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1]其与元稹唱和，号曰“元白”.白诗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这些在他的题画诗中就有体现。
他的题画诗最突出的特色是对个人写真的题咏，有5首自题写真诗。这些诗并未对画面内容作任何描述，更不从论画赏画角度去发表艺术见解，而只是睹画引起某种感触，或感时光之流逝，或叹功名之未就，表现出时间及生命的自觉与反省意识。所以他的自题写真诗，是对人生的阶段性总结，是借题画抒发人生感概。由于这些自题写真诗作于不同人生阶段，所以从中可以理出诗人的情感走向及变化过程。先看第一首《自题写真》：我貌不自识，李放写我真。静观神与骨，合是山中人。蒲柳质易朽，麋鹿心难驯。何事赤墀上，五年为侍臣。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惟非贵相，但恐生祸因。宜当早罢去，收取云泉身。
此诗作于元和五年（810），诗人三十九岁之时。诗人时为翰林学士，目睹朝政之黑暗，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恐怕遭受迫害，故产生退隐之想。诗中以“蒲柳”、“麋鹿”自喻，写自己质性低贱，野性难驯，不适合做侍臣。且自己刚直的性格也难与世俗官员同流合污。此诗虽写隐退之思，但当时诗人的主导思想还是“兼济”的，因朝政之黑暗及从个人安危考虑才生此想法的。所以元和十二年（817），诗人四十六岁时，又题此画，作《题旧写真图》，表白了不同的心迹： 我昔三十六，写貌在丹青。我今四十六，衰悴卧江城。岂比十年老，曾与众苦并。一照旧图画，无复昔仪形。形影默相顾，如弟对老兄。况使他人见，能不昧平生。羲和鞭日走，不为我少停。形骸属日月，老去何足惊。所恨凌烟阁，不得画功名。
此诗作于诗人在江州司马任上之时。诗人面对旧写真，产生了时光流逝、人非如昨之感，渗透深沉的哀思愁苦之情。然而老去并不足惜，可恨的是不能为国建功立业，故画像不能入于凌烟阁。
诗人虽在贬谪中，而仍怀建功立业之志，可见其“兼济”思想之深。
又过十年（827），诗人五十六岁时，睹此旧写真，作了《感旧写真》：李放写我真，写来二十载。莫问真如何，画亦销光彩。朱颜与玄鬓，日夜改复改。无嗟貌遽非，耳喜身犹在。
诗人面对二十年前（807）的个人写真，产生了时光飞逝、朱颜不再的感叹。此时诗人已经历了复杂的政治斗争，到了晚年，消极的思想抬头了，“凌烟”、“麒麟”的壮志也渐渐隐退了。诗人感到只要还活着就是可喜的事了。
会昌二年（842），白居易七十一岁时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诗人又写真于香山寺藏经堂，因观画抚今追昔，生发感慨，作了《香山居士写真诗》：昔作少学士，因形入集贤。今为老居士，写貌寄香山。鹤毳变玄发，鸡肤换朱颜。前形与后貌，相去三十年。勿叹韶华子，俄成皤叟仙。请看东海水，亦变作桑田。
此诗前亦有一序，交代创作缘由。诗追忆从三十七岁身为翰林学士到七十一岁的容颜衰变，叹世事变化之速，满含伤老之情。此时诗人已皈心佛教，而无“兼济”之心了。
白居易以自题写真寄寓人生感慨之情，从诗中可以触到诗人的情感历程。
他的自题写真诗丰富了唐代题画诗的表现范围，开拓了题画诗的现实功能，其语言的通俗，情感的真挚也为题画诗开出异样风格。
此外，白居易还有旨在讽谕的题画诗创作，这类诗与其关注现实，干预政治，强调劝诫、讽刺的诗歌主张是一致的，如他的《八骏图》就是针对唐宪宗好狩猎的情况，托古讽今，以达进谏目的的。《题海图屏风》则借鳌鲸兴风作浪，致使江汉水无法朝宗，以喻幸臣弄权，阻碍自己面谏。从总体上看，白居易的题画诗多注重诗的现实功能，发挥诗的干预现实生活的作用，这类诗其意不在赏画，而在寄意。不过他有时也写出具有审美情趣的题画诗作来，如着名的《画竹歌》便是一例。《画木莲花图寄元郎中》也是此类诗作，诗人以木莲花图寄给好友元稹，寄托美好而深厚的情感。此诗为七言绝句，体制短小，通俗灵巧，其诗为：花房腻似红莲朵，艳色鲜如紫牡丹。唯有诗人能解爱，丹青写出与君看。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304.
[2]孔寿山。唐朝题画诗注[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247-252;2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