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原指局限于家庭范围内的丝棉纺织、刺绣、缝纫等手工艺，其物质载体为衣、帽、鞋、饰物等生活用品；在当代服饰设计中，“女红”作为其中极富民族色彩的一种设计话语，不仅指在工艺、物质载体、形式元素等方面对其原初形态的综合运用与呈现，而且指这种形态中蕴含着与当代审美文化与设计美学相符的新特质，而下文中的“女红设计”也主要是指这种融继承与创新于一体的当代女红形态。从传统女红的文化形态来看，女红体现出“乡野”的气息，其创造主体以“平民”为主，同时，作为一种“民俗”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女红作为传统工艺的重要部分，在当代服饰、纺织品设计中不断展现出自身的“魅力”,在诸多国际品牌设计和国际T台上创造出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在这一时尚的“圣殿”中不断书写着新的篇章，体现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内涵，实践着承继、发扬民族文化艺术优秀传统与推动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双重价值。在当代设计中，女红一方面通过服饰等产品直接融于日常生活与消费之中，另一方面也作为“符号”元素参与到当代设计的文化价值建构当中。在当代设计与文化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语境下，器物不仅满足主体的实用需求，同时通过“审美”这一中介实现对主体精神的建构，这成为女红展现自身“魅力”的“际遇”.
1当代设计对传统女红的传承与拓展
在传统女红工艺中，女红的图案、造型、主题及工艺等元素是无法与其功能（包括器物的使用功能与文化功能）分割开来的，由此形成了女红意象符号体系。从女红的整体特征来看，它承继了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造物寓意”的价值功能与意象建构方式，在纹样与造型上大量采用人格化、象征、表情性符号，以及谐音式假借、比拟等一系列手法来呈现寓意，形成了一种带有功利性的审美价值体系；在纹样、造型结构、色彩等审美元素上，则注重借自然、生活中的物象来寄托情思，呈现出天人合一的审美趋向。此外，女红作为传统工艺中的一种特殊的形态，在文化内涵与形式语言上都具有自身的特色与亮点，除了体现出与其特定功能、器物相符的造型等特点外，还体现出手工细作及其他与“女性”主体审美特征相符的特殊价值取向。这些表意机制与审美特征都在当代设计中得到了继承，尤其是在当代服饰设计中，通过多样化的器物功能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得到了集中的呈现。
1.1对传统女红表层意象符号的承继与重构
在当代服饰设计中，这种呈现是多样化的，涵括了女红意象体系的多个层面，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是对传统女红图案、造型、题材等表层意象符号的承继与重构。这种意象符号的“魅力”一方面在于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相符的特定纹饰与寓意，集中代表了民族文化及其历史演进的过程，因此，往往作为东方民族符号，在当代国际时尚领域中承载着书写民族身份和构建民族文化想象的使命。例如英国着名服装设计师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曾设计过一系列带有浓郁东方神韵的服装（如图1所示），它们以标志满清宫廷文化的“旗头”造型、繁复的手工艺刺绣及女红的标志性纹样为主要设计元素，在服装上综合了仙鹤、花开富贵、雀上枝头等中国吉祥元素，呈现了设计者对东方文明的想象。同时，他在设计中还融入了西方立体裁剪与个性化的现代设计理念，在材质上大胆突破了丝织面料，采用极具造型感和立体感的现代混纺面料，由此造成了传统女红纹饰与现代材质之间，传统女红的优美、奢华与现代设计的简洁和强烈之间的矛盾，形成了视觉感受上的极大冲击，同时，建构起跨越时空的文化场域和想象空间。
女红的造型、纹饰和工艺等元素作为其意象符号体系的主体内容，规定着女红这一文化形态的特殊价值，而在当代文化全球化语境下，正是这种“特殊”性使之承载着建构民族文化的时代使命，为之延续和发展提供了时代“际遇”.但与此同时，女红的“魅力”却不能仅仅依赖于自身既有的价值，而需要通过与现代材质、工艺的结合，在文化内涵上的与时俱进，在艺术风格上的大胆革新，方能不断展现出生命活力。此外，“民族符号”本身也存在一个不断解构和重建的过程，有赖于设计师对民族文化之当代价值的思考和对当代人类文明的反思，在此基础上不断开掘其民族文化符号体系，注入新的文化内涵，创造出新的审美样式。
1.2对传统女红意象符号文化内涵的传承与拓展
另一方面，这种意象符号的“魅力”还来自于女红审美范式所特有的文化底蕴。作为百姓日用的女红，其审美范式与设计话语于民间文化土壤上生根开花，在其绵延、发展的岁月中积聚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强劲的生命力，为当代女红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审美资源宝库。生存于“乡野”之中的女红，尽管在文化内涵与艺术形式上受到社会制度与统治阶级文化的制约，但它通过对地域民风民俗的贴近，能够最大限度地趋向于民众的审美习惯、心理结构和情感需求，从而形成不同于宫廷、庙堂或文人文化艺术的独特意象符号体系。这种符号体系不仅传承了中国儒、道思想和传统艺术思维方式，同时深深渗透着民间文化艺术贴近自然、融于日常生活的意象建构方式，形成了与之相符的设计话语。例如，善于借用不同的物象来表现不同的寓意，形成了一种带有功利性的审美价值体系，并在纹样、造型结构、色彩等审美元素上凸显出对自然的亲近，以及个体真切、质朴的感受等。这种审美范式寄托着民众对真实情感的抒发、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生命欲望的肯定，充分体现出儒家入世的生活美学；在其物化过程中，却又张扬物我合一、呈现个体生命意志的自由精神，体现出与道家思想的契合。从整体上看，它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社会纲纪的束缚和精英艺术的刻意造作之流弊。基于这种特质，女红审美范式中蕴藏的活力将在当代设计趋于个性化、日常生活趋于审美化的语境下得到充分的发掘。就目前来看，民族服饰设计中对于女红的运用已日趋多样化，以当代消费主体的审美趣味和个性诉求为目的，大胆突破传统女红的既有纹饰符号和“集体审美定势”的设计屡见不鲜，并将成为将来的主流形态。
2基于当代文化语境的开掘与重构
如上所述，当代女红设计已经对传统女红的意象符号体系进行了传承和拓展，在造型、图案、色彩等形式元素上不仅呈现了符合当代主体审美心理与视觉机制的改造，同时也体现出与当代设计观念、文化诉求的对接。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这种改造和对接的路径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传统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的拓展，或者参照当代审美文化的普遍规律，而是在其本体特质---手工细作和“女性”主体的审美特征上生发出更多的可能性。
2.1基于当代主体精神建构的话语开掘
一方面，在当代设计中，女红“手工细作”的特征，已然成为主体抵抗工业文明和人性异化、复苏和建构精神维度的重要审美元素。在当代充斥着平面化、快餐式消费的商品文化语境中，这种“手工细作”还有效地勾连起主体对自然、社会、生活的感性生命体验。例如，国内知名的女性服装设计师马可设计的“无用”服装系列作品（如图2所示），将“手工细作”的“魅力”作为主要元素凸显出来，同时以突破传统女红的平面装饰效果，保留了手工的痕迹和天然织物的触觉，结合简洁的立体造型结构，使作品散发出天真、古拙、质朴的气息，将传统工艺中蕴含的情感诉求转化为自觉的审美追求，使之在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中生发出新的内涵，同时运用当代设计美学对之进行重构，可谓对女红设计话语表现力的突破式开掘。
另一方面，当今的女红逐渐成为以符号来体现“女性”主体的审美化生存的中介，使得女红文化艺术的创造也将落实到当代女性主体的生命体验上，在女红的功能、内涵、价值等各方面进行开掘和重构。传统女红除了包含有中国古代民间文化艺术的集体意识与民间工艺的共性特征以外，其审美范式中已然潜藏着女性这一审美主体独有的精神文化内涵和相应的审美取向。事实上，女红的本体特质中的重要一面便在于女性的“智慧与情感”.这种“智慧与情感”规定了女红的“艺术性”,即在这种审美和创造活动中传达了女性主体对自我、自然与社会的体验。从现代艺术本体的角度来说，即在形成特定语言范式的同时，体现了对社会文化的反思和对个性情感、意志的表达，因而呈现出“人类生命（即智慧与情感）的投入程度与稳定性”.
2.2女红文化艺术中的“智慧与情感”
女红文化艺术中的“智慧与情感”首先体现为针线手作与审美定势之中所蕴含着的女性特征。母女、婆媳世代传袭的一针一线的制作过程本身依赖于主体的心手相连，融入了女性特有的精巧与细腻，在造型、色彩等形式语言上则呈现出远离宫廷庙堂而贴近日常生活的质朴、纯真、生动，在审美风格上则趋于自然、灵动和多元化，这些特点在日用器物之中反映得尤为明显。例如，除了在纹样、造型等方面强调对自然物象和生活物象本真的观察与感悟之外，女红的色彩也显示出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其以“蛋青”“枣红”“葱白”等命名，在这种形象化的审美观照之中蕴含着女性丰富、感性的内心世界，寄托着她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渴望。这种纯真与质朴，绝然不同于部分宫廷或文人艺术的刻意做作，而是反映出积淀于日常生活经验中的情感体验，于主客体之间的生命融汇之中弥漫着灵动的真气，绽放着生命的光彩。
其次，从题材和寓意上看，这种“智慧与情感”还呈现在对物之生命绵延的体悟和对女性所关注的现世内容的表现上，体现出对女性社会身份角色的书写。从这个意义上说，女红对于女性的“角色塑造”不只是体现在受制于社会情境的闺中之德与贤淑品行等方面，还体现在脱离桎梏、表达个体情感的意向上。
从传统女红来看，这种意象还是较为含蓄的，它往往隐藏在特定题材和母题当中，反映了女性对其所处社会情境的特定感受。例如，“肚兜”这类较为“私密”的女红器物上常常以“好鸟枝头”等纹饰直接地反映出主体对婚姻的美好憧憬，而这种对现实生活的愿望和欲望的“真实”表述，成为了女性直抒心意的重要中介。事实上，这种直观的表达方式也与女性边缘的社会身份和嵌入日常生活现实之中的角色相符，同时也借助明清以降追求“性灵”的人文思潮的推促，为女性主体的表情达意提供了重要的语境。例如“民间春意女红”因为其易携带、不易损毁等特点，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些被绣于香囊、大红抹胸、肚兜和睡鞋之上的性爱图景，甚至还以具有文人雅士风韵的背景加以衬托，凸显出追求个体自由的意趣[2];再如一款民国时期的胸衣（如图3所示），上面以传统的折枝花纹样和刺绣的西洋文字“good night”相互交错，羞涩、含蓄的意味全无，而是以其现代装饰效果和时尚话语凸显出现代女性大胆表达自身情感和愿望的趋向。此外，明清时期的江南女性不仅通过女红创造来获得乐趣，还将之作为施展才华、获得社会承认及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如顾氏后人顾玉兰夫亡，守节抚孤，家贫，依靠‘事女红兼教授学生’维持生存，把自己的审美理想倾注于女红之中，还使女性作为主体的审美思想通过教育得到扩展”[3].
当然，随着当代女性主体生存状态的改变，女红中的女性审美特征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其文化内涵和精神所指也有待于从当代女性的“审美化的当代生存[4]”出发，不断得到新的阐释和建构，其意象符号体系也需要不断进行拓展与重构。无论从当代艺术与设计理论还是从当代国内与国际服饰设计实践来看，对这一命题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不可否认，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文化“际遇”对设计的渗透，对女性生存体验的深度书写必将成为女红发展和活化的重要契机，女红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审美特征也必将成为其不可复制的“魅力”.
3当代女红设计的多元“际遇”与多重“魅力”
如上所述，传统女红是一个生长于丰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上的有机生命体，而它最为强劲的生命力在于其意象符号体系和审美范式中蕴含的文化价值及其不可“复制”的独特“魅力”.对于当代服饰设计而言，仅仅依靠对女红表层形式符号的简单植入，是无法使之获得可持续发展和真正意义上的活化的。
因此，当代女红的发展应充分融入审美文化之中，不仅依靠当代设计产业的创新，也要借由民俗活动、地域特色文化的传播为之提供广阔的空间；同时，当代女红的突破创新还要致力于艺术品质的提升，通过艺术形式上的多样化探索实践，不断开创符合当代大众审美文化规律的新样式。
3.1地域特色与多元女红形态“魅力”的彰显
传统女红文化艺术本身就是一个包含多元审美向度与丰富艺术形式的整体。其中，地域审美观成为造成女红具体形态的特殊性的重要因素。例如，以吴越文化为核心区域的江南，不仅因其特殊的经济环境成为全国丝织手工业中心，同时因其江南独特的地域环境和文化上的领先与繁荣，形成了以文人为主体的、引导近代中国艺术主流的文化氛围。融于近代江南社会审美文化语境当中的女红，自然而然地凸显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审美思想。虽然“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5],但由于地域的不同及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也产生了“越文化”与“吴文化”的不同魅力，以及审美上的差异性。例如，“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6],吴地女红多趋于浮华、繁丽、骄奢、文秀，更多一些精巧和柔美。例如，“吴女红”之中凸显出独树一帜的“初发芙蓉”之美[7],它侧重于器物的装饰功能，在艺术形式和审美趣味上呈现出与近代文人书画艺术相近的、清幽淡泊的风格。如在暗红绸地花卉条幅中（图4），这种风格除了体现在纹饰的特定寓意和作品的整体意境上，还体现在纹样造型上的追求“神似”,以及制造工艺上的以针线代笔墨等方面。其独特的“魅力”正体现在道法自然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对个体生命体验、精神自由的追求，而这一点在当代注重主体价值的设计文化语境中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例如，有东方的CHANEL之称的台湾服装品牌夏姿。
陈（Shiatzy Chen），在2012春夏系列女装设计中便以苏绣为主要工艺，以“梅花”这一中国文人艺术中的重要题材结合白蓝主调及丝缎质地，凸显出脱俗不凡的个性精神，同时将文人精神中的含蓄、雅致与少女清纯、腼腆的情性融为一体，加之与模特的优雅走台风韵相得益彰，不愧为对“初发芙蓉”之美的创新演绎和富于时代精神的演绎，同时也是对民众“乡野”女红艺术品质的提升。
“越女红”则主要体现为与“实事实功、经世致用”的主流文化思想一致，与贴近平民生活与日常审美体验的民间艺术融为一体，以尚务、俭质的品质为内蕴，外在则呈现出清淑、阳刚的审美特性，在趋向文雅、精致的同时，更趋自然、生动、质朴和活泼。
在笔者看来，当代浙江女红的“特色”发展之路，可以借助旅游等文化产业的繁荣，充分挖掘浙江本地民间丰富的审美文化资源，在器物造型、图案纹饰上突出浙江地域文化特色（例如鸟图腾、蛇图腾、植物纹饰、文人书画等），在题材、主题等方面大胆植入浙江地域文化内容（例如宗教信仰、英雄崇拜、民间传说，以及诗词歌赋、戏曲等）。简言之，当代女红设计需要在对其审美元素广采博取、兼收并蓄的基础上，突出各种女红形态的审美特性，在设计中充分发挥其个性优势。
3.2对其他艺术形态的借鉴
当代女红设计的发展应注重从其他艺术形态中吸取营养，而这一点在明清女红中就已有尝试。例如，明代上海缪氏开创的“顾绣”（也称为“画绣”），它以名画为蓝本，将传统针法与国画笔法相结合，采用半绣半绘、画绣结合、补色套色的表现手法，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清末民初女红艺术家沈寿，则更为大胆地汲取了西方艺术的元素，在唐宋画绣、明代顾绣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绘画中明暗虚实的表现，独创散针、旋针等针法，令其“仿真绣”蜚声海外[8].随着当代女红从“民俗”向“艺术”的转化，这种由“技”转向“艺”演进成为女红发展的内在逻辑。当代设计师在传承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对女红符号进行重释与重构的同时，也大胆融入了当代视觉审美机制和西方艺术元素，创造出更具个性和设计感的艺术精品。例如，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艺术家沈德隆，其女红作品以具象的油画艺术为蓝本，同时融入了精细的织绣工艺，在“中西合璧”中显现出一种别样的风采。此外，当代装置、纤维等艺术中的女红元素也为设计提供了启示，当代国际设计理念、时尚元素也为当代女红设计注入了新的血液，它们都为女红从原生自在的“乡野”迈入设计与艺术的“圣殿”架起了桥梁。
4结语
当代女红的“际遇”是多元的，设计、艺术乃至文化产业，都为其提供了发展的平台。女红的“魅力”同样是多重的，通过与当代审美心理、审美趣味和文化价值的对接，其手工制作技术、造物精神和审美范式、设计话语都能在当下生发出新的“魅力”.对于当代设计师而言，既要充分发掘来自民间的最具活力的、富有特色的审美元素，还要努力探索时代赋予女红的新的文化内涵，学习和借鉴当代设计与艺术中的新观念、新话语，以促使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活态化”.
参考文献：
[1] 王志敏。现代电影美学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杨蕾。明清江南女红之审美风格探微[J].宿州学院学报，2011,26（7）：76-78.
[3] 杨蕾。浅论明清江南女红的审美价值[J].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2007,27（5）：27-29.
[4] 肖鹰。形象与生存：审美时代的文化理论[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5] 史远。话说吴越文化[J].文化交流，2013,22（1）：6-11.
[6] 张瀚。松窗梦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9.
[7] 潘健华。女红：中国女性闺房艺术[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8] 包燕丽，于颖。中华锦绣丛书：顾绣[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