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作为汉之一代文学，没有随着汉王朝的消失而式微，而是始终绚丽夺目地开放在中国文学的园囿。与其他文学体式一样，赋反映着时代变迁、世俗人情。因此，通过纵向考察历代赋作，可以勾勒出某些文化现象的发生发展脉络。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奇葩，作为古代人民维护健康的重要手段，它存在的历史非常久远，上古神话、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先秦诸子文学等各类早期典籍都有关于中医的记载。相对晚起的赋体文学虽然对中医的描写和记录远不如都市、音乐、美人、情爱等主题那么频繁、普遍，但是其中却不乏有价值有特色、值得关注的内容，譬如对“言医”这一独特的医者形象的叙写就是其中之一。“言医”，顾名思义，就是以言语治病的医者。纵观产生于不同时代的四篇赋作《晏子春秋·景公有疾》、汉代枚乘《七发》、唐代李华《言医》、明代黄省曾《射病赋》，我们就会发现“，说病”这一中医独特的治疗方法早在先秦时期就已产生，那时就有了像晏子这样的“言医”。到了唐代，李华在他的赋作《言医》中正式提出了“言医”这一名称。“言医”是中国心理医生的雏形。因此，从中医学史方面来说，我们应该重视这一文学形象。从文学史方面看，“言医”这一形象在赋中的频繁出现，体现了医与赋之间的一种内在联系，这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言医”的来历及赋作中的言医形象
“言医”这一名称首见于唐代李华赋作《言医》。此赋写秦国名医医和不发药石，仅仅通过言谈就治好了晋侯疾病，并终止了秦晋之间即将爆发的一场大战。这是一个基于历史真实而虚构的故事。《左传·鲁昭公元年》记载，晋平公有疾，向秦国求医，秦景公派医和前往。医和为晋平公诊断后，认为晋平公得病于过度沉溺女色，已不可治，并由此预言晋国将灭亡。李华《言医》借用了这一历史故事的基本框架，但内容大部分与《左传》不同。《言医》中，晋侯得病缘于他的贪婪。而医和前往晋国不仅仅是以医生的身份，同时还是秦国的使节，肩负着秦伯托付的终止秦晋之战的重任。医和到了晋国，晋国君臣为了表示对他的重视，同时也为了炫耀晋国的富裕，不仅准备了丰富精美的饮食，而且在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宫殿中接待他。医和却借此发挥，以楚比晋，说明君王的奢侈和贪得无厌不但给老百姓带来沉重负担，严重时还会危及国家存亡。医和这一番话正中晋侯的病因，当说到“楚王甚泰而楚人甚病，申叔请老而不与政”时“，晋侯舒气而伸干”。医和再进一步：“若张而无厌，则不可为也。”这时晋侯色生力起，斥责御者赶紧撤去膳羞，然后向医和请罪：“先生终说寡人病，幸闻矣。”最后医和警示晋侯，楚国恃其富强，因侈生欲，妄图入侵秦国。但因秦伯爱护百姓，所以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争先恐后上战场杀敌保国，楚国人闻讯撤退，“君臣震伏而受职于秦”。晋侯听到这儿，“恍以楚事而照于晋，遂辍谋秦”。
医和在治愈晋侯疾病的同时，圆满完成秦伯交给的任务。从此，大国修好，小国来朝，天下皆服于秦。
通观《言医》我们会发现，晋侯之病，不在其他，而是心理负担过重导致。大战在即，胜负难料，作为故意挑起战争一方的一国之君难免患得患失，精神高度紧张，内心焦虑。此时得病，心理因素是主要诱因。而晋国发动战争的目的不外乎为了扩张土地，争夺人口，增加权势，称霸诸侯，满足君王的一己私欲。医和正是号准了此“脉”，所以不用针石药剂，只以言语为灵丹妙药，就解开了晋侯心结，不但使其病愈，而且消弭了一场大战，避免了生灵涂炭。整篇赋围绕医和的言谈及言谈过程中晋侯病情的变化展开，充分表现了言语的威力，突出了言医的神奇高妙和与众不同。医和“以词痊晋”，故得到一个特殊的称呼“言医”。
“言医”一词在唐代才产生，但是这一文学形象却可以上溯至先秦。较早涉及“言医”的赋作是俗赋《晏子春秋·景公有疾》。赵逵夫先生说：“俗赋同俳优的活动有很大关系。齐人淳于髡搜编有关晏婴的文献与传说故事而成的《晏子春秋》一书中，就有些类似于俗赋的东西，虽然不像西汉时的《神乌赋》、敦煌考古发现的《燕子赋》那样有生动的情节，但语言通俗，多为四言句，风格诙谐，用对话体，已具备俗赋的基本特征。”
《景公有疾》说齐景公患病，久而不愈。佞臣梁丘据等人借机进谗言说是祝、史之官向神灵祷告不力所致，应该把他们杀掉谢罪。景公把这一番话告诉晏子，晏子听后对齐景公说治国获得民众的支持比遇事向神灵祷告灵验得多。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祝、史与焉”。
而无德淫君“不思谤 ，不惮鬼神，神怒民痛，无悛于心。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盖失数美，是矫诬也。进退无辞，则虚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祝、史与焉。所以夭昏孤疾者，为暴君使也，其言僭 于鬼神”。接着晏子告诉齐景公，要想得到神灵的保佑，就必须施德于民众，赢得他们的支持。在晏子一番至情至理的开导劝说下，景公改变治国之策，毁关去禁，薄敛轻税，不久“公疾愈”。历史上，晏子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家，在这篇赋中则成为“言医”的先行者。
说“言医”，就一定绕不开汉代枚乘的《七发》。《七发》在汉赋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骚体赋向汉大赋的转变。而就“言医”类赋作而言，它直接启发了其后李华的《言医》及明代黄省曾的《射病赋》。《七发》塑造的吴客虽没有言医之名，却奠定了“言医”这一文学形象的基础。楚太子疾病缠身，吴客前去探望，同时还抱着帮助楚太子解除病痛的目的。因为他了解楚太子疾病产生的原因：骄奢的生活导致精神涣散，进而影响到肉体。这种精神疾病靠针石药剂无法治愈，关键是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振作精神，解开病人的心理困惑。
所以吴客见到楚太子首先呈明他的见解“：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
这正是言医的特点。接着吴客从贵族通常比较感兴趣的音乐说起，先后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饮食、田猎、观潮等活动，但这些寻常的娱乐方式已不足以刺激骄奢过度的楚太子，因而起不到振奋精神的作用。直到吴客要给他讲要言妙道，吴太子 然汗出，精神焕发，恢复了健康。比起《景公有疾》中的晏子，吴客这一言医形象更加生动丰满。
明代黄省曾的《射病赋》以神医扁鹊给晋昭公治病影射明代政治存在的诸多问题，通篇采用比喻，文笔辛辣犀利，讽刺意味浓郁。此赋表面写扁鹊为晋昭公治病,实际是作者为自己生活的明代社会“把脉”。晋昭公身体上的疾病就是作者看到的社会问题，如“政如束湿，科以箕敛，深刑刻罚，税及鸡犬”，“贪臣播虐，豪门煽毒，空夫包怒，子妇吞哭”等。晋昭公听了扁鹊的“诊断”后明白了病之所在：“寡人所苦，一如先生所言，天苟不弃，寡人得从先生以治，南面有日矣。”
最后扁鹊开出重用贤臣、关注民生的“药方”。扁鹊的“治病”方法与《景公有疾》中的晏子、《七发》中的吴客、《言医》中的医和相似，依然是用言语而非针石药剂治病，所以也是一个“言医”的形象。只是这个言医已被完全虚拟化，比喻色彩更加浓厚。
二、言医赋作的特点：以理身喻理国
当我们对《景公有疾》等四篇言医赋作做整体考察时，会发现它们具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特点：以理身喻理国，理身背后隐藏理国思想。先秦俗赋《景公有疾》自不必说，文中晏子所言句句关涉治国。枚乘《七发》在告诫膏粱子弟不能沉溺于奢华享受的背后，还隐含着作者对时局的担忧，对吴王刘濞的规劝。据赵逵夫先生考证“，《七发》作为一篇具有一定创作意图的完整赋作，是完成于吴王濞初生怨恨之情、欲图不轨之后的几年之中。大约在汉文帝中期”。
《汉书·邹阳传》说“：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久之，吴王以太子事怨望，称疾不朝，阴有邪谋。”枚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成了《七发》，用以劝说吴王守君臣之礼，不要积恶成祸。“作者（即枚乘）一则要吴王濞顺天委命，保其福寿；二则要借此话题，当面陈述关系到吴王身家性命的大道理。”
而所谓“关系到吴王身家性命的大道理”，即劝诫吴王不要谋反。所以，《七发》一文在理身背后的理国意图非常清楚。
《言医》的作者李华经历过安史之乱，并深受其害，因而反战是其作品的主题之一。他的代表作《吊古战场文》就是以唐代天宝年间唐军为出兵南诏大规模征军、给百姓生活带来巨大困扰为背景，通过对古战场遗留场景的生动描写，揭露了战争的残酷，鲜明直接地表现了他反对战争的态度。《言医》则是李华另一篇反战力作，它借助医和为晋侯治病而消除秦晋之战这样的一个虚构故事，间接含蓄地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李华对秦伯和医和的赞美是对所有反战君臣的赞美。在这篇赋中，李华一方面认为君王不应把自己的私利、私念建立在百姓的痛苦之上，这是引发战争的根源。另一方面提出，战争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妥当的外交和谈可以为冲突双方赢得最大利益。这是非常超前的治国理念。李华在《国之兴亡解》中说“：为国者同于理身，身或不和则药石之针灸之。”
可见李华本来就有把理国与理身联系在一起、以理身喻理国的思想。这也进一步证明他的《言医》不是单纯地就医说医，而是以医说国、以医喻国。
黄省曾是明代著名作家，一生著述颇丰。他的赋作受明代小品文影响，多针砭时事，讽刺揭露政治。《射病赋》直指明代社会弊端的旨意非常明显。扁鹊为晋昭公治病只不过是作者所借助的一个写作手段，文章真正的目的是批判明末官场黑暗、统治者穷奢极欲，置百姓于不顾的社会现实。作者用“虫蚀“”痞膈”“筋瘛”等九种疾病分别喻指明代社会存在的问题，把晚明比喻成一个病入膏肓者，并借扁鹊之口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谴责，表达自己的愤怒与失望。但在赋作末尾，作者通过扁鹊之口说：“征五臣于虞廷，借九人于周室，寄以调燮，委之融和，庶几可瘥也。”这实际是黄省曾对统治者寄予的一线希望：重用贤臣，调和社会。《射病赋》通篇看似在说治病理身，实则落笔于救治社会。
言医赋用理身喻理国表现了古代士人把个体修养与治国平天下合二为一的思想，以及赋作为一种文体在形成过程中对先秦散文的继承和发展。《礼记·大学》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修身是治国的根本，一个人修好身才能治好家、国。这里的修身虽然主要指思想品性的修养，但是精神必须依附于肉体，就仿佛心与身不能截然分开。因此“修身”在后来的发展中渐渐就有了精神与肉体双修的含义。与此相似的是《吕氏春秋·执一》篇中楚王与詹何的一段对话。楚王问詹何如何治国，詹何回答：“何闻为身，不闻为国。”因为“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同书《审分》篇更是明确提出“：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高诱注曰：“身治则国治，故曰一理之术也。”
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人们谈论治国常常从治身切入。而治身，就肉体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健康无病。但是现实却是人吃五谷杂粮，经受风吹日晒雨淋，不可能不生病。有病就要求医。古人喜欢类比，在他们看来医生治病就仿佛君臣治国，所以先秦典籍中以治病喻治国的论述俯拾皆是。前文所及《左传》记载医和为晋平公治病一事中，医和同时预言晋国的良臣将要死去，晋国要灭亡。晋国佞臣赵文子就此发问：医生还要管国家之事吗?医和回答：“上医医国，其次医人。”这句话后来成为医与国密切关系的一句至理名言。《战国策·秦策二·医扁鹊见秦武王》中，秦武王请扁鹊看病，却又听信不懂医的大臣之言。扁鹊于是怒而投石，斥责秦武王：“君与知之者谋之，而与不知者败之。使此知秦国之政也，则君一举而亡国矣。”
作为医者的扁鹊很自然地把治病和治国联系起来，由秦武王对待医生的态度看出他在治国上的缺陷。这些事例都说明中医在其发展的早期就是既关注治病也关注治国，这使得文学作品中以治病喻治国非常普遍。《韩非子·喻老》用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来说明治国要由小见大，灭祸患于萌芽。郑国大臣叔赡、虞国宫之奇正因为做到了这一点，故而被称为郑、虞之扁鹊。这是非常典型的以理身喻理国，以良医喻贤臣。可见，以身喻国，以理身喻理国，早在赋正式形成之前已普遍存在，甚至成为先秦时期士人游说、论说的一种常见方式。而汉赋的形成，先秦散文是关键要素之一，因此这种言说方式也就被赋所吸收、发扬，从而成就了赋作中以理身喻理国的言医这一文学形象。
三、言医形象与赋体文学的关系
“言医”屡屡见于赋作并非偶然，它既是中医与中国古代文学密切联系的一个表现，也是言医独特之处与赋体文学特点完美结合的必然结果。
赋体文学以虚设的主客问答为典型结构方式，而言医治病的主要途径又是言谈，前者正为后者提供了施展身手的平台，这是赋作中多“言医”形象的首要原因。本文所涉及的四篇赋作均使用了主客问答方式，除《晏子春秋·景公有疾》之外，其他三篇情节都依据历史虚设主客问答。而《景公有疾》与《左传》对同一事件的记述相比，多了一句“公疾愈”。虽然只三个字，却表现了赋与史的不同，凸显了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可以虚构的特点。
另外，赋体文学所具有的讽谏传统与中国古代医者理身兼理国的职业特点关联，这是赋作中多“言医”形象的第二个原因。枚乘《七发》中，作者用大量笔墨描写音乐美食田猎，最后了了几笔以要言妙道结尾。但这了了几笔却正是作者写作目的所在。可见，赋表现了文人兼济天下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文人的理国思想。这与古代医生以治病理身为天职却兼顾理国相似。医与赋于是有了第二个契合点。
言医与赋的结合还体现了古人迂回含蓄的言谈技巧和中国文学以含蓄为美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说：“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就”是文章含蓄的言外之旨。刘勰认为“若篇中无隐，等宿儒之无学，或一叩而语穷”。而有了“隐”，就可以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无厌”。可见中国文学对含蓄的重视。那么，怎么实现含蓄?比是最重要的手段。齐人用“海大鱼”谏止靖国君城薛，淳于髡用“大鸟三年不飞不鸣”警示沉溺于酒色的齐威王，都是精彩的用比例子。李华的《言医》和黄省曾的《射病赋》正是继承了古人好用比、善用比的传统，以理身喻理国，言在此而意在彼，表现了文学作品的含蓄之美，展示了比在赋体文学中的作用。
在劝百讽一的散体大赋中，赋的修辞手法是保证赋体文学含蓄的另一途径。假如说“讽一”是作者的写作目的所在，那么前面长篇大论的“劝百”就是引子，是为了吸引读者关注，提起读者兴趣，为后面的“讽一”做铺垫，使它不过于突兀，易于为读者接受。《七发》中，吴客一开始就点明太子的病只能用要言妙道治疗，但接下来却把要言妙道弃之一边，说了音乐说美食，说了美食说观涛，似乎把要言妙道彻底忘了，直至结尾，这时楚太子在吴客逐步的启发引导下精神好转，接受要言妙道的氛围和条件已酝酿成熟，吴客这才说出他真正要说的内容。虽然只是了了数语，却取得了显著效果，达到了治疗目的。以上四篇塑造“言医”形象的赋作正是通过比或赋的手法巧妙地实现了作者的写作目的，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含蓄之美。
历代赋作对言医的描写不但让我们看到了赋与中医文化的完美融合，而且让我们领略到了中医文化的深厚、赋体文学的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