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宗教表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色，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宗教史上的一大转折。“赵宋王朝是民族矛盾尖锐、民族战争频繁的朝代，社会的苦难成为滋生宗教的温床。”。
其间佛道俩教虽有冲突，但总体上呈现了一种兼容并蓄、文化共融的特征。受此影响之下，成书于宋元之交的《大宋宣和遗事》也表现出了浓重宗教气息，同时这种为读者设置奇、幻、梦等情节的创作手法也为作品平添了几分趣味性与艺术价值。
一、作品的宗教背景
佛教在唐代虽然经历了唐武宗“会昌灭佛”(公元 845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 955 年)的限佛，对佛教发展打击很大，但是这种状况到宋代政权建立之后便有所缓和。统治阶层想利用宗教以强化政治的合法性而一改前朝的态度，给佛教以适当的保护来加强国内的统治，这促使了佛教的恢复与发展。自此以后的几位帝王也都延续这种政策，不断地兴建佛寺广度僧尼，组织翻译印刷佛经，对外进行佛教的交流等等，不断地使佛教恢复和发展起来。
道教是最富中国特色的宗教，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
而其大规模的发展也自宋建立之初就开始了，在之后的整个宋代都非常活跃和繁盛。在正史中就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早在后周时就与道士来往密切，多次与道士陈抟于长安酒肆饮酒，每剧饮烂醉。
还时常传唤道士问诊或求养生之道，任用道士与医官共同修编医书。宋太宗继位后同样礼待道教，在太平兴国中也两次召见华山道士陈抟，并赞扬其说:“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利，所谓方外之士也。抟居华山已四十余年，度其年近百岁。自言经承五代离乱，幸天下太平，故来朝觐。与之语，甚可听”。
在《大宋宣和遗事》描写的这个时期道教已经发展到顶峰，可以说在各方面各系统上都发展完备。道教甚至被定为国教，连皇帝本人都自封教主道君皇帝，还授以道士官职，笃信之深一度要将佛道合流将佛教道教化。作品中述:“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从林灵素之请也。乃降诏曰，诏云:‘朕乃上帝元子为太霄帝君，悯中华被金狄之教，遂恳上帝愿为人主。今天下归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止用于教门。’”将佛氏改为宫观，释迦改为天尊，菩萨改为大士，罗汉改为尊者，和尚改为德士，皆留发顶冠执简。
总的来说，虽然宋徽宗曾对佛教极力打压，但确实也并没有对佛教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二、作品的佛教思想
纵观我们的研究对象《宣和遗事》可以看出，作品中体现的因果轮回之理非常明显，在整篇作品中多次呈献。轮回思想、因缘果报思想作为一种宗教元素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主体思想之一，并由作家将其沉淀在他们的作品当中。那么何为“因果报应”? 作为佛教的基本理论，在其系统当中可以找出详尽的阐述。所谓“现报者，善恶始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
简单说就是善恶有报，经历六道轮回。
这种思想在我国一直以来就影响深远，根植于普罗大众的内心中。作家从描述宋徽宗的荒淫昏庸执政、崇信道教，到后来的流放亡国至死，其本身就是因果报应论的体现。
书中道亡国流放途中钦宗与阿计替等人夜宿一山寺中，晚上听到隔壁有两僧人对话，第二天过去察看发现屋中尘埃满地，空无一人:闻邻舍僧语:“有因果否”一僧曰:“岂得无之! 况它前身自是玉堂天子，因不听玉皇说去，故谪降。今在人间又灭佛法，是以有北归之祸。”一僧曰:“想以死数千里之外矣”一僧曰:“已死。”一僧曰:“水火中葬之矣!”少帝审听，欲起排闼问之，众人所寝身版隔碍，不及而止。僧又问曰:“今南方康王如何”一僧答曰:“且教他读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别作施行。”又问:“少帝如何”问至此，帝拱手听之。答曰:“它是天罗王，不久亦归天上;但不免马足之报。”
对话中两僧人不但说出了徽宗当时惨烈的死状，还预言了钦宗最后要遭“马足之报”:至正隆五年，命契丹海滨延禧并天水赵某皆往骑马，令习击掬。时帝手足颤掉，不能击掬，令左右督责习之。正隆六年春，亮宴诸王及大将亲王等于讲武殿场，大阅兵马，令海滨侯延禧、天水侯赵某各领一队为击掬。左右兵马先以羸马易其壮马，使人乘之。既合击，有胡骑数百自场隅而来，直犯帝马，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贯心，而死于马下。帝顾见之，失气堕马。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尸，以马蹂之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先示之意也。帝是岁年六十，终马足之祸也。(钦宗之死)其次书中穿插了许多这样反映因果思想的故事情节，这些情节的出现与作品主体相交织共同体现着因果报应的思想。例如书中又写道:“徽宗自亲书表章三道，焚于凝神殿会真堂。即命知常拜章奏闻上帝，颙俟睿旨。知常领命，遂拜伏于坛之侧，至翌日方兴。徽宗问知常曰:‘卿为朕所奏事，未委睿旨有何明答，幸无隐乎!’知常曰:臣不敢隐。陛下首章，为国家万民祈求丰稔，上帝览章，天颜甚喜;陛下次章，欲祈百嗣，上帝览章，天颜微怒，言何其欲心之广;陛下末章，空纸一幅，上帝见之，天颜大怒，遂秉笔判云:‘赵某有慢上之罪，全家徒流三千里!’余不敢尽言。徽宗心颇疑之，嘿然无语。”
这段情节虽两百余字，清晰地描述了徽宗为民设坛祈福，本来是件好事，但他却态度不端为应付了事，上表三道尽有一纸空白，所做对上帝实有怠慢，导致“天颜大怒”。也印证了徽宗全家流放遭之难是触怒上天的果报了。
此外，作品中还写了很多与道教有关的人物、情节，描写也是非常精彩的。尤其是我们对作品进行初读之后，不难看出作品中大量集中地描写了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道教人物 －林灵素如何得宠的故事内容。作品围绕他的记述近五六千字，这里我们不便一一列举。这些文字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写的:一是灵素以及手下的道士们兴道做法，迷惑逢迎皇帝以至误国的劣行;二是徐知常等真正的有道之士与灵素荒诞行为的对比;三是灵素蛊惑皇帝扬道灭佛，引发佛道斗法结果大败而终的情节。
但如果我们深入解析作品的思想，对作品中有关佛教与道教的内容进行仔细对比的话，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内心当中对这两种宗教却是有明显倾向的，即左袒佛教。在亨集当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皇帝在林灵素蛊惑下要“改佛为道”，而太子跟皇帝据理力争想要保全佛教，并让五台山僧人与灵素斗法，结果输了，情愿留发“顶冠执简”(甘愿做道士)。后圣旨在五台山执行过程中有寺长抗命被抓，突然出现了一位神僧，并上演了“小红葫芦水淹汴京解救了僧人”的精彩剧情。这段描写是非常细致传神的，也极具代表性。可以说是佛与道的一次公开决斗，一次正面的冲突。
在这次斗法中起初佛家败下阵来，后却又大显神通，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一情节的设置足见作者的用心。全篇类似这样对佛教褒扬加分的情节还有很多，都是用细节描写来体现佛教思想的。如本文所涉因果报应之情节都是作者崇佛思想的有力展现，所以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
三、作品中的天命观
《大宋宣和遗事》中除了融合上述的佛道思想之外，还有另一种思想值得我们去剖析，一种根植于中华民族内心中的古老哲学理论———天命观。可以说中国人自古以来无论在哪个宗教的影响下都离不开对“天”和“命”的信仰。儒学创始人孔子认为“天”:“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而道教祖师庄子认为“天”对世间万物都是有决定作用的，是一种不受任何外物左右的必然性。“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我们看到在《大宋宣和遗事》的开篇当中就道出了作者的天命观:茫茫往古，继继来今，上下三千余年，兴废百千万事。都关系着皇帝一人心术之邪正是也。
这里“皇帝”明显成了天命观的体现者，关系着国家的兴亡。而在作品中这个天命的体现者即徽宗在终将亡国之前，总是伴随着许许多多征兆不断地出现。例如作品一处写道:英宗皇帝治平年间，邵康节与几位朋友在洛阳天桥上散步时忽然听到杜鹃的叫声，便伤感的说:“洛阳从来无杜鹃，今忽来至，必有所主。”紧接着又解释道“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地气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得气之先者也。《春秋》有云:‘六鹢退飞，雊鹆来巢’皆气使之然也。”
从“杜鹃北飞”这个事件上看，就预示着国家将乱。
又如书中还描写道，一次林灵素使法术带徽宗仙游广寒宫，见有两个人下棋，一人是“南方火德真君霹雳大仙赵太祖”，另一个是“北方水德真君大金太祖武元皇帝”，结果赵太祖输给了金太祖，徽宗得知了天机无心游赏，闷闷不乐的离开了。可见北宋灭于金早已是天命了。
作品中描写的预示宋朝亡国以及后来“二帝北狩”的征兆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详举了。以上这些描述都是其天命观的体现。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每次想要对历史作出评价或者有所感叹时往往就会受到这种天命观的影响，将自己的情绪归结为天命使然，并使读者从作品中直观地感觉到天命的存在。至于历史上为什么有唐尧虞舜这样贤德的君主又有昏庸如宋徽宗的皇帝，这些都是作者没有想清楚的问题，这当然也正符合了中国人顺从天命的性格特点了。
四、结语
《宣和遗事》当中流露出的这些佛道思想以及天命写照与作品情节交织其中，成为了作品鲜活的灵魂，使作品更具有感染效应。可见，这种构思方式，对作者以及同时期的读者们影响是深刻的。同时这种佛道思想在作品当中的运用也有着另一种积极意义:“讲史话本”作为通俗文学具有极其庞大的读者群体，因果报应与天命观等思想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起到了劝诫的作用，也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社会和统治者的无奈与内心的愤恨，为这种复杂的内心找到了宣泄的出处。当然，由于听众和读者群体多为下层人士，受文化层次与接受能力的制约，在作品当中穿插这样一些神仙鬼怪、宗教故事等等情节也起到了丰富情节，引人入胜的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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