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谈到人伦之情时，往往会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杜甫就是典型的例子。除了亲人和朋友外，他甚至对动物也会表现出深厚的感情，如下面的诗句 :
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
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田舍》）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
引颈嗔船逼，无行乱眼多。（《舟前小鹅儿》）在第一首诗中，他对鸬鹚的"乐得其所"有一种欣慰之情，在第二首诗中，他欣赏小鹅儿的可爱与淘气，好像它们也都具有人性一样，充分体现了"民胞物与"的胸怀。这种胸怀甚至扩展到他所住过的房子。当他漂泊于梓州、阆州之间时，他常常想起成都的草堂，有一次写了《寄题江外草堂》，还有一次派弟弟杜占回成都"检校"草堂时，特别交代杜占"鹅鸭宜长数，柴荆莫浪开".当他终于回到草堂时，他连续写了《草堂》、《题桃树》、《四松》、《水槛》、《破船》诸诗来表达他与草堂重逢之后的复杂感情。
从以上种种可以看出，杜甫确实是"忠爱出于天性",随时流露出纯挚与仁厚之情，绝不虚矫。只有从杜甫的这种个性出发，我们才能体会，杜甫是一个真正的"忠君爱国的诗人",也是一个真正的"关怀人民的诗人".现代人对这两个头衔可能都会嗤之以鼻，认为是教科书上的口号，但杜甫确实担当得起。试看下一首诗 :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
这是天将大旱的景象，杜甫忧心如焚，因为-农事都已休，兵戈况骚屑。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
农民无法耕种，又要负担军队的开支，后果难以预料。还好，晚上下了一场雨，"谷根小苏息",可惜雨并不大，"沴气终不灭".
杜甫不由得感叹 :
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
他仰看着群山，看到山上还有乌云，还可能继续下雨，不由得大声疾呼 :
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原注 :时闻浙右多盗贼。《喜雨》）这首诗读起来会让人有一种奇异之感。这时杜甫并未居官，大旱跟他有何关系，但他却用"日色赤如血"、"恸哭厚土热"这么重的字眼来表达他的沉重心情。看到下了雨，他就高兴，看到雨下得不够大，他的忧心就不能解除。他怎么老是为天下人担心呢？更奇怪的是，浙东有农民"暴动",他远在四川，怎么也会知道？他怎么老是关怀天下事呢？这跟他有何相干？有人说，他希望一场滂沱大雨把浙东的"民乱"冲刷干净，其实根本不是。因为天旱，老百姓无力供养军队，才会铤而走险。杜甫正是担心四川再不下雨，就会变成第二个浙东，只有一场滂沱大雨，才能彻底消解天地间的"沴气".这就是杜甫，说他"忠爱出于天性"一点也不虚假。
这只是就一首诗来谈杜甫的心态与人格，如果就杜甫所有作品来看，我们更会对他那么关心时局感到惊讶。安史之乱中就不用说了，我想再举一个一般不太注意的例子。代宗广德元年十月，由于朝廷举措失当，吐蕃轻易攻进长安，这是长安继安史之乱后第二度沦陷。当时杜甫和四川的官员正密切注意吐蕃对四川西北边疆的进犯，谁也没有留意长安的消息。当年岁末，杜甫终于听到一些传闻，心急如焚地连续写了《遣忧》、《巴山》、《早花》三首诗。从这个时候，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杜甫始终关注局势的发展。据我估算，对于这一事件，他至少又写了二十一首诗，包括《伤春五首》、《收京》、《释闷》、《有感五首》、《忆昔二首》。古人称他为"每饭不忘其君",翻译成现代话，就是杜甫极为关注现实政治，常常为之寝食难安。
这种关心，竟然可以逼迫他不得不写诗，而且，这种诗常常写得很动人。对杜甫来讲，现实政治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构成他感情波动的核心要素，这样的诗人，在中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他年轻时立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无非是希望天下太平，世间永远没有苦难。他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其实也不过是这种善良愿望的热切表现。如果我们说他是一个"封建道德"的护卫者，或者说他是在为"统治阶级"说话，那只能证明我们是个糟糕的政治教条主义者。杜甫所以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天地间很难再找到像他这样的第二个大诗人。从人格上来讲，这不是"诗圣",还能是什么？
杜甫生长于盛唐，而盛唐还是一个佛教、道教盛行的时代，李白是个道教徒，王维是个佛教徒，儒学在当时很少有人真正地信服。
说到诗人的追求，不论孟浩然、王昌龄，还是李白、高适、岑参，都是热衷功名之士。当然，杜甫也热衷功名，但除此之外，他确实有仁民爱物之心，在当时可谓"特立一代",再没有第二个人像他一样。在儒学尚未复兴的时代，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纯儒"的诗人，真是不可思议。在儒学全面复兴的宋代，大家一致地称赞杜甫，从此以后杜甫成为中国诗人的最高典范。杜甫重视人伦之情，充满"民胞物与"、"济世爱民"之心，完全体现了儒家的精神。杜甫的作品把这种精神表达到了极致，因此理所当然地被中国人称为"诗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