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粤闽二省面向大海, 海洋渔业的历史十分悠久。过去学术界对海洋渔业文献、鱼类名实及分类、渔业资源及生态、渔政制度、疍民等问题做了较多的研究, 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但也存在诸多的不足, 需学术界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 粤闽; 海洋渔业史; 综述;
Abstract： Guangdong and Fujian provinces, both facing the sea, enjoy a time-honored history of marine fisheries. In the pas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did quite a lot of researches on marine fishery literature reviews, fish name and classification, fishery resources and ecology, fishery administration system and Tanka people (an ethnic subgroup in Southern China, traditionally living on junks in coastal parts of Guangdong, Guangxi, Fujian, Hainan, and Zhejiang, as well as Hong Kong, and Macau) , which hav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requiring further in-depth study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Keyword： Guangdong-Fujian area; marine fishery history; overview;
粤闽地区海域辽阔, 渔业资源十分丰富, 渔业比较发达。近年来, 学术界开始重视粤闽海洋渔业史的研究, 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笔者搜集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学术论着, 涉及的领域大致有粤闽水产文献研究、鱼类名实及分类研究、生态问题、渔政制度、疍民研究等, 现综述如下。
一、文献研究
动物谱录是我们研究粤闽海洋渔业的重要资料, 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 涉及到的问题有作者、成书的时代背景、所载物种的考释等。
作者及时代背景方面。乔好勤的《杨孚〈临海水土记〉》质疑杨孚没有编纂《临海水土记》, 作者推论《临海水土记》的编纂者是沈莹[1]。陈安民的《〈异鱼图赞〉与其〈笺〉〈补〉》从历史民俗的视角解读《异鱼图赞》《异鱼图赞笺》《异鱼图赞补》中明代社会风貌, 梳理古人有关“异鱼”的神话、民风民俗、政治寄寓、南北地域差异与对海洋生物的想象[2]。魏露苓的《明清动植物谱录中的生物学》论述明清动植物谱录中蕴含的生物学知识。她认为谱录中积累了关于遗传变异的记录, 明清动植物谱录对于动植物形态、生理、习性的认识, 具有生物学价值[3]。陈瑞荣的《福建明清时期三本渔业专着简介》对福建明清时期《闽中海错疏》《官井洋讨鱼秘》《海错百一录》三本渔业专着进行了简单介绍[4]。杨瑞堂的《〈官井洋拾捌只招腊与讨鱼秘诀〉一书的科学价值》根据《官井洋拾捌只招腊与讨鱼秘诀》一书, 核实书中记载的暗礁方位、大小、外形和面积, 找鱼群的方法及捕鱼应注意的事项, 解释书中“方言俗名”[5]。杨瑞堂的《福建渔业史志概略》简介了福建明清两朝《闽中海错疏》《闽书》《官井洋拾捌招腊与讨鱼秘诀》《海错百一录》《砺哺志》五本渔业史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水产志书。他认为《闽中海错疏》虽有一些缺陷, 但在研究福建和浙江海产分布和渔期等方面有一定参考价值;《闽书》所记种类虽不如《闽中海错疏》, 但对某些物种描述深入, 所记产地较详;根据《异鱼赞闰集》可知我国闽粤沿海的沙丁鱼渔业在350年前已获得一定的发展。明朝已经开始使用宽网目的流刺网捕捞马鲛鱼。作者认为《海错百一录》是近代最完备的一部记载水产生物资源的珍贵史料[6]。
马镇平的《〈岭表录异〉鱼类史料考证》对《岭表录异》进行介绍, 对书中“乌贼”“鹿子鱼”“珠池”与史料记载相矛盾的地方做了分析探讨。他认为《岭表录异》中“乌贼”的记述不够准确;“鹿子鱼”则是无从考证的化生说物种;“珠池”宜改为“珠户入池”[7]。魏露苓的《唐代水生动植物资源的开发》指出唐代淡水生资源、虾蟹贝类得到开发, 渔具和捕鱼、养鱼技术有突破[8]。陈瑞荣的《〈官井洋讨鱼秘诀〉中找鱼群方法》根据《官井洋讨鱼秘诀》总结了捕捞大黄鱼的经验, 指出:捕鱼首先需要仔细了解官井洋分布的十八个暗礁;其次要了解大黄鱼汛期;最后则是了解捕鱼当天的早、中、汐期时分鱼群动向[9]。
物种考释方面。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清宫海错图》介绍《海错图》所绘内容, 考证《海错图》作者聂璜生平事迹, 认为《海错图》是集科学性、文学性、趣味性于一体的古代海洋生物图志。对《海错图》中二百多种生物进行了科学的物种鉴定[10]。张世义等人所着《古籍中的鱼诗》对古诗中常见的10种鱼类作了考释, 涉及鳇、银鱼、鲥鱼等十种鱼类形态、生态、应用等方面[11]。刘昌芝的《我国现存最早的水产动物志———〈闽中海错疏〉》对《闽中海错疏》做了分析介绍, 指出:书中记载前人未曾提到的水产动物, 将性状相近的水产物种放在一起, 这种动物分类法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对《闽中海错疏》中的鱼类进行了古今名称对照[12]。
二、名实及分类研究
(一) 名实研究
古代文献记载鱼名比较杂乱, 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的情况多有。学者运用现代动物学、训诂学、生物学、语源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其名实进行了考证,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李约瑟、成庆泰所着《中国古代动物学史》介绍了中国古代动物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 总结了中国动物学的特点。书中第三章对《说文解字》中动物名词从部首、字名中进行命名与校释[13]。张辰亮的《海错图笔记》对《海错图》中生物进行分析考证, 辨别真伪[14]。李海霞的《蚌蛤类命名理据考5例》从语源学角度考释“蚌”“贝”“砗磲”“蚶”“魁陆”命名理据[15]。李海霞的《〈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古动物名考误》认为《动物学史》解释动物名有随意性, 作者订正《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对《山海经》中“仆累”“留魮”“何罗鱼”“鱃”等十种动物名称的误释[16]。高明乾、刘坤的《古籍〈诗经〉中的鱼类古汉名考证》考证《诗经》中“鱣”“鲔”“鳏”“鱮”“鲿”等鱼类, 通过分析, 作者认为, “鱣”是鲟鱼和鳇鱼的古称;“鲔”即今之鲟鱼;“鱮”是今天的鲢鱼;“鲿”是黄颡鱼[17]。闵宗殿的《鱼类异名录》收录古籍中以鱼类为代表的动物异名[18,19]。郭贵良等人所着《东北地区5种柳根鱼考证》对东北地区“柳根鱼”的鱼类进行分类命名和生活习性考证, 确定东北地区所称“柳根鱼”是指分布在东北地区的五种鲤科鱼类的统称[20]。赖雷成的《“猪鱼”考补》考证“猪鱼”即河豚[21]。程杰的《三道吴中风物, 千年历史误会———西晋张翰秋风所思菰菜、莼羹、鲈鱼考》对古今艺书中记载:“鲈鱼”进行考辨。他认为《搜神记》中“鲈鱼”只是一个地区名产概念。六朝至唐诸多信息表明, 鲈鱼并不只产于松江;古人一般所说鲈鱼, 是现代所说花鲈之类[22]。覃小航的《越地“蛟龙”原型考》对东西越地“蛟龙”原型考证, 作者认为蛟龙原型来源不同。越地东部“蛟龙”的原型应为广东一带的古湾鳄;西部越地“蛟龙”原型为大白鳝[23]。吉成名的《蛟龙考》在《越地“蛟龙”原型考》基础上再作考证, 指出蛟龙在东越地区指鳄鱼、鲨鱼等凶猛大鱼, 在广西则指大白鳝[24]。杨秀英、沙大禹的《鲸鱼考》对鲸鱼古代名称详加辨析, 探讨鲸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异名、区域分布。作者认为古人对“鲸”的认识不晚于殷商, 三国之后称“鲸鲵”, 唐朝多以“海鲸蝤”称鲸鱼, 明清地方志中“大鱼”即为鲸鱼。“鲸蝤”同“鳅”都指鲸鱼, 海鲸蝤指鲸鱼, 只说“鲸蝤”, 有可能是“泥鳅”。文献中的鲸鱼以“房鱼、巨鱼、鲂鱼、鳅龙、海翁”见于记载。《记海错》中描写的海豚指的是“河豚”。作者指出古人缺乏对海洋生物的科学认识, 有时会把“鲨鱼”误认为是“鲸鱼”, 充分考虑当时的地理环境和各地的风俗习惯, 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历史文献中关于“大鱼”的记载[25]。陈亮的《海禁与生计:明清以来闽台沿海的带鱼捕捞》对明代至民国时期闽台沿海地方志所记载的带鱼进行鱼名辨析和区域划分。他认为《闽中海错疏》中所记“带”为带鱼科带鱼属下的带鱼, “带柳”应是带鱼属下的小带鱼, 二者在福建沿海较为常见。作者指出, “带柳”至今仍是霞浦、罗源、长乐等地对小带鱼的俗称[26]。施白南和陆云荪的《我国早期有关鲟鱼类记述的研究》对我国古代有关鲟鱼的经济利用和捕捞方法做了归纳总结, 对鲟鱼类三种鱼名的古称分别叙述。他指出, 我国早期文献上的“鱏、鱣、鲔、鳇鱼、牛鱼”、“鲟鳇鱼”即鲟鱼, “鱏”和“鲔”是白鲟。古代“鲟”“鳇”不分, 称鲟鱼为黄鱼, 后来普遍写作“鳇鱼”或“鱑鱼”[27]。孙勇和袁传宓的《我国古代关于鲥鱼的研究》对我国历代有关鲥鱼的资料做了归纳总结。作者认为, 鲥鱼称谓由溯洄游时间得名:“鲥鱼”“时鱼”“小麦鱼”“三来”“三鯠”等;以形态特征得名箭鱼等;以食用得名瘟鱼、鯦等;以各地方言得名“魱鮥”等[28]。华夫等人收录水族类词条[29]。
(二) 海产分类研究
我国学者对古籍整理方面的研究, 多运用现代生物分类知识对古代鱼类进行分类研究。李约瑟、成庆泰的《中国古代动物学史》书中第四章对《尔雅》《管子》《礼记》《吕氏春秋》《考工记》《本草纲目》的动物分类系统做分析, 探讨中国古代分类学的哲理基础, 对比中西方动物分类学。认为, 中国分类学在公元前4世纪略见端倪, 自17世纪后停滞, 20世纪初又开始发展[13]。
洪纬的博士论文《明清以来传统鱼类分类方法研究 (1491～1947) 以福建省为中心》构建了传统时代福建省鱼类分类体系, 以《闽中海错疏》中鱼名为切入点探讨鱼类命名、名称演化和分类系统[30]。洪纬、曹树基的《〈闽中海错疏〉中的鱼类分类体系探析》分析了《闽中海错疏》中的鱼类分类体系, 认为屠本畯采取分类指标较为宏观, 不如现代分类体系分类性状微观[31]。洪纬的《进步与功利并存:〈新尔雅〉与中国近代鱼类知识的传播》从《新尔雅》中解释近世动物学启蒙阶段的鱼类知识, 对其在当时的局限性和谬误做了分析[32]。
杨秀英的《比目鱼考》研究了古人对比目鱼的认识过程, 指出按现代科学分类, 比目鱼是鲽形目鱼类的总称[33]。朱元鼎的《中国鲀形目鱼类的地理分布和区系特征》调查认为, 中国魨形目鱼类以南海种类最多共88种 (总数的90%) [34]。纪元的《中国东方鲀属鱼类命名历史和名称辨析》回顾鲀科鱼类近代科学命名的历史, 对中国东方鲀属鱼类的科学命名进行研究辨析, 对鲀类命名混乱的问题做指正[35]。郑澄伟的《我国古代对鲻科鱼类的研究成就》对我国古代鲻科鱼类进行分类。认为我国古代鲻类研究大体归为形态分类, 生态习性、捕捞、养殖、利用等方面。他推断闽粤地区所说“乌鱼”就是鲻鱼。“子鱼”今名为棱鲻。从《鱼经》中描写可知, 我国鲻鱼养殖至少有四百年左右的历史。三千多年以前, 鲻鱼已成为王公贵族的食品之一[36]。王民生的《中国古代利用海藻的考证》考证了我国古代海藻利用的主要种类、利用价值和食用方法。他认为, 中国是世界上利用海藻最早而且最为广泛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专作食用和专作药用的海藻各有6种和1属, 食用兼药用的有8种和2属[37]。
三、资源、渔场及生态问题研究
南海是我国五大海区中最大的海区, 是中国最大的一块海洋国土[38] (P2) 。王涛的博士论文《明清以来南海主要渔场的开发 (1368～1949) 》认为, 明清时期南海渔业形成多层次作业体系, 对渔场开发和渔业资源利用达到巅峰。此期是南海渔场开发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渔业政策、海洋环境、捕捞技术和市场贸易都影响着渔业发展[39]。陈亮的《海禁与生计:明清以来闽台沿海的带鱼捕捞》以带鱼为例认为, 明清两代闽台沿海各地带鱼渔场、鱼汛、洄游路线与现代渔业调查基本一致[40]。张震东、杨金森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叙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海洋渔业史。书中第一章对广东省渔场开发、海洋渔业生产特点做了概述。作者指出, 明清时期沿海以至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外海渔场均被发现和利用, 与东海、黄海不同的是, 南海有经济价值的鱼类没有一种有突出产量。整本书缺少对明清海洋渔业史的分析和探讨[41]。司徒尚纪的《岭南海洋国土》叙述了岭南海洋国土自然环境和岭南海洋国土开发简史及南海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情况。指出, 明清时期中国王朝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主权做了进一步确立并深入扩大了传统海洋[42]。夏章英的《南沙群岛渔业史》较全面地介绍了我国南沙群岛渔业开发史和渔业发展史[43]。
周晴的《清民国时期珠江三角洲海岸滩涂环境与水产增养殖》以珠江口伶仃洋海岸滩涂的主要水产牡蛎、白蚬、禾虫为中心, 讨论了清代和民国时期珠江三角洲河口滩涂水产养殖业特点。她认为, 在传统时代珠江口的海岸带开发过程中, 对海洋环境的利用, 特别是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养殖都蕴含着深厚的地方生态知识[44]。另外, 周晴的《传统时代南海九江的鱼苗养殖业与桑基鱼塘》以鱼苗养殖为中心, 分析清代以来至20世纪中叶, 传统时代南海九江地区的地理环境特点和桑基鱼塘农业经营的特色。认为南海九江地区的桑基鱼塘自明末清初已大量出现, 九江地区长期以来垄断了捕捞鱼苗的技术, 这一带的池塘以饲养鱼花为主。到清末时, 九江的桑基鱼塘循环农业经营技术已十分成熟[45]。
杨秀妮的《海洋与潮汕———民国潮汕海洋渔业史研究》梳理了潮汕海洋渔业发展历程, 揭示海洋文明与潮汕社会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 民国时期的潮汕海洋渔业在捕捞工具、技术、生产组织形式上仍沿用传统的作业方式, 是传统渔业的延续[46]。宋词的《民国潮汕海产考》对民国潮汕七县的海产名实、用途、养殖、捕捞做考证。作者对民国潮汕八种捕捞业做介绍;对民国潮汕地区海产研究进行补充[47]。
叶恒硕士学位论文《民国广东海洋渔业研究———以粤东沿海为中心》从民国时期广东渔政机构设置、水产研究及水产教育、粤东渔业资源、粤东疍民等方面, 探讨了民国粤东地区海洋渔业发展脉络。他认为, 民国广东渔业重心是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 以水陆交通便利的汕尾港为中心的粤东沿海区域也尤为突出;粤东沿海水产养殖历史悠久, 养殖品种丰富, 蚝和蚶是养殖大宗[48]。
四、渔政制度
关于渔政制度对渔业产生的影响, 学术界主要集中在明清两朝粤闽的探讨。陈亮的博士论文《国家、技术与市场:闽台沿海海洋鱼类种群结构变迁原因研究 (1492～1966) 》论证了海洋政策对渔业生产的影响, 作者认为, 国家制度是最主要的因素。第三章作者认为, 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对福建沿海渔业资源开发过程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49]。杨培娜的《“违式”与“定例”———清代前期广东渔船规制的变化与沿海社会》以清代前期广东渔船规制的形成过程为例, 讨论王朝典制与沿海社会之间的政治关系。作者认为, 清代渔船制度的建立, 是尝试进一步规范和管理沿海地区渔民活动的体现。文章讨论仅限于制度的变更, 未能真正涉及清代广东渔船规制的实际运作过程[50]。刘黎的《明清时期广东海洋渔业研究》指出, 明清时期广东渔民从“采捕型”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向“生产与远洋型”的海洋渔业发展[51]。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第五章论述了明清时代渔业政策管理。作者认为, 明清时代, 在最大限度的范围内最有效地控制和确保渔业的安全生产是明清两代共同遵循的渔政方针。朝廷中央渔政的摇摆性、地方渔业政策的差异性及地方官吏腐败等内在因素的影响, 使明清时代出台的应急性措施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实际效果大打折扣[52]。黄辉全的《清代东山〈渔网碑〉与金门〈严禁渔网陋规碑记〉考》通过对铜山金门碑记的考证, 认为, 乾隆末期海盗猖獗, 迫使东山和金门水师共同保护福建海域[53]。孟庆顺、宋灏岩的《试析20世纪澳门渔业兴衰的原因》通过对澳门渔业政策的解读, 分析了导致澳门渔业兴衰的原因[54]。周广川、刘志华的《香港渔农业发展史论略》回顾香港渔农业历史和渔政制度, 对香港渔业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思考[55]。
税赋是渔政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学术界也有讨论。闫富东的《清初广东渔政述评》考察清初广东官府管理渔民和征收渔税的方式。认为, 除渔政本身的弊端外, 清朝的对外政策也给疍民造成巨大的影响[56]。王双怀的《明代华南的渔业生产》指出, 明王朝在华南地区设置“河泊所”, 征收渔业税[57]。尹玲玲的《论明代广东地区的渔业分布》从河泊所的设置分布、渔业课税征缴额度等方面论述明代广东的渔业分布。尹玲玲和王双怀都认为, 鱼课过重是阻碍明代华南渔业发展的重要因素[58]。尹玲玲的《浅论明代的渔业税制》探讨了明代渔业的征课水域与征收方式, 认为明代渔税是政府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 鱼课钞及渔盐税一直存在, 渔政制度管理上存在诸多弊端[59]。唐元平等人的《明代西江下游的渔业经济———以肇庆府为中心》以肇庆府为例, 通过对明代西江河泊所的设立、鱼课的征收论述, 认为明后期河泊所制度废撤是导致渔民生活困顿的原因[60]。
五、疍民研究
疍民是从事海洋渔业的重要族群, 民国时陈序经已进行专门研究, 近年来, 学术界亦进行研究。
关于疍民族群起源文化的讨论。詹坚固的《试论疍名变迁与疍民族属》对“疍民”进行界定, 辨其名实。指出“疍”作为族群名称, 在不同历史时期内涵不断变化, 并非始终都指代同一族群[61]。詹坚固的《宋代疍民考略》同时指出, 宋代是水居疍民历史时代的开端, 宋代政府初步建立起的制度基本为后世政府继承[62]。夏远鸣的《明清时期东江水域的疍民》对明清时期东江干流及其支流上的水上居民历史作简要概述。对于东江水道上贸易与疍民关系, 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疍民问题并未作更多研究[63]。陈仲玉的《闽江流域的“曲蹄”族———兼谈马祖列岛的曲蹄》认为, 自古生活在中国东南与东南沿海的所谓“疍民”, 他们是古代百越族的后裔, 也可能是“南岛语族”的遗留[64]。
关于疍民活动的研究。傅贵九的《明清疍民考略》就明清时期疍民对封建统治压迫的反抗作探究。作者认为明代疍民的身份和经济地位都与一般人不同, 疍民遭遇不公的情况延续到清代雍正初年削除贱籍才有改变[65]。萧凤霞、刘志伟的《宗族、市场、盗寇与疍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从人类学角度揭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强宗大族对疍民的打压和经济资源争夺的历史, 作者探究在国家和地方社会的缔造过程中, 汉疍、农商、民盗、沙田区与民田区分类是如何出现的。作者指出珠江三角洲沙田上的文化界限是流动不定的[66]。叶显恩的《明清广东疍民的生活习俗与地缘关系》就疍家种族和陆上汉人做区别, 对明清时期疍家独特的文化特点及文化固化原因进行分析。认为疍民文化的传承性处于休眠状态, 缺乏接受外来文化的活力和文化创新机制, 是因袭守旧的结果。从他们的身体生理特征、生活习俗到观念文化, 都标志他们具有依附于水域的黏着性[67]。赵莞丽的《明清时期广东的水上居民》把广东疍民放在明清海洋经济的大背景下, 探讨明清疍民的族源、分布及明清时期疍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官府对疍民的管理、疍民和海盗及疍家民俗。作者认为, 明清以前, 疍民在生产经营上保持单一的一家一艇制, 相互联系不紧密;到明清, 疍民已成为广东人口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成为海洋社会经济重要组成部分[68]。
六、总结
上述论文及着作从文献、鱼类名实及分类、资源渔场及生态问题、渔政制度、海洋社会经济、疍民研究等不同学科、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粤闽海洋渔业史做了非常扎实的工作。然而, 在这些研究中, 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于粤闽水产谱录着作研究参差不齐, 系统全面的研究较少。 (如《海味索引》 (明张九峻/屠本畯) 、《鱼品》 (明顾起元) 、《鹤鱼谱》 (明王象晋) 朱砂鱼谱 (明张谦德) 、《海错百一录》 (清郭柏苍) 、《江南鱼鲜品》 (清陈鉴) 、《鱼谈》 (清郭钦华) 、《南海县西樵塘鱼调查问答》 (清罗振玉) 、《然犀志》 (清李调元) 、《水品全秩》二卷 (明徐献忠) 。二是粤闽水产研究调查都是数年前的基本资料, 在描述的系统性、精准性、时效性等方面存在不足。三是学者多研究鱼类资源方向, 而中国鱼类基础分类研究方面尚不够系统。四是对于鱼类同种异名、异名同种问题, 无法形成统一规范。五是缺乏对明清粤闽渔场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 缺乏将海洋渔业视为一个产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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