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 （1190 年-1257 年），字裕之，号遗山，是金元之际的古文大家。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载“:自中州斫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时望在遗山……力以斯文为己任。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几三十年。其迹益穷，其文益富，其声名益大以肆。”郝经的《遗山先生墓铭》也载“:汴梁亡，故老皆尽，先生遂为一代宗匠，以文章独步几三十年，铭天下功德者尽趋其门。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余首。”可见元好问的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关于元好问碑铭文的艺术特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古文为具有法度。”
虽一语中的，但终嫌笼统。本文拟从结构布局、刻画人物、记叙事件三个方面来详析元好问碑铭文的创作特色。今人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的《元好问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年） 中收录的数量最多的古文类别就是碑铭文，从第十六卷到三十一卷共十六卷计 99 篇，居各体之首，现存的碑铭文 99 篇与郝经所说“百余首”相差无几，说明元好问的碑铭文是保存得较完好的珍贵文献。
一、有例有法 为文有绳尺
碑铭文是一种常用的应用文体，有着既定的写法，王行《墓铭举例》卷之一云“:凡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 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虽次序或有先后，要不越此十余事而已，此正例也。”[4]
如韩愈所作《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等即是如此。
元好问碑铭文的结构布局遵循既定写法，又具有自身独特的布局，往往在记叙讳、字、姓氏等十三事之前以一段人物评论总起，之后以评述人物的论辞作结，即分成首作评论，次叙事迹，末再有论三部分进行。首论是碑主的评论或赞美文字，但并不妄加虚辞，次叙人物一生事迹，末论则是议论感慨，颇有史赞的文学色彩。如《闲闲公墓铭》中起首便云：唐文三变，至五季，衰陋极矣。由五季而为辽、宋，由辽、宋而为国朝，文之废兴可考也。宋有古文……柳、穆、欧、苏诸人，斩伐俗学，力百而功倍，起天圣，迄元祐，而后唐文振。……辽则以科举为儒学之极致，假贷剽窃，牵合补缀，视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败北之气……及翰林蔡公正甫，出于大学大丞相之世业，接见宇文济阳、吴深州之风流，唐宋文派，乃得正传。……若党承旨世杰、王内翰子端……雷御史希颜，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若夫不溺于时俗，不汩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而壮，壮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后已者，惟我闲闲公一人。[5]（P400-401）此处一大段的议论文字，首叙古文的兴衰发展历程。唐文三变讲的是唐代古文复兴、发展、高潮的三个阶段，如宋祁在《新唐书·文艺传序》中所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6]韩、柳古文则是代表着唐代古文的最高成就。古文至五季而衰，至宋柳、穆、欧、苏诸人出而复振，辽朝“假贷剽窃”使得古文又衰颓不堪，至国朝唐宋文派乃得正传。元好问对“唐文奄奄如败北之气”的痛惜与愤慨之情自然流露而出，对古文复振则欣慰不已。紧接着以复兴古文运动中杰出的赵秉文与其他文人对比，突显出他“之死而后已”的可贵之处。此处简洁凝练，见解深刻，既赞美墓主又将其与当时文坛背景紧密联系起来，点明其文坛巨擘的身份。次叙赵秉文一生事迹，包括名讳、姓氏等十三事的叙写。
末论则是对赵秉文的议论感慨之词“:因考公平生，而窃有所叹焉。道之传，可一人而足；所以宏之，则非一人之功也。……不本于教育，不阶于讲习，绍圣学之绝业，行世俗所背驰之域，乃无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画，在公为余事，自以徒费日力者，人知贵之，而不知贵其道欤?”[5]（P404）在这一部分中，元好问感慨世人贵远贱近，且没能真正理解赵秉文“不溺于时俗，不汩于利禄，慨然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的所贵之处及其一生为之奋斗的忧君爱国之道。为了不让与国事紧密相关的杰出人物淹没不闻，元好问借给已故之人作碑铭文之机，阐发碑主一生贡献与其可贵的精神品格，以告世人。
元好问碑铭文结构多样，有的是在开头以其自身与碑主的人情交往作引子，次叙传主生平事迹，元好问在选择材料时往往依据人物形象特征有意安排布局，因此在特别能表现人物性格的重大时事上着墨颇多。如《故帅阎侯墓表》，起首交代诗酒唱和之事，次叙阎载之救黎民于战乱中之事，展现其体恤百姓、为国为民的精神品质。有的是以倒叙当时社会背景材料开头，将碑主放在当时重大时事斗争中，吸引读者注意力。中间部分夹叙夹议，把碑主生平履历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末尾交代作碑缘由，如《广威将军郭君墓表》，首段便是倒叙到贞祐被兵，生灵涂炭之时“完颜昭武以城守计访于君”,[5]（P602）将郭琩置于矛盾冲突的中心位置，紧接着是讲述其一生为官清廉、心系百姓之举，末尾赞叹郭琩之家世业淳雅，乃论次作碑，为不使之湮没无闻。因此，元好问碑铭文行文落笔并不平铺直叙，而是有起有伏，夹叙夹议，变化多端，其碑铭文布局多姿，为文有法度，多类如此。
二、传神写意 画国士无双
元好问的碑铭文在描绘刻画人物形象上匠心独运、传神写意，通过插入人物对话的方式，使得文中人物神情毕现、如在目前。元好问在《内翰王公墓表》中刻画王若虚时，着重选取“崔立碑事”作浓墨书写。“崔立碑事”发生在天兴二年，崔立的党羽崔奕等召集围城之中著名文士，以崔立降蒙古而拯救一城生灵为词，命他们撰写功德碑，此事关涉名誉与气节，牵涉其中的士大夫文人没有谁能够全身而退，与此事有牵连的刘祁作《归潜志》详细记述“崔立碑事”前前后后，不过是想为自己洗脱罪名。元好问通过对话的方式写出“崔立碑事”中王若虚应变之策：公自分必死，私谓好问言“: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贻笑将来。不若死之为愈也。……”乃谓奕辈言：“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万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出丞相之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为后人所信者?”[5]（P443）
崔奕辈狐假虎威，恃势作威，残害忠良，王若虚自念作碑不从必死无疑却并不屈从，在大是大非面前抱着必死的决心勇敢地与崔奕辈周旋。对话中“奕辈怒曰”之后咄咄逼人的话语写出了崔奕辈的张牙舞爪、气势汹汹，更衬托出危难面前王若虚大义凛然、不惧危险，凭借浩然正气与聪明才智让对方理屈词穷。选取这段对话安插在墓表中，将王若虚不惧危险智斗奸人，义不受辱保全名节的形象特征活灵活现展现在读者眼前。
元好问的碑铭文描摹人物形象性格鲜明突出，互见法也是其常用的方法。若碑主一生事迹颇丰，要做到详略有序，往往有些重要事件需要略写，否则造成整篇碑文轻重不分、臃肿不堪。因此，元好问在写人的过程中，此处略写则详见于他文，篇与篇之间的互见，既做到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又保存了重要的文史材料。如《赠镇南军节度使良佐碑》中的主人公完颜彝，小字陈和尚，为金国大将，其人令蒙古人不得不钦佩“中国数百年，唯养得一陈和尚耳! ”[5]（P573）元好问在文中写道“:五年，北兵犯大昌原，势甚张。……是日，以四百骑破胜兵八千，乘胜逐北，营帐悉迁而西。三军之士为之振奋思战，有必前之勇。盖用兵以来二十年，始有此胜。……六年，有卫州之胜；八年，有倒回谷之胜。”
[5]（P575）在陈和尚取得的重大胜利中，大昌原之役是元好问详细描绘的，而有关卫州之胜、倒回谷之胜仅仅简笔勾勒，一带而过，使得行文紧致有序、详略得当。元好问若仅写此而已，读者或许会遗憾没能看到陈和尚领兵打仗长驱直入的雄姿。但元好问采用了互见的方法，使与金朝国运息息相关的倒回谷之胜在《雷希颜墓铭》中有了生动呈现，文中记载“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回谷，势甚张。平章芮公逆击之，突骑退走，填压溪谷间，不可胜算。乘势席卷，则当有谢玄淝水之胜”,[5]（P486）此处详细地记叙了倒回谷之胜的时间、地点、发展、战局与战果。这便是元好问通过互见的方式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事件更加完整。
又如《寄庵先生墓铭》与《朝列大夫同知河间府事张公墓表》二文中都有贼臣胡沙虎的记录。前者详细描述胡沙虎的恶行“:道陵承安中，贼臣胡沙虎尹大兴，先生为府推官。虎方谄事中贵，窃弄威柄，内则以奸佞固主恩，外则鼓动声势，以劫制天下。……故时人视之犹蛇虎鬼魅，疾走远避之不暇。”[5]（P413）元好问用铺陈手法写出贼臣诸多恶行，只为反衬出人人远避不及而寄庵先生直前径行揭发窃权祸国的胡沙虎的大无畏精神。后者则是略写，文中记载“虎贼尹大兴，固宠负恃，恣为不法，朝臣无敢言者。公倡诸御史发其奸，章十余上。……‘圣明之朝，岂容有跋扈将军乎?’”[5]（P417）直接采用对话的方式将章宗袒护奸人、贤愚不分的昏君形象，张公不惧自身性命直言进谏的忠臣形象刻画出来。两者都是借胡沙虎残害忠良、为非作歹反衬主人公勇敢抗争、忠君卫道的鲜明性格，但在记叙胡沙虎事上前详后略，篇与篇之间相互印证补充，使得事件更加完整清楚，人物形象愈加鲜明逼真。
元好问碑铭文中另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议论精警，品评真切，这些议论之词与文章中的人物刻画描摹紧密结合、交相辉映。如《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中一段精彩深刻的议论：死生之际大矣!可以死，可以无死。一失其当，不以之伤勇，则以之害仁。……至于忠臣之于国、义士之于知己，均为一死，而中有大不相侔者，盖不可不辨也。
……今夫传记所载猝然就一死以取千载名者多矣!……夫惟志士仁人知所以自守也，不汩于义利之辨，不乖于去就之理。端本既立，确乎不拔，静以养勇，刚以作强。
……心为权衡，自量轻重，知有泰山之义，而不知有鸿毛之生。……匹夫为谅，自经于沟渎，其可与求仁而得仁者一概论乎?[5]（P570-571）元好问认为人在死生之际，要在生与死之间选择有价值的一面，否则便伤勇害仁。面对这一重大的抉择，怎样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当，做到不伤勇害仁，只有真正的仁人志士才能做到“心为权衡，自量轻重”,找到生与死的价值所在，匹夫以求死得千载之名与求仁而得仁者不能一概而论。此文碑主马庆祥在被俘之时，无论敌人怎样威逼利诱，都面不改色、毫不动容，最终以身殉义、以死明志。在生与死之间，一念为善，一念为恶，马庆祥胸中自有度量“,知所以自守也”,因此成为“求仁而得仁”者。此处的议论文字便是塑造其人物性格开宗明义的宣言书。况且这议论之中的深意与元好问在危难之间、生死之际自身秉持的价值信条如出一辙，或可以说元好问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从中也可理解元好问在围城期间上书耶律楚材、金亡不死、北觐忽必烈等一系列行为，说明其隐忍苟活正是为奋发图强、求仁得仁的自身价值所驱动，因此金亡后以“确乎不拔，静以养勇，刚以作强”自勉，并不仅仅求死以得名，而是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了更艰难地活着，来达到求仁而得仁的最终目的，这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整段议论层层递进，抽丝剥茧，议论精警，水到渠成。
三、工于叙事 续史家笔法
（一）平实的叙事态度 元好问碑铭文在叙事上继承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古文作法。碑铭之文，往往被人们讥评为“谀墓”之辞，因为许多的碑铭文仅仅因是受死者亲人托请所作，作者收了家属的“润笔”后， 会用华美精妙的语言为死者掩饰不足，夸饰功绩荣耀，所以碑铭文章的虚美侈汰词风大倡其道。且《礼记·祭统》云“: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7]
《礼记》中“铭”文这种“称美不称恶”的传统观念和写作手法深深影响着文人作碑铭之文的心态，这应该也是造成碑铭文被讥为“谀墓”之文的原因。元好问所作碑铭文，传主身份多样化，包罗各色人等，身份不一、行迹不同，元好问都是依据各人生前所作所为真实记载，秉承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写作原则。至亲者如其兄元好古，英年早逝，29岁就因蒙古屠城之祸而死，此其一生之最大不幸；一生聪颖好学、博览群书却科举屡试不中，此其二不幸；娶妇不谐，夫妻之间不能琴瑟和鸣、宜室宜家，此其三不幸。元好问在《敏之兄墓铭》中历叙其兄三大不幸，尤其非常痛惜其兄抱负未展而死于非命，但并不多加虚美之词来称颂，仅仅平实叙述其兄短暂的人生历程，全文语言风格简洁凝练、质朴真实，情感的释放点就是结尾“呜呼，悲哉! ”,透露了元好问内心悲不自胜、欲哭无泪之情。
元好问有许多的碑铭文是为元朝达官显贵之人所作，然而，细究元好问所作之文，并没有一味粉饰功绩、歌功颂德。如《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耶律公墓志铭》所述耶律辨才乃是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才之兄，那便是当朝达官显贵之流，元好问为其作碑铭文，全篇略述耶律辨才在金朝为官仕宦始末，客观1的溢美之辞。并且，文中写到耶律辨才自北归后，元好问只有“公归，流寓真定”[5]（P581）寥寥六字，从壬辰（1232 年）北归到丁酉（1237 年）去世之间的 6 年里，再没有片言只字提及碑主在新朝的所谓荣华富贵，这正说明其秉承着史家意识来作碑铭文。
（二）传奇的叙事手法 元好问在叙事过程中采纳带有传奇色彩的事迹，并将其运用得绘声绘色。杨雄曾在《法言》中云“:子长多爱，爱奇也。”[8]
司马迁《史记》中就常记叙奇人异事，元好问碑铭文章里也是如此。《朝散大夫同知东平府事胡公神道碑》中详细生动地记载了胡景崧胸怀正气与狐相斗的故事：初，县廨在古城之隅，为妖狐所据。狐昼伏夜出，变化狡狯。……有迷乱至死者。民无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余五十年矣。公下车，问之所以然，顾问同僚“:官舍所以居贤，今令不得居，而狐得据之耶?”……少顷群集，周匝廷内。中一大狐，据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死无所。公安坐不动，而狐亦不敢前。……如是者三日，遂不复来。[5]（P410）此事亦见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二第八篇“胡公去狐”,文字相差无几，此事真假难以深究，然则元好问详详细细将这段故事写在碑文之中，这种传奇手法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和吸引力。且此事对刻画胡公这样一个为民消灾，不畏妖狐，正气凛然的人物性格有着重要作用。此碑文中同类事例有“:明年，郡国蝗……楼烦报蝗入县境，公驰至，祷于后土祠，言‘:罪在守令，幸无毒平民! ’顾盼之际，蝗去无留者。”[5]（P411）胡景崧一片赤诚之心祝祷“罪在守令，幸无毒平民”,“诚感动蝗”竟让蝗虫都能通人情远离此地。这些灵异之事，元好问原原本本写在传主的碑文中，可能与其因果报应思想观念紧密相关。在《大丞相刘氏先茔神道碑》中可以找到这种思想，元好问在文中如是说“惟天爱民甚，一物暴陵，则天气为之舛错，故爱人者必有天报。报施所不及者，特十百而一耳。”[5]（P593）在元好问的碑铭文中，为僧人道士所作之文中更有许多的灵异之事，件件都是附丽着传奇的色彩。如《坟云墓铭》中传主坟云年幼即出家为僧，然而仍事亲至孝，父母去世后分别守孝三年，令山中之人称之为“坟云”.而后，“雨雪成花”、“石间出泉”等灵异之事随之出现，世皆称“纯孝之报”.如上所述，文中种种灵异之事、奇幻之象的描述使得整饬严谨的行文风格中增添了一丝奇妙与趣味。
（三）高明的选材方法 元好问碑铭文记事上举大略细，选材典型并适当裁剪，编次成文，使得叙事重点突出，轻重得当。在《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中，叙写张万公一生仕宦之途，尤其突出立后、括田二事：时明昌元年也。元妃李氏有宠，上欲立为后，台谏以为不可，交攻之。监察御史姬端修、右拾遗路铎、翰林修撰赵秉文，皆得罪去。……及对，因为上言“:国朝立后，非贵种不予选择。元妃本出太府监户，细微之极，岂得母天下?”上默不言。[5]（P388）张万公乃是历仕四朝、忠信笃实的良相，元好问详载立后之事原委，点明在监察御史姬端修、右拾遗路铎、翰林修撰赵秉文都因劝谏皇上而获罪后，张万公仍然不惧生死、直言进谏，保全国朝大统。在张万公的仕宦之途上，保国安民之举数不胜数，言论奏章更是不计其数，元好问特意选择系于废兴存亡的“立后”之事，展现了其一心为主“不难于他人之所难，不徇于世俗之所徇”[5]（P387）奋不顾身的忠义形象。“括田”之事更是影响了金朝废兴存亡的大事，因为“括田”使得军与民之间矛盾激化，兵骄民困，百姓生活艰难，流离失所，盗贼流寇横行。
碑文中记载了“括田”起因：主兵者言“:比岁征伐，多至败衂。凡以军事所给之地不足自赡，至有不免饥寒者，所以无斗志。愿括民田之冒税者分给之，则战自倍矣。”朝臣议已定，公独上章极谏其不可者五。……不从。即以衰病不任职乞罢。[5]（P388-389）张万公上奏“括田”之举不可，皇帝不从，从此种下金朝动乱不安的种子，这一碑文为后世保留了2015 年段素丽等：论元好问碑铭文的创作特色金朝朝廷内部之间的斗争史料，展现出真实的社会风貌。
元好问碑铭文传主身份多样化，包罗忠臣良吏、儒林文士、达官显贵、方技之士、节妇孝女、僧人道士各色人士。他们在元好问笔下都被描绘得各具特色、形神毕现，从结构布局、描摹人物到记叙事件，其碑铭文以其突出的创作特色和杰出的文学造诣令时人与后人赞赏不已。
参考文献：
[1]（金）元好问撰，王云五编。 万有文库第二集七百种遗山先生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37.
[2]（元）郝 经。 四库全书·陵川集·卷 35[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清）纪 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 19[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4]（明）王行撰，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 石刻史料新编·第 3 辑·第 40 册·墓铭举例[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5]姚奠中，李正民。 元好问全集[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6]（宋）欧阳修，宋 祁。 新唐书·文艺上[M]. 北京： 中华书局，1975.
[7]吴承学。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8]（汉）杨 雄。 法言注·君子卷第十二[M]. 北京： 中华书局，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