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只有在一定的动力推动下，作家才可能进行创作，因此创作动力论是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是古代文论家经常探讨的一个话题。而其中“发愤着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一个由来已久的重要命题，在中国文论史上源远流长，从春秋到明清，形成一条清晰而又鲜明的脉络。
1“发愤着书”说的源起
“发愤”一词初见于《论语》。《述而》篇中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之语。显然，这里的“愤”主要还是指心理情绪。至于文学创作中的“发愤”,则可以追溯到《阳货》篇中的“诗可以怨”.
中国古代的文人们非常强调用精神和灵魂进行作品创作，大量的抒情言志之作均有偏重抒写怨愤的倾向。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已有了许多抒写愤怒之情的怨刺之作，如“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君子作歌，维以告哀”,都明白地显示这是抒写怨愤之情。尽管后代的经学家们为“怨”限定了“怨而不怒”的基调，但在《诗经》的时代，不少作品还是满含“愤”“、怒”的情绪，因此可以视为“发愤着书”说的先声。
在文学创作中首次明确应用“发愤”一词的则是屈原，《九章·惜诵》中有“发愤以抒情”之语，这说明激发创作的主要心理状态是“愤”.尽管，屈原并非诗论家，他的“发愤抒情”阐述也并不系统、完备，但毕竟触及到了艺术审美的根本问题，即文学作品表达自身情感的同时能与他人的思想情感产生共鸣，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凸显“情”字，说明诗人有着通过文学作品抒写情性的愿望，并通过艺术创作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创作了不朽的文学作品。
2“发愤着书”说的形成
在创作中完全确立“愤”与“作”的关系，并将之视为文学创作成功的普遍规律的则是西汉着名的史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从自己切身遭遇与创作实践出发，通过分析总结优秀作者与其创作，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司马迁罗列大量的例证来强调主体精神对创作的巨大影响，他所说的“愤”,是精神、心理上受压抑而不得舒展的一种心理状态。内心的郁结、压抑，有感而发，借着书来宣泄、舒展。这里的“愤”情，尽管是个人的，但显示出一种穷且益坚、百折不扰的坚强意志。能够在逆境中愤发者，一定也是生命的强者，他们在与现实斗争过程中产生的“愤”情，通常包含着积极进步的社会内容、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与坚强的斗争的精神；同时这种“愤”,也源自于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坎坷不遇，通过“着书”来“舒其愤”,是激发创作的推动力，因此情感也一定非常强烈，并容易获得打动人心的力量。以此为创作的内驱力，作品也往往会表现出较高的品格，并成为作家的精神信念的写照，具有动人心魂的艺术魅力。
司马迁的“发愤着书”说尽管比屈原的“发愤抒情”晚出，却有更高的理论价值。他概括了前代优秀的作家着书立说的普遍现象，总结出“发愤着书”这一带规律性的认识，阐述了文学与社会现实、人生经历的密切联系，从而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层面。与“诗可以怨”相比“,发愤着书”说更显示了强烈的生命主体意识，鼓舞了后世一大批进步的作者。因此，得到了后代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们的广泛认同，并成为古代文论中代代相承并不断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石。
3“发愤着书”的发展
到了六朝时，文论家刘勰、钟嵘对等“发愤着书”说又有了新的补充。刘勰在论及冯衍时说“: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痛苦的人生、穷愁困顿的境遇为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诞生提供了可靠保证。“发愤着书”揭示了作家走上着书立说之路的动因，而刘勰的“蚌病成珠”则更明确指出，不幸不仅是作家们发愤的动力，更可以促使文学创作产生质的飞跃。
唐代，更多诗人们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发愤着书”理论的认可。例如，李白的“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杜甫的“文章憎命达”之语。中唐的韩愈在《送孟东野序》总结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观点。当然，韩愈所谓的“不平”不仅仅指坎坷、不幸，喜、怒、哀、乐、惧等一切外感于物而心有所动的情绪都是“不平”,“不幸”则只是其中的一种。但由于韩愈生活在社会矛盾更加突出的中唐，加之其“跋前踬后，动辄得咎”的人生际遇，使得他自身的创作更多的是失意之时的“鸣其不幸”.因而这样的“鸣”包含了对现实的积极干预，对不公正社会现实的强烈抗争。
也使得“不平则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富有民主、反抗精神的重要命题。
同时，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还进一步阐释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真正有“不平”的“善鸣”之士，非工公贵族，而是“羁旅草野”之士。“愁思之声”、“穷苦之言”之所以“要妙”、“易好”,正是由于穷、愁产生创作的冲动，而表现悲苦忧惧之情的作品，往往具有对读者的灵魂产生巨大冲击的力量，更容易引起共鸣，获得同情，从而具有了异乎寻常的审美价值。
此外，身处逆境的文人有志难伸，对创作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其作品现实内容、艺术价值、情感投入往往更是王公贵人们附庸风雅的消遣之作难以企及的。因而，“不平则鸣”触及到了文学创作的审美创造问题，对“发愤着书”形成了有力的补充，对宋以后的许多文学批评家影响甚大。
到了宋代，欧阳修继“不平则鸣”说提出“穷而后工”的观点“: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穷人情之难言，盖愈穷愈工。然则非诗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欧阳修感叹梅圣俞的不幸，称赞他出色的文学创作，并通过他的经历明确指出，坎坷的遭遇使得他们能够广泛地接触现实，切身体验社会矛盾，因而心有郁愤借文学创作来批判现实，由此也产生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与司马迁的“发愤着书”、韩愈的“不平则鸣”一脉相承。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小说创作的繁荣，“发愤着书”说在小说创作批评中频繁地应用。较早的应该是明初瞿佑在《剪灯新话序》中说其创作是为了“哀穷悼屈”.但真正将“发愤着书”运用于小说批评中的则是李贽，他将《水浒传》看作发愤之作，认为“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李贽的“发愤”强调的是社会政治的内容，将“愤”的源头归结于社会现实，这就使得“愤”的内涵从个人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天地，这也是对“发愤着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纵观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发展可以看到，尽管正统的儒家文艺思想要求文艺创作应“发乎情，止乎礼仪”,“温柔敦厚”,但那些身处逆境、关注现实的优秀作者们仍走出了一条叛逆之路，从“诗可以怨”中发挥出来的“愤”的意义，在历代文论中都有所申张，揭示了文艺创作中的普遍规律，从孔子、屈原、司马迁到韩愈、欧阳修、李贽，结合各自所处的时代、个人的遭遇、创作体会，对“发愤着书”理论进行补充、发展，也书写下了古典文论中的“愤”史，钱钟书先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也曾指出，古代的很多优秀文学作品“莫不滥觞于马迁‘《诗》三百篇大抵发愤所作’一语 ”,由此可见，“发愤着书”说影响的积极、深远，在其中从也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内核：穷且益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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