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谠注王俦补注的《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是现存较早的宋代韩集注本,该注本成书以来一直流传不广,不仅魏仲举《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未见采用,其他韩集注本也罕见征引。目前该书卷十二至卷十八已经亡佚,韩文注释部分已残缺不全,前十卷诗歌注释尚属完整,在宋代韩集注释文献大量散佚的情况下,文谠、王俦的韩诗注释能够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显得尤为珍贵。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文谠、王俦韩集注本的关注和研究甚为不足,一般学者对其韩诗注释的价值也不甚了解。笔者在深入研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文谠、王俦韩诗注释的学术价值进行总结和探讨,以期可以抛砖引玉,引起学者对文谠、王俦韩诗注释成果的进一步关注,使这一注本在当代韩集整理和韩愈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文谠、王俦韩诗注释的文献学价值
文谠、王俦韩集注释号为“详注”,征引文献十分丰富。据刘真伦统计,文谠注仅征引中唐以下文献即多达193种,尚不包括石本16种,事实上,这只是文谠、王俦韩集注释征引文献的极小部分。韩愈诗文多用先秦两汉典故和古词古语,其中涉及到不少前代历史、地理和典章制度等,文谠、王俦在韩集注释尤其是韩诗注释旁搜博采,大量引用《诗经》、《楚辞》、《礼记》、《左传》、《国语》、《战国策》、《老子》、《庄子》、《淮南子》、《尔雅》、《说文》及正史笔记、诗文辞赋乃至传说歌谣等唐前文献,杜莘老《详注韩文引》称文谠注“尽搜经史百家之书”绝非虚誉,这就使此书具有极高的文献学价值。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一书中已经指出它在校勘、辑佚和文学史料上的价值,可惜未及深入阐述,未能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鉴于此,笔者对刘真伦先生指出的几个方面略作拓展,使此书的文献学价值凸显出来,学界对此书的利用更为充分和积极。
(一)校勘价值文谠、王俦韩集注释完成于南宋初年,至迟至南宋中叶已刊刻行世,其中征引的大量文献与后世传本颇多出入,从一定意义上说,文谠、王俦韩诗注释征引文献保存了相关典籍“宋刻本”的某些面貌,具有十分重要的校勘价值。如卷三《桃源图》题解引陶潜《桃花源记》,以中华书局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载《桃花源记》并校勘记与之对读,即可发现不少相异之处:中华本:晋太元艺文类聚作康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艺文类聚作从溪而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曾本云,一作草。以上十四字艺文类聚作桃花林夹两岸,数百步无杂木。芳华李本、焦本作草。曾本、苏写本作华。焦本又云,一作华,非。
鲜美艺文类聚作芬暖,落英缤纷。文谠本:晋孝武帝太康中,武陵人捕鱼,从溪而行,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无杂木。芳华芬馥,落英缤纷。
文谠注所引虽多同《艺文类聚》,但亦有独特之处:如“晋太元中”作“晋孝武帝太康中”,“太康”同《艺文类聚》,多“孝武帝”三字;“武陵人捕鱼为业”无“为业”二字;“从溪而行”后无“忘路之远近”五字;“芳草鲜美”作“芳华芬馥”。其他相异之处所在多多,文烦不具引。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主要以元初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本为底本,以清光绪三年(1877年)影刻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曾集诗文两册本,咸丰、光绪影刻汲古阁藏南宋刊本,焦竑藏明翻南宋刊八卷本;宋末汤汉注本、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本、苏写本等为校本。其最早版本与文谠、王俦韩诗注本刊刻时间稍晚,且文谠、王俦注本为宋刻原本,以陶集版本之复杂,文谠注所引或有所据。再如文谠、王俦韩诗注释尤其是文谠注中引用不少苏轼诗文,其中不少文句与传世苏集有所差异,文谠、王俦生活年代与苏东坡前后相继,活动范围毗邻眉州东坡故乡。据笔者粗略统计,十卷韩诗注释共引用东坡诗文90余次,可见他们对东坡诗文相当熟悉,韩诗注释所引东坡诗文或更接近苏集原貌亦未可知。
尽管诗歌注释所引文献常有删改,但从文献源流来看,文谠、王俦韩诗注释征引文献的校勘价值仍然值得重视。笔者所举只是一斑窥豹,文谠、王俦韩诗注释征引文献极其广泛,且为南宋早期刻本,对于南宋之前古籍整理而言,此书在校勘工作中的参考作用不容忽视。
(二)辑佚价值
文谠、王俦韩诗注释征引的不少文献后代早已失传,即使后代存在传本的典籍,文谠、王俦征引文献中也有不少今传本失收的遗文,对相关文献的重新整理具有十分重要的辑佚价值。
北宋洪兴祖所作《韩文辨证》为宋代最早的韩集注本,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可惜原书散佚不传,宋代其他韩集注本如祝充《音注韩文公文集》、魏仲举《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等多所征引,文谠、王俦韩诗注释中同样征引不少洪兴祖《辨证》的内容。如卷二《送灵师》“怒水忽中裂,千寻堕幽泉”注:《辨证》云:寻一作浔,深也,于义不通。卷三《桃源图》题解:《辨证》云:渊明序桃源事初不及神仙之说。梁伍安贫为《武陵记》,亦祖述其语而。渊明云“先世避秦乱”而安贫云“曩以避秦之乱”,邑人相率携妻孥隐此,厥后绝不外通,何人世之多迁眢也。后人不深考,因谓秦人至晋犹不死,遂为神仙,非是。“听终辞绝共悽然,自说经今六百年。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注:《辨证》曰:按渊明记曰“晋太元中”,梁伍安贫云“晋太康中”,二说不同。秦始皇三十四年筑长城,燔诗书,明年坑儒。三十七年胡亥立,三年而灭于汉,二百二十五年而为魏,魏四十五年而为晋,晋武帝即位四十五年,至是凡四百九十二年。明年改太康。自太康元年至孝武帝宁康二年,凡九十六年。通五百八十七年。明年改太元,至太元三年乃及六百年。梦得诗亦云“金行太元岁”。以此考之,安贫误矣。
除此之外,其余各卷同样时见《辨证》文句,这对于我们了解早已散佚的《韩文辨证》弥足珍贵,将文谠、王俦韩诗注释及祝充本、五百家注本等所引《辨证》文字进行辑佚,当可恢复洪兴祖《韩文辨证》的部分面貌。
再如卷三《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注:《倦游录》云:上封寺在祝融峰顶,峭立万丈,猿鸟所不至。米盐醯酪,次宿则腐败不可食。初秋已挟纩,盛夏亦拥炉。坐间云气忽生,即咫尺不相见。林木高者止丈余,绝顶地寒风猛,不能长尔。前汉武帝南巡,望祀舜于九疑,登灊天柱山。
“森然魄动下马拜,松柏一径趋灵宫”注:《倦游录》曰:岳庙在紫盖峰下,凡千楹,杉松掩映,诸峰廻抱灵寿。涧水转其右腋。
按:《倦游录》为北宋张师正所撰,此书早佚,现代学者所作《宋代佚著稽考》辑录之《倦游杂录》(即《倦游录》),未见征引此书,所辑各条亦未见文谠注所引内容,可见相关辑佚工作仍有可为。另据刘真伦先生考查,文谠、王俦韩诗注释所引《登科记》、《王子思诗话》、《范元宾诗话》等也早已失传,《刘宾客嘉话录》、《浮休南迁录》、《洪驹父诗话》、《王立之诗话》、《漫叟诗话》、《蔡宽夫诗话》、《汉皋诗话》、《刘贡父诗话》、《湘素杂记》等都存在今本失收的遗文。征引文献丰富的古籍注释是古书辑佚的重要来源之一,以文谠、王俦韩诗注释征引之富,遗文佚籍远不止此,这有待古籍辑佚工作者的进一步发掘和利用。
(三)史料价值
文谠、王俦韩诗注释广泛收罗中唐至南宋初年韩诗研究的重要资料,尤其是宋代学者对韩诗的接受和评论等相关文献,对于研究韩诗在宋代的接受和流传乃至宋诗发展等相关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料价值。如卷一《元和圣德诗》“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拽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柱。末乃取闢,骇汗如雨。挥刀纷纭,争切脍脯”注:苏黄门云:“诗人咏歌文武征伐之事,其于克密曰:‘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其于克崇曰:‘崇墉言言,临冲闲闲。执许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其于克商曰:‘维师尚父,时惟鹰扬。
谅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极于此矣。韩退之作《元和圣德诗》,言刘闢之死,‘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拽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柱。末乃取闢,骇汗如雨。挥刀纷纭,争切脍脯’,此李斯颂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谓无愧于雅颂,何其陋也。”【谠】以为不然,当此之时,藩镇跋扈,唐室中衰,宪宗即位,毅然欲削而平之,于出师之始,首能定蜀,故文公铺张其事以耸动四方尔。
苏辙认为韩愈如此铺陈叙写刘闢是“何其陋也”,文谠却认为韩愈这样“铺张其事”是为了“耸动四方”,从中可见宋人对韩愈此诗的不同看法。卷二《醉赠张秘书》“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注:文字饮,事不见前书,自文公作古,后多袭其句法。如东坡公《和霍大夫》云:“文字先生饮。”又《洞庭春色》云:“贤王文字饮,醉笔蛟蛇走。”《西湖月下听琴》云:“良辰饮文字,晤语无由醺。”皆用此意也。学者可以类推之矣。
不仅指出“文字饮”事自韩愈开始使用,还指出后人多袭用其句法,且举出东坡化用韩愈诗句的相关语句,这对于研究苏轼对韩诗的接受和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卷九《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结尾【补注】:张芸叟云:退之诗惟《虢园二十一咏》为最工,语不过二十字,而意思含蓄过于数千百言者。至为《石鼓歌》,极其智思,凡累数百言,曾不得鼓之仿佛。岂其注意造作,求以过人,与夫不磨得之自然者遂有间邪?由是观之,凡人为文,言约而事该,文省而旨远者为佳也。予始至虢,求《二十一咏》之迹,或存或亡,暇日因掇取而赓之,非敢比方前贤,姑欲附见一时之事云尔。芸叟诗今见《画墁集》。其谓公《石鼓歌》累数百言不得其仿佛,亦过矣。
张舜民认为韩愈《虢园二十一咏》最工,意思含蓄蕴藉远过《石鼓歌》,并从文学理论上进行归纳总结,这对于探讨宋人对韩愈《虢园二十咏》、《石鼓歌》等诗歌的接受乃至宋代诗歌理论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再如卷一《南山诗》末注孙莘老、王平甫、黄庭坚等人争论《北征》、《南山诗》之优劣,卷二《此日足可惜赠张籍》注论韩诗重叠用韵等,对于研究宋代韩诗接受皆为重要史料。文谠、王俦韩诗注释中此类之文献举不胜举,当代研究宋代韩诗接受的相关著作对此罕见利用,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二、文谠、王俦韩诗注释的诗歌诠释学价值
宋代以前,集部文献注释主要集中在《楚辞》和《文选》两部总集,诗文别集的注释尚未出现。
以李善《文选注》为代表的集注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运用的方法却并未脱离经疏和博物类事的注释方式,着重注明词语来源和典故出处”。宋代学者开始关注前代和本朝诗文别集的注释,集部文献注释迅速发展,尤其是杜甫和韩愈的集子,注家甚多,注本甚众。文谠、王俦的韩诗注释基本上仍然采用李善《文选注》的诗歌注释方式,着重征引文献和追溯语源,但由于时代背景和学术风气的变化,他们的诗歌注释还是出现一些新气象,在诗歌诠释学上具有一定的价值,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史证诗
宋人在对杜诗的接受中,强调其写实特质,形成“诗史”观念,反映在诗歌注释方面,“他们从运用儒家的‘比兴’手法出发,将杜诗与杜甫本人及其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重视与诗歌有关材料的阐发”,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阐释杜诗。“宋代伴随着杜诗诠释学的发展,对其他诗人作品的注释也蔚然成风,尤其是对本朝人诗集的研究笺注,形成一时风气,也产生了一些著名的注本……其诠释方法也深受杜诗注释学的影响,多从历史角度对诗歌作品进行阐述。”
文谠、王俦的韩诗注释实际上也采用不少以史证诗的诗歌诠释方法,他们在韩诗注释中花费大量笔墨考定韩诗系年,实质上就是要理清韩愈诗歌的写作背景和相关史实,进而对韩诗诗意进行解释说明。如卷一《南山诗》题解云:昔高祖初起义师,唐兵西至霍邑。会天久雨,粮且尽,高祖欲还兵太原。太宗谏曰:“义师起宜直入咸阳,号令天下。”高祖不纳,太宗泣于军门。高祖寤,进兵长安,一举而定。不数年,四方群盗以次束手。盖先得关中形势之地,以控扼天下故也。厥后内治不张,大盗遂起,吐蕃乘机内逼郊甸。肃、代之朝,群臣奏请,屡欲迁洛。至于德宗,其乱尤甚,乃一切姑息之。变生仓卒,奔走奉天,徒以逭祸而已。宪宗初立,召愈为国子博士。时屡出禁御以诛藩镇,愈惧其不能治内,或弃根本而事枝叶也。于是盛夸京城之壮丽,山川之险阻,以为不可轻去。为国家谋虑实深且远。昔宗周之末,不能修成王之业,强理天下以为禹功,故周大夫作《信南山》之诗以刺之。今考愈所作,实得诗人之遗意焉,而议者乃以杜甫《北征》胜《南山》,未达愈之旨也。
注者通过对关中形势之地在唐朝兴起的重大意义和韩愈作诗之时的历史现实形势分析,指出韩愈《南山诗》“盛夸京城之壮丽,山川之险阻,以为不可轻去,为国家谋虑实深且远”之深意,这显然采用了以史证诗的诗歌注释方法,与李善《文选注》的诗歌诠释方法形成鲜明的对比。卷三《东方未明》题解云:刺群小也。顺宗之时,君弱臣强,小人在位,事见《实录》。东方未明,皆指顺宗时事也。东方未明,岂宪宗之在东宫欤?“大星没”者,贾躭、郑珣瑜为相,皆天下重望,叔文既用事,相继引去。“独有太白配残月”,谓执谊之与叔文也。时顺宗已厌万机,天下莫不属望皇太子,而叔文、执谊乃猜忌如此。“嗟尔残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须臾期”,讥之也。“残月晖晖,太白睽睽,鸡三号,更五点”,东方明矣,东方明而残月太白灭,宪宗立而叔文、执谊诛。
文谠从诗歌创作史实出发,指出此诗“刺群小”的创作主旨;王俦通过进一步分析,指出此诗主要是讥刺王叔文、韦执谊弄权,却属有为而作,这也是典型的以史证诗。
此外,如《驽骥》、《醉后》、《苦寒》等作,文谠、王俦在注释中也主要采用分析史实、探求深意的以史证诗方法。这说明文谠、王俦的韩诗注释已经突破音义、训诂、名物训诂为主的诗歌诠释方式,开始逐步向以史证诗的方法过渡。南宋后期黄希、黄鹤父子《黄氏补注杜工部诗史》以其精确的杜诗编年在杜诗学史上久负盛名,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即在于“将杜诗与唐代史实联系起来进行通解,注重诗旨的挖掘”,实质上就是以史证诗。《黄氏补注》成书于嘉定丙子,即南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文谠、王俦韩诗注释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已经刊刻行世,比《黄氏补注》杜诗成书早27年,却同样采用了以史证诗的诗歌注释方法。可见探讨以史证诗诗歌诠释方法,绝对不能仅仅局限于杜诗,韩愈的不少诗歌与中唐史实关系密切,文谠、王俦韩诗注释较早地采用以史证诗的诗歌注释方法,这在诗歌诠释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引起相关学者的注意。
(二)以韩注韩
韩愈文集经过五代乱离,并没有残缺散佚,且其中包含大量的行状、祭文、墓志等写人记事性内容,其中所涉及的不少人物与韩愈关系密切,韩愈的不少诗作也涉及到这些人物,因此在韩诗注释中充分利用韩愈本人的相关著述进行“以韩注韩”显得极为便利和必要。文谠、王俦在韩诗注释中即较为全面地利用了“以韩注韩”的诗歌注释方法,始终坚持把韩愈的诗歌放在韩愈文集这个整体中看待,以韩愈文集本身相互证发说明,考定韩诗系年,探求韩诗诗意。如卷三《洞庭湖阻风赠张十一署》题解云:或云赴阳山作,而公《江陵途中诗》其叙初赴阳山云:“商山季冬月,水冻绝行舟。春风洞庭浪,出没惊孤舟。”则知公以正(贞)元十九年十二月过商山,而此诗言“十月阴气盛”,则知其非赴阳山日。盖自阳山徙掾江陵,永正(贞)元年十月过洞庭作也。公《祭李使君》云:“俟新命于衡阳,见秋月之三弦。”《祭张十一》云:“避风大湖。”详此,盖可见矣。
此为以韩愈诗文考定韩诗系年。同卷《和张十一忆昨行》“嵩山东头伊洛岸,胜事不假须穿栽”注云:一作栽。公自正(贞)元十一年上宰相三书,不报,五月遂东归,卜居于洛,即《复志赋》所谓“假火龟以视兆兮,求幽正之所庐”是也。其后见于诗者九,《县斋有怀》云:“斲嵩开云扃,压颍抗风谢。”《送文畅师北遊》云:“庇身指蓬茅,逞志纵獫猖。”《赠侯喜》云:“便当提携妻与子,南入箕颍无还时。”《寄崔立之》云:“去来伊洛上,相待安罛簟。”《送侯参谋》云:“三月嵩少步,踯躅红千层。”《送李愿归盘谷》云:“行抽手板付丞相,不待弹劾归耕桑。”《平蔡州回》云:“郾城辞罢过襄城,颍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里,家人不用远来迎。”及此诗为九。以此知公虽出仕王官,立声名,履忧患,未尝一日忘巢、许之志。用舍行藏,处之有素,自非信道之笃,畴克能之?呜呼休哉!
此为以韩愈相关诗歌探求韩诗诗意,并推求韩愈思想,注者把与之相关的九首诗作的相关文句全部罗列出来,以此说明韩诗诗意,显得有理有据,切实可信。
文谠、王俦在韩诗注释中能够比较系统娴熟地运用“以韩注韩”的方法进行韩诗注释,一方面说明他们对韩愈诗文非常熟悉,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已经认识到全部韩愈诗文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运用韩愈诗文相互证发可以更为具体地说明韩诗系年,更为准确地说明韩诗诗意。莫砺锋在《朱鹤龄杜诗辑注评议》一文中指出:“朱氏用的是以杜证杜之法,即以杜甫的其他诗句来证明杜诗的真实含义。
一部杜诗是一个完美的整体,不同的篇章字句是可以用来互相证明的。”
其实不仅仅杜诗是一个完美的整体,任何一位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应该看作一个整体,因为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内容、思想、行文造句乃至用词造语都会有一定的联系,只有把这些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才能真正深入具体地理解其中各个篇章的真实含义。从诗歌注释方面来说,就是要从诗人自身著述中找出内证,用诗人自身的作品为相关诗歌作注释,这也就是所谓的“以本人文集相发明”。就文献基础来说,运用这种方法进行韩诗注释具有更加便利的优越条件。据莫砺锋推测,杜甫的诗歌流传到后代的不到一半,这就是说朱鹤龄运用“以杜证杜”之法来注释杜诗只能在杜诗一半以上作品已经亡佚的情况下进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韩愈诗文全集俱存,运用这种方法以本人文集互证更为便利,结果也更为准确。这种诗歌注释方法在诗歌诠释学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文谠、王俦采用这种方法注释韩诗,对于诗歌解释学是一种很好的实践,对于中国传统诗歌解释学来说也是一个贡献。
(三)诗意串讲
任何文学作品注释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读者准确地理解作品含义,但是魏晋六朝乃至隋唐之古籍注释,受当时“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论的影响,在注释中往往不太注重对作品文句的句意串讲,而仅仅给出相关字词、典故的出处意义,让读者自行揣摩文句的整体意义。这种注释方法对于读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一般读者而言,要准确理解文句的整体意义却有一定的障碍,从方便读者阅读方面来看,这种注释方法尚未尽如人意,因此对作品整体句意的串讲仍有一定的必要。李善《文选注》在阐释文意方面已经开其端,但往往过于简略,读者理解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文谠、王俦的韩诗注释却表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即比较注重对韩诗诗句整体句意的串讲,如卷一《南山诗》“山经及地志,茫昧非所授”注云:言山经地图去世逾远,非亲受于昔人,今睹之则茫然闇昧,不可详悉。
“孤撑有巉绝,海浴褰鹏噣”注云:言险绝之处,有孤峰撑起,如海鸟之举噣也。
“逍遥越坤位,诋讦陷乾宝”注云:凡此数联,皆言京城者帝王之都,祖宗之旧宅,有德则易以昌,不可一日轻去故也。
《赴江陵途中寄三翰林》“何况亲犴狱,敲榜发奸偷。悬知失事势,恐自罹罝罘。”注云:言法曹亲犴狱事,敲榜罪隶,以发奸偷之情,苟绳恶太过,则小人侧目,自知处非其职,朝夕恐惧,虑蒙仇害也。
卷二《送惠师》“夜半起下视,溟波衔日轮”注云:天气之运,如车毂之转,故日出于东,沉于西,夜行地下,将明则复反于东。天台山临东海之滨,故夜视之则论于海底。《天台山赋》曰“或倒影于重溟”是也。
《送文畅师北遊》“上论古之初,所以施赏罚。下开迷惑胸,宯豁斫株橜。”注云:言上古先王之道,用之可以开天下之迷惑,若斫荒谷之株橜,廓然豁达也。
卷三《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注云:言紫盖之峰远接天柱,而石廪之峰又且岌嶪然,与芙蓉峰相接也。
《永贞行》“四门肃穆贤俊登,数君匪亲岂其朋,郎官清要为世称”注云:言大闢四门,登用贤俊,皆非前日小人之亲党,三省郎署一旦澄清矣。
在这些注释中,注者不再是对诗句中的个别字词、典故等进行解释说明,而是把一句或数句诗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上对整体诗意进行串讲说明,且大多详尽具体,类似于今天所谓的“古籍今译”。如此之类的串讲,在文谠、王俦韩诗注释中十分丰富,几乎每首诗中比较重要和难懂的诗句都有串讲解说,这说明注者已经意识到诗意串讲的重要性。笔者认为这是文谠、王俦韩诗注释的一个鲜明特色,也是古代诗歌诠释的一种新气象,对中国古典诗歌诠释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
综上所述,文谠、王俦的韩诗注释征引文献极为丰富,在校勘、辑佚、史料方面具有极高的文献学价值;他们在韩诗注释中采用以史证诗、以韩注韩、诗意串讲等诗歌注释方法在中国古典诗歌诠释学上也具有一定的价值。随着古典文献和古代文学学科的不断发展,从事古典文献和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队伍不断扩大,他们对本学科研究资料的搜集和开掘日益深化,杜甫、韩愈等人更是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关于他们研究的重要资料已被相关学者搜罗殆尽。文谠、王俦韩集注本在宋代韩集注释中并非十分突出,他们的韩诗注释亦未达到当时一流学者的注释水平,但长期以来一直被湮没,学界对之关注和利用甚为不足,值得我们进一步开掘和利用。在宋代韩集注释文献大量散佚的情况下,文谠、王俦的韩诗注释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实属不易,这也是笔者重视此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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