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言 ：“谓之贵族者，以其内容皆属贵族之事，且非天子不得善用也”，“因本属雅颂体，故文多典奥，文学成分亦少”。一直以来，对于汉代帝王的歌诗创作学界的关注程度不是十分密切。
汉武帝歌诗创作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点上都显示出许多有价值的特点，在中国诗歌史上应该具有特殊的地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诗人主体意识的变化
歌诗创作的主体是人，歌诗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一切具体内容必须通过人的主体意识才能得以表现。
汉武帝歌诗创作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这一诗歌观念渗透到了当时文人的诗歌创作中。
汉武帝时期乐府文人创作的《郊祀歌》，如《灵芝歌》，由盼望帝国强盛转入了期盼个体生命延长，其抒情方式是渐次转向个人内心的。
乐府文人在汉武帝时期重视搜集、整理感叹生命短暂、思考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作品，展现了西汉诗歌由外向的抒发集体情感向内向的抒发个人情感的转变。如《战城南》“朝行出攻，暮不夜归”体现了对毁灭生命的战争的深沉思考 ；乌孙公主《悲愁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抒写了被迫远嫁异国的不幸遭遇和内心悲痛。善窥圣意的李延年还对产生于汉高祖时期的《薤露》《蒿里》两首挽歌进行改编。由这些作品的搜集整理不难发现，受汉武帝的影响，西汉诗歌已经从一味地歌功颂德、抒发集体情感逐步转向抒写个人真情、思考生命。这种看似转向颓唐的文学风尚变化，实际上体现了西汉人个体生命意识的逐渐觉醒，为魏晋及以后时代人们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出现诸如阮籍、陶渊明、李白这样的伟大诗人。
二、题材的扩展
《楚辞·远游》开启了诗歌的游仙主题，秦始皇曾使博士作《仙真人诗》，之后直至汉武帝元狩五年，鲜有此类诗歌出现。由于汉武帝喜好并创作具有升仙意趣的作品，游仙主题再度进入诗人视域，不仅促进了当时诗歌游仙主题的形成，而且使游仙诗成为两汉乐府诗的重要体类之一。
今存作于汉武帝时期的乐府文人《郊祀歌》中，部分作品表现了升仙内容。如《天门》：“专精厉意逝九阂，纷云六幕浮大海。”按如淳注 ：“阂亦陔也。……陔，重也。谓九天之上也。”此后的汉乐府诗，如《铙歌十八曲》中的《上陵》、杂曲歌辞中的《艳歌》相和歌辞中的《长歌行》《董逃行》等，都写到了神仙世界，众多期盼彼岸世界、渴望升仙延寿的诗歌充分说明，汉武帝之后，游仙主题已成为汉乐府诗的重要体类之一。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就东汉民间乐府单列一类“幻想之类”，盖指诸言游仙之作，收录《长歌行》《王子乔》《步出夏门行》《善哉行》等文章 。
三、艺术语言形式
鲁迅在讨论汉武帝时期的文学盛况时曾说 ：“这一时期，诗之新制，亦复蔚起。《骚》《雅》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汉武帝在继承楚歌体的同时对于杂言体予以尝试，正如刘勰所云 ：“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汉武帝立乐府的文化政策，直接引导了乐府诗“以曼声协律”“靡而非典”的艺术形式创新，同时汉武帝的创作实践也是促成此因素的动因。除武帝《李夫人歌》外，《上之回》采取的亦是三、四、五、七言相杂，以三字句为主，句式参差错落，诗意随句式变化起伏变化，写出了汉武帝在位后期威服四海、昂扬自信的气势。
这类歌诗，自然通脱，较之诗骚体式，全然新气象。在武帝创作实践的引导下，创作于汉武帝时期的歌诗中，杂言体诗占了相当部分。除《郊祀歌》和《鼓吹铙歌》中收录这个时期的杂言体诗外，李延年《歌》，东方朔《据地歌》《嗟伯夷》等，皆属杂言体歌诗。这些众多的杂言体诗，有力说明这种影响的巨大。杂言体诗的出现及广泛运用，就是后人所称道的所谓乐府体，所谓汉魏古风，对后世影响是重大的，自曹氏父子大量创作乐府诗起，乐府诗成为后世一种常用的形式体裁。到唐代，乐府诗的概念和外延不断扩大，由两汉时期可以配乐歌唱的歌诗发展为唐代不入乐的新题和拟作。
综上所述，汉武帝歌诗创作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反映了一代帝王独特的精神面貌，同时，从时代与历史的角度讲，也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在艺术上，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艺术形式。他以自身的创作展现了汉代诗人主体意识的变化，对于题材的开拓以及对于诗歌语言艺术形式的探索，具有重要的价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学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参考文献 ：
[1] [ 宋 ] 郭茂倩 . 乐府诗集 . 中华书局，1979
[2] [ 汉 ] 司马迁 . 史记 . 中华书局，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