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妙绝古今》是南宋汤汉所编古文评点本,选评文章别具旨趣。从编选而言,此书多选明修身立德之文,投射出编者继承家学及丘刘学派的学术思想传统;此外,部分篇目影指时事,正与理宗朝内外交困、道统沦胥的客观环境密不可分。从评点而言,该书着意于发掘史传深意,是继《古文关键》《文章正宗》后,重视选评史传的又一选本,启后世史传入集之风。虽然该书存在体量不周、评点内容过于单一等问题,但从南宋古文评点的整体发展脉络来看,对其地位与学术价值应予重视及肯定。
关键词： 《妙绝古今》; 汤汉; 文章学; 评点; 理学;
《妙绝古今》，是南宋时古文评点选本之一，流传范围有限，版本较少，长期不为学界重视，在当代相关文章学着述中，所提甚少。但该书选评文章，实则别具意旨，编者选文背后深意以及本书评点范式，有待进一步发掘。藉由探讨此书选评特色，不仅能窥得作者选文理念，亦可因之观风知世，从而对理宗朝时局以及南宋古文评点发展有更深入全面的认识。有鉴于此，本文拟由考察《妙绝古今》编者、版本、卷次、叙次等问题入手，重点论述汤氏选文、评文中体现的旨意及其背后的学术缘由、文章学价值，从辩证的角度，重估该本优劣，一窥其在文章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一、《妙绝古今》编者及版本考述
《妙绝古今》成书于理宗朝淳佑年间，然流传不广，故于编者、版本、卷次方面，多持论未明者，现据历代可见刊本及相关学者考索成果，例叙该书相关问题如下：
（一）编者
据《妙绝古今》宋本、元本及多数明本，各版或着编者，或于书题、序跋中有所体现，皆以此书为南宋汤汉所着，仅《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录明萧兰刻本云：“《妙绝古今》四卷，明刊本。不着编辑名氏。”[1]《钦定四库全书》依此版刻录，纪昀为之亲撰提要，已辨明编者之误：
《妙绝古今》四卷，旧无编辑者名氏。前有嘉靖乙卯南赣巡抚谈恺刊书序，后有南安知府王廷干跋，但称为宋人所选，而不得其本末。《宋史·艺文志》亦无此书之名，今以元赵汸《东山存稿》考之，盖汤汉所编也。[2]1
纪昀此辨甚明，盖赵汸为元人，其少年时于书肆所见之书，想来与《妙绝古今》成书年代尚不甚远，所作《题妙绝古今篇目后》当为考订编者可信之依据。另有宋人赵汝腾所作《题妙绝古今》，篇末署“宝佑丁巳”，去淳佑仅十余年，亦可引以为证。《题词》以叙汤氏学缘开篇，并云：“昔余为江东宪，公余屈致馆舍，论辩终日，因得是编，皆诸老之绪言也。”[3]可见，赵汝腾似与汤汉曾有过一段共事相处之日，公务之暇，论辩之余，因得此书，乃知确乎为汉所着。故此，由赵汸、赵汝腾所云，《妙绝古今》编者确乎为汤汉无疑。
（二）版本
既明编者，复述版本。首先，《妙绝古今》一书虽作于晚宋，然相关存本记录较少，赵汸谓此书“不见知于当时，而未白于后世”[4]304，可知其所存宋本较少，《宋史·艺文志》亦未录此书。赵汸《题妙绝古今篇目后》谓尝见是书于肆间，另有同邑唐棣访好事者而有存本1，二者或为当时可见，赵汝腾《题词》署宝佑丁巳，疑即据唐氏所刻2（《增订四库简目标注·续录》录有“宋宝佑丁巳刊本”）。另有清代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录宋板四本，彭元瑞等奉敕所编《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录宋版一函六册，皆不详年代，今已散佚。
民国时傅增湘见元刊本于天津，收入《经眼录》，题为《东涧先生妙绝古今文选》，此或为仅存之元本。后由张元济录入《涵芬楼烬余书录》，改为宋刊本。今收入国家图书馆善本室，依傅氏作元本，为目前可考版本中较优者。
明代以后，此书刊刻版本较多，嘉靖年间，即存二十九年苏献可刊本、三十四年萧兰刻本（明人谈恺序、王廷干跋，清代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录此版）、四十三年衢州府刻本，另有萧氏古翰楼刊本（嘉靖年间刻，未详具体年份）、顾氏英贤堂刻本、大雅堂刻本等，皆未详年份3。今存善本多以明本为主，足见明代的《妙绝古今》刊本，对于稽考评点内容、厘清版本源流，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此后，清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所录内府藏本，即明萧兰本。另有清代《持静斋书目》《稽瑞楼书目》录此书。此外，有叶盛《箓竹堂书目》二册、钱溥《秘阁书目·文集》二册、徐图《行人司书目》四本、《豫章丛书》四本，皆未详年代。
（三）卷次
前文言及《天禄书目》录有宋版一函六册，为一卷本；《季沧苇藏书目》录宋四本，未详是否分卷。祝尚书认为，宋本即存在一卷本、四卷本两个版本系统，为后世因之。考察宋后各版本，见今所存一卷本多为明代所刊，如之前所列萧氏古翰楼刊本、衢州府刻本、大雅堂刻本并明刻本两版（其中一版存有清代许乃普跋）等。四卷本亦起于宋本，元刊因之，今存重要善本如元刊本、明萧兰刻本及《四库》本，皆为四卷。本文亦以四卷本为论文之本，存他本以资考述4。
（四）叙次
宋代文章总集的叙次方式共分四类，即以体、以人、以类、以技四者5，此四者各有侧重，体现出不同的编纂体例与文体意识。《妙绝古今》选文以人为纲，全书分四卷，自先秦至北宋，上及《左传》《国语》，下至欧、苏、王、曾等文坛巨擘，大致以时间先后排列诸篇。这种以年代先后叙次的方式，重在凸显各朝代、作家的不同创作特征，从而便于建构“史”的概念，如吴承学《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文中所论：“这种总集给人们的印象不是某一文体，而是在具体时代背景下某一作家的个性与成就。”[5]
然而，以时代和作者为主要关注对象，势必会对文体、类别、技法等因素造成一定程度的削弱。因此，汤汉此书中甄录文体虽多，囊括序、碑、记、赞、书、表、论、传等，横跨史部、子部、集部，且开选子部文章之先河。然辨体析文，并非此书重点，故其所录虽文体周杂，但并未对各体精要予以剖析。
二、《妙绝古今》选文特色
《妙绝古今》自序云：
文章之精绝者，一代不数人，而一人不数篇。余自春秋传，讫欧苏氏，防其尤，得七十有九首，盖千载之英华萃矣。[6]5
汤汉认为，历来文章足称“精绝”者，总数并不甚多。秉持这种观点，该书选篇虽跨史、子、集三部，兼及儒、道、兵等诸家思想，取材似杂，然皆以文章内容为重，求其“发明理道而羽翼圣经”[6]301，选文总量并不甚多，且皆以正道明理为要义，或有益于修身立德，或能裨补政策方略，或明道统之本末，或言古事以影射时局，皆以切世用、明道理为尚。具体来说，汤氏选文定篇，始终主要围绕着两大主题展开，一即强调个人修身立德，一即影射时局国政，二者互为表里，透射着东涧先生鲜明的选文理念，知其篇篇皆非率意选定，实有所寄寓。
（一）个人修身立德
楼钥《攻愧文集》所谓“体克己之仁，严谨独之戒，笃正心诚意之学”[7]2637，汤汉在个人修身层面的主张，正与此一脉相承，即克己复仁，谨守圣人之道，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汤氏通过选篇，塑造了诸多具有圣人品德的高尚形象，盛赞其德行馨馥，使仁德礼节不再仅是一套空泛的说辞，而是与鸿儒大贤联系起来，通过先辈的行止品性，传达鲜活具体的理学之真谛。书中所举，如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高洁自守的严光，曾巩《徐孺子祠堂记》中志于仁道的徐孺、陈蕃、黄琼，苏轼《范文正公集序》中忧乐天下的范仲淹、《〈乐全先生文集〉序》中能“以迈往之气，行正大之言”[8]的张方平、《韩文公庙碑》中“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9]的韩愈……这许多人物虽未必足以跻身圣人之列，然皆德业辉炳，嗣音大圣，自可昭示一代，为后人立百世不易之则。所谓“陶铸性情，功在上哲”[10]15，东涧先生选入这些篇目，正是旨在树立一系列辉炳史册的形象，代替浅庸枯涩的道德说教，从而理纲常，训典谟，正道统，移世风。
其二，汤氏借作者或篇中人物之口，强调德行之紧要，从不同角度，促使对修身立德的探讨更加具体化、细节化乃至场景化。是书所选部分史传，即通过特定的情节、场景、对话，传达出对某种道德的追求与认可，如《左传》录子产告范宣子轻币、韩起欲得郑人环二事，道“不患于无财货，而患于无善名”[11]940之理；《国语·吴语》云夫差受勾践之请成，欲人明戒骄戒躁，无使心侈也；《史记》选伯夷、屈原、乐毅诸列传，备述伯夷不食周粟、屈原愤郁自诉而沉江、乐毅直敢而以书对燕惠王等事，反复申说，欲时人善保节义高行，能独立尘溷，不受物移。史传之外，书中选有诸多文家扛鼎之作，中以韩愈、欧阳修、苏轼三家文为多，次如柳宗元、杜牧、范仲淹、曾巩、苏洵、王安石等，基本囊括了唐宋时期文章名家，为后世唐宋文章选本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韩、欧、苏各家，其“材旨小大，音响缓急，虽属不同，而要之于孔子所删六艺之遗”[12]，所辑录各篇，或语朋辈后生（如韩《答李翊书》、欧《答吴充秀才书》、老泉《送吴侯职方赴阙引》等），或为他集/他人作序、记、碑（如东坡《六一居士集序》、欧《苏氏（子美）文集序》等）、或别立传论（如柳《梓人传》、曾《南齐书目录序》等），皆文家用心之作，而深蕴立身之义理。具体而言，盖永叔谓“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13]（《送徐无党南归序》），此贤者所以不朽；介甫谓学当授意传心，不可专事传注；老苏戒子瞻之“不外饰”；韩愈语李翊文无望速成……诸篇文体多样，形式亦奇，多具有特定的赠酬对象（寄人、答友）或写作目的（立传、作序），然皆绾摄文脉，寄意道义，敦厚民彝，所谈所论，始终不离修身二字。
汤汉如此看重修身立德，与其自身学缘传统极有关联。回溯汤氏学统，其受到汤氏家学、丘刘学派等多重学统影响，学缘极其丰富，所编《妙绝古今》一书即其多元的学缘传统的生动体现。
汤汉家学传统十分深厚，其家族擅名当时，独辟学统，人谓之“存斋晦静息庵学派”。据清代全祖望《答临川序三汤学统源流札子》考释云：
三汤子者，其长曰息庵先生千，官郡守；其次曰晦静先生巾，官提领；其少曰存斋先生中，官司谏，乃东涧之从父也，而《宋史》以为兄，谬矣。……三汤子之学，并出于柴宪敏公中行，固朱学也。其后又并事真文忠公，亦朱学。乃晚年，则息、存二老仍主朱学，称大、小汤，而晦静别主陆学。东涧之学，肩随三从父而出，师友皆同，而晚亦独得于晦静。[14]
由此可见，汤氏三子早年从学于柴中行、真德秀，颇得朱熹学统，汤千、汤中晚年事朱学愈笃，得名当时；汤巾则改事陆学，遂使一门三子学统广而不杂，各有精专，宜其擅名文坛。汤汉学于存斋，晚年得于晦静，一身而兼朱、陆二家之学，其学统根基不可谓不深，理学视野不可谓不广。其中，朱熹学统对汤氏一脉影响最深，晦庵先生“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15]的修身之论，深为汤汉所贯彻、践行，为其日后磨砺品性，修身立品，打下了坚实的学养根基。故《妙绝古今》一书中，每每选此立身立德之文，恰能瞥见汤汉刚介正直之性、广博宽厚之怀，实得益家学良多。
家学渊源之外，汤汉亦受到时流、高贤的影响。《宋元学案》不仅将汤汉视为汤氏家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同时也将其作为南溪先生（柴中行）的门人，归于“丘刘学派”之下。该学派以南宋丘崇、刘光祖为首，由各自门人及志同道合的学者组成，其中多有官职颇高者，使得该学派在南宋后期，于政治、学术等多个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且随着根基日富，不少后学门人渐渐别立门户，由丘刘学派衍生出饶鲁“双峰学派”、魏了翁“鹤山学派”、杨简“慈湖学派”等分支学脉，足见该学派影响之大。
丘刘学派以明道笃学为核心，主张“以居仁由义为道，以正心诚意为学”[16]，认为学问务在正心笃意，克修己身，涵养学识，胎息圣哲，强调明圣人之道，维护道学的正统地位，故极斥以道学为“伪学”的风气。此外，该派主张广取博采，对政令、制度、学问等各个方面均极为关心，因而派中为官者，多积极上疏，纵议时局，共襄国是，如刘光祖云“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17]12098，抨击各派林立，党同伐异，遂使贤者见弃、忠谏殆尽；柴中行更是指斥“伪学”之说，谓“往年以道学为伪学者，欲加远窜，杜绝言语，使忠义士箝口结舌，天下之气岂堪再沮坏如此耶”[17]12175……丘刘学派这种克己复仁、重视道统、积极议政的学缘传统，在汤汉《妙绝古今》所选诸篇，特别是那些取于史书、发生于朝野间的文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影射时局国政
据宋代相关史料记载，理宗中年嗜欲，疏于政事，导致朝野间党派林立，奸臣互相攻讦，操弄权柄，阻塞忠谏。更兼端平年间，宋军入洛未果，大败于蒙古，自此朝中外交政策趋于保守，更兼国防空虚，宋蒙矛盾激化，边患益炽。内外交困之下，兴复宋廷之政业，日益废弃。此外，理宗即位之初，尚广开言路，有意兴复理学。然崇理日久，朝臣渐生怠惰之心，每每从中取利。特别是嘉熙、淳佑年间，真德秀、柴中行、魏了翁等理学家相继辞世，理宗亲用史蒿之、贾似道等权臣。刚刚确立为官方正统的理学，迅速变质，流为一种空疏的政治话语，醉心空谈、渐失本意、滥注经书的现象不一而足，权臣用心非诚、言行不一，朝士德不配位、沽钓虚名，正为淳佑时真实写照，如周密《癸辛杂识》所云：
至淳佑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愤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则殊有大不然者，然后信仲固之言不为过。盖师宪当国，独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势者，故专用此一等人，列之要路，名为尊崇道学，其实幸其不才愦愦，不致掣其肘耳。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18]94-95
学者张智华以为，南宋理宗后期，时代危机加剧，这一阶段的古文评点本所选文章，现实性明显增强[19]，汤汉编选《妙绝古今》亦是如此。依《宋史》本传记载，汤汉生性介直，忠悃于国事，每逢迁官改职，辄上疏陈事议政，以劝勉国君修身立德为主，旁及内政、外交、使民、御臣等治国要略，的是忠恳纯臣之言，这一点在《妙绝古今》一书中，藉由摅意剖文，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纪昀为该书作提要云：
取《左氏》《国策》所载之事，以昭讽劝，而并及于汉唐二代兴亡之由，又取《屈原》《乐毅》、韩愈《送孟东野序》、欧阳修《苏子美集序》诸篇有感于士之不遇，而复进之于道，以庶几乎知所自反。[2]3
朝政方面，理宗容奸弄柄，虚设经席，致使朝政错迕，宗社欹倾，道统沦胥。有鉴于此，本书选录诸葛亮《出汉中疏》、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欧阳修《新五代史·王进传赞》等篇，申说重用贤臣之理，敦促君王当勤于王事，奖善罚恶，勿使贤者久居下僚，局蹐难言。藉由武侯、史迁之口，道擢升贤臣，必由广开言路、不塞忠言，故当谨慎国事，使朝臣敢于交戒、训导君主，始能复先王之道，去“众说之所蔽”，绝“怪奇可喜之论”[20]。当然，纳谏用人的前提，是君王慎修德业，使朝中“光明洞达，而无邪孽之根以挠其正”[17]12978，始能重振朝纲，除壅去蔽，肃清朝堂，使贤良得其用，道统归其位。
外交方面，早年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得朝中“主和派”占据话语权，消极、保守的外交政策，反而助长蒙军气焰，使得本就积贫积弱的南宋，在宋蒙各方面的交锋中，一再溃败。值此边地形势，汤汉曾建言：“今日扶危救乱无复他策，在乎人主清心无欲，尽用天下之财力以治兵。大臣公心无我，尽用天下之人才以强本，庶几尚有以亡为存之理耳。”[17]12977这一主张，虽见于汉任秘书郎后，然在《妙绝古今》选文中，已初见端倪。书中选《国语·楚语》子常问蓄货事，言不可妨民衣食之利，害民之财用，正与“尽财力治兵”相发明；用《战国策》庄辛故事，言强敌在前，当发愤图强，励精图治，不可亡羊补牢，此庶几“以亡为存”之理。此外，汤氏引杜牧《守论》，以大历、贞元姑息藩镇为反例，说明对于外寇，要始终保持警惕与防备；引《史记》赵王欲割地赂秦事，以秦比蒙古，言割地与强秦，是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要言之，汤汉搜罗古文，钩陈史事，或以史为鉴，或引他人安邦治国之论，虽影射时局，然既非一味主战，亦反对偏安一隅，盖治兵养业，保持对诸国的足够警惕，较单纯的主战派与主和派，可谓更进一步，见地卓远。
优秀的古文选本，往往能够发挥“采擿孔翠，芟剪繁芜”[21]的效用，成为一时之缩影，读者可藉此一窥文钥，观风知世。汤汉编订《妙绝古今》一书，其自序云：“今而后，有过予陋巷而闻轩县者，必是编也。”[6]5足见，汤氏对所编此书是颇为自负的。通过前文论述，已对东涧先生本书取舍之用意作了必要的剖析，其如此自负，缘由亦昭然明晰。盖汤氏《妙绝古今》所选，皆命理论道之文，特别于修身立德一节，尤为看重，用以指导后学，假以时日，当能涤荡世风。
此外，正如顾炎武《日知录》所云：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22]
东涧先生编纂《妙绝古今》，反复遴选古今文章，欲使文章有益于天下。故书中摒弃骈俪之作，不录怡情之言，选文多影指时事，针砭世道，论贤者之高风，言节臣之忠悃，上至外交国策，下及论道治礼，凡书中所及，诚有益于天下，君王、朝臣如能细味此书，则能一振朝中困境。乃知赵汸《题妙绝古今篇目后》一文，将汤氏所选，一一联系时局，绾缀政事，知篇篇皆有为而发，洵非虚言[4]301-304。
当然，该书选文并非无可指摘之处，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即评此书云：“书中所录，代不数人，人不数首，似不足概古今作者。”[2]2-3相较于《文章正宗》二十卷、《崇古文诀》三十五卷、《古文集成》七十八卷的体量，《妙绝古今》四卷七十九篇的选篇总量，明显有些单薄。且该书选文时间跨度极大，自先秦至北宋，千余年间，史部、子部、集部文章比比皆是，足为后世示法者亦不胜枚举，欲以不足百篇之数，而括尽古今义理，不免顾此失彼，使得学者难以藉由此书，尽瞰古今英华。同时，东涧先生认为文章须影指时事、负载道统，是以对文章内容格外看重，但在文体选择上，却稍嫌随意。书中以切世用、涉时事为旨，选录大量论体文，以利于发挥文章议政论世的功用，而对于辞赋、诗词等深具文学价值的韵文，则一概不取，导致全书在文体覆盖上，未臻周详。
三、《妙绝古今》评点特色
傅增湘《经眼录》一书中，曾对《妙绝古今》元刊本的评点方式有过一段描述，可视为现存资料中最早描述该书评点者：
十行十八字，注双行同，细黑口，左右双边。版心上记字数，下间记人名，口上作古文一二等字。宋讳贞、恒皆缺末笔。卷中间有圈点评注，评注有取西山者。[23]
《涵芬楼烬余书录》收录傅氏此书，以之为宋刊本，对其评点方式增补如下：
去取之间，篇篇具有深义，因作为题后以发明之。……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宋讳朗、贞、徵、恒慎等字，偶阙末笔。卷首二序，以明刻配补。[24]
据以上两则材料，可知此书宋元本评点方式之大体样貌，复对比明嘉靖二十九年苏献可刊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即据萧兰本刊刻），概可知《妙绝古今》各版之评点原貌：
评注方面，是书以尾批、夹批为主要的评注方式。尾批多论述文意及行文特点，偶尔引用他评（用真德秀、吕祖谦所评最多）。夹批较多，重在解释字句，勾连背景，串连文意。此外，书中尚有部分首评，时引用真德秀、赵汝谈、朱熹等人观点，但总量稍少。点抹方面，以点（、）为主，主要用于标示主旨句或佳句。时有圈（。）、抹（丨）等，用于标示关键词句，起到对文章要义的补充说明作用6。
总体而言，《妙绝古今》评点多集中于探讨文意、延伸题旨，对文法与技巧几无关注，且评注总量较少，个别篇目甚至不评一字。故对此书评点特色的研究，应集中于汤氏着意评点之文，探察其评点形式、内容，藉以发掘该书在古文评点层面所建立的范式及其意义。对比前文所及历代版本中的评点内容，汤氏于所选史传评点最为详实富赡，不仅评点总量多于他类文章，评点形式亦较丰富。故此，下文对此书评点特色的论述，将从史传入手，一窥评点要义。
（一）《妙绝古今》史传评点情况
《妙绝古今》一书中，不仅广录史传，且对史传的评点，亦较其他文类更加充实。首先，就选篇数量而言，书中选《左传》八篇、《国语》七篇、《战国策》一篇、《史记》十一篇，另录欧阳修《新唐书·高祖本纪赞》《新五代史·王进传赞》、曾巩《南齐书目录序》等三篇与史传相关之文字，合占全书近半比例，足见汤氏对史传之重视。且书中开卷即列《左传》各篇，隐然有推其为全书纲目之意。
其次，就评点方式而言，书中录子部各篇、唐宋诸文，多点示字句，以夹批居多，借尾批、首评以摅意剖文者较少。评史则不然，汤氏于史传各篇时附尾批，多处转引他评，且文章中夹批亦繁，评述字词、章句、背景较详，全书单段最长的评论，亦见于此（《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尾批）。
最后，就评点内容而言，书中评史以析义为主，除明示义理、影射朝政外，时时饱含恻怛之意、郁愤之气。司马贞《史记索隐》评《伯夷叔齐列传》曰：“太史公言己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于代，卒陷非罪，与伯夷相类，故寄此（‘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而发论也。”[25]汤氏引朱熹所论，标举怨旨，伤伯夷、叔齐不受周粟，自全名节，疾没于时，颇有自寄自伤之意，与裴氏所议正有异曲同工之妙。且东涧评此篇时，于幽愤中能不忘节义，于文辞中能一贯以道，始终增广道义，所谓：“盖其驰骋上下数千载，欲求一节义最高者，严立于其首。有让国之高节如由、光，而不见述于圣人，是以无传，此伯夷传之所以作也。”[6]99要之，此不仅太史公所以列此为纪传之首，亦自述己志，上可达选文明道之旨，下可申贤者未用之怨，所以评此为诸篇之最详。
此外，汉评《史记》所记信陵君劝魏王一段，大胆作出假设，云：“使魏王能用其计，料率楚、赵，竭力以助韩，则韩不至于失上党，赵不至于败长平，六国亦不至为秦所吞灭。”[7]127所想虽过分夸大魏无忌此计之效，不免有一叶障目之陋，然危警之意，拳拳之心，一览无余；评《国语·周语·襄王拒晋文公请隧》一章，借襄王驳文公之语，表面言“晋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7]35，然结合斯时朝臣僭礼，盖深有微意也；评欧阳修《新五代史·王进传赞》，言五代时多如王进之流，居高位而控权柄，贤者沉于下僚，不可胜道。虽不直陈时事，幽微见旨，当为理宗时久困之贤者发。以上诸篇，借古喻今，直切时弊，然仅微露怨刺之心，真评史而合风人之旨。
要之，东涧先生评点史传，盖环络先朝，切劘当世，假他事以发忠直之言，评古人以见今世之非，情理郁蓄，观史则为涛为洪，评史则为剑为刺，凡于国有益者，虽有难言之旨，亦微言发之，故时见幽愤之气，如欧阳修序梅圣俞诗集所云：
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26]
（二）《妙绝古今》与南宋史传评点传统
《文心雕龙·史传》曰：“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11]284可见，史部文章既从属、依附于经部，其本身更蕴涵着丰厚的“经旨”，故历来学者撰史、选史、评史，不仅仅是痴迷于其堪为典范的叙事文法，更是因为部分史传能上该经义，溯源经旨，所谓“为典为经，皆是有德有位，纲纪人伦之所制作”[27]。且宋人继承唐人传统，以治史为儒者之业，以五经、三史为学者必修之典籍，故许多名儒耄宿学养敦厚，往往兼通经史，故能对史传这种“转受经旨”的特点予以充分体认。基于此，史传地位在宋代得到了显着提升，同时也为史传涌入集部升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因此，宋人（特别是部分理学家）评文析义，逐渐关注史传，从史传中挖掘经义，凭借史笔以传达原道、宗经之旨。
然而，自《文选》严守史部、集部之畛域，集部不录史传之传统由来已久。因此，南宋史传入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种渐进性的过程，体现在古文评点中，即各家或评骘史家文法，以启示后学；或一概不录史传，严立史部、集部壁垒。要言之，各家选本对史传的收录情况、评点方式，往往能折射出编者的文史观念与文章学视野。祝尚书《宋元文章学》一书稽考宋元现存文章评点本凡九种，以吕祖谦《古文关键》为现存古文评点第一书[28]。是书虽专取韩、柳、欧、苏诸家之文，未录史书文字，却于论述文法一节（如论柳、苏文），多取《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史书笔法，以见柳、苏文章渊源有自。虽不录史书篇目，却执史笔以为纲，为后世学者示法，足见其对史传文法的赞许，在尊崇史传这一点上，实已开评点选本言史之先声。然自《关键》之后，史传似未引起南宋古文家的足够重视。王厚之《古文苑》、谢枋得《文章轨范》二书皆于史传一概不取，其他如楼昉《崇古文诀》、王霆震《古文集成》等，虽或有言及史传之处，但比例甚小，并未充分发掘史传的独特价值。与此相反，诸家选录古文，偏好选唐宋文家名篇，韩、柳、欧、苏之流，屡见于各本，这体现宋人重时文且严分史部、集部的传统。故此，史传作为史部的核心文字，多不入南宋古文家之眼目。
真正继轨吕氏、于史传别具只眼者，当属真德秀，其所编《文章正宗》对汤汉《妙绝古今》的编纂方式、选文倾向，特别是选评史传一节，起到了直接的影响。该书分古今文章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于“叙事”一类，突破了《文选》以来不取史传、诸子的传统，大量收录《左传》《国语》《汉书》等史传文学，并且备述其文意、筋节、法度，并以后世韩、柳诸体文羽翼之，明三史之为史家典则、学者文库，在南宋颇独树一帜。《正宗》序云：
今于《书》之诸篇，与史之纪传，皆不复录。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可喜者，与後世记、序、传、志之典则简严者，以为作文之式。若夫有志于史笔者，自当深求《春秋》大义，而参之迁、固诸书，非此所能该也。[29]
既不取他史纪传，又独对左、迁、固史青睐有加，这种矛盾的选文态度，恰恰说明三史文法之高、作义之深，令人不忍割爱。
汤汉曾直接受业于真氏，据《宋史·汤汉传》记载，西山曾致汉为宾客[18]12975，且真氏所着《西山读书记》，其《乙集》二十二卷，即由汤汉整理撰录，是以直接地受到真氏古文理念影响。因此，汤氏所编《妙绝古今》重视评录史传这一点，可谓是对真氏的直接继承。然而，除汤汉此书以外，南宋其他各本依旧不列史传，直至明清以后，由真、汤二人所开史传入集之风，才渐有回响7。足见，有宋一代，史传文字入选本的现象尚属个案，史部与集部之间的流动尚不深入，史、集二部分野仍是十分严明的。正因如此，作为载史入集的个例，汤汉的努力与实践，可谓卓异时流，值得更深入的关注与探讨。
吕、真二人所作史传评点，每每措意于评骘文法，指明文府秘境，以示学者作文之道。而汤氏选评史传，则重在发扬传旨，将史传对个体形象的塑造、对国事的见解及对德行的推崇，与理学传统相对接，为加固理学根基提供了广阔的文本依据。同时，东涧先生评点史传，字里行间所流露的郁愤之气，乃惜正道之不行，哀贤臣之久沉，伤理道之沦胥，正是藉由评点，将古今时局一气贯通，从而以史为鉴，借古形今。在这点上，《妙绝古今》对史传的选评，其着意方向虽与吕祖谦、真德秀稍异，但其深入史传义理，洞见时局，可以说是继吕、真之后，对史传“转受经旨”内涵的又一次发扬，为明清以后《文章辨体》《六艺流别》《古文汇编》《经史百家杂钞》《古文雅正》等各本选录、评点史传，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然而，汤汉欲以《妙绝古今》改易时风，革除理学虚诞、空疏之弊，并使观者能因之而有得于时事，故其选评史传的角度，往往泥于内容，对选篇立意之正过度关注，势必带来在文法、文体等方面所做出的让步与舍弃。故此，该书所谓“妙绝”，止青睐于嗣音道统之文，对各篇文体、叙事、篇章之妙处，却几无讨论。细言之，书中评文（特别是评史）只对文中必要的字词、句段进行释意，对历史故事、名物训诂进行必要的交代，但求缴足文意，服膺义理，对行文法则、篇章结构、审美趣味则视而不见。这种较单一化、浅层次的评点方式，显然无法深入文本，一探文章经络，不仅无法为学者指示作文之门径，亦无法为普通读者提供深度阅读体验。文法与阅读体验的双重缺失，使得该书的评文析理，未能与文本紧密结合，反近似于对义理的宣传，久读之下，容易令人生厌。
四、结语
汤汉《妙绝古今》作为较早的文章评点选本，汇纂古今文章，体现自身重德修身、积极议政的学缘传统以及因文明道、牵合时事的编选理念，并承续吕、真评录史传之意，通过辑录、评点史传，以史为鉴，促进后世学者选史入集之风。要言之，该书在选文、评史两方面，为后世提供了极大的参考价值。但也应注意到，因该书选文视角、评点内容上过于单调、狭隘，故而将其置于文章学整体历史进程中，与同时代古文选本对比，确实显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因此，重新评估《妙绝古今》的学术价值，既要充分认识到它独特的选本价值，亦需要对书中所存在的单一化的选评视野予以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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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964.
注释
1赵汸《题妙绝古今篇目后》云:“始,余丱角读书家塾,得诸兄所录鄱阳马公文,有《妙绝古今序》,已知世有是书。……吴兴唐君棣宰吾邑,闻余言,既归,访诸好事者,则已刻梓行后,其家以板质钱於富人,故传之者鲜。唐君从富人摹本以寄,余始得之。”引自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祝尚书所着《宋人总集叙录》。
2赵汝腾:《题妙绝古今》云:“宝佑丁巳三月,紫霞老人题。”引自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祝尚书所着《宋人总集叙录》。
3《妙绝古今》相关善本情况,参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所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4《妙绝古今》相关编者、版本、卷次问题,参看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祝尚书所着《宋人总集叙录》。
5宋代文章总集叙次方式相关论述,参看《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吴承学《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
6《妙绝古今》点抹方式,以点(、)标示篇中主旨句、段中关键句、描写生动之句,以小圈(。)标示文中主要句,长抹(丨)标示段落关键句,参见武汉大学张秋娥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宋代文章评点研究》。
7史传入集问题,参看《文艺理论研究》2020第4期,何诗海、陈露《明清史传入集的文章学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