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走进一个国家，首先进入眼帘产生起始印象者，除了自然生态与城镇建筑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无疑是分布各处的公共雕塑，它无言地向人们诉说着所在地域的人文、历史、审美、民族情趣等等，这一切都早于其他接触就把信息传递给了观者，公共雕塑是以艺术形式向世人展示其社会内涵有力表现之一。
1、 俄罗斯之借鉴
在此且不提遍布欧洲城镇让游人深深感叹的各类公共雕塑，先聊一下我国曾仿效与熟悉的俄罗斯，作探讨的引入。在俄首都莫斯科遍布的雕塑中，就有曾激励我国火红年代建设大军士气，那充满朝气蓬勃的“工人与集体农庄庄员”巨型钢雕。该雕塑本身高24．5 米，而它的基座高 34． 5 米，这是俄国杰出的女雕塑家穆希娜( Vera Mukhina 1889 ～1953) ，为 1937 年巴黎博览会之力作，矫健体魄的工人和女集体农庄庄员并肩而立，高举铁锤与镰刀，合成苏联的“镰刀铁锤”标志，表现出勇往直前的巨大气势。当年博览会上，苏联馆正安排在德国馆对面，巨大的镰刀铁锤指向当时已露霸气德国的展馆，直有东方压倒西方，共产主义胜过资本主义的含意，实是振奋当年欧洲世人的精彩一笔!
博览会结束后运回莫斯科，一度被置在仅十米高的基座上，作者甚为不满，多次申请修正复高，遗憾此愿直到她逝世也未能实现。直至苏联解体俄罗斯逐渐恢复元气的 2000 年后期，该大雕塑才重置到原高基座上，基座建为博物馆，座两侧还增添了刻画民众日常生活的浮雕，不但恢复了原有气势，也使整个巨大雕塑建筑转化出一种新生的神圣气质。从这雕塑的历程，就映照出二战前的苏联到如今俄罗斯的整个社会历史面貌与国运沉浮。
继续漫步可见更多的公共雕塑，如莫斯科的创始者长臂大公尤里，运河与莫斯科河汇流处通高 96 米的彼得大帝航海纪念碑座，红场上圣瓦西里大教堂的米宁与波扎尔斯基纪念碑，二战丰功伟绩的朱可夫元帅傲骑马背上的英姿，还有果戈理，莫斯科大学前的罗蒙诺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在市中街道的诗人普希金夫妇优雅塑像等等。更值一提的是始建于 16 世纪的新圣女公墓，容纳世代众多精英，不少墓碑以高超艺术巧妙结合墓主生涯，显出其灵魂之光芒，实是一幕幕俄罗斯历代沧桑之颂歌，留给其民众的教化是不言而喻的。在圣彼得堡，十二月党人广场中，就有立下丰功伟绩的彼得大帝之青铜骑像，普希金还写过诗来赞美它。而皮斯卡廖夫纪念墓园更是可歌可泣，1941 年 6 月纳粹德国开始进攻苏联，不到两个半月就已打到彼得格勒外围，全城军民奋起抵抗，德军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这就是史称的“彼得格勒900 天围城”，百姓死亡超过60 万。如今一盏长明灯在花岗岩砌成的台子上静静地燃烧，墓园尽头耸立一座“祖国母亲”巨大雕像，默默地注视着为保卫她而捐躯的子民。俄罗斯就是以这种巨大公共墓园与雕塑群，给民众留下刻骨铭心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观俄现存的公共雕塑，无不显示出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文学艺术直到广大人民的歌颂，使生长在这氛围中的民众在潜移默化中，在心灵植下对民族自豪与忠诚的种子。当然，七十余年的苏联时代，也出过现众多的领袖公共雕塑，从列宁斯大林到各党政领导人塑像，同样布满各加盟共和国，但比起那千百年来经世代民众珍惜存留，以及不断涌现歌颂与怀念英勇卫国战士与普通劳动群众塑像相比，就绝占少数。可见俄罗斯民族在艺术人文与宗教道德及民族自豪的世代教化过程从没中断，所以在苏联解体后可明显看到俄罗斯的公共雕塑，并没因自由开放而出现过重大的迷惘，这就是漫长世代民众受教化下，社会文化基因得以改造优化所起的作用。
2、 我国之状况
我国则自1949 年起，经历过一段极艰辛的建国岁月，国情所需，千万公共雕塑基本只呈现在一位领袖身上。更不幸出现过违众愿的重大曲折，致使中华千百年来世代祖上存留的无价公共雕塑，在短短十年内遭遇史无前例的灭顶之灾，在世间烟消云散了! 艺术工作者失去珍贵的参考物，民众就更失去公共雕塑在日常生活中对民族基因文明提升的巨大影响力。这也就难怪在伟大的改革开放后，不少艺术家陷入了不自觉的迷惘中，致在公共场所出现了超出人们所能接受的雕塑。就如前不久在北方沈阳市商场公众大厅的杀嫂雕塑，或以尊扶长辈为名，实质南辕北辙的雕塑之公展等，均引起巨大争论，众说纷纭，有赞颂的，但更多认为是丑恶与无耻，是艺术良知之丧失。这与我邻邦苏俄一对照，更是惭愧地显露出我国长期的民族文化基因教化之严重缺失。也许有人认为这只是艺术家在公共场所向大众展示其作品而已，那能有这么多的牵涉? 不错，在个体具象上去观察的确如此，雕塑艺术家有其个人创作自由，可一旦置于公众，从社会宏观效应观察，将是另一层面性质的结论了。一座丑劣雕塑之所能出现在公共场合，起码得有: 一是雕塑者本人意愿，二是公权决策力的允许，三是社会民众认可容忍度。三者缺一该雕塑均难以“长期”存活于公众，只能存于不见阳光之处，一旦存现于公众，就是三者意向之间制约的总和，也即由公共雕塑可客观显出该群体的社会综合属性。第一，假如雕塑创作者，是具有高尚的艺术家修养与对社会大众负责的良知，那一切担忧都是多余的，因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不会为利益所动，为自我名利而出卖良心的。第二，假如公权决策者，且不期望要有多高艺术修养，但只要具有基本的维护社会群体习俗与道德伦理底线意识，那同样不用担忧那些“艺术品”呈现于众。第三，是那群最无奈的公众，一般来说，松散的个体对丑恶的公共雕塑出现，大多是无能为力的。当然，在国外就有公众群体为自身与后代，经公正传媒舆论对丑恶的公共雕塑或展出物提出强烈批判，或对地方行政当局提出抗议，直至发生泼污与推倒的抗争行为。
但在我国当前民情多麻木无动于衷，大多认为毕竟那是出自“有名气的艺术家”，没来头咋能通过管理当局堂而皇之地放在公众之地啊? 还是自认小老百姓不懂艺术，走开省事。正是这种群体的容忍，久之甚至乐闻喜见，催生了更多低劣退化的所谓公共“艺术展”，不单表现在固态雕塑上，更多以人体彩绘之名，出现在各地车展与商展，即使在开放的欧美也绝对是乏见的，实贻笑大方，掉尽国格! 全民能不严肃反思吗!
3、 艺术家的必要良知
综上分析可见，关键源头无可推诿的还是在于艺术家本身。
艺术是一种表现，西方 19 世纪以前，大多艺术家均以表达人们普遍的感情及公共价值为自我的神圣使命，绝对尊重与表现当时代的公有现实。直至印象派出现以及随后的野兽派等等，这种以主观感受与内心激情的个人主义表现，挑战了千百年来占绝对统治的统一意识形态表现模式，这曾引起当时社会一片哗然的新生激流，如今已成普遍接受与喜爱。为何? 这与当年这批艺术先驱在创出反传统表现方式中，内心仍不觉受到自文艺复兴以来对人本价值与道德的尊崇，也正如托尔斯泰所指出的艺术家良心及修养下，对社会公共性与道德之自律，也不觉成就了自身。这就是能成为一个被称为或能自命为“艺术家”的最基本修养要素。而我国当前却出现了与此完全相悖的那么些所谓“艺术品”，关键是这些“东西”不是置于这些所谓“艺术家”
的私人领地，也不像书籍那样可开可闭，而是置于公众总不能闭着眼睛走路的公共场所，以致人们经过时的视觉无异遭受突然袭击与强暴! 防不胜防，任何母亲带着孩子经过都难以自卫，这种无形的损害是极其巨大的，实际上，这类公共雕塑的出现正是当前社会的综合镜象反映。
4、结论
怎么办? 当前就是有那么些所谓“雕塑艺术家”，就是认为在公共雕塑上竭尽所能地塑造公开显露生殖器官及丧失起码美感的标新立异造型物，就是要比塑造为保卫生我育我的中华大地而悲壮捐躯却至今仍无名的战士更要紧，比塑造中华儿女为命运奋斗之坚毅形象更重要。这些“艺术家”还认为你不懂他那高超的艺术境界与对传统的突破。没关系! 风物常宜放眼量。客观上，艺术创新与探索是绝对必要的，但评判何在呢? 对此，让我们重温一下世界艺术前辈对此的论述吧。德朗( AndreDerain，1880 ～ 1954) 是对西方现代艺术持深刻批判的画家，他揭示出不论什么艺术，失缺对人类美的基本共识，即艺术的公共性，也即公有现实，也就失去存在于人类社会的艺术价值。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现代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就指出: “现代性就是过渡的、瞬间的和偶然的，是艺术的一半。
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不变的，对于每一个古代的画家，都曾存在过一种现代性”。人类美术发展史就是基于一个个对传统的正当突破，表现出相对以往升华的“现代性”。随着历史的推移，前一代“现代性”又被后一代“现代性”的探索所突破，变成了所谓传统。所以艺术领域上对新思维的容忍，是保持艺术不断持有生命力之根本。这里不免出现当前的忧虑，丑劣的“艺术”充斥于世，岂不天下大乱! 其实波特莱尔就比我们看得远多了，那就是他所指的“艺术的另一半”的绝对性与普遍性所起的平衡力，同样是德朗所说的“艺术负有平衡时间的使命”。凡领会到他们这些深知灼见的，就会发现在千万年人类历史长河无情冲刷下，不论是历经三千七百年的法老王朝，或是短命的法西斯第三帝国，它们极盛时期无不生产为维护统治的大量反人性“艺术品”，人类心灵中“美的普世共性”则一次次被残酷地抹杀否定。可在时间平衡下，至今又有几许当年辉煌显耀留下痕迹?
更不谈艺术发展中涌现的丑劣“艺术品”了。可见德朗所指的人类艺术中的公共性是绝对的。
康定斯基同样发现这一伟律，说道: “实际上我们总是着眼于过去，越是古代的作品，伪作、赝品越少，那些拙劣的作品奇异地消失了。唯有真正的艺术品，唯有肉体( 形式) 中包含着精神( 内容) 的作品，才能够留传至今”。可见一切违背者绝对经不起时间平衡的考验，迟早都将消失在人类遗忘中，故完全不必对此庸人自扰的。所以这些不尊重上述人类心灵美的基本准则者，不论现在有多少附庸吹捧，也不论其自傲的“艺术品”卖价多高或置于多显赫要地，在人类历史长河时间冲刷平衡后，究竟是被后人崇敬赞扬，或被钉上败坏艺术的耻刑柱成为后代的反面教材，那就绝对不是我们能操心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