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分期是考察文学发展进程中某一阶段性特征的必要前提，其具体划分往往受到不同时代主流文学观念的影响，文体演变、政治变革、人性发展都可能成为分期依据，由此造成文学史分期的不确定性，给准确把握时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与客观评价具体阶段的文学成就造成困难。在文学史分期上，不提倡千古一律，但鼓励阶段时期内文学史分期的相对一致性，避免因时间跨度不同造成的学术逻辑混乱。明代文学的分期问题表现尤为突出，历史上二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法各行其说，徐朔方、章培恒、李庆、左东岭等一批明代文学研究专家都为此做出过努力，〔1〕但至今仍未形成共识，不利于当前的明代文学研究。去年雷磊发表《明代文学分期术语“盛明”辨义》一文，有意将明代文学分成初明、盛明、晚明三大时期;〔2〕余来明发表《明诗“盛于国初”辨》一文，重论元明易代文人与作品的归属问题，〔3〕两论都极具启发意义。本文在此基础上，重新探讨明初文学的历史分期和时代价值，以就教于同行。
一、明初文学的时间跨度
“明初”这一文学分期术语，常见于各种文学史教材，但都没有明确指明所含时间段。与之相关的术语有“国初”、“初明”、“明前期”、“元末明初”等等，各自涵盖的时间跨度也不尽相同。称“国初”者，如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刘辰《国初事迹》，考其所记史实为元至正、明洪武两朝，与“元末明初”所指时间段大体重合，但更偏向于洪武朝。“明前期”为建国后出版的文学史通用，与“明中期”、“明末( 晚明) ”构成三分法，是最流行的明代文学分期法，主要指洪武至成化时期，不存争议。在时间跨度上，它将“明初”涵盖其间，“明初”是“明前期”的前段部分。“初明”是套用高棅“四唐分期说”的产物，与“盛明”相对，古已有之，但并不多见。今人李圣华着《初明诗歌研究》，其“初明”时段为洪武至宣德朝，比“国初”范围大，又比“明中期”范围小，介于二者之间，书中还多次提及“明初”概念，显然两者不相一致，“明初”分期术语的时间跨度值得深究。
传统文论中，诗歌在各体文学中的地位最高，古人的文学分期观念往往以诗歌的兴盛衰亡为依据，如“四唐分期说”。明代文学的分期也多以诗歌发展脉络为参考，徐泰《诗谈》云: “我朝诗莫盛于国初，莫衰宣、正间。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复继之，自是作者森起，虽格调不同，于今为烈。”
〔4〕徐泰生活在弘治、正德时期，他分此前明诗的演进轨迹为国初、宣正、弘治三大阶段，启发了后人分期明代文学“国初”以永乐为限，“中期”以弘治为始的做法。清初钱谦益依据诗歌的演变轨迹编选《列朝诗集》，书中主体部分甲、乙、丙、丁四集的划分正好对应洪武、永乐、弘治、嘉靖四朝，由此将明诗分成五大发展时期。在此基础上，《明史·文苑传》云: “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着。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永、宣以还，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迨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曾，诗仿初唐。……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见者，其源流大抵如此。”
〔5〕此分期依据由单纯的诗歌扩大至诗文领域，是明显的进步，形成的明代文学五段分期法多为后世文学史编者采纳，“明初”这一分期术语被广泛接受。
《明史·文苑传》中的明代文学五段分期法有明显不妥之处，所依之“文”，仅相当于今天的散文一体，以“诗文”为依据的分期标准，显然忽视了元明清时期传统诗文主导地位被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取代的文学发展实况，不够科学。
六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者重视到了明代文学中的戏剧、小说成就，开始思考新的分期方法。随着明初小说、戏剧等文学成就的不断被肯定，原来以诗文为主要划分标准的“明初文学”的内涵和时间跨度也值得重新思考。
当前的中国文学史在“明初文学”的分期上出现诗文与戏剧小说产生朝代归属不一致现象。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章“明代前期诗文”中第一节“明初诗歌与散文”、第二节“台阁体与茶陵派”，有意将永乐朝生成的“台阁体”不列入“明初文学”范畴。
〔6〕而其第五章第一节“明初宫廷派剧作家的杂剧创作”、第十章第四节“明代的文言小说”部分却将活跃于永乐朝的朱有炖、李昌祺等人列入“明初文学”范围。
〔7〕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着》第一章“明初诗文的厄运和台阁体的兴起”也将“台阁体”不列入“明初文学”之列，而第二章第二节则将产生于永乐朝的《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列入“明初文学”范畴。
〔8〕徐朔方《明代文学史》第一章明显将李昌祺、朱有炖的作品纳入明初文学范畴，〔9〕但在第六章将“台阁体”归入中期文坛。
〔10〕他认为: “永乐以后，随着由元入明诗人的逝去，诗歌进入了明诗时代，……‘三杨’诗风在仁、宣两代承平盛世下出现。”
〔11〕考其三书对“明初文学”的断限当在永乐朝，这是充分考虑到明初戏剧、小说文体的繁荣实况。他们将“台阁体”排除在外，概因其主要出现在仁、宣两朝，并一直延续至成化朝，非“明初”所能涵盖，可属“明前期”范围。永乐后，诗文、小说、戏剧发展均陷入文学低潮期，以永乐末为限，便于整体把握各体文学的发展态势。
也有对“明初文学”时间跨度的不同分法。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将洪武、建文朝散文称为明初之文，而将之后包括“台阁体”在内的永乐至成化朝散文名为明前期之文。
〔12〕他主张“明初文学”只含洪武、建文两朝文学，时段上相近于真正意义上的“国初”。持此观点者建国前较多，但将“明初文学”不列入“明前期文学”范围，两者时间上不重合交叉，却几乎无人认同。青年学人李圣华在《初明诗歌研究》一书中仿“四唐分期法”提出“四明说”，将明诗分为: “初明、盛明、中明、晚明”四大时期，“初明，或者说明初，始洪武初，终宣德末，共约七十余年。”
〔13〕他将《明史·文苑传》中前两个分期合并起来，进而将“台阁体”也纳入“明初文学”范畴。“初明”分期前人也有提及，但并未将“台阁体”纳入范畴，李君此说值得商榷。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宜以诗之分期扩大至整个文学分期，毕竟明初小说、戏剧成就不容忽视。上海大学饶龙隼《明初台阁体的生成及泛衍》一文也将“台阁体”列入“明初文学”范畴。
〔14〕还有人将“明初文学”混同于“明前期文学”，显然取径过于宽泛，不可足取。
综上所论，“明初文学”的时间跨度当以徐朔方、袁行霈、章培恒等人的划分较为可取，徐朔方《明代文学史》云: “洪武、永乐年间的文学，呈现出元明易代之初特有的风貌。”〔15〕观其始自洪武初终于永乐末的分法自有道理: 以 1368 年元明王朝的兴亡更替时间确立明初文学的起始，是建立在严格的历史学基础上的。
以 1424 年永乐朝谢幕为明初文学的下限，则兼顾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幻和文学风尚的演变。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国家形势都处于“打天下”的武治时期，洪武朝称王开国，百废待兴; 建文朝立国未稳，内战不息; 永乐朝北驱蒙元，南下西洋，忙于开疆拓土，国家武力达到最盛。三朝政治高压、文尚雅正的历史文化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期间文学的时代特征和生长环境基本相同。永乐后，明代进入文治时期，举国安享盛世太平，政风和顺，文风啴缓，于是，“‘三杨’诗风在仁、宣两代承平盛世下出现。”
〔16〕三杨、解缙、金幼孜、胡广、黄淮等台阁派重要诗人多生于洪武改元前后，他们没有经历过元末的生死磨难，沐浴更多的是新朝的皇恩浩荡，更受到国初颂世文风的熏陶，由此形成的台阁文风自然与明初判然为二。
当前文学史多以永乐末为明初文学断限，较为科学。青年学人唐朝晖也云: “明初，一般指明太祖洪武元年( 1368) ，至成祖永乐末年( 1424) ，约 60 年的时间。”
〔17〕明初文学包含洪武朝所组成的“国初”文学和稍后的建文、永乐两朝文学，为明代文学分期的第一阶段，笔者也赞同此说。
二、明初文学的内容归属和各体成就
文学批评史上，元明易代作家及其作品的时代归属问题一直影响着人们对明初文学成就的总体把握。钱谦益《列朝诗集》的甲前集一章将王冕、杨维桢、戴良、王逢、顾瑛、倪瓒、陈基等人归为元末诗人，而将刘基分收甲前集和甲集，其云: “公自编其诗文曰: 《覆瓿集》者，元季作也; 曰: 《犁眉集》者，国初作也，……余故录《覆瓿集》列诸前编，而以《犁眉集》冠本朝之首。百世而下，必有论世而知公之心者。”〔18〕他视刘基为元明两朝诗人，并反复慨叹其入明后“曩昔气澌灭无余矣。”
〔19〕钱氏将刘基元末作品不纳入明初文学范畴，较为合理。但他又将同样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宋濂、高启、危素、张以宁等人只编入收录明初诗人的甲集，让人有些费解。张以宁死于洪武三年; 危素死于洪武四年; 高启死于洪武七年;只有宋濂亡于洪武十四年，在明初生活时间较长，其入明后作品也较多，四人主要生活在元末，代表性作品也多产生于元末。《诗薮》、《诗谈》、《明诗评》、《皇明诗选》、《明诗综》、《明诗别裁》等诸家明诗评论、选本对元明易代文人的朝代归属也不相一致。如胡应麟《诗薮》认为危素当入元末。
〔20〕出现上述现象主要是因古人多以政治宗向为依据处理易代文人的朝代归属问题。同时生活在元末明初，杨维桢、戴良、陈基等人被划入元末，《四库总目提要》释云: “今以其未受明禄，故仍系之元人焉。”
〔21〕而宋濂、高启、危素、张以宁均入仕明朝，故归为明初文人。明末清初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等人的时代归属原因与其相同。
今人在处理易代文人时代归属问题上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通行的《中国文学史》都称宋濂、刘基、高启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将戴良、危素、张以宁归为元末作家。杨镰《元诗史》也将戴良列入“赴难诗人”行列，而视宋濂为明代文学的开山人物。近年来，一些明代文学研究者对此分法提出异议。左东岭云: “其实从文学思想研究的角度看，这是很没有道理的。比如宋濂与戴良二人，同属于浙东文人，同出于柳贯、黄溍之门，但清代学者在将二人的别集收入‘四库全书’教材时，却将戴良归入元代，而宋濂则归入了明代。……之所以将较宋濂还多在明代生活了三年的戴良归入元代，主要理由就是因为他‘迄未食明禄也。’”
〔22〕余来明认为: “在处理易代之际作家、作品时，简单地以政治立场的不同判定时代归属，往往会造成认识上的误区。这种缺失，在元明之际诗人的理解中同样存在。”
〔23〕其实就明初文人的主要生活时代来看，将其多数归入元代更为合适。“明初诗文三大家”中，高启生于 1336，卒于 1374; 刘基生于 1311，卒于 1375; 宋濂生于 1310，卒于 1381; 三人人生主要在元代( 1206 －1368) 渡过。从文学创作的成就和数量来看，三人的代表性作品在元代基本完成。高启、刘基均在入明六七年后就死了，仕明稍长的宋濂“入明后所写的诗文中俨然以对明王朝歌功颂德的醇儒而现身，连刘基诗歌中的那种不满现实之意也没有。”
〔24〕作品艺术质量明显下降。“明初诗文三大家”的时代归属不能与“清初遗民三大家”相提并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人在清初生活均超过 40 年，文学成就也主要在明亡后，理当归入清初文人。刘基等人在明初生活时间太短，归入明代有些牵强。另外，“吴中四杰”中，仅徐贲在明初生活长达 25 年，归入明代情有可原。而顾瑛死于1369 年，理应归入元代文人，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着》却在明初文学部分提及其人，显然有些不妥。
〔25〕由此来看，明初易代文人虽存争议，但多数应为元代文人。正如徐朔方云: “永乐以后，随着由元入明诗人的逝去，诗歌进入了明诗时代。”
〔26〕真正意义上的明代诗人当从永乐以后算起。
随着易代文人时代归属问题的深化，易代作家作品的时代归属问题也引起关注。诗歌、散文、词等雅文学方面，钱谦益编《列朝诗集》时，按作品创作时代不同，将刘基作品集《覆瓿集》、《犁眉集》分编收录元、明两朝诗歌的甲前集和甲集，这为解决易代文人作品时代归属问题提供很好的思路。虽然，我们不能以1368 年为断限，完全将元明易代文人的作品按朝代分开，但像刘基一样，绝大多数明初文人都有不同时期汇编作品成集的习惯，宋濂元末诗文多收入《潜溪集》、《萝山集》、《龙门子凝道记》、《浦阳人物记》; 入明后作品多收入《翰苑集》、《芝园集》、《朝京稿》; 高启元时作品多在《江馆》、《吹台》、《青丘》、《南楼》、《槎轩》、《扣舷集》诸集; 而入明后的《凤台集》多收洪武初任史官时的作品，《姑苏杂咏》收退隐后诗作。杨基、张羽、徐贲、袁凯等人的《文集》虽没有按元、明分编，但其名篇佳作多在元末完成。严格来讲，明初诗文不应包含高启、刘基、宋濂等人在元末创作的代表他们最高成就的诗文作品。若能效仿《列朝诗集》处理刘基文集做法，将宋濂、杨基、徐贲等人的作品按元明两代分编，我们就能看清明初诗文的真实面貌。
明初小说、戏剧、散曲等通俗文学作品的创作时代也应重新审视。着名长篇白话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成书年代一直存有争议。章培恒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旧本实出于元代。”〔27〕而“《水浒传》是罗贯中所编，施耐庵是在罗贯中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的。”〔28〕施耐庵编定《水浒传》“大概在洪武末期至永乐时期。”徐朔方也云: “( 罗贯中) 把具有悠久演变史的三国、水浒故事改编写定为长篇章回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
〔29〕由此来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主要由罗贯中在元末完成的判断是十分可信的，二者应不属明初文学范畴。文言小说矍佑《剪灯新话》写于洪武朝，李昌祺《剪灯余话》写于永乐朝，均确为明初文学作品，不存争议。
明初的戏剧成就近年来也受到重视。徐朔方云: “( 明初杂剧) 并不像人们一向所认为的那样衰微，也没有完全成为案头之作。”
〔30〕活跃于永乐朝的朱权、朱有炖、贾仲明是明初着名的戏剧作家。朱权作杂剧 12 种，朱有炖作杂剧 31种，贾仲明作杂剧 4 种，朱权《太和正音谱》中还提到王子一、刘东生、杨文奎等明初戏剧作家 16 人。另外，朱权《太和正音谱》是一部研究元明戏剧史的重要论着，朱有炖、王磐的散曲创作也自具特色。明初杂剧和散曲的时代归属不存争议，代表着明初通俗文学的最高成就。
由此来看，随着明代文学研究的日趋精细化，传统意义上的宽泛明初文学观念急需澄清，原本属于元末的着名作家、诗文精品和长篇小说并不在严格意义上的明初文学范畴内，我们对其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的评判也应随之改变。
三、明初文学的时代特征
受宽泛明初文学观念影响，传统文学史多认为明初文学承元末余绪，时代特征不甚明显。
其实不然，除去原本不属于明初的诗文、小说作品，明初文风中承自元末的纤秾缛丽成分并不多见，“雅正”特征得以彰显。在“明初五大诗派”中，真正对明初诗文贡献较大的当属江右诗派和闽诗派，他们开启了“明调”的先声，是后世盛行“台阁体”的真正源头。两派在明初诗坛最为活跃，刘崧的“清和婉约之音”、林鸿的“鸣国家之盛”，高棅的“盛唐气象”深得帝王喜爱，逐渐成为新朝扶植的主导文风。而越诗派、吴中诗派、粤诗派由元入明后，影响力明显减弱，个中只有“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对明初文坛影响较大，在与朱元璋以及馆阁文臣的酬唱中，他的颂圣感恩、曲中奏雅式诗文成为时文榜样，引导文坛风尚。刘基和高启入明后文气渐弱，“刘基放弃元末所倡的‘美刺风谕’精神，高启则改变往日鹰隼飞扬的气魄。”〔31〕有时连他们也不得不作些颂圣之作。明初文学虽然风格多样，但“雅正”渐成主流，随着时间的推移，“台阁文风”最终独行于世。
明初戏剧文学的雅正特征更为明显。明初戏剧多是点缀升平的宫廷戏和神仙道化戏，爱情戏也多宣扬节义忠贞等伦理道德观念，“相对于元代，明初杂剧不仅创作量明显下降，而且多为宫廷剧的展演或传统剧的改编，很少直面现实。”〔32〕作家多强调戏剧的娱乐、教化功能，杂剧的讽世功能近乎沦丧。小说方面也是如此。与现实政治关联密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两部长篇白话小说不属明初文学范畴，所剩文言小说《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内容上以敷衍爱情故事为主，多为粉饰太平、附庸风雅之作。连最具讽刺功能的散曲也失去往日嬉笑怒骂、鲜活生动的面貌。元代文学的总体风格是刚健、质朴、酣畅，明初的“雅正”文风显然与之有别。
四、明初文学的历史价值
在明确明初文学内容和特征的基础上，明初文学的历史地位当重新审视。明初文学鼎盛的传统说法并不符合当时文坛实际。诗文方面，“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凡论明诗者，……莫盛明初”的说法有误，余来明云: “以高启、刘基为代表的明初诗人，作于元末的诗歌要胜于明初，奠定其诗史地位的诗歌成就和艺术风格主要见于元末诗作，明初诗歌的实际创作情形与后人明诗‘盛于国初’的评价并不相符。”〔33〕散文成就较高的宋濂、刘基等人的作品也主要集中于元末。
古典小说四大名着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主要创作于元末，代表明初小说成就的两部文言小说《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并不高。
明初戏剧虽然数量较多，但是质量却不高。由此来看，明初文学创作实绩并不佳。文学理论方面，席卷有明一代的文学复古浪潮在明初虽有一定声势，但高启、刘基、宋濂的复古思想多形成于元末，林鸿、刘崧、高棅才是明初标举汉魏盛唐的代表性人物。明初没有一部诗话、文话传世，文人的文学思想多零散见诸于序跋题记中，不成体系，文论整体价值无法与后世相比。综合来看，明初文学的成就应该并不高，可能略高于其后的洪熙至成化朝，〔34〕却无法与明中期、晚明相提并论。
但是，明初文学处于元末文学高潮与明中期台阁体盛行百年的文学低潮过渡期，自具价值与历史地位。首先，明初倡导的“雅正”文风是对元末纤秾缛丽文风的反拨，有助于文学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元末人文思潮泛滥，文学以极端离经叛道的形式出现，“玉山雅集”、“铁崖风流”吟咏更多的是末世狂欢，文学“缘情”本质凸显，“言志”功能丧失，文学自身发展陷入过犹不及之境。明初倡导“雅正”文风，重申文学“载道辅俗”功能，实是纠元末文学“缘情”过度之多，其崇实尚用文学观念有利于文学“言志”本质的回归，符合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辩证逻辑，因而具有进步意义，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学倒退。
〔35〕再者，明初文坛“元音”与“明调”共响、“台阁”与“山林”并存，文风呈多样化特征，“雅正”虽是主流，但并不似后世的“台阁”文风独霸天下。朱元璋倡导“雅正”文风怀有“崇雅”和“尚用”两种用意，一方面，他培育“美善”的颂世文风，以彰显圣朝气象，推行王道治化。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建国之初更需讽谕之文以修明政治，因而不时批评文臣的歌功颂德之作，并亲自垂范《阅江楼记》等暗含讽劝警戒之作。
〔36〕明初“雅正”文风只在馆阁流行，山林之中不乏戴良式的元遗民的慷慨悲歌、愁苦悲鸣，还有激流勇退的苏伯衡、袁凯等人的恬淡清逸、寄情山水，王府中更有朱权、朱有炖等人的纵情诗酒、歌舞升平。作为向台阁体过渡的文学，明初文学风格并不单一，赤子情怀尚存，因而自有时代特色和历史价值，远非千篇一律、雍容肤廓的台阁体文学可比，我们也不应对它过分低估。
如何科学处理易代作家及其作品的时代归属问题，一直是个难题，从古至今，争议不断，但又无法回避。今天的明代文学研究者不妨就此做出表率，先在明代文学分期上提出合理解决方案，以便推广至整个中国文学史。其一，可效仿《列朝诗集》处理刘基文集做法，根据作品创作时代，在元明两朝分述宋濂、高启等易代文人的文学成就，将他们的人生分成元末、明初两段。其二，在明代文学开篇设立由元入明文人一章，将易代文人纳入其中，不再纠结于他们的元明朝代归属。当然，两说各有利弊，可在实施中逐步完善，更期待方家提出更好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