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简称为5W模式。5W分别为Who(传播主体),What(传播内容),To Whom(传播受众),In Which Channel(传播渠道)以及WithWhat Effect(传播效果)。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过程也正是这一模式的体现。本文将从传播学角度出发,结合传播过程中的五种基本要素,探究在传播过程中曹植地位高于曹丕的原因。
一、曹植、曹丕文学地位之高低
在建安时代文人的高歌声中,曹丕与曹植两兄弟的吟唱无疑最引人注目,二人生前各自文学成就斐然,但自汉魏以来,二人不再并驾齐驱,曹植的才气文名和文学地位一直居于其兄曹丕之上,抑丕扬植的倾向,在整个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过程中占据着主 导 地 位。 皎 然 认 为:“邺 中 七 子,陈 王 最高。”
钟嵘《诗品·序》认为曹植之作位于上品,而曹丕之作则位于中品。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对曹植及其作品进行了大量评述,盛赞曹植在五言诗坛上如纵马奔驰,对曹植杰出的创作才能和文学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曹植其文是群才之俊。
傅玄的《七谟序》中提及了包括曹植、王粲等人在内的诸多建安作家,却唯独没有提及曹丕。唐之前古诗最重要的选本为清人沈德潜选编的《古诗源》,其中收录了曹植的作品29篇,曹丕的作品却仅仅只收录了7篇。
事实上,曹丕与曹植两人各有所长,皆负盛名。《三国 志》言 曹丕:“天资文藻,下 笔 成 章,才 艺 兼该。”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赞赏曹丕,认为“子桓精思逸韵,岂子建所能压倒”。作为建安文坛的一名标志性人物,曹丕的文学成就不可低估。
在所有的建安作家中,曹丕的作品数量仅次于其弟曹植。其留下的赋30余篇,诗40余首,长短文也超过140篇。其《燕歌行》的创作,确立了七言诗的正统地位,其《典论·论文》标志着我国文艺理论的真正独立。曹丕更明确提出“诗赋欲丽”的诗歌美学观念,标志着统治先秦两汉漫长历史时期的“诗言志”文艺观的终结,代表了魏晋以来文学的觉醒。曹丕在邺下文学活动中所发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可以说,无论是在辞赋、诗歌创作,还是在文学专论、文学整理方面,曹丕都有着杰出的成就。但魏晋以后,曹植的名气愈盛,曹丕的文学成就则日渐被人忽略,世人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曹丕的政治才能上。
细细分析兄弟二人文学地位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笔者发现,在其文学作品从创作到传播,再到最后被受众接受的这一过程中,除了兄弟二人难以比较的文学才能之外,传播过程的五要素,即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受众、传播渠道以及传播效果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曹植、曹丕文学地位的高低与其密不可分。
二、传播过程对曹植、曹丕文学地位高低的影响
传播效果的好坏,会受 到 传播主体的影 响。
1947年,卢因提出了把关人的概念,认为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着许多把关人,只有符合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够被传播。选集是文人作品传播的一个重要平台,选集的编者充当着把关人的角色。南朝萧统主编的《文选》,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散文总集,收录曹植作品39篇,而曹丕作品仅收录7篇。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汇集了众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优秀作品,其中收录了曹植作品10篇,曹丕作品4篇。这充分反映了文论家作为把关人的审美风味和价值标准。由于受众相信这些把关人的鉴赏水平和甄别能力,被把关人筛选之后传播的信息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同时,许多文学研究者对曹植作品的汇编和考证,如李善注《洛神赋》、朱绪曾的《曹集考异》、赵幼文的《曹植集校注》、张可礼的《建安文学论稿》等,都是对曹植作品的考证。这不但扩大了曹植作品的影响力,更有利于曹植作品的下一步传播。而曹丕的作品在这一方面却难以望其项背。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研究中,有关曹丕的研究寥寥无几,直至建国后,才出现了第一部真正研究曹丕的专着———章建新的《曹丕》。
研究传播内容就是要追问传播主体向传播受众传递的讯息是什么,什么样的讯息能够受到受众的欢迎。在这一方面,曹植作品的内容更加迎合了受众的审美需要和心理需求。曹植的作品,气势宏大,如“天地无终极”、“飞观百余尺”、“明月照高楼”等诗句中,天地、百尺、高楼等意象,都给予读者磅礴阔大、雄壮豪迈的审美体验。同时,曹植一部分作品以女性为创作题材,一往情深,温柔缱绻。《洛神赋》将洛神幻化成为真善美的象征,《美女篇》将美女外在的优美艳丽和内在的娴淡雅静表现得意味无穷。古往今来,受众对于美都有不懈地追求,曹植作品的内容,更符合受众的心理和审美需求。除了壮美和优美的审美体验,曹植作品中的悲愤诗也同样能够引起受众的共鸣。《吁嗟篇》中的飞蓬正是曹植自己飘荡无依生活的象征,《感节赋》中“亮无志不从,哀余身之无翼”,将其内心惆怅忧愤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自古以来,士人怀才不遇、壮志难舒后所迸发出来的悲愤,往往最容易触动受众的内心。相较于曹植,受众对曹丕的作品就缺乏强烈的认同感。尽管他的《典论》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艺理论专着,推动了后世文学批评的发展,但是《典论》的主要内容是阐述自己的文艺批评理论,仅仅局限在文学批评者或者研究者范围,无法引起广大受众的共鸣。
文学作品的传播最终要落实到受众身上,只有受众接受,才能实现作品的价值。受众在接受曹植及曹丕的文学作品时,除了关注其作品本身,也会不自觉地关注其作品之外的因素,如作者的身世遭遇。
曹植同曹丕一样,生于王侯之家,曾经是风流自赏的翩翩佳公子,后来却成为衣食不济的落魄之人。古往今来,世人都偏向同情弱者及失败者,受众对曹植的悲惨遭遇抱有深厚的同情和怜惜。这种感情,潜移默化地使受众的情感倾向转移到曹植和曹植的作品上,因而产生了抑丕扬植的现象,正如刘勰所言:“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宜价。”
相较于曹植,受众往往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曹丕的性格上。
《世说新语》中共有十则故事涉及到曹丕,但全部都是反面评价,用事例将曹丕塑造成了一个凶狠残暴、刻薄寡恩的滑稽之徒。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云:“子建人品端正,志向深远,而文帝性残刻,子建遭其残谤而多哀惧。”
古代文学的传播渠道主要为两种:书面传播和口头传播。曹植的文学作品在这两种方式上的传播力度,都要优于曹丕。书面传播包括文本、书画等,其中文本传播是文人作品得以流传的重要方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我们可以看到《曹植集》的原型南宋嘉定六年本《曹子建集》。现存的《曹植集》有北宋开宝七年刊本、明正德年间舒贞刻本《陈思王集》、明嘉靖年间郭云鹏刻本《曹子建集》等。而今日所见的曹丕的文集则寥寥无几,仅有明代《汉魏六朝名家选》中所收录的《魏文帝集》、严可均《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所收录的其作品等。除此之外,曹植的作品在书画方面较曹丕更有传播优势。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祝枝山的《草书曹植诗卷》、东晋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都成为中国书画史上的瑰宝。受众在欣赏这些作品时,自然就认识并接受了曹植的作品。而曹丕作品传播的情况则不容乐观,几乎没有书画家对曹丕的作品做全新的演绎。另外,口头传播是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传播方式,“通俗演义一种,尤便于下里之耳目”,指的就是口头传播不尽的生命力。《古本戏曲剧目提要》中有多篇投射曹植其人其作的剧目,而曹丕无一,这大大降低了受众对曹丕文学作品的接触率和接受度。明杂剧《陈思王悲生洛水》、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洛神》、越剧名家赵志刚的《曹植与甄洛》都为广大受众所喜爱。如此一来,曹植的文学作品被这种口头传播的方式延伸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0年,着名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舆论领袖的概念。舆论领袖是传播效果研究中的重要环节。舆论领袖是传播受众的一部分,同时又影响着其他受众,为其他受众提供指导性建议。因此,舆论领袖的意见在传播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钟嵘在《诗品·序》中称赞曹植为“建安之杰”,评价曹丕则曰“鄙质如偶语”。李白言“子建为建安之雄才,惟堪捧驾”。欧阳修在《书梅圣俞诗稿后》中写道:“盖诗者,汉之苏、李,魏之曹、刘也。”传播受众最为熟知的便是谢灵运的“魏晋以来,天下之才学共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占一斗,天下共分一斗”。鲁迅更是充分肯定了曹植的文学成就和地位,认为曹植的文章足以“傲视文坛,陵轹父兄,对建安文学的发展有着杰出的贡献”。这些名家就是传播学中的舆论领袖,他们的意见直接影响着其他受众的态度。相比之下,赞赏曹丕的舆论领袖明显少于曹植,尽管明代王世贞认为“子建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郭沫若也曾写过《论曹植》一文来为曹丕平反,以表达自己扬丕抑植的态度,但毕竟势单力薄,没有引起大的反响。曹丕缺少舆论领袖的支持和赞誉,自然其文学地位要低于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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