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江南女性中，知书通文的闺秀颇多，然而其作品散佚各处，缺乏系统的整理。在近年来出版的一系列《江南女性别集》汇编中，不少江南闺秀的诗、词、文章的面貌得以完整而清晰地呈现。从中也可以发现，这些闺秀所关注和重视的题材，不仅仅有吟风弄月、伤春悲秋，除了描绘和感慨她们所熟悉和了解的日常生活之外，她们的思绪也随着书卷翻飞驰骋。在阅读和鉴赏前人文学作品过程中，这些总体上都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女子也通过自身的理解和感悟，把目光集中到她们最为欣赏的前代文人身上，并用她们的笔触表达了对这些文人的仰慕和崇敬，并把他们树立为文学史上的标杆人物，频频在自己的作品中向他们致意。
在清代以前浩如烟海的文学典籍中，蕴藏着千百位文人骚客的智慧精华，他们风格各异，声名大小也各不相同。纵览《江南女性别集》中清代江南闺秀的品评文字，却不难发现她们欣赏的目光其实是较为集中的。若以朝代而论，则她们普遍欣赏的文人基本上出现在宋代以前，若以性别而论，则其中既有闻名于世的男性文人，也有为人熟知的有才女性。
在前代的男性文人中，这些江南闺秀们普遍较为欣赏杜甫、李白、苏东坡、陆游，也钟情于陶渊明的诗歌和《离骚》，这在她们的诗文中也屡有提及。当深闺寂寥时，在闲情偶发处，阅读他们的经典之作成为才女们莫大的精神享受。在风和日丽的一天，江苏武进女子钱孟钿(1739—1806)在《泊舟作》一诗中写道“：白水绕青山，日对篷窗里。高吟杜老句，此日始知美。”
杜甫的佳作成为停舟静泊的美妙时光中的自然点缀，给遐思中的女子带来了审美的愉悦。杰出文人的经典作品也打开了闺秀们的审美视野，江苏常州女子左锡嘉在《读太白诗》一诗中慨叹：“偶读古人诗，略知放眼界。深仰谪仙才，落落引天籁。”
李白精妙绝伦的诗歌艺术和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力给后世的女子们带来了震撼。通过阅读这样的佳作，女性的精神世界可以超越闺阁的局限，暂时摆脱家庭琐事的束缚，她们可以随着诗人的文笔和思绪，畅游天地，拓宽眼界，领略她们从未了解的世界之美。因此，她们对于诗人的崇拜和景仰也油然而生。对于男性文人而言，他们或许有机会遍览李白曾经涉足的名山大川，亲历杜甫曾经走过的道路城镇，但是对于清代的大部分女性而言，这样的机会却是遥不可及的，因此她们也尤为珍视李白杜甫等大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和其中所表现的自然世界，并极易为之而深深陶醉。由于很少涉足家庭以外的社会生活，闺秀们也尤为欣赏陶渊明诗歌中所展现的冲淡恬然的世界。江苏常熟女子归懋仪在《读渊明诗》中评价道：“身居义熙心羲皇，一任天真脱尘俗。”陶渊明诗歌中远离尘嚣、恬淡自然的宁静风格，与闺秀女子娴雅而出尘的心境不谋而合。无独有偶，青浦女子陆凤池也对陶渊明的诗歌青睐有加，她在《午日见菊》中写道：“泽畔何如篱畔稳，且抛楚些读陶诗。”
这种安然阅读的快乐，是不少闺秀女子所追寻的精神生活中丰富滋味的一种。陶渊明的诗歌，也因其自身独特的魅力而受到不少清代才女的欣赏。另一部深受闺秀青睐的作品是屈原的《离骚》，在才女们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她们对于这部浪漫主义作品的钟爱。江苏昭文女子席佩兰在《红蕙图》一诗中写道：“读罢《离骚》愁独醒，春风吹酒上颜来。”在春风拂面之日，《离骚》成为扫除烦扰、荡涤心胸的良药。《离骚》的艺术成就，已经不再受到政治隐喻的内容的局限，而使得远离政治纷争的闺秀们也能体会出其中博大而丰厚的艺术之美。甚至在女子们为病痛折磨的时候，也能为其带来一丝超脱现实苦恼的精神抚慰。江苏昭文女子江淑则在《秋夜病肝不寐感作》中写道：“此际孤怀添冷落，小楼灯火读《离骚》。”
在孤单痛苦时，《离骚》中作者孤独苦闷而矢志不屈的精神力量，点燃了女子心中的生命之火，使其不至于过早地在现实的寒冷中熄灭。对于这些在关键时刻能给予人力量的经典之作，女性是极易产生精神上的依赖感的。从此之后，这部作品在她们心目中的地位就会与众不同。《离骚》所展现的世界，也让女子们对于楚地心驰神往，归懋仪在《题潇湘夜泛图即步翁大人韵》一诗中题道：“为读《离骚》爱楚游，十年前此泛扁舟。”一首诗为闺中女子打开的世界，绝不仅仅是一首诗而已。这些杰出的男性文人，因其出众的才华和显赫的声名赢得了在闺秀女子心目中“文学偶像”般的地位，当这些女子在评判或称颂他人的文学才能时，也时不时将其与杜甫、李白、苏东坡等人的才华作比。如浙江钱塘女子徐德音在《祝云仪夫人》一诗中，就这样称颂她的友人：“彭城吾友字云仪，匠手文心最擅奇。秋兴赋成追杜甫，写生墨妙逼徐熙。”杜甫作为文坛泰斗，徐熙作为画坛圣手，在这首诗歌中成为了杰出文学家和画家的代称。且不论云仪夫人本人才华究竟高低如何，但至少可以看到杜甫作为诗人在徐德音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位置。袁枚的女弟子席佩兰在《夫子报罢归诗以慰之》中写道：“君不见杜陵野老诗中豪，谪仙才子声价高。能为骚坛千古推巨手，不得制科一代名为标。……或逞挥毫逸兴飞，太白至今犹未死。”
她以杜甫、李白为例证标杆，在他们惊世之才和曲折仕途中寻找和挖掘用以激励和宽慰人的能量。另一才女董宝鸿在《谢芝轩邓嘉禾公子题诗册》一诗中则简练地评价道：“律追老杜，气比青莲。”唐代以后，杜甫与李白俨然已成为文坛的双子星，受到此后历代文人的追捧。而清代的闺秀才女们也不例外，乐于将他们作为达到文学至高境界的象征。在宋代的文学巨匠中，苏东坡、秦少游、陆游等人也常被闺秀们提及并称颂。如席佩兰在《海棠曲代夫子有赠》中写道：“东坡薄醉兴颠狂，蘸露金盘制新曲。……宁随秦少游，泼墨题黄州，海桥一柱传千秋。宁从陆放翁，入蜀歌诗工，客袍岁染猩猩红。不然宁向樊亭老，茅舍竹篱自娟好。”
在她的笔下，这些文坛巨子个性鲜明，潇洒风流，栩栩如生。陆游的才情也打动了江苏丹徒女子包兰瑛，她在《读陆放翁集》中写道：“一卷放翁集，古秀照眉宇。平易似香山，忠爱匹老杜。……九州几时同，寸心千载许。馀情狎花草，亦与《离骚》伍。”在这些才华横溢的诗人手中，文学精神一以贯之，深深打动了闺阁中的女子们。除了以上几位前代男性文人获得了清代闺秀女子的普遍赞誉之外，还有如韩愈、贾岛、孟郊等人的一些作品也获得了个别才女的青睐，这些体现了不同女子在文学审美上的个性差异。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性别本身的原因，清代的闺秀女子也给予了前代才女高度的关注。班昭、谢道韫等才华与妇德兼备的女性，成为清代闺秀女子作品中常常出现的才女表率。归懋仪在《题梅卿夫人诗集》中肯定道：“班谢同时成合璧，闺中佳话足千秋。”班昭和谢道韫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而成为后世才女的理想范型，成为了值得广为传颂的传奇。她们在历史中的真实存在，也让后世女子找到了自信，她们甚至认为，二人完全可以与杰出的男子比肩。浙江海宁女子葛宜(1635—1671)在身后留下了《玉窗遗稿》，她的丈夫朱尔迈在《行略》中记载了葛宜曾说过的一句话，她说：“无何，读《彤管遗编》，慨然曰：‘班姑、谢女，先后掩映，岂遽不如男子耶?’”
这其中透露出的一股女性的豪迈，对于生活在古代的女子来说，是十分可贵的。当然，班昭和谢道韫的才华，也为后世的才女们树立了在她们心目中几乎难以超越的高度。浙江长兴女子沈彩在《论妇人诗绝句四十九首》中评价道：“千秋艳说回文锦，何似登山道韫篇。”另一女子江珠则在《酬朱翠娟女史寄赠原韵》中写道：“班姬文赋左姬词，酒垒诗坛妙一时。”她们的才华与妇德，在后世才女心目中稳固地占据了几乎至高无上的位置，让词人李清照等皆望尘莫及。浙江钱塘女子汪端(1793—1838)给后世留下了较为丰富的诗论与文论，在路过朱淑真的故居时，她想到了李清照，在这首《宝康巷访朱淑真故居》中她叹道：“风鬟憔悴吴江冷，一样伤心李易安。”
对于李清照，她并没有一味地崇仰，而是怀抱着同情和悲悯的心情，发掘出女性心底里共通的伤心之感。相形之下，谢道韫的在闺秀们心中的地位就要高出许多，她是不少闺秀心目中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席佩兰在《与侄妇谢翠霞论诗》中赞叹道：吾家有道蕴，明慧世无匹。”
言语中透露着对自女子才华的骄傲与期待。在清代女子的诗文中，那些才华卓绝的女性偶像，和闻名于世的男性文人，已经可以同时出现、相提并论了。钱孟钿在《春雪用东坡聚星堂韵》一诗中写道：“谢女清才愧未能，坡公白战心先折。”才女典范谢道韫和文坛巨子苏东坡的才华，都让钱孟钿深深折服而自愧弗如。无独有偶，江苏吴江女子袁希谢也在《自题绣馀吟卷》一诗中感叹：“有恨难成苏氏锦，无才羞学谢家吟。”虽然也有感愤愁思，但袁希谢自觉在艺术修为上与苏、谢让有天壤之别。她在自谦的同时，也再次确认了她心目中文学偶像的地位。这种将男女文学家并举的例子屡见不鲜，当然具体的人可能会有变化。如阳湖女子张纶英在《紫畦二十生日作此赠之》一诗中，就同时提到了白居易和谢道韫：“香山清兴赠诗篇，谢女才多集锦笺。慨我衰年无好句，聊将吉语写楹联。”
张纶英在此处也是怀着高山仰止的心态聊作自谦，同时也足见才女谢道韫在她心中的地位并不亚于大名鼎鼎的男性文学家白居易。浙江钱塘女子徐德音在她的文章《墨庄集后序》中也同时提到了李白和班昭：“卿如李白，宜施七宝之床……诵西征之赋，须知著自班姑;续东观之书，行见需之汉代也。”徐德音认为，班昭和李白一样，在论及文学时，其地位举足轻重。有时闺秀们在脑海中同时想起某位才女和某位才子，也并不仅仅是出于景仰，江苏江阴女子陈蕴莲在《外子将北上作此赠之》一诗中写道：“半生多病怜徐淑，一往深情感杜陵。”东汉女诗人徐淑，尽管才名不如班昭、谢道韫出众，但也是前代女子中情深而多才的一位了，陈蕴莲将徐淑与杜甫联系在一起，更多的是出自对他们命运和诗歌情感的感慨。由于在传统观念中，男性始终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主角，因此将才女与才子相提并论的表述，实际上是抬高了女性在文学史中的位置，使其与男性的贡献对等起来，站在了相对平等的位置，这样的表达在潜意识中也是对“巾帼不让男儿”的观念的肯定，是对女性开展文学创作的一种信心上的激励。
清代的江南闺秀多出自官宦、书香门第，她们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受到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她们研读诗书、从事创作大多受到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清代藏书之风风行一时，一些女子所在家族本身即有丰富浩瀚的私家藏书。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闺秀们不仅能够饱览前代男性文人的经典之作，也能对女性的创作有所涉猎。开阔的阅读视野、丰富的诗文资料为她们找寻到自身的“文学偶像”提供了可能。对于才子们的欣赏，她们中的多数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宋代以前的一些声名显赫的大家身上，在观点的鲜明度和见解的深刻性上并非超越同时期的男性学者和文人。但是她们也以女性与生俱来的细腻与敏锐，为品评增添了细微的情感力量。
当然也有如汪端者，视野开阔至可以将明三十家男性诗人的诗歌一一评来。而对于才女的欣赏和景仰，则更加鲜明地体现在闺秀的评论中，她们以此为标杆和榜样，对自己的才情颇为自谦，同时也不放弃向“偶像”们靠拢的努力。在有着“崇古”传统观念的古代中国，这些前代才女的曾经存在和备受肯定，为清代闺秀开展和坚持文学创作提供了具体而具有说服力的例证。而在以男性话语体系为主的社会中，前代女性对于后世女性的激励力量，是尤为可贵的，同时也是十分强大的。当闺秀们在诗文中将前代才子与才女相提并论时，实际上反映了她们的内心诉求，即希望女性可以在文坛上与男性共领风骚，希望女性对于文学的贡献可以得到和男性同样的承认。在这方面，尽管清代的江南闺秀们并未形成系统的独立的评判体系，但是她们在阅读中所自然体悟到的、在写作中真情流露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可贵的意识。它逐步冲击着“闺阁无人”的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同时也得到了同时代的一些开明的男性文人的呼应和支持，从而为清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为男女两性文学创作的相互扶持与肯定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