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也是一个全世界都关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西方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新经济增长理论，虽然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有所区别①,但理论范式基本相似，均建立在“资源稀缺性”与“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不考虑资源环境的增长代价与经济人的外部性行为，探讨纯粹的经济增长数量，实践上逐渐演变成当前的“褐色经济”增长模式②.
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一方面，世界经济很长时间保持了稳定的增长趋势，特别是 1950 ~ 1973 年经济增长出现“黄金时期”,世界和主要地区人均 GDP 年均复合增长率均在 2% 以上，个别国家与地区如日本和西欧经济增长率更是高达 4% 以上[1].这种强劲的增长态势不仅鞭策了“褐色经济”增长模式的持续发展，也有力地支持了理论研究。
在核算领域，联合国相继推出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 SNA（1953）、SNA（1968）、SNA（1993），宏观核算日臻完善。
另一方面，这个期间世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退化引发自然灾害的损失风险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加，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不断扩大，促使人类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联合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人类环境”的概念，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又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和新观念，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的浪潮，可持续发展理论获得了空前发展，有关资源环境核算的理论与计量也取得了重大研究进展。联合国统计司1993 年出版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即 SEEA（1993）初稿，以 SNA 的卫星账户形式系统地核算环境资源存量和资本流量，资源环境的使用首次有了相对标准的统计计量方式。
但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后，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褐色经济”增长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金融倡议机构研究小组 2010 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人类活动造成全球变暖和大气污染等环境破坏引起的经济损失在 2008 年已达到约 6.6 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 总量的 11%.不仅如此，全球经济增长在 1973 年后出现下滑并延续到新千年，特别是肇始于北美和欧洲发达经济体的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甚至使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2],更是暴露出“褐色经济”下无节制发展对于经济本身所具有的重大危害。单纯的环境治理已不足以弥补“褐色经济”模式所带来的社会边缘化、资源耗竭与环境污染问题，这引起了人们对现行经济模式的失望与反思。与此同时，另一种增长方式日益彰显，这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物质财富的实现不一定要以环境风险、生态稀缺和社会分化的日益加剧为代价[3],这就是近年来崛起的绿色经济新理念，并迅速成为关注的热点。
目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已发表多份有关绿色经济的研究报告，号召全球向绿色经济过渡。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肯定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倡议世界各国发展绿色经济。从国际环境看，当前包括美国、英国、德国、韩国、巴西等国家都纷纷加大绿色投入，以催生具有比较优势的绿色产业的发展，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绿色发展”.绿色经济已经进入实践阶段，而且可预见，绿色增长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向③.
然而，相对这种不断推进的绿色实践，绿色经济的理论与核算研究却相对滞后。虽然“褐色经济”下发展起来的SNA 体系得到不断完善，特别是 SEEA 体系的建立使得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有了相对标准的测算模式，但它们均不能很好地测算当前绿色增长成果。原因在于 :一是在SNA 体系下，增长测算是建立在“褐色经济”模式下的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的，测算指标 GDP 衡量的主要是经济增长的数量。而绿色经济下的增长函数发生了变化，测算指标不仅要反映经济增长的数量，还要反映社会与环境的变化。二是 SEEA 核算的最终指标绿色 GDP 虽然力图反映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但 GDP 扣除后的剩余部分并不能说明增长过程实施了绿色化，是绿色经济。事实上，绿色GDP只是扣除了增长的负效应，理论上测算的还是“褐色经济”增长成果④.因而，无论是 SNA 体系还是 SEEA框架，由于理论背景与经济实践均建立在“褐色经济”模式下，都未能将现有绿色增长成果相对准确地反映出来，而绿色经济不断推进的实践呼唤绿色增长核算。
本文试图探讨这一问题，拟在中国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开展绿色增长成果估算的理论范式研究。文章的主要特色体现在 :一是根据当前联合国提倡的绿色经济特征，从经济学上剖析了绿色生产函数的变化，初步搭建了绿色增长核算的经济理论基础 ;二是区别于 SEEA 核算的绿色 GDP,尝试从绿色增长的正效应角度确立绿色增长估算的基本理论框架，包括绿色增长的最终成果形式、产业部门分类、统计指标的核算范畴与价值的实现等。
2 绿色经济内涵与现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实践
2.1 绿色经济内涵
虽然绿色经济取代“褐色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不少国家已经开始探索实践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但对于什么是绿色经济，至今并没有一个规范的定义。较普遍接受的解释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绿色经济定义，2010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绿色经济是能够“增加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着降低环境风险与生态稀缺的经济”[4].这一定义将绿色经济与“褐色经济”及单纯的环境治理区分开来，具有两个鲜明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追求的不再是单纯的数量变化，也不是数量下的环境治理，而是将目标扩展到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要求增加人类福祉与社会公平，强调地球关键自然资本的非减发展。因此，绿色经济追求的是经济高效、生态健康、社会公平三方目标的共同增长。第二，完善了包含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生产函数，要求生产不仅需要提高人造资本的资源生产率，还需要将投资从传统的消耗自然资本转向维护和扩展自然资本以及积累与提高有利于绿色经济的人力资本[5].
绿色经济的上述两个基本特征表明，绿色经济是一次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经济增长的理论不再沿袭“褐色经济”下的理论模式。突出的变化表现在“资源稀缺性”的范围扩大，这里的资源不仅仅限于人造资源，还包括一切非人造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进入“资源稀缺性”范畴，一方面要求自然资本独立成为生产函数的内生因素，促使“经济人”行为将资源环境的增长代价置于其决策范围内 ;另一方面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将随之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到市场交换规则，导致资源流向、要素分配及产品价值的变化。可见，绿色经济下的增长理论在经济增长源泉、产品形式与价值表现上均获得突破性发展。
这种发展，改变了经济增长核算的理论基础。因而，绿色增长测算不是简单的数据增减问题。但绿色经济是对传统经济的转型，绿色经济中某些领域与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各行业间并不是完全对应，存在交叉现象[6].
如联合国呼吁投资的 10 大发展绿色经济的行业如农业、建筑、渔业、林业、制造业、旅游业，交通业等均为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行业。因而，绿色增长核算又不能完全脱离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 体系依然是绿色增长核算的基础。
2.2 现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实践
现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主要是就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展开的。最具权威性的核算框架当属联合国等五大机构提出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即 SEEA）。该体系最新版本 SEEA2003 将环境与经济信息比较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度量了环境对经济的冲击以及经济对环境的影响，是考虑资源环境因素影响下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延伸与拓展。由四个账户组成：实物型和混合型的流量账户、与环境交易相关的经济账户、以实物和价值单位测度的环境资产账户、考虑自然资本耗减、环境退化和防御支出后对 SNA 总量进行调整的账户[7].最终核算结果将环境因素以及资源的损耗从经济发展的最终成果中予以扣除，即为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组织提出实施的绿色 GDP,并得到一组以“经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净值”（即 EDP）。
绿色 GDP 及其 EDP 通常的计算公式为 :绿色 GDP= 国内生产总值（GDP）- 资源耗减价值 - 环境退化价值 （1）EDP= 绿色 GDP- 固定资本折旧 （2）SEEA 代表了目前经济核算与环境核算一体化方面的最高水平。因此，该体系颁布后，得到了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关注。挪威率先在 1978 年开始部分绿色 GDP 核算，并编制了包括能源、矿产、森林、渔业和土地使用等自然资源核算账户。其他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芬兰、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巴西等20 多个国家也在资源环境核算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和数据测算工作。
同期，我国学术界围绕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如何开展资源环境核算进而计算绿色 GDP 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如高敏雪、王金南就中国环境与经济核算的理论框架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可以分为环境-经济流量混合核算、环境保护活动流量核算、自然资产存量及变动核算、以绿色 GDP 为中心的总量核算四部分[8];王德发根据 SEEA2003 的核算框架，并结合我国现行资源环境生态统计的现状，提出了建立与我国现行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联接的 SEEA 研究思路和设想，认为 SEEA 核算的关键是数据源[9];李金华按照 SEEA 框架，提出了建立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CSEEA）范式，认为 CSEEA 的重要核算内容是环境资源的存流量、资源消耗、自然灾害、环境成本、环境保护投入以及环境资产重估价等，主要核算工具是账户、核算表、指标体系[10].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实践工作也相应开展起来，主要包括 :（1）国家统计局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中以附属账户的形式设置了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展开了对森林、土地、矿产、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实物量核算。目前形成了包括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草地资源、野生动物资源、再生资源与环境统计等九大类别为主要内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环境统计体系。（2）与挪威统计局合作，编制了 1987 年、1995 年及 1997 年中国能源生产与使用账户，测算了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甲烷、颗粒物等 8 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3）2004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 GDP 核算）研究》项目，对环境实物量、价值量以及经环境污染调整的 GDP 进行了核算，公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2005年，又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重庆和四川 10 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 GDP 试点工作[11].最近的报告为《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8）》⑤.（4）2006 年开始实施万元 GDP能耗、水耗等指标公报制度。
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实践，基本上也是沿袭 SEEA核算框架开展的。从联合国、各国政府到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及实践来看，当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具有一些共同特征 :
（1）核算模式是在“褐色经济”下发展起来的，始终以经济增长为主线。即使考察资源环境，也是以卫星账户的形式分析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定位在 GDP 总量的扣除上（见公式 1），形式上测度了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内容实质上并不能反映增长过程的绿色化，并且也不能深入到社会关系中去考察诸如收入分配等关乎人类福祉的问题，在理论上遭受质疑。同时，从总量上扣除资源环境的代价，虽然能起到警醒的作用，但同时也掩盖了环境治理的效果，在实践上推广起来困难层层，造成当前绿色 GDP 核算停滞不前、环境统计争议难断的局面。
（2）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测度 :一是从成本角度看，社会边际成本 = 私人边际成本 + 外部性边际成本 ;二是从收益角度分析，社会边际收益 = 私人边际收益 + 外部性边际收益。虽然两个方面都能反映经济活动的外部性，但对于生产活动而言，从成本角度分析外部性，实际上是将外部性置于类似中间消耗进行研究。而从收益角度展开分析，实际上开展的是近似于福利测算。因而。
生产活动的外部性究竟采用成本还是收益核算，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含义。绿色 GDP 的核算原理采用了前者，且公式上采用了扣除的方式，说明测算的是生产活动的负外部性。这种测算原理与绿色经济内涵不一致，绿色经济能够增加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着降低环境风险与生态稀缺。是一种正向的经济活动，绿色增长核算正是为了将这种正效应体现出来，原理上应该从收益角度分析外部性。可见，SEEA 框架测算的绿色 GDP 不能反映当前的绿色增长成果。不过，经济活动负外部性的对立面即是正外部性，这说明，沿着 SEEA 的核算思路，同样可以考察绿色增长成果。因此，SEEA 核算框架依然是绿色增长核算参照标准。
（3）SEEA 是目前各国绿色核算实践的理论框架，但它是为弥补 SNA 体系在资源环境方面的核算不足产生的，依赖 SNA 建立且随其完善而完善。可见，虽然 SNA 体系建立在“褐色经济”模式下，却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科学的核算方法与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根本。即使当前经济模式向绿色经济转变，相应的经济关系也会随之受到影响，却不能改变现行国民经济关系的基本性质与原理，如生产是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即使是在绿色经济模式下也不改变其基本要义。因而，SNA体系才是绿色增长的核算基础。
3 绿色增长核算的理论基础与主要问题
3.1 绿色增长下的生产函数
如前所述，相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绿色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函数发生了变化，基本形式可以表述为 :Max ﹕ Q=f（L,K,H,N）s·t ﹕ C=w1L+r1K+w2H+r2N （3）式（3）中，目标函数生产函数中的 L、K、H、N 分别代表劳动、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以及自然资本。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进入生产函数成为内生因素，经过合理配置，要求 Q 除了追求产量最大化，还要实现社会公平与生态健康。因而，这里的 Q 除了包含经济价值外，还包含社会价值与环境价值。与目标函数对应，约束函数成本函数中，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均成为约束条件参与资源配置，且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经济资本应加大与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配置比例，以提升社会公平程度与生态健康水平。
生产函数的这种变化，使得生产的投入产出过程具有新的特征 :第一，从投入过程来看，自然资源不仅要作为产品的生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而且从原材料的采掘即源头开始就成为生产的制约因素。因而，产品生产的中间消耗不仅包括生产过程中对人类生产的非耐用性货物与服务的消耗，而且还涵盖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这样，绿色经济条件下生产过程的中间消耗范围扩大。与此相对应，在某种意义上，生产的主体也随之扩大，并非仅局限于人类（机构单位），而且还包括了自然，或称之为“自然主体”[12].
第二，从产出过程分析，由于产出 Q 除了包含经济价值外还包含了社会价值与环境价值，这里的社会价值主要由社会公平产生，而环境价值主要由降低环境风险与生态稀缺形成。因此，绿色经济下社会总产品价值构成为 :∑ （c2+c1+v+m+s+h）=C2+C1+V+M+S+H=C+V+M+S（4）式（4）中，小写字母表示各单位（或部门）的绿色产出价值构成，大写字母则表示国民经济总体的绿色产出价值构成，左边是对所有常住单位或机构（产业）部门的绿色产出价值求和。其中，c2表示资本消耗，包括固定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消耗 ;c1表示劳动对象转移价值即中间消耗 ;v 表示必要劳动价值，包括一般劳动与人力资本劳动价值 ;m 表示剩余劳动价值 ;s 表示由于社会公平而产生的社会价值 ;h表示环境价值。
绿色增长下的这种投入产出新特征，决定了绿色增长的最终产品不同于一般产出结果。因此，绿色增长估算需要确定绿色增长的最终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