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系统造成重创，商业银行的亲周期性被认为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Wezel等，2012;FernándezdeLis等，2010）。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由于复杂交易的存在具有紧密的关联性，银行危机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Bernanke,1999），通过信贷紧缩、财富侵蚀、信用下降等途径对实体经济产生强烈的负溢出效应（Concetta Chiuri等，2001;Fillat等，2010），造成流动性与可得信贷的大幅收缩，只能由财政注入资本与流动性来缓解，造成公共部门利益受损。商业银行是储蓄者与投资者之间联系的主要中介，稳健的银行系统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基（BCBS,2010）。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学界与监管部门对解决银行的亲周期性问题高度关注，希望藉由逆周期监管政策的实施加强银行的稳健性，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本文首先对商业银行亲周期的内部规则制度与外部环境进行分析，从信贷制度、拨备行为、监管政策等方面对实证研究商业银行亲周期性的成果进行了整理 ;之后分析了实施逆周期监管政策的必要性，总结了各国逆周期监管政策的实施情况，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将学界对于实施逆周期监管的政策建议进行了归纳，以期为中国的银行监管者、政策制定者、银行管理人员提供参考。
二、商业银行的亲周期性
亲周期性是指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正向的反馈机制，在该机制下金融系统的信贷活动促进了经济周期的形成并扩张了其振荡幅度（BCBS,2010）。造成商业银行亲周期性的原因主要分为内部规则制度与外部环境两个方面。
（一）商业银行亲周期的内生原因。
1、 信 贷 制 度 的 亲 周 期 性。“ 金 融 不 稳 定 ”（Kindleberger 等，1978 ;Minsky,1982）假说认为金融系统普遍具有“短视性”,倾向于根据当前的经济环境而不是未来的经济发展形势做决策。“制度性记忆假设”（Berger 等，2004）认为随着前一次危机发生时间的过去，有经验的管理者退休，贷款发放标准放松 ;商业银行为了赢得竞争优势对客户采取的“交叉补贴”（Lepetit 等，2008）行为助推了繁荣时期信贷盲目扩张。信贷扩张导致的贷款损失风险于之后的几年逐渐显现（Hunter 等，2003;Jiménez等，2006），侵蚀了银行的利润，使银行贷款意愿降低（Marcucci 等，2008）；并且经济疲软时期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Mér? 等，2002），商业银行出于贷款可回收性的考虑，倾向于紧缩信贷规模，这使企业的可得信贷变少，削弱了企业的经营与投资能力，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2、贷款损失拨备规则的亲周期性。由于信贷质量的变化滞后于信贷增长，根据当期贷款损失水平确定的贷款损失拨备计提规则无法匹配贷款的真实风险（Hunter等，2003）。“灾难近视”（Guttentag等，1984）理论认为商业银行倾向于低估小概率负面事件，经济环境良好时拨备提取不足，经济增长率下降时贷款质量恶化，信贷风险与随之的贷款损失拨备陡升（Cavallo等，2001; Bikker等，2005）；利用拨备进行的“资本操纵”行为（Kim等，1998;Ahmed等，1999）进一步增加了经济下行时期的拨备，信贷危机发生的概率也相应增加。
3、技术手段的亲周期性。造成商业银行技术手段亲周期的主要原因在于各银行使用的风险评估手段与交易手段具有同质性（Jesus 等，2005;Taylor 等，2006;周小川，2009）。“金融工程化”导致银行过分依赖于复杂的数理模型，金融工程模型内在理论的一致性引起其产生结果的相似 ;且银行出于成本 - 收益角度的考虑往往将内控系统外包，于是各银行对于风险的判断相似、在资本市场交易时间与方向一致，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4、管理者行为的亲周期性。现代银行尤其是上市银行由于规模庞大往往存在大量投资者，出于压缩信息传递成本与决策成本的考虑不得不雇请专业的管理人员维持银行的日常经营活动，银行管理者与股东利益的不一致造成了“委托代理问题”（Williamson,1963）。管理者激励来自于自身报酬的提高或社会地位、非经济利益的实现，因此倾向于扩张银行的规模，导致过度借贷。
（二）商业银行亲周期的外生原因。
1、银行监管要求的亲周期性。Fillat 等（2010）认为基于风险的资本监管要求内在的亲周期性是导致银行体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经济疲软时期银行贷款风险暴露增加，资本要求相应增加，而此时资本变得更加昂贵，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麻烦的金融机构来说，资本几乎是不可得的，迫使银行的贷款发放决定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变化（Burroni 等，2009）。
2、会计规则的亲周期性。会计处理中使用的“公允价值计量”法则会造成繁荣时期“资产价格上升-入账价值增加-利润增加-借贷和投资扩大-资产价格进一步上升”萧条时期“资产价格下跌-资产减记-恐慌性抛售-借贷及投资收缩-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Jesus等，2006;Taylor等，2006;周小川，2009）；全球大多数国家对贷款损失拨备采取的“已发生损失模型” 导致拨备明显滞后于贷款损失（Borio等，2001;Balla等，2009;徐明东等，2012），加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3、借款者资产净值的亲周期性。借款者的资产净值取决于经济周期，担保资产价值及借款者财富效应的周期性变化对不同时期的可得贷款产生了实质影响（Kiyotaki 等，1997）。信贷繁荣通常相伴资产市场繁荣，担保资产价值与借款者财富增加，实体经济可得贷款进一步增加 ;而信贷紧缩导致的资产市场萧条将减少担保资产价值与借款者财富，使贷款进一步收缩（Fernández de Lis 等，2010）。
4、评级结果的亲周期性。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决策受评级结果影响很大，全球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相关性非常高，本身便具有亲周期的特征，且不受法律和监管约束（Lown 等，2006;周小川，2009）。繁荣时期高风险的借款人能获得较高的信用评级，由此获得与其风险不相称的低利率贷款，促进了信贷与经济规模的扩张 ;萧条时期高质量的借款者却因为评级较低而无法获得贷款，信贷紧缩导致了经济继续恶化（Marcucci 等，2008）。商业银行模仿其他存款性金融机构贷款决策行为的“羊群效应”（Devenow 等，1996）加剧了经济波动。
（三）对商业银行亲周期的实证检验。
1、对信贷制度亲周期性的检验。Asea（1998）证实了银行在经济周期中系统性地改变发放贷款的标准，使繁荣时期贷款扩张更加容易；Borio 等（2001）证实了信贷增长速度与随后的不良资产率正相关，且信贷高峰与不良资产率高峰之间存在约 3-4 年的时滞（Hunter 等，2003;Jiménez 等，2006），繁荣时期的信贷扩张成为了萧条时期问题贷款的来源。
2、对贷款损失拨备亲周期性的检验。Laeven 等（2003）、Bikker 等（2005）、Bouvatier 等（2008）、Fernández de Lis（2010）及 Fillat 等（2010）分别采取不同地区及国家商业银行的数据证实了贷款损失拨备率与 GDP 增长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Dermine 等（2008）发现了商业银行利用贷款损失拨备进行资本操纵的经验证据。
3、对银行监管要求亲周期性的检验。Angelini等（2010）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实证了《巴塞尔协议Ⅱ》导致了商业银行亲周期。Cavallo 等（2001）、Concetta Chiuri 等（2002）、Lindquis（t2004）及 Bouvatier（2008）证明萧条时期最低资本监管要求限制了实体经济的可得信贷，加重了一些宏观经济部门的危机。
三、逆周期的银行监管
金融危机使各国监管当局对现行的监管体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检讨，发现之前所强调的微观审慎监管只重视单个银行的安全性而忽视了整个银行体系的安全稳定，造成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出现“囚徒困境”,形成“合成谬误”（蒋海等，2012）。宏观审慎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当局从金融体系整体出发，强调风险的内生性，关注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性与同质性产生的共同风险敞口和金融体系内在顺周期两个维度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会计财务处课题组，2011）。只有将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机结合，克服监管的顺周期性，才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确保金融系统稳定（李文泓，2009 ;蒋海等，2012）。
（一）逆周期的银行监管政策。
监管当局在危机过后提出了一系列的逆周期监管政策。二十国集团（G20）华盛顿峰会（2008）、伦敦峰会（2009）就降低金融体系会计准则复杂性、改进贷款损失拨备方法、实施逆周期的资本缓冲等进行商讨，呼吁加强会计准则制定者与监管部门合作；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2009）发布了关于公允价值计量、资产减值方法等征求意见稿，提出以预期损失模型为前提的前瞻性拨备方案；美国财政部（2009）、英国金融服务局（FSA,2009）、金融稳定论坛（FSF,2009）都提议引进前瞻性的动态拨备规则。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于2010年9月通过了《巴塞尔协议Ⅲ：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的全球监管框架》与《巴塞尔协议Ⅲ：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与监测的国际框架》两个文件，是全球银行监管者就逆周期的银行监管达成的共识。
从逆周期监管政策在各国的实践情况来看，目前主要有 :中国对主要商业银行规定了信贷增长的上限并辅以中央银行“口头指导”,克罗地亚在繁荣时期规定了较低的信贷上限 ;中国引入了类似巴塞尔协议Ⅲ的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巴西对极端波动条件下对预期风险专设了资本要求，秘鲁对于资本要求对应于GDP 增长 ;西班牙、乌拉圭、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墨西哥、智利先后实施了动态拨备政策，印度对拨备做出了逆周期调整，保加利亚对超出平均值的信贷增长要求额外的边际准备，荷兰允许含有前瞻性因素的拨备制度的存在，并且众多监管机构和学者都号召建立前瞻性的拨备体系（Crockett,2000 ;Poveda,2000 ;Trichet,2000 ;Wezel 等，2012）。
（二）实施逆周期银行监管的政策建议。
逆周期监管政策的实施存在着许多阻碍，各管理部门目标冲突、监管政策与监管指标不协调、会计制度不兼容、对预期损失的估计存在技术难度等现实问题困扰着商业银行。为了保证逆周期监管政策的有效性，学者们分析了现行制度与实践中存在的冲突，并对逆周期监管的实际操作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比如在繁荣时期对利息收入开征利息税（De Meza 等，1987）、对实施逆周期政策的商业银行给与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孙天琦等，2005）、加强对会计政策制定者及银行会计人员经济金融知识的培训（洪金明等，2012）等。胡利琴等（2012）引入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工具变量，用动态面板模型证实了我国目前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不完全协调，无论从监管当局还是从银行本身来说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与改进。
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比较适用的主要有以下几条 :
1、完善监管手段。逆周期的银行监管政策必须完善各项监管指标，将前瞻性的贷款损失拨备、逆周期的资本缓冲、杠杆比率限制等其他政策工具搭配使用（巴曙松等，2012）。BCBS（2010）强调动态拨备与逆周期的资本缓冲是互为补充的，对贷款损失拨备的监管必须结合资本监管，而任何关于资本的监管要求都必须包含稳健的拨备政策（Cavallo 等，2002 ;Laeven 等，2003）。巴曙松等（2012）进一步指出实施多指标监管时还应注意不同监管指标之间的协调性。
2、协调监管部门。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行为和会计处理受银监会、财政部、税务总局多部门管理。银监会的目标是确保银行经营稳健，财政部的目标是保障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税务总局的目标为保持银行财务报告透明以保证税收实现，各部门目标的差异导致管理政策不一致，商业银行将选择最宽松的限制条款进行监管套利。实施有效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需要协调各部门的监管活动，规范各项规章制度，杜绝监管套利的发生（孙天琦等，2005）。
3、调整会计政策。会计政策需要作出逆周期的调整来适应监管体制的改革，比如改进减值准备的会计处理、规范公允价值的使用等，并保持会计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同时需要加强会计信息的披露，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国际可比性（巴曙松等，2012 ;洪金明等，2012 ;徐明东等，2012）。
4、共享信贷信息。许有传（2011）指出银行贷款周期普遍短于经济周期跨度，根据跨周期的风险评估将扭曲真实风险，推荐使用内部模型进行风险评估和拨备计提管理，以确保预期的精确性。已存在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大型银行已积累了足够的内部数据进行内部风险参数的设定，但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中小型银行的内部数据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覆盖面广度来说都是不足的。因此，徐明东等（2012）鼓励借鉴欧洲国家的经验，构建信贷信息数据库，实现中小银行的数据共享。
5、差别化监管。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状况千差万别 ;并且极大程度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与本地中小型金融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也存在显着差异。因此，监管当局需根据不同银行的规模、资本、贷款风险等综合考虑，进行差别化监管，以保障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性（孙天琦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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