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菩萨蛮》(城隅静女何人见)编年刍议
苏东坡《菩萨蛮》词云:城隅静女何人见。先生日夜歌彤管。谁識蔡姬贤，江南顾彦先。 先生那久困，汤沐须名郡。惟有谢夫人，从来是拟伦。此词编年各家异，石声淮、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笺注》(下简称石唐本)编于熙宁九年八月十五超然台作赠孔周翰。刘崇德《苏词编年考》一文编于熙宁十年徐州作赠孔周翰，谓:“查苏轼熙宁十年离密赴徐任后，有《和孔周翰二绝》，其中《再观邸园留题》一首云:‘小园香雾晓蒙笼，醉守狂词未必工。
鲁叟録诗应有取，曲収彤管邶鄘风。’此诗据赵夔(尧卿)注云:‘尝闻髙宻老儒之言曰，邸氏有贤妇，孀居不嫁，其节甚髙，故公此诗用《静女》“彤管有炜”，《柏舟》“共姜自逝”，邶鄘二风之事也。’据此，孔周翰(王文诰注:周翰“为孔子四十八世孙”，故诗中称“鲁叟”)曾题诗于邸园，对孀妇表示敬佩。这首《菩萨蛮》词的内容、背景与赵夔解诗所言邸园孀妇事恰相一致。”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3］(下简称邹王本)从刘说，并谓:“熙宁九年，孔周翰与东坡密州为代。此词即苏轼到徐州任后寄给密守孔周翰的，赞其才比顾荣能识贤妇，设想其过访邸园，贤妇会慷慷陈辞，一如昔日刘柳访问谢夫人也。”拙著《东坡词编年笺证》则编于元丰七年(1084)二月作赠滕元发。
坦言之，石唐、刘、邹王诸说之难于自通者，乃在与其说与词中“先生那久困，汤沐须名郡”二句不侔。孔周翰固为名儒名宦，但终生却未尝“久困”。《宋史》卷二九七《孔宗翰传》云:“宗翰字周翰，登进士第，知仙源县，而为治有条理，遇族人有恩，不以私故骫法。王珪、司马光皆上章论荐，由通判陵州为夔峡转运判官，提点京东刑狱，知虔州。城滨章、贡两江，岁为水啮，宗翰伐石为址，冶铁锢之，由是屹然，诏书褒美。历陜、扬、洪、兖州，皆以治闻。哲宗初立，求言，吏民上书以千数，诏司马光采阅其可用者十五人，独称奬其二，乃宗翰与王巩也。元祐初，召为司农少卿，迁鸿胪卿，言孔子之后，自汉以来有褒成奉圣宗圣之号，皆赐实封或缣帛以奉先祀。至于国朝，益加崇礼。真宗东封，临幸赐子孙世袭公爵，然兼领他官，不在故郡，于名为不正，请自今袭封之人，使终身在乡里。诏改衍圣公为奉圣公，不领他职，给庙学田万畆，赐国子监书，立学官，以诲其子弟。进刑部侍郎，属疾，求去，以寳文阁待制知徐州，未拜而卒。”
《东都事略》(四库本):“宗翰字周翰，始以父任为将作监主簿，复举进士。……除刑部侍郎，卒，年六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编》)卷四一二:元祐三年六月丁酉“孔宗翰为寳文阁待制知徐州。宗翰以疾求补外也，翌日，宗翰卒。”据此上推六十年，则知其生于仁宗天圣七年(1029)，长苏轼七岁，固然可以称为“先生”，但从传中能找出一丝一毫“久困”的踪迹么? 所谓赠孔周翰者，则顾此却失彼耳。
滕元发则不同，滕举皇祐五年进士，受知范仲淹。神宗时历官御史中丞，除翰林学士，知开封府，论议谠直，在帝前论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饰。历知郓州、定州诸州，被挤贬居筠州。哲宗时除龙圈阁直学士，复知郓州，徙真定、太原，治边凛然，威行西北，号称名帅。元祐五年十月卒，年七十一，比东坡长十六岁。《宋史》卷三三二有传，《传》谓其“会妇党李逢为逆，或因以挤之，黜为池州，未行，改安州。流落且十岁，犹以前过贬居筠州。或以为复有后命，元发谈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忧哉。’遂上章自讼，有曰:‘乐羊无功，谤书满箧;即墨何罪，毁言日闻。’神宗览之恻然，即以为湖州。”所谓“流落且十岁”者，即熙宁八年乙卯四月由邓州改知润州，元丰三年庚申十月后由润徙池州，元丰四年辛酉正月由池州徙安州，元丰六年癸亥十一月由安州赴阙，七年甲子二月复责知筠州，同年八月移湖州，自乙卯至甲子整十年耳。然润、池、安虽为小郡，尚不偏僻，筠州则小且僻耳。
东坡倅杭，即与滕交游，滕为东坡长辈，观《苏轼文集》［6］卷五一《与滕达道六十八首》其三十四云:“某于公为晚辈”即知。滕由邓贬润时，东坡在密州、徐州、湖州任。滕于辛酉正月由池徙安，曾过黄州访东坡。《宋史》本传谓其“黜为池州，未行”，误。癸亥十一月由安州赴阙，原以为可起复，然又为飞语所中，即本传谓其“犹以前过贬居筠州”者。《苏轼文集》卷十五《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云:“公之妻党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挤公，必欲杀之。帝知其无罪，落职，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罢，入朝，未对。而左右不悦者，又中以飞语。复贬筠州。”“其谪守池、安，皆以静治闻，饮酒赋诗，未尝有迁谪意。”合观史、铭所记，则知贬池、安时，滕尚“未尝有迁谪意”。然癸亥赴阙，又为“左右不悦者”飞语所中，“犹以前过贬居筠州”，则愤然于怀，遂作书以自明，且甲子二月至筠即上《辩谤引疾疏》，并以其草寄东坡，东坡则改为《辩谤乞郡状》(见《苏轼文集》卷三七)。为消滕元发胸中火气，东坡致书劝诫曰:“公忠义皎然，天日共照，又旧德重望，举动当为世法，不宜以小事纷然自辩。若如来喻，引罪而乞宽司僚，于义甚善，卑意如此。”(《与滕达道六十八首》其二十五)又云:“所示文字(指滕《辩谤引疾疏》)，辄以意裁减其冗，别録一本(指东坡改本《辩谤乞郡状》)，因公之成，又稍加节略尔。”“缘此圣主皎然，知公无过矣。非特不足恤，乃可喜也。但静以待命，如乞养疾之类，亦恐不宜。”(同上其二十四)按情理，此词盖不写于滕“未尝有迁谪意”之池州、安州时期，因其时无须劝也;而写于滕愤然于怀之贬筠时期，即元丰七年甲子二月，因其时正须劝也。故编元丰七年(1084)甲子。《诗经·邶风·静女》诗序:“《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此即词首二句微意也。三四句“蔡姬贤”与“顾彦先”对举，盖谓滕夫人李氏如文姬之贤，非“妇党李逢为逆”也;滕如顾彦先之“德声所振”、“忠义奋发”，非“左右不悦者”“中以飞语”之叛逆也。结末又以谢道韫之逢家难而“风韵高迈”为比。其眷眷劝慰意正与函等。
二、《满庭芳》(香叆雕盘)编年刍议
苏轼《满庭芳》词云:香叆雕盘，寒生冰筋，画堂别是风光。主人情重，开宴出红妆。腻玉圆搓素颈，藕丝嫩，新织仙裳。歌声罢，虚檐转月，余韵尚悠扬。 人间，何处有，司空见惯，应为寻常。坐中有狂客，恼乱愁肠。报道金钗坠也，十指露、春笋纤长。亲曾见，全胜宋玉，想象赴高唐。
孔凡礼《苏轼年谱》(下简称孔《谱》)系此词于熙宁十年丁巳(1077)三月，谓“与孙洙(巨源)会于王诜晋卿园中。苏轼尝赋《满庭芳》。”并转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一引《王直方诗话》云:“东坡与孙巨源同会于王晋卿花园中。晋卿言都敎喂饲了官员辈马者。巨源云:‘都尉指挥都喂马’，好一对。适长主送茶来，东坡即云:‘大家齐吃大家茶。’盖长公主呼大家也。”复引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文集》卷一 O 四《西园雅集图跋》云:“本朝戚畹，惟李端愿、王晋卿二驸马好文喜士。”“此图布置园林水石、人物姬女，小者仅如针芥，然比之龙眠墨本，居然有富贵态度，画固不可以设色哉。二驸马既贤，而坐客皆天下士。世传孙巨源‘三通鼓’，眉山公‘金钗坠’之词，想见一时风流酝藉，为世道太平极盛之候。未几而乌台鞫诗案矣，宾主俱谪。”邹王本从孔《谱》，并谓“为晋卿作《西园雅集图者》凡二:一在熙宁十年丁巳春，雅集者有苏轼孙洙(巨源)等人。”“另一，在元祐二年丁卯六月西园雅集。此次雅集有李公麟(字伯时号龙眠)为作《西园雅集图》，图中绘苏轼等有姓名者十六人雅集西园之状。米黻(元章)参与这次雅集并作《西园雅集图记》(见《宝晋英光集》补遗)记述甚详。丁卯《雅集图》十六人中，因孙洙元丰二年去世;啭春莺辈也因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王诜被谪‘流落他人’，故均不在图中。朱 邨不察，把刘跋的丁巳《雅集图》混同于米记丁卯《雅集图》，误。龙本、曹本、石唐本、薛本①，相因朱本，皆误。”
孔《谱》与邹王本均据刘《跋》，系此词于熙宁十年春三月，但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西园雅集只能在元祐年间，绝不会在熙宁十年三月。原因很简单，出现在《西园雅集图》中的不少人物，包括作图的李公麟与作记的米芾，此时都不在汴京，甚至还不认识苏轼与王诜，如米芾初识苏轼就在元丰五年三月(见总《案卷》二十一)，李公麟初识苏轼在元祐初(见苏轼《三马图赞引》)，黄庭坚初识苏轼在元祐元年(见《总案》卷二七)，又怎能有西园雅集呢? 况且是年二月东坡自密州还朝，《总案》卷一五谓二月底“抵陈桥驿，告下，以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徐州军州事，不得入国门，寓居郊外范镇东园。”《苏轼文集》卷五三《与梅守黎希声三首》之三亦云:“向自密将赴河中，至陈桥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儿子娶妇，暂留城东景仁园中。”《总案》卷一五又谓“三月二日寒食，与王诜作城北之游，饮于四照亭，作《殢人娇》词。”《乌台诗案》对此次四照亭之游，又有如下记载:“三月初一日，王诜送到简帖，约来日出城外四照亭中相见。次日，轼与诜相见，有女监六七人斟酒下食。有倩奴问轼求曲子，遂作《洞仙歌》一首，《喜春长》一首与之。”此则说明，因有“不得入国门”之朝旨(薛按:此“朝旨”与东坡无关)，故王诜不得不约东坡作城北之游。王诜西园在何处，不得确知，但据此知其在城内无疑，否则，何须大动干戈作城北之游呢? 所以“不得入国门”之“朝旨”，说明是年不仅不可能有西园之会，就连苏轼也不能进得西园，只能在城北四照亭相会。《总案》卷一五又谓三月“三日清明，赋‘小人真闇事，消退岂公难’一篇，送范镇往游嵩洛，子由亦次韵送之。”范镇游嵩洛回汴京在三月底，不久东坡即离汴京往徐州任。《王直方诗话》谓“东坡与孙巨源同会于王晋卿花园中”但并未言那年那月，亦不能证明在熙宁十年，且根本未及此词。
况且王直方生于熙宁二年，熙宁十年尚为九岁之幼童，其说实得之于父老相传，不足凭信可知。至于刘《跋》乃因《西园雅集图》而联想到另一位“戚畹”即李端愿园，所记乃两“戚畹”事而非止于王诜西园。
如孙巨源事就发生在李园，根本与王诜西园无关，且在元丰二年而非熙宁十年。明陶宗仪《说郛》(四库本)曾纾《南游记旧》数则，其《词谶》则云:“李端愿，宫保文和长子。治园池，延宾客，不替父风。毎休沐，必置酒高会，延侍从馆阁，率以为例。至，人分寝阁，什物供帐，皆不移具。元丰中，会佳客坐中，忽学士将锁院，孙巨源适当制，颇快，不欲去。李饬侍妾取罗巾求长短句，巨源援笔欲书，从者告以将掩门矣。
草作数语云:‘城头尚有三冬鼓，何须抵死催人去。上马苦怱怱，琵琶曲未终。回头肠断处，却更廉纎雨。漫道玉为堂，玉堂今夜长。’李邦直在坐，颇以卒章非佳语，巨源是夕得疾于玉堂，后六日卒。”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三二转引《夷坚志》所载与《南游记旧》小异:“孙洙字巨源，元丰间为翰苑，名重一时。李端愿太尉，世戚里，折节交搢绅间。而孙往来尤数会。一日锁院，宣召者至其家，则已出数十辈踪迹之，得于李氏。时李新纳妾，能琵琶。孙饮不肯去，而迫于宣命，李不敢留，遂入院，几二鼓矣。草三制罢，复作长短句，寄恨恨之意。迟明，遣示李，其词曰:‘楼头尚有三通鼔，何须抵死催人去。上马苦匆匆，琵琶曲未终。回头凝望处，那更帘纎雨。漫道玉为堂，玉堂今夜长。’”《长编》卷二九八载:元丰二年“辛卯，翰林学士孙洙暴得风缓，不能朝，中使太医问疾相属。元绛罢，上意欲用洙，遣中使视之，知其疾不可为，乃用蔡确。
及卒，对辅臣叹惜之，常赙外赐钱五十万。”但李园雅会却并没有苏轼，这是无争的事实。也说明王诜西园雅会只有一次，而不是邹王所说的两次。又，李端愿之父是驸马，《长编》卷三 O 一说得很清楚:“李端愿，故献穆大长公主之子。”刘《跋》说“二驸马”则错了。
熙宁十年既无西园雅集，元祐二年的《西园雅集图》并无啭春莺，何以刘《跋》会提到她呢? 这得从《西园雅集图》在南宋初年有数种仿本说起。最初的《西园雅集图》出于李公麟之手是毫无疑义的，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即为明证。到了绍兴年间，高宗赵构为了替其父兄开脱罪责，将北宋亡国之罪全部推给王安石，曾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轼自然就成为膜拜的对象，于是皆师李伯时之名画师如赵伯驹(字千里)、刘松年(字荣祖)与僧梵隆(字茂宗)(三人皆绍兴淳熙间人，刘松年曾为画院待诏，高宗尤喜梵隆画)，纷纷仿作《西园雅集图》，啭春莺就是这时候才被被添进去的。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四库本)《题仇实父临〈西园雅集图〉后》云:“余尝见杨(士奇)东里先生所题《西园雅集图》，乃临李检法伯时，笔有崇山絶壑，云林泉石之致，与此《图》略不同。此图仅一古桧、一怪石、一立壁，捉笔书者为子瞻学士，从傍喜观者王晋卿，按卷对竚者蔡天启，倚树睨者李端叔。彼《图》则有张文潜，而无端叔。此《图》据方石画渊明《归去来辞》者即伯时，握麈尾观者苏子由，握蕉扇者黄鲁直，抚肩立者晁无咎，捉石者张文潜，按膝者郑靖老。彼《图》有端叔而无靖老，益以陈无己。若摘阮之陈碧虚，与听阮之秦少游，说法之圆通大士，与听法之刘巨济，题壁之米元章，与傍观之王仲至，则所同也。彼《图》有名姬二:曰云英、春莺，而此皆削之。杨先生又云:曾见刘松年临本，无文潜、端叔、无咎，噐物小异，而僧梵隆、赵千里亦尝摹之。
此《图》吾吴郡仇英实父临千里本也。余窃谓诸公踪迹，不恒聚大梁，其文雅风流之盛，未必尽在此一时。盖晋卿合其所与游长者而图之，诸公又各以其意而传写之，以故不无抵牾耳。实父视千里大有出蓝之妙。其运笔古雅，彷佛长康探微，元祐诸君子，人人有国士风，一展卷间，觉金谷富家儿形秽，因为之识尾。”这说明赵千里本无云英、春莺(当即啭春莺)而刘松年本则有之，也说明刘克庄所跋之《西园雅集图》乃刘松年本而非李公麟本。其实，刘克庄自己也说得十分清楚，“然比之龙眠墨本，居然有富贵态度”，不就是说他跋的《西园雅集图》不是李公麟原作么? 可孔《谱》与邹王本均谓“明董思白谓刘克庄所跋之《西园雅集图》，亦公麟作，乃作于诜园中。见《式古堂书画彚考》卷三十一。”
那么让我们看看董思白究竟是怎么说的。经查《式古堂书画彚考》(四库本)《宋李公麟西园雅集图》云:“昔李伯时《西园雅集图》有两本，一作于元丰间王晋卿都尉之第，一作于元祐初安定郡王赵徳麟之邸。余从长安买得团扇上者，米襄阳细楷极精，但不知何本，又别见仇英所摹文休承跋后者。”后注谓出自《容台集》。董其昌号思白，《容台集》就是他的诗文集。权威人物的记载当然不可忽视，可这位书画界的权威，其文史知识却少得如此可怜，他说的话我们能信么? 众所周知，元丰年间正是苏轼最倒霉的时期，根本不在朝而在野且为罪官，王诜也因受乌台诗案牵连而远贬，怎么会有西园雅集呢? 赵徳麟根本就不在米芾所《记》的人物之列，怎么就成了元祐初西园雅集的主人了呢? 况且在他“从长安买得团扇上”的那幅《西园雅集图》，“米襄阳细楷极精”，难道也不看看米襄阳所写的参加这次雅集的人名么? 足见名人之误人有过于常人者。
这里还有一个需深究的问题，就是啭春莺是怎么进入《西园雅集图》的? 最先记载啭春莺事的，应是宣和间人许顗(字彦周)的《彦周诗话》(四库本):“王晋卿得罪外谪，后房善歌者名啭春莺，乃东坡所见也，亦遂为密县马氏所得。后晋卿还朝寻访，微知之，作诗云:‘佳人巳属沙咤利，义士今无古押衙。’
仆在密县，与马缙辅游甚久，知之最详。缙辅在其兄处犹见之，国色也。《西清诗话》中载此事，云过颍昌见之，传误也。”于是到了南宋绍兴年间，既同情苏轼也同情王诜的画家，就将云英与啭春莺添入《图》中，代替了米芾《记》中的“女奴”二字。刘克庄不察事实真伪，也就在《跋》中说“未几而乌台鞫诗案矣，宾主俱谪，而啭春莺辈亦流落他人矣。”行文至此，可以了却《西园雅集图》原作与仿作及其流变的数百年公案。结论是清楚的，此词有题曰“佳人”，但此“佳人”与啭春莺毫无瓜葛。此词究竟应如何系年，固可以讨论，但绝不会在熙宁十年春三月。
三、《木兰花令》(高平四面开雄垒)编年刍议
苏轼《木兰花令》词云:高平四面开雄垒。三月风光初觉媚。园中桃李使君家，城上亭台游客醉。 歌翻杨柳金尊沸，飮散凭阑无限意。云深不见玉关遥，草细山重残照里。此词傅藻《东坡纪年录》与《总案》均失载，朱孝臧《彊邨丛书·东坡乐府》与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不编年。高平属泗州，必作于泗州无疑。考东坡平生凡十过泗，惟有元丰二年己末与元祐七年壬申自颍移扬是在三月。词云“三月风光初觉媚”，则惟己未与壬申过泗相合耳。拙著系于己未，邹王本据曹本系于壬申，究竟孰是孰非，兹补考之如次。
曹云“其中仅元祐七年壬申三月由颍移扬途中，十二日抵泗州之一次。故断定此词必系与前首减字木兰花‘春光亭下’同时所作。今从诗集及王案移编元祐七年壬申。”如此编年时令当然无误，但何以坡公谓“三月风光初觉媚”呢? 一般说来，三月不是“风光初觉媚”的时候，惟其在水旱相仍而逢雨或晴之后，始可谓“初觉媚”耳。考是年久旱不雨，《总案》即谓公“过濠、寿、楚、泗间，皆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民疾苦。……十二日抵泗州，以淮东西连岁不熟，雨泽衍期，祷于大圣普照王之塔，作祈雨文。”那么这次祈雨是否就应了呢? 恰好时任扬州通判晁补之的诗题为我们做了回答。《苏轼诗集》［10］(卷三十五)《次韵晁无咎学士相迎》诗查注:“《鸡肋集》题云:东坡先生移守广陵，以诗往迎，先生以淮南旱，书中教虎头祈雨法，始走诸祠，即得甘泽，以为贺。”晁诗中有句云:“随轩膏雨人所待，风伯何知亦前戒。”这就使“三月风光初觉媚”有了着落。
如此看来，曹说似有理，但词中何以谓“园中桃李使君家，城上亭台使君醉”，还无法解释，因为此此次过泗与泗守无交往踪迹可寻，时泗州守为谁，“使君家”是否有“城上亭台”，《总案》、孔《谱》均未记载。看来若系此词于元祐七年壬申，还是疑窦丛生。但若系于己未，则这些疑问都有了答案，试析之如次。
乙未三月初诰下，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军州事，三月十日抵南都，以病留半月，二十四日别南都，二十七日至灵璧，四月二十至湖州任。《总案》谓四月初至泗州，纯属臆断，无明文记载。窃以为三月二十七日作《灵璧张氏园记》后即行，因其在南都留半月，绝无在灵璧久留之理。灵璧属宿州，与泗州为邻郡，舟行一两日可达。是年二月离徐州前《答郡中同僚贺雨》诗有“水旱行十年，饥疫遍九土”之句，离泗过洪泽湖《舟中夜起》诗又有“微风萧萧吹菰蒲，开门看雨月满湖”之句(两诗均见《苏轼诗集》卷十八)。即久旱逢雨，正是“初觉媚”之时。在泗州踪迹亦可辨，有《书泗州孙景山西轩》、《过泗上喜见张嘉父二首》(两诗均见《苏轼诗集》卷十八)。泗守为谁? 张嘉父元丰八年始登第，显非泗守。孙景山名奕，《宋史》无传。明凌迪知撰《万姓统谱》(四库本)云:“孙奕，字景山，闽县人。登进士，历知南陵、海陵、呉县。吕诲知开封，荐知封丘县。及诲为御史中丞，遂荐为台推，迁监察御史。论新法，为邓绾所劾，出监陈州酒税。陈襄知杭州，辟为佥判。后襄在经筵，因荐之，曰‘士行着于乡闾，节义信于朋友，外虽淳朴，中实强敏。厯官所至，皆以善政闻，可为循良之吏。使当一路，岂不足以厚俗而安民哉!’元祐初，除福建转运使。”蔡襄《端明集》(四库本)《澶州通判国子博士孙奕刈到芟草四百万转运使乞酬奬与转官知通利军制》，陈襄《古灵集》(四库本)《尚书都官员外郎监泗州河南转般仓孙奕》制:“士行着于乡闾，节义信于朋友，外虽朴淳，而中实强敏英。奕所至，皆以善政闻，可谓循良之吏，使当一路，则可以厚风俗而安民矣。”苏辙《栾城集》［11］(卷九)有《次韵子瞻过淮见寄兼简孙奕职方三首》，职方，即职方员外郎，由都官员外郎转为职方员外郎也依制而迁，而职方员外郎也完全符合知州资历，说明东坡此次过泗孙奕为泗守。况且东坡离泗州《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其二“故人真吏隐”句注谓“指景山也”，可谓孙为泗守之明证，词中“园中桃李使君家”亦有着落矣。再看《苏轼诗集》卷十八写于己巳过泗州的《书泗州孙景山西轩》:“落日明孤塔，青山绕病身。知君向西望，不愧塔中人。”首句“孤塔”，王注次公曰:“僧伽塔也。”龚明之《中呉纪闻》卷五《寳严院》:“常熟海虞山有古刹，号寳严院。吴越钱王之子祝髪于此，太宗尝赐御书‘急就章’、‘逍遥咏’及‘圣惠方’于寺中，有浮屠七级，极壮丽。吴人相传，自京师来泗州，僧伽塔为第一，此为第二，至今尚在。”此诗不正是“园中桃李使君家，城上亭台使君醉”的注脚么? 则此词系于元丰二年己未(1079)，当不谬。
四、《减字木兰花》(春光亭下)编年刍议
东坡《减字木兰花》词云:春光亭下。流水如今何在也。岁月如梭。白首相看拟奈何。 故人重见。世事年来千万万。官况阑珊。惭愧青松守岁寒。
关于此词编年，邹王本云:“曹本编在元祐七年壬申(1092)三月，苏轼自颍州府扬州任所，途中抵泗州，赵昶自海州来迎时所作。石唐本编元丰八年六月起知登州，十月过海州涟水，送赵令晦之作。薛本云:自杭还朝过高邮，赵晦之为高邮令，词当作于是时。刘崇德《苏词编年考》云:‘此词题‘赵令’下傅本有“晦之”二字，而曾本、元本、毛本俱无。恐傅本因另一首《减字木兰花·送东武令赵晦之》而误增。
此处之“赵令”当指赵成伯，因其曾任眉州丹棱令，故有是称。’吴雪涛《苏词编年考辨两则》编熙宁八年冬季。孔《谱》则编熙宁半年十一月。二人均谓‘赵令’为赵晦之，而非赵成伯。其说近是。按赵成伯名庾，熙宁八年冬初代刘庭式倅密州。果如刘崇德所说此词是写给赵成伯的，则当用‘赠’而不是‘送’，因为‘送’多指‘送别’‘送行’，这与赵成伯在密州形迹不符。……此外，曹本、石唐本、薛本所说，不论在泗州、涟水或高邮，赵晦之均为地主，苏轼是过客。则赵晦之应尽地主之谊送苏轼，而不应由苏轼送赵晦之。”“综上所述，此词应定为熙宁八年冬在密州送赵晦之罢诸城令归海州作。”
邹王本驳众说均有理，独挺孔说似尚有可议处。因为编于熙宁八年十一月，无论如何也难与词义符契。为便于讨论，无妨与题为“送东武令赵昶失官归海州”一首对看:“贤哉令尹。三仕三已无喜愠。我独何人。犹把虚名玷缙绅。不如归去。二顷良田无觅处。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全词充满了对赵昶失官的同情与依依惜别之意。此首却既无对其失官的同情，也无别意，相反，却完全是久别重逢后的口气。所谓“岁月如梭。白首相看拟奈何。故人重见。世事年来千千万。”以现有资料观之，苏轼与赵昶是在密州相识又相别的，与此数句根本无法接榫。词中所表现的感情，只有双方都在经历了一番坎坷磨难之后才有的。如此断不谬，仍以拙著编于元祐六年辛未(1091)自杭还朝四月过高邮时为宜。惟拙著在考证中，拘于词题“送赵令晦之”，错断赵晦之为高邮令。今查清尹继善修《江南通志》(四库本)有一条记载:“四达斋，在髙邮州旧治内，宋郡守赵晦之建，苏轼为之铭。”此记虽无出处，却对我们有极大的启发。因为宋时高邮并非县而系军，《宋史·地理四》说得十分清楚:“高邮军，同下州，高沙，军事。
开宝四年以扬州高邮县为军，熙宁五年废为县，隶扬州。元祐元年复为军，建炎四年升承州，割泰州兴化县来属。”既如此，赵晦之就不是县令而是郡守了。况且赵晦之自密州失官后，又于元丰三年庚申复官知滕州，元丰八年乙丑移知涟水军，至元祐六年辛未移知高邮。即使自元丰三年庚申复官算起，至元祐六年辛未已十二年，却仍然是知州资序，“官况阑珊”可知。苏轼在其《四达斋铭·引》中已明谓“高邮使君赵晦之”，但拙著为附会题中“赵令”之“令”字，对使君作了曲解，谓“使君，当取奉使之官意，非太守之谓。”如删去此数句曲解，当初考证大体不差。只不过题中之“送赵令”应为“赠赵守”之误。补正如此，质之方家，未知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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