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论语》一书与“史传”文学的关系颇为密切。其成书过程兼具集体移时撰作、书面材料与口传材料相结合等特点，与早期“史传”作品的生成过程相似。《论语》在西汉时期曾被看作“传”,这与书中所含的通论、杂说和故事性内容有关。其名称中的“语”,是一种以记言为主，亦兼记事的着作体裁，与“史传”文体要素有不少相通之处。《论语》的“史传”文体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一个人物为中心、言事相兼的叙述体制、对人物“德行”的彰显等方面。《论语》的史传文学价值主要在于较为完整、全面和准确地记述了孔子的学思历程、思想性格和精神气象。
关键词： 论语; 成书; 史传; 孔子;
Abstract： Analects of Confucius or Lunyu is closely affiliated to a literary genre called historical biography. Its creation features a collective editing process based on a combination of verbal and written materials,like the creation process of early‘historical biography'works. The Analects was regarded as a biography or zhuan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because of the arguments,sayings,and storytelling contained therein. The word yu in the name of the book is a genre of writings that primarily consists of a record of sayings,added by a record of events. Thus,it shares many similarities with historical biography,for instance,narratives of the words and deeds of a single character whose virtues were praised. The literary value of the Analects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is a complete,comprehensive,and accurate account of Confucius' learning and thinking,characteristics and spirit.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对孔子、儒学和儒家文献研究的拓展，学者们就《论语》的“文体特征”“人物描写”“修辞手法”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1。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对于《论语》的研究“呈现出从经学向文学转变的显着特征，开创了真正从文学层面研究《论语》的新方向”2。在这个过程中，《论语》与传记文学的关系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如吴景和研究认为，《论语》是“传记文学的祖型”3。单承彬也说：“《论语》虽为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论说性散文作品，但也不失为我国传记性散文之滥觞。”4这些论述对《论语》的文体特征和文学价值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探讨。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论语》文体与现代文学意义上的“传记”似乎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从成书过程、叙述体制和撰作主旨等方面看，其文体形式与早期的“史传”其实更为接近。
我国史学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史传类作品的产生应可以追溯至商周时期及其以前，但学者对于“史传”的辨析与定义则较迟。直到梁代刘勰所着《文心雕龙·史传》,才首次对其渊源与特征进行了集中的论述。唐代刘知几所着《史通·二体》《载言》《列传》等对“史传”的体制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探讨。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之《书教》《传记》等篇对于“经传”“纪传”“传记”的流变与异同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各家对于“史传”的名义及其文体特征的认识虽然有所不同，但又基本上肯定其多以人物为中心，内容上记事亦兼载言，并多以“达道义”“着功勋”“表贤能”等为撰作宗旨。从这几方面看，《论语》一书确实具备较为丰富的“史传”因素。下文即以对该书之编者及编撰过程的考察为基础，结合早期“史传”的生成与演变过程，对其文体特征和文学价值再做一点探索。
一、《论语》的编撰及其材料来源
《论语》的编撰者、成书时间和过程等问题是我们探讨其文体属性和文学价值的基础。从相关记载和论述看，《论语》的成书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且在撰作过程和材料来源方面表现出如下两个较为突出的特征。
(一)孔子弟子及其后学“集体移时撰作”
由于《论语》多载孔子的言论和行事，因此有学者认为，孔子可能也参与了《论语》的编撰活动。如梁代皇侃说：“(《论语》)虽非悉孔子之语，而当时皆被孔子印可也。必被印可，乃得预录。”5清人李塨也说：“尝疑《论语》多属圣手亲定。后学诸经或可分读，惟《论语》宜人人熟诵也。”6但由于此类说法的提出时间较晚，且与《论语》书中多载孔子去世后的事情不合，故不为学者所取。
汉代刘向、班固等学者则认为，《论语》是孔子弟子所编撰。何晏《论语集解叙》云：“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7班固所撰《汉书·艺文志》亦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8惜乎二人均未指出编撰者的姓名。唐代陆德明所撰《经典释文》引汉代郑玄说，则以为《论语》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9。《文选·辩命论》李善注引西晋傅玄说，亦云：“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言，谓之《论语》”10。到了中唐时期，柳宗元作《论语辨》,则根据“孔子弟子曾参最少”,而《论语》“记曾子之死”,认为该书的编撰应是“曾子弟子之为之”11。北宋程颐又进一步指出：“《论语》,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知者，惟二子不名。”12清代翟灏所着《四书考异》,则又根据《论语·子张》等篇所载内容，认为子张也应是《论语》的编撰者之一13。由此看来，孔子弟子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张等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论语》的编撰活动。
除上引诸说外，近人赵贞信还提出了“《论语》为文景间博士编定”的看法。他认为西汉时期置“《论语》博士”,促使这些主要来自齐、鲁地区的学者，对记录孔门言行的材料进行“别择”,从而形成了“今本《论语》的最初编成本”14。这个看法在学术背景上有其合理之处，但在时间上可能稍微晚了一些。清代学者崔述曾分析《论语》的结构和内容说：“盖后十篇皆后人所追记，原不出于一人之手，而传经者辑而合之者，是以文体参差互异。”15近人蒋伯潜也说：“窃疑《上论》十篇为第一次论纂者，故以《乡党篇》殿之。《下论》九篇为第二次论纂者，故以《子张篇》殿之。《尧曰篇》则为后来读《论语》者所附记。”16从这些结构和内容上的差异来看，《论语》应非一次编订成书。
综观上引论述，可以大致确定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论语》应非成于一人之手，亦非成于同一时地，而是孔子弟子及其后学“集体移时撰作”。虽然《论语》最终编定的时间可能较晚，但作为孔子言行的亲闻、亲见者和最初的记录、传播者，孔子的弟子无疑是《论语》最重要的作者群体，孔子的一些再传弟子以及汉初的齐鲁“博士”等也可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论语》的编撰过程。
(二)“口传材料”与“书面材料”相结合
由于编撰过程持续较久，《论语》的材料来源亦颇为复杂。王充《论衡·正说篇》说：“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勑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17清人顾炎武亦指出：“《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八，又多大同而小异。然则夫子之言其不传于后者多矣。”18《论语》与《孟子》所载“夫子之言”的差异，从一个侧面说明自孔子去世后，其言论和事迹虽然一直在社会上流传，但亦不断出现言论的散佚、故事的改编甚至虚构等情况。
清代学者对此问题考证颇详。翟灏《四书考异》说：“王氏云《论语》本‘数十百篇’,殊觉骇听。然溯未辑论时言之，亦未可谓其夸诞。王此言，当时必更有本，今不可稽。”19赵翼《陔余丛考》亦云：“战国及汉初人书所载孔子遗言轶事甚多。《论语》所记本亦同此记载之类。齐、鲁诸儒讨论而定，始谓之《论语》”;编者“于杂记圣人言行真伪错杂中，取其纯粹以成此书，固见其有识。然安必无一二滥收者?固未可以其载在《论语》,而遂一一信以为实事也”20。这说明，尽管在最终编订《论语》时编纂者对相关材料进行了较为严格的甄别，但选入其中的内容仍不免有失实之处。崔述《洙泗考信录》亦以为：“(《论语》)《季氏》以下五篇，其文多与前十五篇不类，其中或似《曲礼》,或似《庄子》,或记古今杂事；而《武城》、《佛肸》两章于孔子前称‘夫子’,乃战国时语，前十篇及《春秋传》皆无之；然则其采之也杂矣，其作之也晚矣。”21从内容、称谓等方面指出了《论语》材料来源的多样性。
《论语》的某些内容之所以真伪难辨，与其传播方式也有很大关系。近人梁启超说：“孔子刚死时，那些弟子还没有想到把听来的话记出来，只是口说相传，当然不免失了真相。后来渐渐写成文章，又不是一人的工作。”22赵贞信也分析这一过程说：“大抵孔子之言行，门人弟子初亦口说相传，一按往时无私家着述之旧习。即偶有记录，如子张书绅等，亦意在备忘，不在成书。其后时代愈后，口说流传亦愈广，记之简策者亦日多。”23这类不断被“记之简策”而逐渐“书面化”的材料，一部分被编入了《论语》,但除此之外尚有不少。孙世扬《〈论语〉考》说：“盖‘论语’之名，初甚广泛，凡记孔门言行者，如《三朝记》及《仲尼闲居》、《孔子燕居》之类，以及《家语》二十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篇，悉以为称。”24这说明有关孔子言行的材料最初多以“口述”方式进行传播，后来随着书写条件、学术背景等因素的变化，才逐渐书面化、固定化。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编撰《论语》的材料来源实际上包括了“书面材料”和“口传材料”两部分。孔子的言论和事迹可能有一部分在当时即被记录下来，另一部分则以“口传”为主，而后才逐渐书于竹帛。由于“口耳相传”的原因，少数流传较广但未必真实的内容也被编入了《论语》书中。
《论语》的上述特征与我国早期“史传”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过程高度相似。先秦时期“史传”的起源和演进，尤其是伴随这个过程的历史观念，亦作为重要的学术文化背景，对《论语》的文体形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论语》在汉代的不同名称中，也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二、《论语》的名称及其文体义蕴
《论语》的编撰成书与“六经”中某些具有“史传”性质的篇章之形成过程相似。其在西汉时期曾被称作“传”,后以“论语”之名通行。无论是“传”还是“语”,均包含一定的“叙述”成分，与“史传”文体要素有不少相通之处。
(一)《论语》与早期“史传”的生成
“史传”文体的产生与“六经”的编纂和早期经学关系密切。在经学话语体系中，“传”本是一个与“经”相对应的概念，指对经文的传述和解释。但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以“史”为核心的“经”类文献，又包含着某些以叙事写人为核心的、具有“史传”性质的篇章，是“史传”文学的真正源头。
对于“史传”的起源，《文心雕龙·史传》篇说：“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25清代洪饴孙则云：“太史公述《世本》以成《史记》,纪传不自《史记》始也。”26秦嘉谟亦认为：“《太史公书》采《世本》,其创立篇目，如‘本纪’,如‘世家’,如‘列传’,皆因《世本》。”27章学诚《文史通义》则认为：“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28近代以来，学者对“史传”的渊源又做了进一步的考察。朱希祖说：“纪传之名，始于《禹本纪》,及《伯夷叔齐传》。推而上之，《尧典》、《皋陶谟》,虽无纪传之名，已有纪传之实。”29丁山也认为：“《尧典》虽不能如经学家的传统奉为虞夏之书，也不必如近代疑古学者论定为秦、汉儒者所作”;“这篇有头有尾的传记文，正是《史记·本纪》体例的滥觞”30。陆侃如、冯沅君所着《中国诗史》则将《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皇矣》等篇分别称为“后稷传”、“公刘传”和“文王传”31。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史传”文学的起源在时间上是非常早的；“传”与“经”的生成，在时间和文体方面具有一定的同步关系。
由于年代久远，《尚书》《诗经》等所载上古部族首领的事迹也大都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口传”过程。《文史通义·诗教》说：“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着于竹帛焉”32。从“口耳相传”到“着于竹帛”,这类部族首领的传记之生成，实际上也存在着“集体移时撰作”和“口传材料”与“书面材料”相结合两个特点。孔子的言论和事迹虽然产生较晚，但《论语》的作者状况、材料来源和传播机制等与《尚书》《诗经》中某些“史传”篇章的生成过程是颇为相似的。
(二)《论语》与汉代经学的“传”体
对于《论语》在汉代的流传情况，《汉书·刘歆传》说：“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33。东汉赵岐的《孟子题辞》所述更为详细：“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34王充《论衡·正说篇》亦云：“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35这些记述表明，《论语》在西汉时期曾被称作“传”,“论语”之名有可能是孔氏家传，到西汉中期才广为人知。
唐代孔颖达解释《论语》称“传”的原因说：“以《论语》、《孝经》非先王之书，是孔子所传说，故谓之‘传’,所以异于先王之书也。”36清人皮锡瑞则认为：“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37这是从内容、作者等方面解释《论语》的不同名称问题。但《论语》之所以被称作“传”,也应与其文体有一定的关系。对于西汉时期这类“传”的文体特征，《汉书·艺文志》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38近人杨树达根据《汉书·王褒传》以及《毛诗故训传》《韩诗外传》等书的内容，认为西汉时期的“传”与“训故”是两种不同的着作体裁；《汉志》所云“取《春秋》,采杂说”,表明西汉时期的“传”,是“通论式”,不是“训诂式”,有时还包括一些故事性内容39。由此而言，《论语》之所以被称作“传”,也应与其所具的“通论”、“杂说”和故事性内容有一定关系。
对于《论语》的题材内容，翟灏《四书考异》说：“考《论语》所记，不尽孔子之言，有动容，有弟子言，有古圣贤事。而引述之者每概题‘孔子曰’字。”40可见《论语》所具“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近人章太炎还从书册制度的角度指出：“传，即专，即六寸篰，所以记事者也。即孟子‘于传有之’之传。《史记》列传，传之正体也。若《左传》《毛诗故训传》,皆注疏类，传之变体也。”41可见这些着作之所以被称作“传”,也与其所包含的解说、叙事性内容有一定关系。《论语》被汉代人称作“传”,表明其文体与《毛诗传》等有相通之处。
(三)《论语》之“语”与“史传”的关系
对于“论语”之名的含义，汉代以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汉书·艺文志》以“语”为“言语”,“论”为“论纂”之义。刘熙《释名》则云：“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42。皇侃《论语义疏叙》则认为：“语者，论难荅述之谓也。”43其实早期的“语”本为一种文类，而非某书的专称。
《礼记·乐记》载有“牧野之语”,近人俞樾考证说：“疑古史记载自有语名，‘牧野之语’,乃周初史臣记载之书也。左丘明着《国语》,亦因周史之旧名。孔门诸子论撰夫子绪言，而名之曰‘语’,固有所仿也。”44这表明“语”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至西周时期，且与史官的职掌有关。作为一种文类的“语”,其内容以“记言”为主。东汉刘熙《释名》说：“《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45先秦两汉时期以“语”命名的着作，除《国语》《论语》外，尚有《孔子家语》等。《汉书·艺文志》所载《论语》类文献，即包括“《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在内，唐代颜师古注说：“非今所有《家语》。”46今传《孔子家语》虽非古本，但其之所以名为“语”,亦应当与其以“言语”为主要内容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语”类文献虽以记“言”为主，但亦兼有记“事”的内容。今人张政烺根据《春秋事语》等出土文献而指出：“‘语’这一类的书虽以记言为主，但仍不能撇开记事，所以又有以‘事语’名书的。”47沈长云在考察《国语》文体时也说：“《事语》也是一种‘语’,这种‘语’,就其名号看来，是既有故事，又有议论，事语结合，而以语为主的一种体裁。”48俞志慧在此基础上将“语”分为“重在记言”和“重在记事”两类，并对《国语》等书中的“事类之语”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49。“语”类文献事、语结合的叙述特征，充分表明其与“史传”文体实有相通之处；换言之，以“语”命名的着作，如果在题材内容方面具有“言”“事”兼记的特点，便已具备一定的“史传”文体功能。
从以上分析来看，《论语》的名称，无论是“传”或“语”,均指向其在文体方面的论说性、叙述性特征，与先秦时期的某些历史着作体裁，尤其是某些“史传”篇章十分相近。即便与《史记》等书所载作为“传之正体”的人物“列传”相比，《论语》所具的“史传”文体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
三、《论语》的“史传”文体特征
孔子的言行之所以得到较多的记录和传播，与孔子及其弟子的历史意识有很大关系。在西周以来的“史官”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下，《论语》一书在文本结构、叙述体制和撰作主旨等方面均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史传”特征。
(一)以一个人物为中心
就文本结构而言，《论语》的中心人物是孔子。今人胡念贻分析说：“(《论语》)这部书所写的人物，是以孔子为中心，在我国文学史上，以写一个人物为中心的着作，这是第一次出现。”50尹砥廷亦认为，《论语》这种“以孔子为中心的、完整而均衡的间架结构”之形成，是与其“编纂者的特殊身份和固有的文化素养”分不开的51。由于孔门师徒关系的存在，《论语》所载言论、事迹均以孔子为主，从而形成了以其为中心的叙述结构。
《论语》的这种叙述结构，正是其所具“史传”特征的突出体现。《史记》等书所确立的“史传”体裁，大多具有“以一个人物为中心”的文本结构形式。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太史公创《史记》列传，盖以载一人之事，而为体亦多不同。”52在“史传”的萌芽阶段，前举《尚书·尧典》及《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篇，虽然在语言形式上或为散文，或为韵文，但在文本方面均已具备“以载一人之事”的叙述结构。《左传》《战国策》所载晋公子重耳、冯谖等人的故事，均以某一历史人物为中心而展开叙述，在文体方面实已具备“史传之文”的性质53。由此观之，《论语》正是由早期尚具神话色彩的英雄人物传记向汉代成熟的“史传”作品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二)言事相兼的叙述体制
《论语》总体上是以“言语”为主要内容的，受古代史官“记言”传统的影响十分明显。《礼记·玉藻》说：“(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54《汉书·艺文志》则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55虽然两书所载“左”、“右”史的职掌不同，但对“言”的重视则一致。古代史官之所以重视“记言”,应当是因为认识到“言语”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丰富价值。春秋时期，可能由于诸侯聘问的频密，卿大夫对于“言语”的价值更加重视。《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鲁人叔孙豹之言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56过常宝正是基于此点而指出：《论语》以“子曰”的形式载录孔子言论，亦主要是为了实现其“立言”理想，“并将他归入史官、君子这一文化传统”57。从这个角度看，孔子弟子实际上代行了周代史官的某些职能，从而为孔子及其部分弟子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性格等留下了第一手宝贵的历史资料。
《论语》虽以记言为主，但其中不少篇章又往往用一些简短的语句交代言论发生的现实背景。如《八佾篇》:“子入大庙，每事问”,“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雍也篇》:“子华使於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游为武城宰”,《述而篇》:“叶公问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对”,“子疾病，子路请祷”,《先进篇》:“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路使子羔为费宰”,等等58。这些介绍言论发生背景的语句，不但具有颇为明显的“记事”性质，而且提供的信息十分清楚，体现出一种简明扼要的叙事风格。有些章句的内容还涉及当时鲁国内政、外交方面的重要事件，如《八佾篇》:“季氏旅於泰山”,《先进篇》:“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这些内容不但显示了孔子及其弟子对于鲁国政治的密切关注和高度参与，亦是有关孔子及其弟子生平事迹的重要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除此以外，《论语》中还有少数篇章，专门记载孔子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如《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乡党篇》更是专记孔子的行事风格特征，在《论语》书中尤为特别，如：“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然，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食不语，寝不言”;“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这些内容不但均以叙事为主，而且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孔子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习惯。《先进篇》“子路、曾参、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则将记言与叙事密切结合在一起，通过师徒之间的连续对话，展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点。《微子篇》所载孔子、子路偶遇“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的故事，则又显示了孔子与这类避世之士不同的志向与追求。从所载内容看，这几章亦是记言与叙事高度融合的精彩篇章，是《论语》文体特征的突出体现。
《文心雕龙》叙述早期“史传”的题材内容说：“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59刘知几《史通·载言》篇亦云：“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60从上引内容来看，《论语》文体亦具有“言事相兼，烦省合理”的特点，在题材内容和叙事风格方面均与《左传》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刘知几不但指出《左传》内容具有“言事相兼”的特点，而且还注意到汉代出现了一种以“记言”为主的“列传”,他说：“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入记，繁富为多。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尚录言，罕逢载事。”61近人朱希祖又进一步指出：《尚书·皋陶谟》“中间杂载皋陶、禹在帝舜前相陈之昌言，而又叙述帝舜与禹、皋陶、夔之语，而殿以帝与皋陶相和之歌”;此种文体形式“与《尚书》中诰、誓、命之文迥别，实为列传之权舆，与《史记》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列传不载事功惟载言语文章者相契”62。就《论语》所具的“史传”文体因素而言，其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等以“言语文章”为主的传记确实属于同一类型。
(三)以对“德行”的彰显为目的
先秦时期的“语”类文献还具有较为明确的价值取向。《国语·楚语》载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说：“教之礼，使之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63对于“明其德”的含义，俞志慧研究认为：这句话既指“语”可用以“使太子明其德”,亦指“大量的‘语’中包含着前人的德政思想”;换言之，这表明“语”这种文类具有“既以明德为体又以明德为用的特征”64。申叔时所论，应当不是楚国的特例，而是春秋时期各国相似的教育文化机制之反映。孔子言行的记录、传播以及《论语》一书的编撰，也应当与“语”类文献以“明德”为体用的传统相关。朱希祖总结晚周诸子的撰作特征说：“古代子书，皆其弟子或诵法其人者所记。”65所谓“诵法其人”,应该正是孔子言行被记录、保存和传播的动力所在，亦是古“语”以“明德”为体用的具体体现。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德”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政以德”是其理想的政治境界，“德”亦是其评价人物的标准之一。《论语·述而》篇云：“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见“德”亦被看作立身行事的依据。同书《先进》篇所载“孔门四科”,即以“德行”居首，而以“言语”、“政事”等次之。同书《宪问》篇亦载：“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由此看来，《论语》所载孔子的言论和事迹在本质上均是其“德行”的体现。在尊道、重德的价值观念的主导下，孔子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载，应该就是以彰显其“德行”为首要目的，并以之作为一个可供取法的典范。
《国语·楚语》所载申叔时提到的几种文献，除“语”以外，尚有一种名为“训典”的：“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三国时吴人韦昭注说：“训典，五帝之书。族类，谓若惇叙九族。比义，义之与比也。”清人王引之则认为：“义当读为仪”,“行犹用也，言使知其族类而用其比度”66。据王氏之说，则所谓“行比义焉”,即可以理解成通过对所属部族杰出首领之“德行功业的认识”,以寻求某些“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和方法”67。韦注所谓“五帝之书”应当即指《尚书·尧典》和《史记》所说“禹本纪”之类。《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具有“史传”性质的篇章，亦把“传颂先祖、始祖的业绩作为最主要的内容”,实际上也是试图通过对先祖“德行”的总结和歌颂，从中汲取生存的智慧和经验68。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德行”予以表彰，进而达到“诵法其人”的目的，应是早期“史传”在撰作目的和传播机制方面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此而言，《论语》的编撰与《尚书·尧典》《诗经·生民》等篇亦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四、《论语》的“史传”文学价值
《论语》虽然具备上述“史传”特征，但与多数以叙事为主的人物列传相比，又有其独特之处。其以“记言”为主，因此长于表现人物的精神生活。记录者和被记录者的特殊关系，使得相关记载在完整性、全面性和准确性等方面难以替代，加上情感的倾注、价值的认同等因素，使其在艺术方面取得了较高成就。
(一)较为完整地记叙了孔子的学思历程
《论语》所记载的孔子言论包含有不少近于“自传”的内容，如将其集合在一起，便大致可以看出孔子一生的学思历程。如《子罕》篇：“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公冶长》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述而》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孔子认为自己并非“生而知之者”,而是从青少年时期起不断地“好古”、“好学”而有所成就的。
中年以后的孔子则主要以“修德”、“讲学”为务。《述而篇》载：“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同篇亦云：“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老年时期的孔子，虽不免有“迟暮”之叹，如《述而篇》云：“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但其“好学”、“修德”的精神则仍然“一以贯之”。《公冶长》篇：“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述而篇》:“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晚年时的豁达心态于此可见。
这些“夫子自道”之语，在《论语》内部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叙述框架，具有较高的“心灵史”价值。尤其是《为政》篇所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以简括的语言总结其一生经历，回顾了自己在不同人生阶段的追求和所达到的精神境界，更是一般史着的人物列传所不可能具备的内容。
(二)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孔子的思想性格
除上举具有自传性质的叙述，《论语》更以大量的细节来充实这些框架性内容，多角度地展示了孔子的思想性格、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这些内容的细致和全面，既取决于记录者长时期的观察和总结，也有对某些特定场面的敏锐捕捉，总体上是由《论语》“集体撰作”的特点所决定的。
《论语》对孔子性格形象的刻画，如《述而》篇：“子之所慎：斋、战、疾。”同篇：“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子罕》篇：“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同篇：“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些内容均是记录者基于长时期的观察所做的概括描述。《论语》内容的丰富还体现在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孔子的思想感情。其表现孔子之悲，如《先进》篇：“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其表现孔子之喜，亦如同篇：“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又如《阳货》篇：“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如此生动传神，自非亲历、亲闻者所不能道也。其所反映的孔子晚年心迹，除上举诸篇的述志言论外，尚有《述而》篇“子谓颜渊”章“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的自我解嘲，以及《先进篇》对于曾点所谓“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盘游之乐所发出的“吾与点也”的欣然喟叹。
总体上看，《论语》所表现的孔子，其志趣、情感和抱负，既有“进退”、“行藏”的不同，也有平淡与激越的交汇，既表现了其作为自然人的一面，也表现了其作为儒家哲人独特的文化个性。这些内容亦颇为清楚地表明，孔子独特的思想性格和文化个性是多种意向、力量与可能相互影响、制约和平衡的结果。如将《论语》与《史记·孔子世家》相对比，则可以发现后者似乎努力将孔子描绘成一个因“生不逢时”而历经磨难、充满悲剧意味的“文化英雄”69,而前者对于孔子思想性格和精神世界的展示，则似乎更为全面、丰富和细致。
(三)较为准确地描述了孔子的精神气象
“气象”是宋代学者使用较多的一个哲学文化概念。今人姜锡东研究认为，宋人朱熹、吕祖谦等讨论“圣贤气象”的标准是“是否求道、循理、明理”70。王培友则从美学的角度指出，宋代学者是把“气象”作为“沟通宇宙论与心性论的桥梁”,由此而使“气象”一词具有“沟通天人的特性”,以及“审美性”、“认知性”和“超越性”等基本品格71。《论语》所描述的孔子的精神气象，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看作是“求道明理”的理性认知、“沟通天人”的审美体验和“自得其乐”的超越品格的结合，是孔子精神世界的深度呈现。
《论语》所载时人对孔子的评价，如《子罕篇》:“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同篇又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这两章已从侧面反映出孔子其人具有的“博学”、“多能”而近于“圣者”的特点。孔子弟子对夫子精神性格的认识，则如《学而篇》:“子禽问於子贡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子罕篇》:“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两章的内容从不同角度总结描述了孔子在社会交往、教育活动中的精神风貌。《论语》各篇所载孔子的自述，尤足以传达其对自我精神的整体认知与把握，如《子罕》篇：“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如《宪问》篇：“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天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两章均较为充分地展示了孔子“下学上达”、“沟通天人”的独特生命体验和宏伟精神气魄。《述而》篇所载“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则又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其圆融自足、“乐在其中”的超脱心境。
《论语》所载孔子同时代人、孔子弟子及孔子本人的评述，确实从不同方面展示了孔子的精神气象，充分展现了他特有的人格力量、精神格局和思想境界，由此也使该书具有了丰富的人物美学价值。除对孔子的描述外，《公冶长》篇所载孔子对子路、冉有等弟子的评价，《雍也》篇所载孔子“贤哉回也”、“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等寓，也展示了孔子不同弟子的独特精神风貌。
五、结语
以上我们从作者状况、材料来源、文本结构和撰作主旨等方面分析了《论语》所具的“史传”文体特征和文学价值。在我国文学史上，《论语》应是继《尚书·尧典》和《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篇之后又一具有浓厚“史传”因素的作品。《史记·孔子世家赞》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72孔子并未有私家着作传世，太史公所谓“孔氏书”应当即指《汉书·艺文志》所载“论语”类书籍。清人林春溥评述《孔子世家》说：“后世尊孔子，自史迁始，故布衣也，而列之世家。考圣迹者，舍是无从焉。顾迁所采辑，不外《论语》、《三传》、《国语》、《檀弓》、《家语》、《晏子》诸书，而以己意牵合之。”73可见无论从撰作动机还是从史料来源方面看，《论语》均对《史记·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等篇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由此亦可以说明，《论语》一书所具的“史传”文体因素和文学价值确实是非常丰富的。汉代以来，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论语》一书“由子而传，从传至经，地位不断提升”74,孔子也被逐渐升格成儒家的圣人，其作为自然人的面貌反而有些模糊不清了。今日若从“史传”文学的角度对《论语》一书予以整体观照和重新解读，对于孔子的学思历程、思想性格和精神风貌等，或许能够获得一个更为清楚和全面的理解。
注释
1 聂永华：《20世纪〈论语〉散文艺术研究述评》,《孔子研究》2002年第6期。
2 柳宏、宋展云：《〈论语〉文学研究60年》,《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
3 吴景和：《〈论语〉文学价值初论》,《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4 单承彬：《〈论语〉的文学史意义》,《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
5(1)[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页。
6(2)[清]李塨:《评乙古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页。
7(3)[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序言第1页。
8(4)[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7页。
9(5)[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5页。
10(6)[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48页。
11(7)[唐]柳宗元:《论语辨》,《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0页。
12(8)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页。
13(9)[清]翟灏:《四书考异》,《翟灏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6页。
14(10)赵贞信:《〈论语〉究竟是谁编纂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1年第4期。
15(11)[清]崔述:《论语余说》,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16页。
16(12)蒋伯潜:《诸子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99页。
17(13)[汉]王充着,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36页。
18(14)[清]顾炎武着,[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43-444页。
19(15)[清]翟灏:《四书考异》,《翟灏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5页。
20(16)[清]赵翼:《陔余丛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7-68页。
21(17)[清]崔述:《洙泗考信录》,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95页。
22(18)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45页。
23(19)赵贞信:《“论语”一名之来历与其解释》,《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2期,1936年10月。
24(20)孙世扬:《〈论语〉考》,罗根泽编着《古史辨》(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2页。
25(2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84页。
26(22)[清]洪饴孙:《史目表自序》,张大可、丁德科主编《史记论着集成》(第六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9页。
27(23)[清]秦嘉谟:《世本辑补·诸书论述》,《世本八种》,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页。
28(24)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8页。
29(25)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页。
30(26)丁山:《商周史料考证》,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31(27)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48页。
32(28)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3页。
33(29)[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68—1969页。
34(30)[汉]赵岐:《孟子题辞》,[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63页。
35(31)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38页。
36(32)[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5页。
37(33)[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7页。
38(34)[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8页。
39(35)杨树达:《离骚传与离骚赋》,《积微居小学述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7-262页。
40(36)[清]翟灏:《四书考异》,《翟灏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02页。
41(37)章太炎:《在东京讲〈文心雕龙〉》,章念驰编订《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6页。
42(38)[汉]刘熙:《释名》,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92、49页。
43(39)[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页。
44(40)[清]俞樾:《湖楼笔谈》,《九九消夏录·湖楼笔谈》,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91页。
45(41)[汉]刘熙:《释名》,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92页。
46(42)[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6-1717页。
47(43)张政烺:《〈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
48(44)沈长云:《〈国语〉编撰考》,《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
49(45)俞志慧:《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44页。
50(46)胡念贻:《从人物形象论〈论语〉的文学价值》,《文史哲》1962年第3期。
51(47)尹砥廷:《〈论语〉的文学价值》,《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52(48)[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9页。
53(49)韩高年:《先秦“史传”辨体》,《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54(50)[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78页。
55(51)[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
56(52)[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79页。
57(53)过常宝:《〈论语〉的文体意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58(5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29、55、56、59、71、76、113、118页。下文所引《论语》各篇内容均见《论语译注》,不再注明页码。
59(5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83页。
60(56)[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34页。
61(57)[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4页。
62(58)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9页。
63(59)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85-486页。
64(60)俞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文史哲》2007年第1期。
65(61)朱希祖:《太史公解》,《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3页。
66(62)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86页。
67(63)韩高年:《论〈尧典〉为史传之祖》,《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68(64)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10页。
69(65)[美]韩禄伯:《英雄模式与孔子传记》,《中国哲学》编辑部、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编,《中国哲学》第二十三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4-49页。
70(66)姜锡东:《论“圣贤气象”——宋代朱熹、吕祖谦〈近思录〉研究之一》,《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
71(67)王培友:《论两宋理学“气象”涵蕴及其诗学品格》,《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72(68)[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7页。
73(69)[清]林春溥:《〈孔子世家补订〉序》,《竹柏山房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34页。
74(70)陈少明:《〈论语〉的历史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