桀溺在汉代诗歌研究上，还有一篇名作是《牧女与蚕娘——论一个中国文学的题材》。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汉乐府《陌上桑》一诗与12和13世纪法国和普罗旺斯牧女诗（以马卡步律的诗为代表）进行了比较，从《陌上桑》一诗中所存在的矛盾主题以及中国学者在解读这一作品中所处的困境出发，通过风俗文化等方面的历史考察，寻找到《陌上桑》一诗的文化起点以及其形成过程。作者认为，《陌上桑》的故事题材，最早源出于中国古代的桑园祭祀和传说，这在《诗经》中有充足的例证，在先秦的文献典籍如《左传》等书中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桑园、罗敷的故事从民间传说到文学文本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口头创作或流传时期，它可能有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民间或半民间文学阶段的存在，《诗经》中的作品可能是这个阶段的留存，“这些诗中同样弥漫着桑园所特有的愉快放纵的气氛，对心上人的热情赞美，直爽大方的邀请，顺利无阻的幽会，以及诗人对复苏的春天和永胜的爱情的尽情的歌唱”。第二个阶段则为道德家的反对阶段，汉人对《诗经》的注释将《桑中》等诗视之为亡国之音即为代表。“关于桑园主题的前两种形式，即自发产生于春祭活动中的情歌和道德裁判家的谴责，可以说是这一主题发展中的两个极端。从此，这个令某些人怀恋而又引起某些人痛恨的内容，便始终摇摆于两极之间。它的整个历史似乎就是宽容与排斥的轮次交替，或者程度不同地互相妥协的过程”。接下来的一个阶段在中国发生在“建立帝国的关键时刻，汉代的儒家并不满足于揭露桑园的淫乱之风。他们塑造出一批新的主人公来同自己厌恶的人物分庭抗礼，这类新的形象是无可指责的女工。此后的一个时期，改邪归正，重获新生的采桑女一时入主了文坛”，刘向《列女传》中的采桑女故事即为代表，她们不再是放荡不羁的采桑女，而是道德的典范。“然而，终于出现了一个调和的时期。在文坛上争夺牧场与桑园的情欲和禁忌，终于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在中国，这一主题经历了歌颂、诋毁、乔装和道德化几个阶段后，终于有了被公开接受的模式——《陌上桑》。在这首汉代的半民间的诗歌中，几个世纪以来销声匿迹的《诗经》的原始风格又复活了”。作者由此而对《陌上桑》这首诗的出现做出了这样的评析：“文学变迁的历史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为产生真正的杰作提供了条件。在中国，《陌上桑》的女主人公把采桑女形形色色的特征集于一身。她特有的、令人欲进不能、欲退不舍的魅力，使风流俊俏和严守贞操的两种采桑女的性格浑为一体。如此奇妙惊人的结合不禁使批评家目瞪口呆，从而激起他们的批评才能。”“但罗敷这个人物可视为谁人的创造呢？会不会是常被引荐到汉朝乐府去的江湖艺人中的一分子？在这个供宫廷娱乐的圈子里，两种文化也许就在这些被视为出身平民，而又粗通文学的诗人音乐家相遇熔合：一种是民间文化，即春季狂欢和对歌的文化，另一种是文人文化，即礼法和道德的文化。”应该说，这是对汉乐府《陌上桑》一诗最有力度的文化溯源，也是对其作品内容和艺术做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这篇文章并没有到此为止，桀溺接下来还讨论了《陌上桑》一诗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指明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罗敷’一诗承担了、也概括了一个悠长的过去，以及一个最有原始想象和基本冲突的领域。桑树和桑园在引发礼仪风习、神话传说或者是道德思辨的繁荣间，展现了一幅中国文化初阶的画图。《陌上桑》继承了这一遗产，并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其矛盾之处。可以说，它既集中了一切传统的成果，同时作为新诗体的样板，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之所以承认罗敷诗在以桑园为主题的诗歌中的卓越地位，并非仅仅由于它的文学价值。它是代表一个过渡时期的典型作品。在这个时期，古典诗歌的体系开始从民间抒情诗的思想及语言方式中脱离出来，同时从那时起，两千年的帝国政治和社会基础也奠定下来。如果想在汉代文学中寻找这一发展的标志，那就没有比罗敷诗更有力的证据了。确实是它把同样丰富，标志着中国文化两个时代的前后作品连接起来。”
①笔者以为，桀溺的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20世纪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汉代诗歌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一篇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杰作。事实上，近年来国内汉诗研究者对《陌上桑》的研究，已经深受这篇文章的影响。
二、20世纪港台地区的两汉诗歌研究
20 世纪港台地区的汉代诗歌研究比较活跃，据龚鹏程《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②，自20世纪50 年代开始，在汉代诗歌研究方面出版的重要著作有李金城《乐府诗集汉相和歌辞校注》、方祖燊的《汉诗研究》、张寿平《汉代乐府与乐府歌辞》、潘重规《乐府诗粹笺》、汪中《乐府古辞钞》、陈义成的《汉魏六朝乐府研究》、江聪平《乐府诗研究》、洪顺隆《乐府诗》、张清钟《两汉乐府诗之研究》、亓婷婷《两汉乐府诗研究》、傅锡壬《大地之歌——乐府》、张修蓉《汉唐贵族与才女诗歌研究》、张清钟《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廖蔚卿的《汉魏六朝文学论集》、梅家玲《汉魏六朝文学新论》、胡洪波《乐府相和歌与清商曲研究》、中国语文学社编《乐府诗研究论文集（二）》等。论文则有台静农《两汉乐舞考》（《文史哲学报》第一期，1950年，）叶庆炳《长门赋的写作技巧》（《文学杂志》二卷一期，1957年3月）、金达凯《乐府古诗的价值》（《民主评论》八卷十七期，1957年）、田倩君《汉与六朝乐府诗产生的社会形态》（《大陆杂志》十七卷九期，1958年）、廖蔚卿《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技巧》（《文学杂志》三卷一期，1959年9月）、叶嘉莹《谈古诗十九首之时代问题》（《现代学苑》二卷四期，1965年）③、唐亦璋《古诗十九首用韵考》（《淡江学报》第四期，1965年）、许世瑛《论〈孔雀东南飞〉用韵》（《淡江学报》第六期，1967年）、廖蔚卿《建安乐府诗溯源》（《幼狮学志》1968年1月）、梁容若《孔雀东南飞研究》（《书和人》第122期，1969 年）、杨牧《公无渡河》（《传统的与现代的》，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 年）、叶庆炳《〈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成因与诗歌原型探讨》（《文学评论》一集，1975年11月，后收入《晚鸣轩论文集》）、廖蔚卿《汉代民歌的艺术分析》（《文学评论》六、七集，1980年、1983年）、梅祖麟《从诗律和语法来看焦仲卿的写作年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3卷2期，1982年）、柯庆明《苦难与叙事诗的两型——论蔡琰悲愤诗与古诗为焦仲妻作》（《文学美综论》，台北，长安出版社，1983年）、周英雄《试就公无渡河论文学与人生在关系》（《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赋比兴的语言结构——兼论早期乐府以鸟起兴的象征意义》（《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古添洪《读孔雀东南飞——巴尔特语码读文学法的应用》（《记号诗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张淑香《三面“夏娃”——汉魏六朝诗中女性美的塑像》（《中外文学》十五卷十期，1987年）、王文颜《乐府诗中的几个问题》（《古典文学》第九期，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颜昆阳《论汉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灵模式》（《汉代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杨玉成《乐府诗的套语》（《王梦鸥教授九秩寿庆论文集》，台北：政大中文系，1996年）等。学位论文则有林端常《汉五七言诗考》（1969年）、郑开道《汉代乐府诗研究》（文化大学，1971年）、李元发《汉乐府之社会观》（文化大学，1976年）、沈志方《汉魏文人乐府研究》（东海大学，1982年）、李鲜熙《两汉民间乐府及后人拟作之研究》（台湾师大，1983年）、田宝玉《两汉民间乐府研究》（台湾师大，1985年）、王淳美《两汉民间乐府与后人拟作之研究》（政大，1986年）、许芳萍《汉代乐府诗研究》（师大音乐所，1988年）、李维绮《汉代的音乐发展——从楚声谈起》（台湾师大，1994年）、黄羡惠《两汉乐府古辞研究》（文化大学，1991年）等。在些论著中，廖蔚卿的研究有一定代表性，她的《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技巧》一文“，分章法与句法，用字与意象、韵律与格式三节，详细分析其艺术技巧，从‘细评’方式而言，其精神实可与后来所流行的‘新批评’相通，是一篇锐意拓新的好文章。”其《汉代民歌的艺术分析》一文“也颇为可观，是一篇力作。
作者选取汉民歌169首，除掉讨论类歌曲的渊源、质性与本事等问题外，重点在透过详细的语言形构和兴象艺术去探讨汉民歌所特具的创造与美感，同时发掘汉代民歌的精神意识。”
①叶庆炳、柯庆明、杨牧、周英雄、古添洪诸人，则把西方各种新的理论与方法带入汉代诗歌研究中来，对《孔雀东南飞》、蔡琰的《悲愤诗》、乐府诗《公无渡河》等作品进行新的阐释，其说新颖而又发人深思，体现了锐意进取的精神。
由于受两岸关系的限制，台湾方面的汉代诗歌研究著作介绍到大陆并被大陆广泛了解得不多，就笔者所见，方祖燊的《汉诗研究》是一部较有影响的著作。此书分为五章，其中前二章集中对汉代诗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考证辨析，如传说中名列西汉的虞姬、枚乘、无名氏、卓文君、李陵、苏武、辛延年、班婕妤、宋子侯及其他佚名的优秀五言诗和七言《柏梁诗》等，本书都进行了全面的订伪和考证，作者站在坚守传统说法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考证这些诗篇本身以及分析相关的历史记载，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自20世纪以来对这些诗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文人五言诗到东汉才算成熟这种流行观点也是错误的。方氏的这种研究，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性。第三章为《汉朝诗歌形式的研究》、第四章为《汉朝乐府诗的简史与解题》也各从文献出发，对汉代各种诗体的形式和乐府诗的来龙去脉有较好的考证。作者不同于一般文学史将建安划入魏晋文学，仍然将它们视为汉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自有其充足的道理②。张清钟的《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一书，前有对每首作品的详细评注，分诗旨、注释、作法、评介、赏析五部分，搜集材料比较丰富、言简意赅，颇得诗之旨趣。后有对《古诗十九首》源流的考察、介绍了关于十九首产生年代的三种基本观点的24种说法、关于作者的16种说法，最后的结论也是：“古诗十九首是西汉初年至东汉末年间之文士、辞人，仿国风之体，不立诗题，亦不著姓名之作品。其作者未必是一人，时代亦未必是同时。”
③此说虽过于宽泛，但是在没有更为坚实的证据出现之前，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比较稳妥的态度。张修蓉的《汉唐贵族与才女诗歌研究》，对汉代女性诗作有独到的体悟④。亓婷婷的《两汉乐府诗研究》一书从制度文献入手，最有特色的是将两汉乐府与汉人的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全书分为五章，其中第四章探讨了两汉乐府诗反映的汉代的饮食、衣饰、居所、交通等以及汉乐府诗所反映的汉人心态，颇有新意。最后，还要再说一下李立信的《七言诗起源与发展》一书，李立信坚持七言诗起源于楚辞的观点，并举李善注《文选》，引到东方朔的“折羽翼兮摩苍天”，将其称之为“七言”，《北堂书钞》卷一五一引繁钦的诗“阴云起兮白云飘”，也将之称之为“七言诗”，“可见汉、唐以来，无论带有兮字无兮字，也不论是一定全篇七言，只要大部分是七言，偶杂入其他句式，都一概以七言名之”。他指出：“其实汉代固有纯七言之作，如柏梁联句、刘向七言等，亦有骚体七言,如项羽《垓下歌》、东方朔《七言》等，同时还有介于二者之间者，即一篇之中，既有纯七言之句，亦有骚体句，如《琴操》中之《获麟歌》、《水仙操》、《伯姬引》。张衡之《四愁诗》，则其中之佼佼者也。”以七言以上几种形式中，后几种形式都是从楚辞体七言中发展出来的。他由此认为：“绝大部分的诗歌史、文学史及讨论七言诗起源的学者，都认定七个字全都实字，才可称为七言，否则，都称为骚体，或者视为过渡时期作品，而不愿意把它们当作七言诗看待，这是十分没有道理的事。”按照李立信的说法，问题倒是简单化了，因为“七言为《楚辞》中之一体”，它自然也就是七言诗的起源，所以关于七言诗起源的问题也没有了讨论的意义。但是李立信并没有讲清楚那些原本带有“兮”字的七言是怎么变成了没有“兮”字的七言。事实上据我们所知，纯七言的产生绝不比《楚辞》体七言要晚，如战国时代就有七言歌谣、《逸周书》中七言韵语。而学术界所关心、在汉魏以后所普遍流行的，恰恰是这一类没有“兮”字的七言诗的起源问题。因此，李立信的这一观点，并没有真正解决现在学术界所讨论的七言诗问题。但是该书广收博采，辑录了古今各种七言诗起源观，分析了现存汉代各类七言诗以及七言形式的镜铭、谣谚等，材料丰富，对于后人研究七言诗的起源发展问题颇有助益①。
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扩大，汉代诗歌研究将会越来越明显地呈现一种国际化的局面。在20世纪，苏、德、美、法、日、韩等国的汉代诗歌研究已经取得了令我们瞩目的成果，并以其新颖的视角给我们以启示。近十几年，当代欧美一些著名的汉学家，在汉代诗歌方面不仅有丰富的成果，而且有着与中国学者不同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他们的成果特别值得我们借鉴。举例来讲，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教授2004年曾发表过一篇长文：《汉代史书中的诗歌》（“The Poetry of Han His-toriography”），从新的角度对这些诗歌的生成、如何记录于历史，以及其在历史学家的叙述中的意义等问题做了令我们耳目一新的解释。他的另一篇文章《汉史之诗：〈史记〉〈汉书〉叙事中的诗歌含义》译成中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总第62期，林日波译），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看法。作者认为：“《史记》、《汉书》里一种极具特色的现象,即叙事当中天衣无缝地包含着许多历史人物的即兴诗歌表演。作为中国早期历史编纂学的一种修辞方法,诗歌经常作为重要时刻的标志出现,而且与情感、道德的强烈诉求以及对事实、真实性的强烈认定相关,反映汉代诗学的基本思维对历史编纂学的影响。这一点适用于身体或情感绝灭刹那时主人公即兴吟唱的抒情诗歌,也适用于预言政治灾难或者哀叹民生多艰的匿名小调。”对中国历史中这些诗歌的解释，的确是中国学者以往不曾思考过的。宇文所安的新著《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对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诗的产生，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以及其生成的内在机制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这些作品并非是汉人的创作，而是魏晋六朝人将汉代诗歌中的某些片断挑选出来之后，经过不断的组合之后，“组合为一个美丽的整体”。
笔者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他讨论这一问题时明显缺少对汉魏六朝社会思想意识变迁的背景观照，过度强调了这些古诗流传过程中的变异因素并夸大了它们的作用，由此反过来否定了这些诗篇的原初创作，进而否定了中国古代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以及其优良的史学传统，自然也无法解释自建安以来诗人们对古诗的学习以及古诗在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但是，他的思考的确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当下，世界各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学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它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全世界学者研究的对象。2004年，我们曾举办过一次“中国中古（汉－唐）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除中国学者之外，还有来自亚欧美各国的30多位学者前来与会。在大会发言中，德国汉学家顾彬开头就强调了这一点。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在全球化的时代，在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解释权方面，外国学者与我们是平等的。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新的阐释，从而将其转化为具有世界性的现代文化历史资源，这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的一种世界性提升。近几年，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和顾彬主编的分体的《中国文学史》相继在外国和中国出版，并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这代表了21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国际化的新趋势。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国际交流，需要尽可能地掌握世界各国关于汉代诗歌的最新研究进展。这种新的历史发展趋势也必将对我们的研究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加倍地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