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的文采和书法扬被我们所熟知。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在此之前就有一篇相似的《金谷诗序》问世。它们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需要我们思究，而这显然可见紧承相续的两个朝代士风。石崇《金谷诗序》和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比较是个讨论重点。虽然较多研究者对王羲之及其《兰亭集序》有着非凡的热情，相关论文不少，但却鲜有将之和石崇及其《金谷诗序》并同比较，故而深入挖掘石、王二人及其序作，通过分析两序的文本本身探究石崇与王羲之两人在思想、人生追求、对自然的态度等方面的似同与差异，并且试图从石崇与王羲之的生活环境和出身经历的异同以及玄学的发展来了解西晋与东晋两个时代的士人之变化，希望能为文士发展的探索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金谷诗序 兰亭集序 两晋 士人
The changes of intellectuals ethos in Jin Dynasty from Preface to the Gold Valley Collection to the Orchid Pavilion Collection
Abstract：The literary grace and handwriting of Wang Xizhi in his masterwork Preface tothe Orchid Pavilion Collection is well-known to the world in all ages. However, What is lesswell-known is that before the advent of Preface to the Orchid Pavilion Collection, a similarpreface-- Preface to the Gold Valley Collection has already came into the world. The relationsand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two preface really deserve much thinking and study, which canreflect the intellectuals ethos of the two adjacent dynast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mparisonbetween the two preface of Shi Chong and Wang Xizhi.Although a lot of studies have been madeon Wang Xizhi and his Preface to the Orchid Pavilion Collection, there are few peoplecomparing him with Shi Chong and his Preface to the Gold Valley Collection . Therefore, thisstudy tries to dig deep into the two masters and their prefac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wotexts, it embodies the similariti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Shi and Wang of their ideas, life pursuit,attitudes towards nature and so on. In addition,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intellectuals ethos in Jin Dynasty from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of ShiChong and Wang Xizhi,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metaphysics. Hope to make a bit of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ectuals ethos.
Key words: Preface to the Gold Valley Collection;Preface to the Orchid Pavilion Collection;Jin dynasty;intellectuals ethos
目 录
一、引言
二、《金谷诗序》和《兰亭集序》的价值取向
（一）对生命的态度
1．“以生为贵”与“新陈代谢”
2．“纵欲之术”与“清修之法”
（二）对人生的追求
1．石季伦：身名俱泰、及时行乐
2．王逸少：即顺理泰、追求闲适
（三）对自然的态度
1．石季伦：崇拜和感动
2．王逸少：欣赏和理性
三、《金谷诗序》和《兰亭集序》的艺术特色
（一）审美选择
1．石季伦：以文为主
2．王逸少：以质为先
（二）创作技巧
1．结构组成
2．手法运用
四、造成《金谷诗序》和《兰亭集序》异同的原因
（一）生活环境
1．石季伦：朝纲大乱、表面统一
2．王逸少：移情山水、偏安一隅
（二）出身经历
1．石季伦：寒族决起、惜命保身
2．王逸少：出生显贵、理通三家
（三）玄学发展
五、结语
参考文献
一、引言
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穷已。百卉吐芳华，崇台邈高跱。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
轻丸毙翔禽，纤纶出鳣鲔。坐中发美赞，异气同音轨。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
嵇康的一首《酒会诗》，状出了古时文人，尤以魏晋士子为要的生活风貌——流连山水，饮酒赋诗，伎乐相交，谈玄品论。自此诗以后，游宴文学展现出一番新的面貌：荡空的歌功颂德已沦为过去，对自然的关注日趋成为主流，玄道之潮汹汹而来。张协的“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杂诗》）,左思的“柔条旦夕劲，绿叶日夜黄”（《杂诗》），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傅玄更是有《桃赋》、《李赋》、《菊赋》、《柳赋》、《阳春赋》、《大寒赋》等不胜枚举的咏物、写景之作，无不体现着山水之乐；从三曹七子，到竹林七贤，到中朝名士，到东晋雅客，他们都对时不我待有着特别的体会。这种歔叹光阴的士情感经邺下集团彰显，经金谷诗会之后又经兰亭集会发展，在以后的士人生活中，诗赋、山水和宴饮，逐渐成为了一种传统的娱乐。
自杜康造酒始，酒就与我们的民族紧密相连。喝酒打拳，打出了有名的醉拳；喝酒写字，写出了独具品格的草书；喝酒作诗，作出了天下无双的诗仙……酒虽是极平凡、极普通的，但却可以解忧，可以浇愁，也可以调情，还可以给人以灵感。因此，士人们作诗常借酒力，喝酒而助诗兴。于是，他们诗酒相会，描写宴集饮酒的宴饮文学也由此诞生。吸引我们关注的是，这些宴饮文学体现了士人于不同时期之生活的不同感受。《金谷诗序》所写的是西晋石崇的生活状况，《兰亭集序》却是描述了东晋王羲之的精神状貌。
或许，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早以文采和书法扬名天下，称颂古今。然而，却鲜有人注意到，在这《兰亭集序》之前，早有一篇类似的诗序出世——《金谷诗序》。这两者有诸多联系和区别，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而这显然可见紧承相续的两个朝代士风。本文主要以石崇《金谷诗序》和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比较为讨论重点。
二、《金谷诗序》和《兰亭集序》的价值取向
石季伦和王羲之分别作为两晋士人的代表，他们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明显时代特色。对生命和自然的态度，对人生和理想的追求，无不散发着两个时代士人和而不同、各具魅力的气息。
（一）对生命的态度
两汉以后，儒家的礼义束缚被士人的自觉冲破，追求逍遥自在的道家逐渐崛起，有时甚至超过了儒家的地位，成为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的主流思想；这一时期的士人赞成以老庄为代表的对生命的珍视之思想，但是他们又不完全认同道家强调绝对自由、放弃世俗享乐、追求超尘脱俗，于是，他们在道家理论础上加以改造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玄学。魏晋多奇士，如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如阮籍长啸山林穷途嚎哭；曹子桓之死，表明了独具风骨的建安文学结束；正始起，何晏首领玄风，王辅嗣、夏侯太初名噪一时；竹林名士出，玄音不绝，七贤任诞而不拘礼法，任情养性和清谈品评成为这一时代文人的主要特点。待到此辈名士逐一入土，王衍、裴楷等中朝士人继续发扬着玄学的传统，他们既是老庄的尊奉者，又是神仙道教的信徒。
1.“以生为贵”与“新陈代谢”
西晋士人受特定的环境影响，对生的渴望格外强烈，同时又推崇及时行乐、任情纵欲。以石崇为代表，从《金谷诗序》中可见一二：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着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生命无法永恒，前路渺茫无期，他能做的也唯有恣意游宴、饮酒作乐；换个角度想，也只有活着，才能享受人生——这在乱世是多么奢侈的渴求与此同时，石季伦还笃信道教长生之法，目的仍是求生，苍凉之意油然而生。他在《答枣腆诗》谓：言念将别，睹物伤情。赠尔话言，要在遗名。惟此遗名，可以长生。
千言万语仅“遗名”二字需牢记，只此方可长生。这种对名的渴望，出于对生的欲求。
正因为这般“志在不朽”，其《思归叹》曰：舒篇卷兮与圣谈，释冕投绂兮希彭聃。超逍遥兮绝尘埃，福亦不至兮祸不来。
石崇深受老氏影响，以其为标的西晋士人多半秉持“以生为贵”之思想。石崇之辈尤甚。
他想跟孔子交谈，想与彭祖同寿，想学老子绝世。从中可见他对生的珍爱之意，亦可见其性之贪。
西晋士人大都信奉道教而未曾放弃经济仕途，他们没有选择归隐山林，而是选择了一条中庸之路——在当官的同时，讲求修道养生，这与当时 “名教即自然”的玄学思想是一致的。 他们当官是对世俗富贵、功名的渴求，修道养生是希望延寿乃至登仙，远不说彭祖之流，近即有王子乔、孙登等“仙人”。
到了东晋，神仙道教的发展如日中天，其势蔚为壮观。鲍靓、葛洪等出名的道学家层错现出，并产生了较成体系的理论。《晋书·本传》记载：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
凝之作为羲之之子信道，大半受其父教育。王羲之传承了石崇时代尚黄老的士人作风，同时又提出了具有自身时代特点的玄学观念。他好道，却不沉湎，认为虚浮无实的谈玄悟道是导致永嘉大乱、西晋灭亡的重要原因；他好道，却非迷信，不赞同庄子与物同化的齐物论思想。他在《兰亭集序》中说“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他觉得生命易逝，因此任化、神悟、修炼诸事于己具有重要意义。性命短促是王羲之与石崇的共识，不同的是，石崇看不清而追寻长生不老、拼命纵欲玩乐，好像生怕留下什么未享受的遗憾，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是悲观的；王羲之则泰然处之，在淡定之中期冀通过服食咽气延长生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俊朗的容颜风貌。石《序》是对生命短暂、富贵易逝的忧患情感体验，王《序》却体现了对生命、对宇宙的超越性认识，具有深厚的哲思——应当以欣然之态看待自然轮回和人事代谢。于是，在兰亭集会的诸多诗中，不乏类似“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之言，可见，逸少除了对岁迁的咏叹外，亦有“新陈代谢的乐观眼光 ”。
2.“纵欲之术”与“清修之法”
晋朝不分东西，无论是石季伦还是王逸少，都对道教道法道术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
他们不光与酒有着不解之缘，也与药感情甚笃。魏何晏被尊为玄学之祖，因其首先尝试服散而觉神明开朗，时人皆美美其风姿，此后服食广为流传，成为魏晋独特的名士风度。
《晋书·嵇康传》也有对嵇康服食的状述：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
叔夜之外，皇甫谧、王烈诸人亦皆服散。《思归引》（并序）中，石崇就坦陈自己喜好服食咽气，所期躯之不朽，“登云阁，列姬姜，拊丝竹，扣宫商，宴华池，酌玉觞”，如此神仙生活，无非也就是纵欲享乐，乃是季伦所向往；其于《赠枣腆诗》、《答枣腆诗》等作中亦多言逍遥养生之道，如饮酒浇愁、名娼娱耳。王羲之杂帖甚多记服食药散之言，并对药方、服食方法有所研究，《晋书·王羲之传》曾记载了逸少遍山采药之事：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率当以乐死。”
从中可以感受到他对修道服散的热衷和兴奋。羲之炼化得道的方式，显然比石崇含蓄多了，真可谓是清修，他更注重的是修身养性。他的《用笔赋》道教思想尤为浓厚，其中论及信奉五斗米教的李特、李雄父子关陇韬光养晦，又讲王乔健步如飞，还叹“共六合而俱永，与两曜而同流；郁高峰兮偃盖，如万岁兮千秋”卿希泰说，“道教要求作符时，必须收返视听，摄念存诚，心若太虚，内外贞白，意到笔运，一气呵成”,书写符箓的这种心理准备，与诸多书法名家挥毫之心境万分相合，羲之于《题卫夫人<笔阵图>后》
言“夫欲书者，先乾研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可见其受道教影响甚深。
虽石崇与王羲之同为道教徒，但显然后者更为虔诚信仰。石季伦不舍凡尘的物质快感，追求名利、地位及享乐；相较与之，王逸少则已摆脱了世俗的系累，只为精神上的自由逍遥。
（二）对人生的追求
石崇与王羲之的人生思想有好道重生的相似处，他们在具体的行为模式上却是存在差别的。何晏作为二者之先驱，其游宴伎乐、清言阔论的癖好成了众士效仿的对象。不过，对于石崇而言，他学到更多的是汲汲于世的情欲；对于王羲之而言，他学到更多的则是不婴世务的洒脱。
1．石季伦：身名俱泰、及时行乐
据《晋书·石崇传》记载，石崇曾与王敦一起在太学学习，无意中看到了颜回、原宪的画像，便慨叹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牖哉”可见，“身名俱泰”是石崇的人生理想，而由此引发的求名、纵欲等行为也可以被理解了。唐朝诗人邓林有诗言“梓泽神仙居第一，争享不惜碎珊瑚”，其中体现了石崇对身的注重和对名的追求。他要树立的不仅仅是一个尚道的形象，还有富贵的形象。无怪乎，他积敛钱财，奢侈争豪，极尽欢娱之乐，《晋书·石崇传》谓：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树，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
在《金谷诗序》中，也有对于梓泽盛园的描绘——“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 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大显富贵之象；而游宴盛会则是这种富贵的表现，如前人的西园之会和华林园之会。彼时士人的聚会内容相当多彩丰富，不管是斗鸡还是走马，都刺激非常,“不废声色之乐”。因此石崇也可谓“附庸风雅”，常常聚众赋诗，吟咏情性，交好于潘岳、左思和刘琨等人，组成“鲁公二十四友”，追随于贾谧左右。金谷诗会即是这种“风雅”的典型，既展现了诗艺，抒发了情感，获得了赞誉，引领了风尚，又能够享乐，身名俱泰，何乐而不为？石崇在《金谷诗序》中有“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着后。
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之言，其心态与“某某到此一游”是相似的，目的也无非是显身留名。他在《楚妃叹序》提及，“楚之贤妃，能立徳垂名于后，唯楚妃焉。故叹咏之。”此处亦体现了石季伦对于名誉的渴望。
既然人生是短暂的，行乐自然须及春，何况在动荡的年代？所以，石崇恣意享乐，纵欲斗富，所造金谷园极尽奢华，除了在《金谷诗序》中有梓泽状貌、诗酒行乐的相关描写外，《思归引·并序》亦有涉及：
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
百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技，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
《思归引·并序》所写与《金谷诗序》极为呼应，极大地凸显了金谷园的“山水之乐”、“琴书之娱”，《思归叹》也有“惟金石兮幽且清，林郁茂兮芳草盈。玄泉流兮萦丘阜，阁馆萧寥兮荫丛柳。吹长笛兮弾五弦，高歌凌云兮乐余年”谈。
西晋士人在纵欲行乐的同时，往往都伴有“嗜利如命”的现象。一方面，它表现为极度俭吝，以王戎、和峤为例；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汰侈争豪，以石崇、王恺为例。他们内心空虚无所依托，便把希望寄放在财富上，因此他们害怕钱尽，害怕其随“命”而去。也因此，石崇急着要把时人官号、姓名和年纪记录下来，以供后人瞻仰。
季伦虽热衷于仕途经济，但绝不是对孔教的推崇和维护；相反，汉末以来至季伦这一辈人，极力想要冲破儒教的伦理束缚，他们为的只是个人的利益。《答曹嘉诗》曰：世事非所务。周公不足梦。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
不务世事，不梦周公，尸位素餐，甚至依附权贵望尘而拜，只为了能获得更多的权力去保全自己，——而全身的方法之一，便是求道。任性作为成道的一种方法，从忘情自我开始，却走向了没有止境的纵欲行乐之路。石崇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耽于享乐的名士形象。
2．王逸少：即顺理泰、追求闲适
如果说西晋士人抱有一种玩世享乐的心态，那么较之而言偏安一隅则是东晋士人普遍的心态。这种偏安的心态受优美环境影响，也受士族优裕生活影响，还受宁谧心境影响。安宁静谧的心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顺应自然，闲适淡然，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从容适之。
现存逸少之诗无几，但首首都能够反映他“即顺理泰”的人生追求。其《兰亭诗》中曾谓：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适足缠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
这首诗把王羲之顺应自然之想法表达得明明白白，也把其想法的产生缘由讲解得清清楚楚。大道之行，必有其律；陶甄变化、自然轮转不是个人能够操控的；唯有安时处顺，万事方可康泰；若为世俗利害缠身，纵是有心也无法理悟；不如随遇而安，尽情逍遥。
此间传达出逸少即顺理泰、委运任化的人生观，这也是偏安一隅的心态之表现。在《兰亭集序》里，逸少欣于朗天清气、秀山丽水，言之自足——仰可观宇宙之大，俯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视听之娱备矣，类此感慨若无宁谧心境不可得。王《序》中“引以为流觞曲水”一句，恰恰也表现出其顺应自然的人生追求。他们喝酒的形式非同石崇当时一般，而是把酒杯放在流水之间，让它自由漂流，浮游到哪里，哪里的人就得作诗，这不正体现了逸少顺理的思想吗？
《兰亭集序》不但让我们体会到了羲之即顺理泰的思想，其字里行间亦流露出对闲适的追求：游山水，行修禊，乐诗酒，决口不提政治时事。值得注意的是，石崇在《金谷诗序》中说“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表现出对身名的渴望，而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虽也有说要“列叙时人，录其所述”，但重点是不一样的，石崇强调记下的是官衔和年纪，而王羲之的目的是记录下与会者的诗作，寻求的是与后人之间灵魂上的共鸣，其间的意义明显要高于季伦。他所享受的，并非西晋石崇时代的声色之乐，而是高雅旷逸的文士生活，主要在于对闲适的体验。方才所述《兰亭诗》中“逍遥良辰会”，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虽然此良辰会就是游宴聚会，但那是纯粹的山水之乐，非闲适之心境不可得。
王羲之《兰亭诗》有言曰：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
看着蓝天绿水，投身自然，或许正如苏轼在《赤壁赋》中所言，“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这是王羲之想要的生活，因为只有“寓目”才能使理得到“陈”的结果，只有真正闲适了才能明道。
的确，逸少做到了寄散山林、常有余闲——他爱生命的方式并非放纵自己无尽的欲望，而是改用一种自我满足的方式，把自己埋藏在自然之中。再看王羲之自身，即使家势非同一般，叔伯们多次荐做高官，他竟皆拒绝了，一心游于山林。他的理想是过“屐旅”生活。但是，他也因此与现实社会渐呈脱离之势，人生的态度趋于淡漠，不像石崇那般浓烈，这也是东晋士人与西晋士人具有显着差异之处。
（三）对自然的态度
时至魏晋，士人渐多关注自然。三曹在自然现象间感悟到了生命短暂时不我待；嵇、阮在山水之中遍寻处世良方无果；石崇的“人工自然”金谷园，是仿效前人且依照自己的理想建构出的灵魂寄所；王羲之则是将自身与自然进行完美的融合，更向往的是“人化自然”。
1．石季伦：崇拜和感动
自西晋始，大兴私家园林之会，像石崇这样的巨富名士自然不会错过。《大唐传载》是这样描述金谷园的：洛阳去城二十五里。晋石崇依金谷为园苑，高台飞阁，余址隐嶙。
在离洛阳城二十五里的京郊，坐落着石崇的金谷园。金谷园依金谷而建，飞檐高阁，颇具仙宫之态。
石崇的时代是士人关注自然的发展阶段，众人皆沉醉在宫廷的壮美绮丽之中，甚少关注自然的平淡之美，也因此，西晋士人们对于自然的要求都不是很高，他们最多就是享受自然。这种享受自然，当然也不止于搏得雅名，它也是为了满足感官的需求，其中饱含着情感的因素。士人本就容易缘情感物，特别是在遭受政治挫折的时候；他们无以开脱，只能寻求朝政的对立方自我安慰，而朝政的对立方，恰巧是乡野，亦即自然山水。
以自然寄托情感，那就再适合不过了。 在《金谷诗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西晋士人代表的石崇，对于自然，处在一个占有者的立场，他的迷恋山水大致出于三个目的。
其一，即刚才所述，是为了了断政治烦恼。其二，此之谓尚老庄的要求，是养生修道使之然也，前已论，不再述。其三，他恣情山水，不过是寻欢作乐的一种途径，追身求名的一种方法。《序》文尽是靡费之言，略显得意；庄园赋诗，成为士人群体生活的时尚潮流，他们时而登高，时而临水，宴饮伎乐，感而发言；这里的茂林清泉、竹柏众果并非隐逸者的灵魂寄所，而是世俗生活之点缀、物欲之满足。东汉仲长统认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功扬名耳，而名不长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想要“卜居清旷，以乐其志”。其《乐志论》谓：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 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他心目中清旷之居所，游目弋钓、呼吸精和、思玄谈虚之生活，也成为了季伦的乌托邦。
我们在《乐志论》中可以看到，仲长统勾勒的理想居所有沃田宽宅，临流背山，沟池、竹木遍布，前有场圃，后有果园，颇符合道家风水学的良宅标准。大致此后一阶段的士人向往的居所不外乎如此。在石《序》中，其对极尽荒唐的游宴行为的描绘是继前代公宴的传统，而其流露出的田园情结——良田数顷，鸡、鸭、鹅具备，还有猪、羊等畜，舂米的水碓、养鱼的池塘、藏酒的地窖，则是随公理之足迹。石崇《思归引·并序》言之金谷阻长堤，临清渠，“百木几于万珠，流水周于舍下”，《思归叹》亦说金谷清而幽，草木盈而茂，流泉绕丘，柳蔽馆阁，其自然环境与仲长统所绘之景高度相似。公理钓鱼弋鸟、弹琴唱曲的理想，在石崇的《金谷诗序》中也有所实现——鱼池水碓，筑笙瑟琴，莫不具备。再观仲文，不难发现，他构想出这样一个田园之境，是为了思玄虚、求仿佛，是为了免受责、保性命，是为了凌霄汉、出宇宙；作为来者，石崇似乎有意模仿之，将其想象的乐园付诸现实，造就了金谷园。
简言之，季伦对山水的崇拜伴随着生命的感动，他赋予了自然以情感，昭示着山水之审美开始雅化；然而，同时他又被富贵利益所蒙蔽，这最终导致了他无法真正融入自然，说明西晋之人对自然还处于模仿的层次。
2．王逸少：欣赏和理性
永嘉南渡，北方大批士人迁至江南，他们惊羡于此间明秀旖旎的风光，《会稽郡记》如此描绘江南：会稽郡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于竦条；潭壑镜彻，清流泻注。
《世说新语·言语》又言：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这里没有河朔地带的粗犷旷放，取而代之的是莺歌燕语、小桥流水。显然，这种心情、这些景象被一一反映到文学当中，较之前代则对自然有更多的惊奇和喜爱，持续时间更长，表现范围更广，因此东晋可谓是关注自然的全盛阶段。
若说石崇的自然是巧夺天工，那么王羲之的自然就是天生化成了。虽然石季伦的金谷园依金谷而建，但总是免不了刻凿的痕迹；王逸少的兰亭却以群山为园，山之所在即为园之所在，没有明确的边界。此园非园，此园亦园。
王羲之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与仲、石二人是一脉相承的。其《与谢万书》云：比遇重熙，去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尽地利，颐养闲暇。
逸少携友游山、守田耕地的心愿，足可证其生活自然田园之志。仲长统心中的乐园，在《兰亭集序》中也可以找到影子。在王羲之笔下的自然，山崇岭峻，林茂竹修，流清湍激，着实也与公理清旷居所相合。天气晴朗，春风和煦，看苍穹，品物类，觞咏抒情，虽无管弦丝竹，同样也可以“极视听之娱”，让人身心愉悦——由此可观，逸少欣喜的是一种纯自然的境界，它没有仲、石那参杂人为的俗趣，山水的审美意识进一步雅化。当然，对大道的追求，对生命的渴望，此三人是一致的。
作为东晋之士人，王羲之是以欣赏者的身份看待自然的。他的《兰亭集序》满篇洋溢着他对山水的热爱与向往，闲情逸趣跃然纸上，饱含对生活的满足感。与友交游，会心自然，愉悦以致不知老，足矣。对于王羲之来说，赏景悦目不再是生活的修饰，而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并且伴随着主观情感的释放——他把强烈的生命意识寄存在山水之中。此时，竞富不再是士人生活的主要内容，闲趣成为新的时尚。
王羲之对自然的态度，不仅有热衷的欣赏，还有深刻的理性思考。他总能在自然之中悟到些许宇宙的规律、人生的真谛。在现存的兰亭诗中，除了对山水的咏颂，如“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还有对玄理的解读，“鉴明去尘垢，止则鄙吝生”，亦有对人生的体悟，如“合散固其常，修短定无始”，与《序》中所叹修短随化而终期于尽相合。他的钟情山水，尽显名士之潇洒风流和雅逸风度。一双屐，一帖药，一壶酒，人生如此再无所求。
石、王二人倾心自然田园，且皆憧憬诗意优雅之生活，一定程度上是审美雅化的体现，其宴饮生活的目的性大大减弱，关注自然的功利性也大大减小。之后的陶渊明，更是醉心田园，忠实于自然，达到了物我泯一的境界。
三、《金谷诗序》和《兰亭集序》的艺术特色
两晋士人在价值取向上的异同，往往会通过彼辈思想表现于作品之中。因此，石季伦和王羲之在精神理想层面上的不同追求以及在行为模式上的不同风格，影射到他们的文学中来，便形成了不同的文学品格。
（一）审美选择
由于石、王二人在价值取向上的诸多不同，他们的审美趋向和文学选择自然也是不同的。孔子对于文与质的关系，提出了“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学理论，后世受之影响颇深，甚多文士开始关注讨论文质关系。
1．石季伦：以文为主
石《序》在审美上体现出来的特点是以文为主，“文”即文辞。两汉文坛以赋为主，“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换句话说，赋着重于对“事”的叙写，并且在对事物的叙述过程中多采用铺叙手法，这种对赋的推崇不但促成了司马相如、班固、扬雄、枚乘等大家的出现，对西晋也有颇为深刻持久的影响，如当时的左思就十年磨一剑终成《三都赋》，导致一时之间“洛阳纸贵”的局面，于之可见一斑。太康文坛素以繁缛闻名，以潘岳、陆机为中心，诗歌多呈现出绮丽繁复、堆砌藻饰的特点，强调个人情感的抒发；而从太康之年到此序的元康六年，也不过隔了八年，加之石崇又与潘岳交好，同列于二十四友之中，安能不受其影响？石崇《金谷诗序》曰：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
季伦在此给我们真实地描绘了金谷园的秀丽风光和田园之趣，是对“逼真性”的强调，体现了其“崇实”的追求。需加注意的是，其中写到了羊、鸡、猪、鹅和鸭等牲畜，本可用“牲禽俱备”就可表达，而石崇偏偏列举了一串儿的畜生和禽类，不免有堆砌之嫌，“虚张声势”，这是“尚丽”的体现。石崇“崇实尚丽”的特色在其《思归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登城隅兮临长江，极望无涯兮思填胸。鱼瀺灂兮鸟缤翻，泽雉游凫兮戏中园。秋风厉兮鸿鴈征，蟋蟀嘈嘈兮晨夜鸣。落叶飘兮枯枝竦，百草零落兮覆畦垄。时光逝兮年易尽，感彼岁暮兮怅自愍。廓羁旅兮滞野都，愿御北风兮忽归徂。惟金石兮幽且清，林郁茂兮芳卉盈。玄泉流兮萦丘阜，阁馆萧寥兮荫丛柳。吹长笛兮弹五弦，高歌凌云兮乐余年。舒篇卷兮与圣谈，释冕投绂兮希聃。超逍遥兮绝尘埃，福亦不至兮祸不来。
这是一篇标准的骈文，石崇登楼望江，远眺无涯，他极力进行铺陈——用六句诗写了十一种意象，辞藻华丽，给人以郁滞之感。间以抒发人生之叹后，又用了四句绘景，最后化用庄子《逍遥游》中的思想和老子的福祸论。石《序》基本是四字一组，句式齐整，虽不若排山倒海之势，亦能让人感到暗潮汹涌。经计算，《金谷诗序》共 48 句，其中四字短句有 21 处，占了将近一半的比重，少于四字的有 6 处，多于五字的有 13 处；而《兰亭集序》共 64 句，四字短句 27 处，也占了近一半的份量，少于四字 2 处，多于五字 26 处。由此可见，石《序》与王《序》都是以四言为主要句式，符合时代的潮流；石崇的句式总体较短，古朴凝重，气势汹汹，而王羲之句式更为参差，长短交错，具有现代散文的特点。因此，《金谷诗序》在给人带来质实之感的同时，也让人感受到了厚重壮观的气势和富贵霸气的状态，颇有节韵之美。这是《兰亭集序》可望而不可即的。
2．王逸少：以质为先
逸少之序不乏文采，但其突出的审美观念是以质为先，“质”即思想。相较于“文”，逸少更关注的是内在美感。这与道家重质轻文的思想是一致的，道家认为言不尽意，因此主张不言之教。继石崇性命之叹，逸少在《兰亭集序》中花了重墨表达自己对生命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思想，并道出了死生虚诞、彭殇妄作的哲理。此外，《兰亭集序》较之《金谷诗序》则更多地使用了兴的手法，使得文本更为含蓄而富有神韵。所谓兴者，乃“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王羲之在《兰亭集序》开篇写了修禊活动文人聚会，通过对环境的描写引申出对人生的感慨，这就是先叙事状景以引起感慨之词。在《兰亭集序》中，逸少通过静心山水的方式使自己达到一种“虚静无为”的审美境界，充斥着大明的道之味，散发着清逸的玄之韵，其曰：
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对出世的选择，对生命的慨叹，对理想的追求等等，无不体现了玄学色彩，其自我的精神体验表现得更为明显。移情于山水，则更加体现了其优雅从容的姿态。当然，王《序》
也不是不追求“文”的。出于对“自然之质”的追求，逸少的创作多体现清新流畅的自然之美，语言具有质白而含蓄的特点。如果说《金谷诗序》因大气而显得绚丽，那么《兰亭集序》就是因清韵而显得旷丽。这也就避免了质木无文。《晋书》谓羲之“以骨鲠称”，他这种敢于直言的性格，大概是导致其语言直白的原因吧。据说，其时殷浩冒然北伐，逸少为此写信极力劝阻，言辞甚为恳切，句句切入要点；在劝说殷浩失败后，他又致信会稽王：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令殷浩、荀羡还据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 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安危之机，易於反掌，考之虚实，着於目前，愿运独断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浅而言深，岂不知其未易。然古人处闾阎行阵之间，尚或干时谋国，评裁者不以为讥，况厕大臣末行，岂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决在行之，不可复持疑后机，不定之於此，后欲悔之，亦无及也。
为了家国社稷，王羲之犯险以激烈的言语抨击时政，希望能使会稽王阻止北伐之事。
读过两序，我们可以看出，金谷诗会的产生是带有一定政治色彩和功利性的，它从头至尾都有着夸耀的心理和追求名利的想法，因此，即便有追崇玄远之心，出于世俗也终究是无法形成的。而兰亭集会的“文学活动的本体意味”则是无比浓重，赋诗饮酒以叙幽情，莫不出于自然；这体现了士人雅兴，颇有超凡脱俗之美。这不单是石、王二人的区别，同时也是西晋士人和东晋士人的差异。
（二）创作技巧
《金谷诗序》和《兰亭集序》具有前后相承的联系，它们都是为诗集作的序，并且各自记载了当时集会的盛况与过程。
1．结构组成
《金谷诗序》和《兰亭集序》这两篇文章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首先，它们都从开篇就点明了各自诗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和原因：金谷诗会是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兰亭集会是晋穆帝永和九年（353）；金谷诗会举行的地点是河南县界金谷园，而兰亭集会则于会稽郡山阴之兰亭举行；金谷诗会的举行是为了践行，即送别王诩返还长安，兰亭集会是王羲之等人为过上巳节而举行的。其次，两序又都描绘了聚会的整体环境——金谷诗会“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兰亭集会则“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再次，饮酒赋诗的人文活动此二序也分别谈及：
金谷文人们“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兰亭士人们则是“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其中间以抒发人生无常的感慨，石崇面对人生短暂难料慨叹“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而《兰亭集序》中情感层层递进，从“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到“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再到“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逸少内心不断变化。最后，他们都提出要具列时人，录其所述。
《世说新语·企羡》曾记，当王羲之得知别人拿自己的序和石崇的《金谷诗序》比较并以为胜时，他面有“欣喜之色”，可见其确有模仿动机；通过侧面评价，这种模仿被肯定了，同时也说明金谷诗会对彼时士人之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饮酒赋诗渐为中国士人独特的传统。据此，《金谷诗序》和《兰亭集序》岂有不像之理？
但若对《金谷诗序》机械模仿，《兰亭集序》也许不会被认可。后世之人推崇这篇《兰亭集序》，是因为它有不同于《金谷诗序》的地方。石《序》有“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箸后”等叙事话语，具有较强的记叙性，这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特色之一。石《序》中的描写亦是不凡：“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 “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等等，为我们形象地描绘出金谷园的样貌和众人游宴的热闹场面。王《序》比石《序》多约百字，可它叙述的语言却不如石《序》来得多，除交代的修禊时间、地点和环境是记叙外，其余尽是空谈生死观，显得有些虚浮。所以，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江表文学“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这些与当时尚虚谈的玄风有密切联系。由是而观，王《序》之胜在“理”，即思想性。我们可以在《兰亭集序》中可以找到“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玄妙之论，却于《金谷诗序》中难以找到议论之言。这样的结果，除了受玄风的“附属品”——玄言诗的影响外，两晋士人审美雅化之变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吧。
2．手法运用
石、王二人审美上的不同趋向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则出现了“明快”和“含蓄”两种不同的风格，而这两种风格在两序的修辞方面就有所体现。
从文学角度来看，修辞从西晋到东晋有了很大的发展，它的形式渐趋于丰富。《金谷诗序》一文的修辞手法并不多，而《兰亭集序》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在石《序》中，只有一处对偶，即对于生命的感怀之句。还有一处双音化，即“水碓、鱼池、土窟”。另外，“清泉”、“游宴”是双声词。石崇主要关注的是对游宴的表现而非序作本身，因而总体呈现出明快的色彩。《兰亭集序》中同样用了对偶，如“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此外，用典的修辞手法也能够发现——“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这分明就是针对石《序》“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所写，其中还涉及借代，“丝竹管弦”中的“丝”、“竹”、“管”、“弦”各指乐器中的一部分，此处泛指乐器；“一觞一咏”也是借代手法的使用，“觞”原意为“酒杯”，此处为喝酒之意，“咏”指“吟咏”，在本文中有赋诗之意，结合起来即为——纵无动听的音乐，且饮酒且作诗，足使人叙幽情。《序》中还有些许借代手法，不再罗列；而正是这多处借代，使得文本具有简明含蓄之态。夸张手法在《序》中亦可见。
“俯仰之间”，只那么一低头、一抬头，万事万物尽皆变为过往，极言时间之飞逝、生命之短暂。“死生亦大矣”则是引用，借孔子之言直白自己对生死的看法，增加了说服力。
羲之亦以契喻人之感，表达委婉生动。这些皆为老庄擅用之技法。由于修辞的运用，王《序》比之于石《序》更为含蓄、玄远，这正是两人纵欲和清修之别所致。
为表现肉欲的快感，石崇真实再现游宴场景，其较多使用的是动静结合的手段。《金谷诗序》的前半部分讲的是静态的泉林、众果、药草等，为我们展现的是金谷园的生态风貌，而后半部分大写游宴“屡迁其坐”、“ 鼓吹递奏”的动态过程，极其生动地表现了当时宴会热闹的场面。而以“虚静无为”为美的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最先写的是身边之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以及“清流激湍”等等，接着是遥望至天际，“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最后神游太虚，自我思辨之后反驳了庄子的言论，得出“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结论，视角一层比一层开阔，从地面写到了苍穹，从身边的景物写到了宇宙，是一个由上到下、由近及远的过程，采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使得序的语言更加散文化，表现出朴素、平和的风格，对后世理趣散文产生了较大影响。再看逸少其他作品，以《兰亭诗》为例，其间虽有对自然的描写，但最主要还是表达了对人生大道的看法，虚的内容多于实的部分，这种现象不曾出现于石崇身上。由是观之，东晋士人善于关注生命哲理，而西晋士人则是沉浸在实际享受当中。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的情况也反映了士人们从西晋到东晋对玄学的理解愈加深入。
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两序都是写景抒情之作，但石崇是因事抒情，其纵欲之趣显而易见；王羲之是阅景生情，玄虚之爱不言而喻。 较之石《序》，王《序》更好地达到了情景交融的效果。“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一句既写明了当时的天气状况，也表现出作者的愉悦心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在写实的同时也显示出士人宽广的视野和胸襟，具有以景衬情的特点；无论是对周边环境的描写还是人生哲思的表述，都自然流成，更具有“散”的特点和“玄”的意境，情与景的交融更为突出。
四、造成《金谷诗序》和《兰亭集序》异同的原因
石季伦和王羲之代表了两晋士人，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西晋和东晋的士人发生了一些变化；而造成两晋士人之变的因素诸多，如他们的生活环境、个人的出身经历、玄学的自然发展等等。
（一）生活环境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文学作品。文学往往和士人的生活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所谓生活环境，是人们身处的社会背景，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它们对士人的思想、行为以及文学创作都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1．石季伦：朝纲大乱、表面统一
《晋书·忠义传序》对于西晋，尤其是石崇生活的年代，有一段较为详尽的概括：
晋自元康之后，政乱朝昏，祸难荐兴，艰虞孔炽，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腾，苍生涂炭，干戈日用，战争方兴。虽背恩忘义之徒不可胜 载，而蹈节轻生之士无乏于时。
朝政混乱，祸难不断，战乱频繁，生灵涂炭，背信弃义之人不可胜数，改节偷生之人亦复如是。生命的转瞬即逝和名誉的飘渺虚无，这样的现实自然而然使得石崇倍加珍视生命和财富。司马氏本属儒家贵族，又提倡名教立国，偏偏谋权篡位，违背了君臣纲纪，可谓立身不正，何以服众？于是作为统治者，司马氏一族也只能含糊其辞，这是导致政局长时间不安定因素之一。没有统一的维护朝纲的思想原则，也就没有确定的道德标准，致使“诸多士人对道德、正直失去判断力，进入利害关系的选择中 1”，助长了石崇等辈为富不赀、贪恋权势、腐败汰侈的不良风气，这种风气不单流行于社会生活，同时也呈现于文学艺术。因此掌权三十年余年便起八王之乱，永嘉南渡，最终落得个灭亡的下场。
灭吴战争之后曾出现了四海短暂的统一，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民族融合，思想多元，金钱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突出，庄园经济得到了发展，于是在文作的题材、内容上，除了对光阴的悲叹外，还多了对自然的赞美，庄园景色逐渐进入士人之视线，而作为其基础的财富备受看重，奢侈和吝啬的行为开始大量显现。初定之国的文化政策较为放松，虽儒学居官位而实际的纯儒之人不多，佛学发展迅速，而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玄学信仰者也不乏——这些人独具个性，思想偏颇，行为放纵，所以，他们能够打破传统礼教的束缚，尽伎乐游宴之兴，享服食行散之乐。西晋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表面的，人们的思想是涌动的暗潮。西晋士人们似乎是以自然抗名教的。张华在其《归田赋》中说：丰蔬果之林错，茂桑麻之纷敷。用天道以取资，行药物以为娱。时逍遥于洛滨，聊相佯以纵意。目白沙与积砾，玩众卉之异同。扬素波以濯足，溯清澜以荡思。
茂先在此表达的也是一种向往田园自然的志趣，并且乍看之下让人颇为其志趣感动，但《归田赋》的最后一句亦不容忽视——“以退足于一壑，故处否而忘泰”，由此看来，茂先不是真心实意地崇道、寄情田园，退居于沟壑之中，是因为处于政治生活的困顿，也只能在自然山水间放纵自我，忘记功名，以反抗名教的仕途之论。
2．王逸少：移情山水、偏安一隅
王羲之生活于东晋政权相对稳定的时代，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一说，此“王”即逸少之家族，门阀掌握大权为政治上的主要特点。不难发现，此间文坛风尚多为世家大族引领，撇开王家不谈，还有谢家、庾家。他们的经济基础深厚，能有足够的资本享受先朝遗风——赏心悦目的庄园生活，也因此他们对世俗情趣和时务鄙夷不尽，自诩清高，过得优游从容。同南宋相仿，两代都渡江偷生，可是，南宋有陆游、辛弃疾等丹心赴死之士，东晋却唯有偏安江左之属；反而，玄学崇尚无为的思想，倒是给了这批士人退居一隅的借口。所以，我们在《兰亭集序》中看不到慷慨就义的正气，体会不到亡国破家之痛，更加找寻不到汉时的那种社会责任感；旷放闲适之生活，感时吟月成了文学的主要基调。东晋时期地主庄园经济发达，浙东一带山明水秀，成为士大夫庄园的主要阵地。轻灵的神韵，江南本身就带有哲理的意味，受地理因素影响，这里的文人在精神上追求的是超尘脱俗、隐逸山林的境界，他们将原本对于朝政的关注转移到了自然，一如《兰亭集序》所言。《晋书》语云：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
王羲之本好清修，不愿在朝为官，当他面对江浙钟灵毓秀的山川时，产生至死留此的志向也是不足为奇的。彼时亦有许询、孙绰、谢安等人，他们对于自然的看法与逸少是一致的。金谷园地处河洛，位于京畿，是标准的中原风味，总是免不了繁重的特点，就算巧夺天工，亦非自然本性，钱良择《抚云集》卷三有诗言“石家金谷无高树，凿去铜山买去栽”，这样的美景当然无法使得士人醉心。
士人们移情于山水之后，愈发沉醉于其间的自然之美，从而造成了“偏安一隅”的现象。可以说，自打公元 291 年起，八王之乱就开始了，随后五胡乱华，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北方士人只有选择南渡；直到公元 318 年司马睿称帝，可算是结束了这长达 27 年的混乱。本尚“无为”而“守静笃”的南迁之士面对江南的空灵超逸，便有“乐不思蜀”之意，其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王导便是其中一个例子，还有许多闻名于西晋的谈玄名士过江之后，不思悔改，重操旧业，这正面导致了玄学在东晋的发展，也因此使得偏安的心态从少数个人转变为社会的普遍心态。
（二）出身经历
季伦和逸少不同的人生体验和经历，通过他们二人的思想，表现在日常的行为当中，这也是造成二人的文学创作有所异同的重要原因。
1．石季伦：寒族决起、惜命保身
石崇不仅是功臣后裔，是巨富名士，也是“鲁公二十四友”首领之一。石崇父石苞，世祖武帝时官至大司马。出于恩荫，石崇深受司马炎所重用，前途较为明朗。这样的出身，使得骄奢淫逸的人之鄙性显露出来，也就形成了石崇的浮华作风，这些都有在《金谷诗序》中有所表现。据《晋书》记载，石崇“少敏慧，勇而有谋”，二十出头便做了县令，因才能闻名于众。后来尽管官高事多，却依然勤学不殆，颇具文才，与潘岳、陆机等人交好，此辈贵游豪戚促成了绮丽繁缛的文学新气象。和其他士人一样，石崇亦好清谈；然而，他这清谈是要在山水诗酒之中才够兴致，非是府邸公堂之上所能言，所以在金谷园中，他可以尽情吐诉性命不永、凋落无期之苦。但是，在一些行为上，人们对之往往不敢苟同。石崇“颖悟有才气”是真的，“任侠无行检”竟也是真的。他的家族从一个无名寒族猝变为世家豪族，在这种背景下长成的石崇追求汰侈的物质享受，譬如抢劫商客囤积财富、声色犬马胡乱杀人、不计成本疯狂竞富、奉承贾谧望尘而拜，也因此，他享受着奢靡的生活，并借纵欲来修心养性。
自东汉末期天下三分至西晋前期六合统一这大半个世纪，烽烟四起，民不聊生。石崇生活在一个黑暗混乱、充满战争的时代，他的心里除了“身名俱泰”还装着什么呢？
汉末《古诗十九首》似乎为我们讲解得一无所遗：“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石崇在《金谷诗序》中的性命凋落之叹，就是对“生年不满百”的应和，其于《思归引·并序》中亦云“时光逝兮年易尽，感彼岁暮兮怅自愍”，体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这也就无怪乎他身名俱泰的追求了。
西晋士人身名俱泰的人生准则，不单单受个人荣辱观念影响，也是出于自保的无奈。
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地位越高，名声越响，安全感才越大，活命的几率才越大。司马氏靠篡位得权，礼崩乐坏，朝政乌烟瘴气，地位和名誉无疑是两道保命符。曹魏时孔融屡次触怒曹操而未被诛，与其为孔子传人并在名士群体当中的份量之重有很大关系。与之相当的，还有阮籍，《世说新语·简傲》中写：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座，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阮籍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在当时社会中处于重要的地位，他是阮瑀之子，他的文才受人敬佩，他狂放纵逸、遣情于酒，在成士人学习榜样的同时又掀起了这股纵情任诞的风气，就算司马昭不喜又能如何？不堪的政局再也不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教管制，他唯有依赖于朝中名士在社会上的影响来维持局面。石崇之前众多例子，使他深谙身名俱泰之理，使他更加惜命以求保身。
2．王逸少：出生显贵、理通三家
王羲之出身于名门大家。显赫的琅琊王氏世族，追根可到周代之姬晋，先辈有东汉的王祥、王览兄弟、西晋的王廙等具有影响力的士人。其父王旷为淮南太守，对东晋的建立献出了不少谋计；其从伯王导，劝谏辅佐司马睿，直接促成了江左政权的建立；而族伯王敦位极人臣，手握兵权。出于这样一个堪与皇族媲美的世家大族，无论是在权力上的地位还是物质上的财富，都是无可匹敌的。然而，逸少却不喜仕途，一心清修养生，寄情山水，不怀平步青云之念，只存向子平之志。同时，逸少虔诚道教徒的身份，致使他对服食行散尤为重视。所以，他试图通过清修和顺理的方式来达到灵魂的闲适。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诸多玄思不言自见，却又表示了不赞同，这大概是他“理通三家”所致。琅琊王氏本是道之大家，其宗族中的王衍尤为我们所知，是贵生自全的典范。王衍生活于西晋，受当时风气影响甚重；王羲之作为王氏子孙，自然受到家族文化的熏陶。《兰亭集序》所写的，正是道的境界。“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这是阮籍、刘伶之流任诞玄风的延续。“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则体现了老子的朴素唯物主义。因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兰亭集序》的玄学意味之浓重，它充满了思辨的色彩。正是由于此辈士人过于看重形而上的东西，他们往往忽视自身周围的真实存在，痛定思痛，黍离之悲何如哉？不过如此。所以，他的作品少有谈及社会现实，《兰亭集序》中没有政治时务，只有修禊雅事，优游生活。且再看《为会稽内史称疾去郡于父墓前自誓文》：
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斯亡无日，将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也名教所不得容也。
正如所引，琅琊王家除了道家传统外，还有儒教思想。他尚重忠孝贤义，认为子而不子难容于天地、名教。逸少在《兰亭集序》中述到，命有尽日，我辈应当做悦己之事，“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这又令人不禁联想到孔子的名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细看之下，果真似之甚矣。其《又遗殷浩书》尽显民本思想，也是儒教极富特征的表现。与此同时，佛教比之西晋已有较快发展，出现了大批僧人。王羲之与竺道潜、支道林等僧相交，势必受到佛教影响。《兰亭集序》中的“悟言一室之内”，即是佛家所讲的“顿悟”。“理通三家”是王羲之思想的重要特色，这也是他即顺理泰之思想、优游闲适之追求的基础。
（三）玄学发展
欲谈魏晋之士人与作品，必先析玄学之奥妙。汉末天下的一场大乱，导致经学威严不在，各家思想终得挣脱枷锁，从“独尊儒术”的牢笼中逃越，仲长统的《乐志论》就是有力的证据。在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的推动下，士人们在老庄“任性自然”的思想中找到了其纵情任诞的理论依据，权衡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最后在曹魏正始之时，产生了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玄学。
在西晋，不少士人已经对玄学做了理论性的阐述，而这些阐述也正引导了西晋士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郭象，字子玄，我们从他的名和字当中便可发现士人对老庄玄学的热衷。其《庄子注》对庄子《天道》是这样注解的：率性而动，故谓之无为也。
他把“无为”表述为任性，为其时士人乖张放荡的个性寻找了一个极好的借口，也为他们的“怪癖”做了解释。因此，那时候的士人或是傅粉求美，或是裸裎痛饮，或是嗜钱如命，由此看来，《世说新语·汰侈》所载石崇的种种行径也就可以说明了。郭子玄《庄子注》对《在宥》注：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矣。
这里，郭象又说“无为”不应是“拱默”，而是让其“自为”，此中也是任情率性之意，只有这样，性命才可得以保全。大概西晋石崇之辈得其精华，纷纷选择了他指明的求全之路。其《人间世》之注中云：夫宽以容物，物必归焉。克核太精，则鄙吝之心生而不自觉也。故大人荡然放物于自得之场，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欢，故四海之交可全矣。
郭象认为，对于世事时务不必过于苛刻，而要懂得任之自得，不应由于外物而剥夺人们快乐的权力，这也就成了西晋士人纵欲为乐的借口。
如果说石崇时代玄学注重的是对行为模式的构建和哲学理论的树立的话，那么东晋之江左玄风就是将先人前辈之论加以验证并上升到灵魂归宿的精神层面，其更看重的是士人雅逸的情操和潇洒的风度。换言之，东晋玄学对士人有着“率真达性”的要求。王羲之的“坦腹东床”无疑是能说明这种趋向的一个很好的典故了。据载，郗鉴择婿，众多年轻子弟皆仪表端庄，故作儒雅，只有逸少不管形象，肚子朝天，倒在床上自顾吃食，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一样；郗鉴十分欣赏他的这洒脱不羁、率直任性风操，便许之以爱女，“东床快婿”的佳话由此传开。追求飘逸潇洒的风操，也表现在逸少与谢安、许询、孙绰、支道林等人交好之事上。其时，彼辈常游于山林之间，而偏安江左的他们未能将“清谈误国”的教训看得明白，反而把谈玄论虚的风气推到了又一个高潮，《世说新语?文学》曰：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声无哀乐论、养生论、言尽意论都属于清谈的范畴，王导作为东晋士人代表，仍是延续了西晋清谈玄虚之风，王羲之也不例外。当王羲之面对山阴之美景时，他感慨万千；他虽是老庄的追崇者，却也有自己的见解。在《兰亭集序》中，他表现出了理智——生命有期，像彭祖一样长寿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便试图回归自然，希望能从中能体悟到生命的价值意义。其后张湛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着成《列子注》，其书中有言曰：万物与化为体，体随化而迁，化不暂停，物岂守故？……代谢无间，形气转续，其道不终……阴阳四时，节变化之物，而复属于有生之域者，皆随此陶运，四时改而不停，万物化而不息者也。
同王羲之一样，张湛也觉得万物是自然轮转、代谢不停的，只有随从“陶运”，才能“化而不息”，这也就是“治身贵于肆任，顺性则所之皆适”，与王羲之“即顺理泰”的态度趋于一致。
“西晋之名士，可仅因善玄而成而不必借以文助，而东晋之名士，谈玄是必备之素质，而文才亦是必备之要求 2”，石季伦是名士与高官的一体，王逸少则是玄学者与创作者的结合，论及美趣，石生自然比不上王生，一个是刻凿矫情，一个是意味深长。
五、结语
在晋朝政治的较量中，何晏之被诛，嵇康之死节，向秀之失图，这些都给年轻一代带来惶惑和恐惧；八王之乱的阴霾笼罩着士人们，为了避祸，为了全身，他们选择了远离政治，亲近玄老；五胡乱华，晋都南迁，此风一直延续。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由于神仙道教的信仰和玄学清谈的传统，在石、王诸人的带动下，两晋出现了大量的玄言诗。它们或表现神秘、瑰丽的神仙世界，如郭璞的“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或吟咏宇宙生命之运转，如孙承公的“茫茫大造，万化齐轨”。其寓理于诗的风格，拓宽了中国诗歌的视野，理趣诗也从中萌生着，王摩诘之《画》，苏东坡之《题西林壁》等等，都渗透着智慧的光芒和哲理。随着佛教的兴盛，玄释呈现合流的状态。在这种背景下，两晋士人的价值取向产生了变化。
玄学深入发展的同时，士人之山水意识也逐渐明朗。两晋士人审美观念变化，开始关注自然，生活变得更富闲情雅致。这些在文学中表现出来，就形成了山水诗。此类诗歌有的赞美自然风光，如潘安仁的“归雁映兰畤，游鱼动圆波”；有的展示着隐逸之生活，如陶渊明的“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无论是游仙还是山水，对后世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李白可谓是这一时代最忠实的粉丝，我们可以在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望天门山》等诗歌中发现晋朝之印记，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文学审美标准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此外，诗歌从当初《诗经》之四言，逐渐演变，至两晋，五言诗日多，以致成为主流。
当然，序作为一种体裁，也有所发展。《金谷诗序》在诗史上开创了雅集序的先河，它的出现虽然是不成熟的，但却是标志性的。金谷园聚会不像往昔邺下文人公宴，也不像晋武帝华林园之会，那些集会都因为由统治者参与而具政治色彩，金谷园聚会是由士人自行约会，表达情绪的活动。这种行为为后世提供了新的雅宴集会之文人生活模式。
要是没有石崇此《序》，恐怕五十七年后，永和九年可能也就没有《兰亭集序》了吧。
《金谷诗序》使得诗序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而《兰亭集序》将更多的玄理融入其中，诗序渐趋散文化，并具有新的文学意义，这对后世山水游记散文有着深刻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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