛思想
(一)“因果报应”的思想
佛教所竭力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是“诸恶勿作”、“诸善奉行”,这个行为准则是建立在因果报应原理的基础之上的。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因果报应的思想正好与中国原本的善恶报观念相结合,因此才能迅速地被人们所接受,所以在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中,因果报应的思想成为作者创作的一大主题。志怪小说中记载了很多因果报应故事,如《幽明录》“姚翁”条,讲的就是项县县令秉公审理案件而受到善报的故事,佛教的观念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不杀生”,杀生有恶报,不杀生有善报。再如萧子良《宣验记》中记载“吴唐射鹿事”:
吴唐,庐陵人也,少好驱媒猎射,发无不中,家以致富。后春月,将儿出射,正值麋鹿将麂,鹿母觉人气,呼麑渐去。麑不知所畏,迳前就媒,唐射麑,即死,鹿母惊还悲鸣。唐乃自藏于草中,出麂致净地,鹿母直来地,俯仰顿伏,绝而复起,唐又射鹿母,应弦而倒。至前场,复逢一鹿。上弩将放,忽发箭反激还中其子。唐掷弩抱儿,抚膺而哭,闻空中呼曰:“吴唐,鹿之爱子与汝何异?”8
此外,《搜神记》中也有病龙、黄雀、蛇、鱼、犬等报恩的故事,就不一一赘述了。因果报应的思想对中国的叙事文学影响深远,以致后来的很多章回小说都把因果报应当成了结构小说的固定模式。
(二)“敬奉佛法得福,不敬佛法受惩”的思想
作为“释氏辅教小说”,当然要宣扬佛法灵验,因此在六朝志怪小说中有许多关于“敬奉佛法得福,不敬佛法受惩”的故事。
如《冥祥记》中记载,刘宋卞悦之,“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后“发愿诵观音经千遍,其数垂竟,妾即有娠,遂生一男。”9这是六朝时关于求子的描写,极其珍贵。这类故事创作的目的无非是宣扬佛法灵验,佛经的神力是无穷的,人们信仰它就能转危为安,遇难呈祥。
敬奉佛法者必然受到护佑,不敬亵渎者必遭受惩罚。这在《宣验记》中有明确记载:
吴主孙皓,性甚暴虐,作事不近人情。与婇女看治园地,土下忽得一躯金像,形相丽严。皓令置像厕傍,使持屏筹。到四月八日,皓乃尿像头上,笑而言曰:“今是八日,为尔灌顶。”对诸婇女,以为戏乐。在后经时,阴囊忽肿。疼痛壮热,不可堪任。自夜达晨,苦痛求死。名医上药,治而转增。太史占曰,犯大神所为。敕令祈祷灵庙;一祷一剧。上下无计。中宫有一宫人,常敬信佛,兼承帝之爱,凡所说事,往往甚中,奏云:“陛下求佛图未?”皓问:“佛大神邪?”女曰:“天上天下,尊莫过佛。陛下前所得像,犹在厕傍;请收供养,肿必立差。”皓以痛急,即具香汤,手自洗像,置之殿上,叩头谢过,一心求哀。当夜痛止,肿即随消。10
如此灵验的故事,对于下层民众来说,毋庸置疑具有足够的诱惑力与感染力。所以人们更加虔诚地信仰佛教了。
(三)“地狱之说”
地狱,是佛教特有的观念,是一个超现实的名称,是六道中恶道的最低一级。地狱之说早在公元二世纪末就流入中国。《幽明录》即多有对地狱之具体描写,尤其以“舒礼”、“康阿得”、“赵泰”等条为详。如“舒礼”条说:
礼至地狱……礼观未遍,忽见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礼……礼见一物,牛头人身,持铁叉,捉礼投铁床上,身体燋烂,求死不得。11
“康阿得”条记康阿得入地狱:
复前行,见一城,其中有卧铁床上者,烧床正赤。凡见十狱,各有楚毒。狱名“赤沙”、“黄沙”、“白沙”,如此七沙。有刀山剑树,抱赤铜柱。12
“赵泰”条对地狱之描写更为细致:
赵泰年三十五,忽心痛而死,十日复苏,备说地狱之事。其魂游地狱,先见一大城如锡铁崔嵬;复到泥犁地狱,见剑树。又至一大殿,见狮子座,佛坐其上,泰山府君礼佛。后复又见一城,名为“受变形城”。此后又见二城,终因无罪而被遣还人世。泰还前问:“人生何以为乐?”主者言:“唯奉佛弟子,精进不犯禁戒为乐耳。”13
地狱之说是佛教中“因果报应”思想的组成部分,在志怪小说中描写颇多,且叙述完整,日益详细具体,对后世唐传奇、《西游记》等都有深刻的影响。佛教思想在中国人心中的震撼力,不仅仅是依靠理论上的大力宣扬,而更多的是它以叙事文学的方式,把这种人生观和道德观具体化,增强了它的影响力、感染力。特别是在记述这些故事时,又经常附以现实中的人,呈现出“亦真亦幻”的特点,因此使得它更加真实可感。这对于文化程度低下的普通百姓来说,更是难以抵挡的威慑力。
三、六朝志怪小说的叙事特点
(一)人物的选取趋向大众
“释氏辅教之书”的产生,其主要目的就是宣扬佛教,争取更多的佛教信徒,即如鲁迅所说,目的是“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14在佛教刚传入中土之时,王室与士大夫以及知识分子对佛教的宣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了后期,为了使佛教信仰更好地传播,拥有更多的信仰群体,创作者又将目光投向了普通民众,把百姓当成宣扬佛教信仰的主要力量,因此此时所创作出的志怪小说作品不再像《世说新语》一般以上层社会人物为表现对象,而是把创作视角转到了民众这里。这使得“释氏辅教小说”得到了更好的展现,佛教信仰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宣扬,这相对于只“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15以及后期的才子佳人、为英雄作书的小说来说,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以《宣验记》为例,鲁迅先生共辑三十五条,其中有二十二条是记录发生在普通民众身上的佛教灵验故事,如刘遗民、毛德祖、程德度、吴唐等等。再如王琰《冥祥记》所辑录的一百三十一则故事中,有半数以上是关于平民百姓的佛教信仰事迹,如孙道德、竺长舒、张兴、刘度、释法智等等。
(二)第一人称叙事
在六朝志怪小说中,几乎都是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这种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比较全面具体,但是也出现了第一人称叙事,最典型的作品就是《搜神记》中的《苏娥》,记载如下:
……夜犹未半,有一女从楼下出,呼曰:“妾姓苏,名娥,字始珠,本居广信县,修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嫁与同县施氏。薄命夫死,有杂缯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之旁县卖缯,从同县男子王伯,赁车牛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辔,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日已向暮,行人断绝,不敢复进,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戈持戟,来至车旁,问妾曰:‘夫人从何所来?车上所载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独行?’妾应曰:‘何劳问之。’寿因持妾臂曰:‘少年爱有色,冀可乐也。’妾惧怖不从。寿即持刀刺肋下,一创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寿掘楼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财物去。杀牛烧车,车缸及牛骨,贮亭东空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无所告诉,故来自归于明使君。”16
这一部分的描写非常明显地使用了第一视角,全面具体地以苏娥的口吻叙述了一件残暴的劫财害人的事情。因为是第一人称讲述,所以给读者一种真实的感觉,并不觉虚幻。
四、结语
佛教自传入中土后,对六朝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尤其对志怪小说影响甚深,小说面貌焕然一新,而佛教更是借助志怪小说这一形式,将其思想、仪式、行为等更好地普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对此,楼宇烈曾经说过这样一席话:“在一般社会中的下层民众中,对佛教的信仰,与其说是受了佛典经论深奥理论的影响,不如说主要是受通俗宣传作品的影响更为恰当些。这些通俗宣传作品的内容,都是关于因果轮回报应、佛与菩萨神力灵验等迷信、虚构的故事,然而正因其如此,比之那些高深的教理,更易为一般民众所接受而产生信仰。因此,研究这些佛教的通俗宣传作品,也是了解佛教传入后,与我国民俗、文化如何相适应、相融合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17这段话毋庸置疑地肯定了“释氏辅教小说”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释氏辅教小说”在六朝志怪小说中所占分量颇重,作为小说史上的一个特定类型,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此同时,“释氏辅教小说”对后世小说的影响也是相当明显的。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9页。
2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七卷《魏晋佛教的展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11-227页。
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页。
4汤锡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台北:汉声,1973年,第441-453页。
5郭箴一:《中国小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9页。
6杜道琛:《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的特点》,中国民族博览,2017年,第8期。
7刘微:《论魏晋南北朝时期观音信仰的特征及其影响》,新疆师范大学,2008年,第4页。
8鲁迅: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72页。
9鲁迅: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91页。
10鲁迅: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75页。
11?鲁迅: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
12?鲁迅: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66页。
13?鲁迅: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55页。
1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9页。
15?鲁迅: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94页。
16?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94-195页。
17?楼宇烈: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