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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扬雄处世哲学和价值观探究
【引言 第一章】论《太玄》创作动因
【2.1】扬雄对儒士身份的自我认同
【2.2】晚年顺世思想的集中体现
【3.1 3.2】独好圣贤之书与着意追摹经典
【3.3】 《太玄》中创新立异的寻求
【结语/参考文献】杨雄思想三论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引 言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汩汩长流中，不乏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为价值追求，富于远见而勇毅地以承续文化为己任的先哲。他们在时代巨浪的裹挟中，命运般地选择并坚守着“半亩方塘”所承载的永恒价值。汉代学者扬雄就是这其中的一位。扬雄一生勤于治学，笔耕不辍，是西汉末年极具典型性的思想家、文学家、学者。他分别仿照《周易》《论语》的体例创作《太玄》《法言》，成为汉代思想史上两部产生重要影响的着作。在他为数不多的完整传世赋作中，包含了骚体赋《反离骚》，大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杂赋《逐贫赋》《解嘲》《解难》等多样体式，成为继司马相如后西汉辞赋创作的又一高峰。此外，扬雄还运用箴、诔、颂、连珠、封禅等文体，创作了众多对后世文学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具有开创意味的作品。他创作的《蜀王本纪》虽然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却是有关蜀地历史的最早整理。他的《方言》是研究汉代乃至当今汉语方言的重要资料。
扬雄一生历经汉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孺子婴、莽新等七代嬗替，亲历了汉朝由中兴走向末路的历史阶段，时代变迁给他的创作活动和思想发展都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记。研究扬雄对于理解西汉末年社会、文化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因此，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纷纷投入其中，在不同的研究角度均取得了丰富喜人的成果。
综合而言，前人研究涉及到扬雄生平研究，作品系年及其文学成就研究，哲学及文学思想研究和对扬雄影响的探讨。但对扬雄本人思想发展和变化的研究仍存在可以继续深入的空间。
纵观扬雄一生经历及其文学作品的创作，在前人所作研究基础上，本文择取有关扬雄既相独立又相关联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分别是“以智远祸”,“顺世思想”以及“文章成名”.本文认为，“以智远祸”思想是对扬雄处世哲学的一种呈现。《太玄》创作的意图，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通过对扬雄“以智远祸”思想形成的内因、外因及其直接影响的寻绎，认为《太玄》之作的思想因素正基于此。“顺世思想”是扬雄处世思想的又一体现。这同扬雄儒士身份的自我定位密切相关。《论语·子路》中有：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①扬雄遵行儒家所倡君臣大义，在力有所及的情况下，常怀着一份热忱之心干预现实，关怀众生。他自觉以儒家仁义之道自任，重视个体自我修养，以“内正外驯”为理想人格，明辨地顺应时代潮流，寄托美好愿望。曾给扬雄带来不少非议的《剧秦美新》，正是扬雄晚年居于新朝之时顺世思想的集中体现。本文认为这篇文章，是扬雄暮年洞察世事之后的真诚之作，寄寓了这位正直学者对于社会统治者的衷心劝诫。“文章成名”思想是扬雄独特价值观的展现，是扬雄受儒、道、易三家思想综合影响下的必然选择。在这一价值观念支配下，扬雄不断在追摹经典的同时融入自己对于现实社会的关怀，寻求创新立异，从而将个人价值的实现同作品社会价值的实现结合在一起。
下文将对以上所及的三部分内容进行具体分述。
第 1 章 “以智远祸”:论《太玄》创作动因
《太玄》的写作缘由，历来聚讼纷纭。有人认为《太玄》是一部谤书，隐含着扬雄讥刺王莽的旨意；有人认为这是扬雄对抗体制经学的一种书写实践；也有人认为这是扬雄于危乱的环境中，全身自守的精神寄托。诸说各取角度，持论各异。扬雄在《法言·问明》篇说：“昔乎，皋陶以其智为帝谟，杀身者远矣；箕子以其智为武王陈《洪范》，杀身者远矣。”①对皋陶、箕子等先哲以智远祸的行为方式倍加肯定。本文通过对扬雄人生经历及其思想变化历程的梳理，认为《太玄》产生的机缘来自家族历史传承给扬雄的文化承当意识，西汉末年政治环境的恶化以及扬雄明哲保身的处世观。扬雄此举意在从理论上弘扬周代以来的王道政治，以期垂范后世。
1.1 对文化传统的钦敬
在扬雄早年追悼屈原的《反离骚》一文中，有一段自叙身世的文字写道：“有周氏之蝉嫣兮，或鼻祖于汾隅。灵宗初谍伯侨兮，流于末之扬侯。淑周、楚之丰烈兮，超既离虖皇波。”
其中流露出扬雄对于周、楚文化存有钦敬的感情。在扬雄入仕前，有42 年的时光在蜀地郫县老家度过，可以说，居蜀时期是扬雄思想的形成期。汉代作为第一个在我国建立长久统治的君主专制集权王朝，在国家制度上承袭秦制，在文化上则上承周朝。而汉朝的建立者出自先秦楚地的背景，又使得楚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蜀地自文翁推广文教以来，文化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相继出现司马相如、王褒等文采优秀的士人。拥有深受周、楚文化浸染的家世，生长于天府之国的环境当中，使得扬雄对于承续文化有了一种天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据《汉书》本传叙述扬雄身世：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不知伯侨周何别也。扬在河、汾之间，周衰而扬氏或称侯，号曰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伯弊。当是时，逼扬侯，扬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
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①通过这段文字，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五点信息：一是扬氏出自周朝的宗族；二是扬氏先人扬侯曾卷入晋国的政治斗争；三是出逃后的扬氏后代，在汉初仍有为地方官吏者；四是汉武帝年间，扬氏因避仇再次迁居而入蜀；五是扬氏家族居蜀后人丁单薄，五代单传。本传中的记述取自扬雄所作《自序》，由周到楚最终入蜀，明悉家族历史的扬雄对于周文化、楚文化和蜀文化的人文内涵都抱有特殊的感情。
周文化是扬雄社会思想的重要来源。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不仅在学术上拉开儒家经学的序幕，而且标志着汉朝统治阶层对周朝以来优秀政治文化成果的接纳。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周易》《尚书》《春秋》《诗经》《周礼》等承载着周文化治道之精髓的典籍，在西汉社会取得空前的影响力。《汉书·儒林传》说：“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西汉经学发展繁盛时，博士弟子人数竟多达三千人。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难逃盛衰辩证的规律，在利禄引诱下的博士官学逐渐显露出自身的弊端，比如士人为争取官学地位而刻意立异说，博士弟子则恪守章句和师法而钻进故纸堆以至皓首注经。但无论如何，经学在汉学中居于中心地位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扬雄对于当时的博士经学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刻意回避了由经入仕的道路。《汉书》本传说：“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可见扬雄审慎的治学态度和高尚追求。《尚书？洪范》是有关殷朝遗民箕子为周武王谈论治国之道的记述，是一篇政书。扬雄创作《太玄》时，将其中“五事”的“一曰思”引入，与祸福并列而为占验的骨干，徐复观先生认为这是《太玄》一书中所反映的扬雄本人思想特色之一。此外，《洪范》中阐述自然中存在的五种物质：“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有别于谶纬思潮下对于《洪范》五行说带有神秘意味的解读，扬雄在《太玄》中关于五行的运用更贴合于五行的物质本质，并且将其与人事自然联系，完成带有辩证唯物思想的“天人”建构：
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日甲乙，辰寅卯，声角，色青，味酸，臭羶，形诎信，生火，胜土，时生，藏脾，存志，性仁，情喜，事貌，用恭……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日庚辛，辰申酉，声商，色白，味辛，臭腥，形革，生水，胜木，时杀，藏肝，存魄，性谊，情怒，事言，用从……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日丙丁，辰巳午，声徵，色赤，味苦，臭焦，形上，生土，胜金，时养，藏肺，存魂，性礼，情乐，事视，用明……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日壬癸，辰子亥，声羽，色黑，味咸，臭朽，形下，生木，胜火，时藏，藏肾，存精，性智，情悲，事听，用聪……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日戊己，辰辰未戌丑，声宫，色黄，味甘，臭芳，形殖，生金，胜水，时该，藏心，存神，性信，情恐惧……①对于社会政治的看法，扬雄在其《法言序》中明确提出：“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尚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②这种对于中和的提倡同样是周时期的社会思潮。
楚文化带给扬雄的影响更多来自人生层面。首先，扬雄有关君子人格的观点是颇受屈原影响的。《法言·吾子》篇写道屈原“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③有关扬雄此语的解释存在分歧，洪荣宝认为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中的观点较为接近扬雄本意，吴说认为：“子云以为三闾不肯喔吚嚅唲，从俗富贵偷安，宁杀身以全其洁，如玉而莹，其可变易而为丹青也哉！故玉可碎，莹不可夺。”④在此基础上，洪荣宝进一步提出“丹青”应为“符采”之意，从而认为扬雄即便惋惜屈原的结局，可对屈原的人格还是大加推崇和肯定的。这一态度可从扬雄所作《反离骚》中得到印证。
《反离骚》虽然自称“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但在涉及屈原的描述上都可发见一种赞赏的意味，如以下这段文本：
资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赖。凤凰翔于蓬陼兮，岂驾鹅之能捷？骋骅骝以曲囏兮，驴骡连蹇而齐足。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拟而不敢下。灵修既信椒兰之唼佞兮，吾累忽焉而不蚤睹？①用“娵娃之珍髢”,“凤凰”,“骅骝”以喻屈原，在“读之未尝不流涕”的阅读情状下，扬雄痛惜屈原的殀殇，发出“吾累忽焉而不蚤睹”的悲叹。如果不是对于屈原人格的崇拜和透彻了悟，这样强烈的情感共鸣是很难出现的。其次，借助楚文化中的“尊凤”
传统，扬雄提出了理想中的君子形象。《法言·问明》说：或问“君子”,“在治曰若凤，在乱曰若凤。”或人不谕，曰：“未之思矣。”
曰：“治则见，乱则隐。鸿飞冥冥，弋人何慕焉？鹪明遴集，食其洁者矣；凤鸟跄跄，匪尧之庭。”②主张贤明君子要像凤一样与时偕行，全身远祸，待圣王而下。扬雄将孔子作为心中君子的典范，当有人问他如果学习孔子的思想而后像张仪、苏秦一样进行游说、辩难是否可行时，扬雄惊叹说这是“凤鸣而鸷翰”.③可见他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态度是膜拜的。
蜀文化在汉代迎来了蓬勃发展，自文翁兴学以来，蜀地的人文风物陆续长养出司马相如、王褒等文学之士以及严遵、林闾、李仲元等隐世之士。蜀地优越的人文氛围与自然环境，滋养了扬雄的个性文思。居蜀时期是扬雄思想形成期，在此期间扬雄曾先后游学于严遵、林闾，他们的治学思想和隐逸思想对扬雄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汉书》记载严遵以卜筮为业，引导、劝诫前来问卜的民众趋善而动，表明其深谙易学内蕴。他生性淡泊，不为财利羁绊，闲暇时教授《老子》，作《道德指归》，可知其对于道家学说谙熟且独有心得。《全汉文》载有一篇严遵座右铭：
夫疾行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响，默然托荫，则影响无因。常体卑弱，则祸患无萌。口舌者，祸福之门，灭身之斧。言语者，天命之属，形骸之部。
出失则患入，言失则亡身。是以圣人当言而怀，发言而忧，如赴水火，履危临深，有不得已，当而后言。嗜欲者，溃腹之矛。货利者，丧身之仇。嫉妒者，亡躯之害。谗佞者，刎颈之兵。残酷者，绝世之殃。陷害者，灭嗣之场。
淫戏者，殚家之堑。嗜酒者，穷馁之薮。忠孝者，富贵之门。节俭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传告后嗣，万世勿遗。①其中提到卑弱持身、清静寡欲等观念，正是道家思想的浓缩。张涛先生《秦汉易学思想研究》将严遵和扬雄的易学思想，作为西汉后期“以道治《易》”的一派进行论述。
以严遵思想之倾向考察，的确可见其对易、道二家的深刻理解已深入到其自身行为中，而扬雄正是深受严遵影响。另一位在扬雄思想形成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是林闾，对于古代政治风俗有着广博的见闻。此后扬雄积二十七年之功初成的《方言》，正是得益于师从林闾的经历。扬雄欣赏司马相如的文采风流，早年模仿其文创作了《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和《成都城四隅铭》，并借此开始仕宦生涯。扬雄对于蜀地家乡十分热爱，他曾根据当时的闻见撰写《蜀王本纪》，第一次系统梳理了古蜀的历史。他创作的《蜀都赋》，饱含激情地描绘了蜀地的自然和人文，引领了后世都邑赋的创作。
在周、楚、蜀三种文化的浸润下，扬雄形成了崇古乐道、关怀现实的胸怀以及与时推移、有所作为的人生哲学，具备了“我手写我口”的属文能力，自觉建立了一种肩负文化承续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1.2 对危乱现实的忧患
鲁迅先生曾谈到人类生活的常态是：“在内有想要动弹的个性表现的欲望，而和这正相对，在外却有社会生活的束缚和强制不绝地迫压着。”②晋人范望认为：“扬子云处前汉之末，值王莽用事，身絷乱世，逊退无由，是以朝隐，官爵不徙。”③《汉书》本传记载扬雄《解嘲》创作背景时说：“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④危乱的政治环境对于扬雄思想的压抑和冲击，是导致扬雄寄望通过写作《太玄》以垂范后世的一个重要机缘。
汉成帝无子，选择其弟定陶恭王之子继承皇位，由此而引发王氏与丁氏、傅氏外戚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矛盾的一大诱因。王莽在此一时期三个阶段的仕宦经历是这种政治情形的鲜明体现。第一阶段为成帝朝。王莽出身王氏外戚家族，成帝时家中九人封侯，其中五人相继出任大司马，显赫一时。王莽因得到时任大司马的伯父王凤引荐，步入仕途，与当时的扬雄同官黄门郎，后逐渐获得王太后信任。
凭借着家族势力，王莽在成帝临终前一年继任王根成为大司马。第二阶段哀帝朝。与成帝时那种平步青云相不同的是，哀帝时王莽经历了两次挫折，相继被“罢就第”,“遣就国”,个中缘由正在于新出现的丁、傅外戚势力同王氏外戚的利益冲突。王莽因维护王太后的至高地位，触犯了哀帝祖母傅太后，最终遭遣，暂时被疏离出政治中心。后来，哀帝迫于舆论压力复诏王莽回到都城，但终哀帝一朝，王莽的仕宦之路始终处于低潮状态。第三阶段平帝以后。随着丁、傅二后及哀帝的相继离世，王莽及其家族终于获得了再次独控政权的时机。他们选择只有九岁的中山王继位，王太后临朝称制，王莽辅政，经过一系列举措，最终将最高权力集中在王氏集团手中，这也为王莽日后代汉自立埋下伏笔。
在外戚集团发生利益冲突这一过程中，官宦们所处的政治环境愈发变得复杂而动荡不安，佞邪之臣得到任用，正直之臣处境堪忧。一方面如董贤、息夫躬等得到信用，骄蹇欺世。董贤父子同为公卿，一时贵盛。息夫躬凭借哀帝亲信，曾上书历诋公卿大臣，使得“众畏其口，见之仄目”.
另一方面如王嘉、师丹等正义直谏得罪。哀帝亲信董贤，并对其破格拔擢，年仅二十二岁便位列三公，班固曾评价说其“进不由道，位过其任，莫能有终”.②对此事，当时的丞相王嘉曾义正辞严地加以抗争：
高安侯贤，佞幸之臣，陛下倾爵位以贵之，单货财以富之，损至尊以宠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财皆民力所为，孝文皇帝欲起露台，重百金之费，克己不作。今贤散公赋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来贵臣未尝有此，流闻四方，皆同怨之。里谚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臣常为之寒心。①表明自己对于统治现状将导致民心尽失的忧虑，引起哀帝不满，后被下狱，死于狱中。
曾做过哀帝老师的师丹因反对为丁、傅二后上尊号一事，最终被攀附丁、傅集团的朱博、赵玄等弹劾而被哀帝贬为庶人，罢归乡里。
统治阶层的压抑和动荡，间接造成社会舆论中末世情绪的产生和蔓延。这种末世情绪先是体现在哀帝建平二年的短暂改制。谶纬思潮的流行是西汉末政治领域的一个特征。哀帝时，夏贺良等借赤精子之谶谏说皇帝改元易号，被哀帝采纳，改元“太初”,号“陈圣刘太平皇帝”,旋即又废除，最终成为一场仅持续两个月的闹剧。这一史实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对维持统治信心的缺乏。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哀帝时，关东遭大旱，出现了类似宗教性质的聚祠西王母的社会风气。
史书记载：“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②哀帝死后，董贤被依罪处置，县官斥卖其家财多达“四十三万万”,“长安中小民欢哗，乡其第哭，几获盗之。”③从这样的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百姓生活环境的恶化及其所承受的精神痛苦。
扬雄对于当时政治危乱的症结所在，有着自己的认识，并在《太玄》中试图对之予以揭露和疗救。正如郑文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太玄》中有“许多内容针对哀帝时的现实”.④在君主专制体制建构下的汉朝，皇帝个人的因素是影响国家政治及士大夫命运不可忽视的参数。首先，扬雄已清楚地认识到在集权制度下，皇帝个人贤愚对于政权的重要性，正如《法言·先知》所说：“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⑤《玄文》说：
天地所贵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大伦曰治，治之所因曰辟。崇天普地，分群偶物，使不失其统治者，莫若乎辟。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
将君主作为人间治道的核心。扬雄主张君主应将《洪范》所主张政治思想作为现实施政的原则，《法？次二》说：“摹法以中，克”,司马光解释认为：“《洪范》皇极，众之所共由也。”
正如刘保贞所概括的那样：“扬雄理想中的政治是：君具大德，仁慈宽厚，恩泽普施下民，惠及昆虫鸟兽，并进而上感天地神灵，达到一种神、人、昆虫鸟兽共乐的至高境界。”
其次，扬雄认为只有君臣上下一心，才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君与臣是古代社会一对重要伦理范畴，《玄摛》说：“夫天地设，故贵贱序。四时行，故父子继。律历陈，故君臣理。”④《常》首辞说：“阴以知臣，阳以知辟，君臣之道，万世不易。”⑤以阴喻臣，以阳喻君，这是《太玄》拟《易》而来的体例之一。在此基础上，扬雄认为君臣在有序的基础上要和衷共济，做到“无间之窒，一其二也”,司马光注说：
“其合无间，二如一也”.⑥吴则虞先生在《扬雄思想平议》⑦一文中列举了《太玄》中的一些赞辞，认为是对哀帝时政治的影射和批评，如《闲·初一》：“蛇伏于泥，无雄有雌，终莫受施。”吴则虞先生认为“这疑是指着孝哀帝想让位给董贤的故事”;《强·次三》：“柱不中，梁不隆，大厦微。”吴说认为“这疑是讥讽小人当国”;《居·次四》：
“见豕在堂，狗系之远。”吴说认为“这疑是唾骂当时的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吴则虞先生紧密结合扬雄所处的历史文化氛围，这种角度为研究扬雄思想提供了正确的途径。
然而与其为这些赞辞附加索引性质的具体人事，不如借鉴扬雄“训诂通而已”的态度来理解《太玄》的主旨及思想。第三，扬雄继承了《周易》的重民思想。扬雄深知得众则得国的道理，强调安民、养民的重要性。《敛？次五》：“次五：畜盘而衍，茧纯于田。”《测》云：“畜盘茧纯，不夺时也。”
司马光注云：“合于民望，用无不利”.①因此可以说，扬雄通过《太玄》表现对当时政治弊端的揭露和对理想政治社会的勾勒。金春峰先生批评《太玄》中有关君臣的表述不离三纲五常。如果从扬雄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理解扬雄垂范世人的写作初衷，应该不必对此过于苛责。
1.3 对古代智者事迹的推崇
扬雄创作《太玄》是仿效皋陶、箕子，为统治者阐述治世之方，以期望被人君接受，从而使社会危乱的环境得到根本改善，个体得以长久安身。哀帝时，众人皆热衷于攀附权贵以谋晋身时，扬雄选择埋首于《太玄》创作。“朝隐”正是对哀帝朝扬雄处世态度的恰当概括。
朝隐，顾名思义，指虽居位在朝，而淡泊恬退与隐居无异。扬雄以朝隐处世，首先是出于在危乱的政治环境中保全自身的本能选择。《洪范》中将“寿”和“考终命”列为“五福”之二，将“凶、短、折”作为“六极”之首，体现出古人强烈的重生意识。极其重视并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庄子，也不得不承认外部世界影响的不可避免，说道：“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无誉无咎，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表达一种安于命、化于时、顺于人的处世态度。汉代士人的生存处境并不比庄子时代改善多少，中央集权作为另一种外部环境对于士人精神的压抑和肉体的钳制，给了道家隐逸思想一个滋长的土壤。从汉初的商山四皓、司马季主到后来的郑子真、严君平、李仲元等，构成了西汉隐逸人物发展群像。其中，严君平是扬雄的老师，对其影响自不待言。扬雄还曾评价四皓是“贤人”,赞扬李仲元“不屈其意，不累其身”.他们的事迹无疑对扬雄的处世抉择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扬雄曾有取于自然界中朱鸟的生存状态，体悟到“时来则来，时往则往”,顺应时宜的生命智慧。扬雄认为就是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不得不在必要的时候屈身以应时。扬雄认为“命”有可控的因素，也有不可控的因素。他吸收孟子所言“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的主张，进一步说道：“若立岩墙之下，动而征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
他还认为“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②告诫人们应该时时戒慎生活中的细微征兆，以趋吉避凶，全身安命。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扬雄对于人生祸福是极其看重的。因此，当他处在哀帝朝动荡的政治现实中时，面临进退维谷的境遇，朝隐成为他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然而，扬雄是一个有自我抱负的人，单纯苟且偷安而无所作为毕竟是他所不齿的。
这从他对武帝时一位标榜“朝隐”的士人东方朔的评价中，可以看出端倪。《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东方朔以能言善辩的弄臣形象出现于史书中，他曾告诫后代应“饱食安步”,“依隐玩世”,这与传统的忠孝传家的价值观念相比，显得格外轻浮叛逆。不同于其玩世不恭的态度，在扬雄看来，隐世不是为沽名钓誉而特立独行，而是在外部环境的迫压下，苦无出路的无奈之举，其背后有着对于世政深重的忧患情结。扬雄关于朝隐思想的表述见于《法言？渊骞》篇：
世称东方生之盛也，言不纯师，行不纯表，其流风遗书，蔑如也。或曰：“隐者也。”曰：“昔之隐者，吾闻其语矣，又闻其行矣。”或曰：“隐道多端。”
曰：“固也！圣言圣行，不逢其时，圣人隐也。贤言贤行，不逢其时，贤者隐也。谈言谈行，而不逢其时，谈者隐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舆之被其发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范》，接舆之歌凤也哉！”或问：
“东方生名过实者，何也？”曰：“应谐、不穷、正谏、秽德，应谐似优，不穷似哲，正谏似直，秽德似隐。”请问“名”.曰：“恢达。”“恶比？”曰：
“非夷尚容，依隐玩世，诡时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或问：“柳下惠非朝隐者与？”曰：“君子谓之不恭。古者高饿显，下禄隐。”
有别于时人称道东方朔，认为其是和柳下惠一样的朝隐之士的观点。扬雄认为东方朔只可称为“滑稽之雄”,他所谓的“朝隐”,只是苟安求容、欺世盗名而来的表象，实质却是行为不恭、言行不符。扬雄举出隐者的三种类别，即圣人隐，贤者隐与谈者隐，三者高低判然，都需要从其人言行中加以分别。扬雄还提出了他心中隐者的典范：箕子和接舆。箕子漆身与接舆披发的行为，虽然怪异出格，但却是无奈之下保全性命之举，他们对于世道仍抱有关怀，行为没有丝毫造作的意味，箕子后来为周武王陈《洪范》，接舆在狂乱的状态下“歌凤”以劝诫孔子，均是其明证。扬雄作《解嘲》曾以东方朔《答客难》为范式，刘勰曾评价二文说：“《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
一个“辨”字，一个“工”字，轻而易举道破两人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实是知言。扬雄《解嘲》中以“时异则事异”为主要思想，始终贯穿着祸福辩证的忧患意识，而中间一段文字：“且吾闻之，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化用《周易》卦义，揭示“盛不可久而灭且绝”的道理，颇具警世意味。因此，何义门评价此文认为：“本东方之体，而恢奇渊深过之”.
扬雄赞同箕子与接舆的处世存身之道，他认为君子应该“用明保慎其身”,③而不倡导“庸行翳路，冲冲而活”,④即明哲保身，而不要庸碌无为求得苟免。他十分推崇箕子的智能，认为“箕子以其智为武王陈《洪范》，杀身者远矣。”关于《太玄》一书的创作，扬雄曾直言“其事则述，其书则作”,司马光作注说：“扬子所作《太玄》之书，其所述者亦先圣人之道耳。”⑤这一解释的确是对《太玄》本旨的客观发见。扬雄也曾公开谈到《太玄》的写作意图是“为仁义”,然而当时的人们对此并不以为然，认为五经之中对仁义之道的阐发已经足够，扬雄此举并无任何价值，正如同刘歆对其作《太玄》一事的观点一样，认为这是“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①对此扬雄明确提出他的创作意图是希望“勿杂而已”,②司马光注说：“则象天地以为人纪，异术无从而入。”可见，扬雄希望承担起的是像文王演《易》，箕子陈《洪范》，孔子作《春秋》等圣人一样肃清思想、垂范后世的责任。
综上所述，扬雄在哀帝朝危乱的现实中选择朝隐处世，其思想是得益于箕子等圣哲“以智远祸”的远见卓识。扬雄创作《太玄》的初衷，正是效法前修，以期为世道众生留下法则，是出于希望从根本上改变危乱现实的深远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