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论文（期刊范文8篇）

　　文学源于社会需要, 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需要，对古代文学史进行研究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社会文化，本文汇总了8篇“古代文学史论文范文”，以供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期刊范文8篇）之第一篇：儒家话语权与中国古代文学史

　　摘要：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控制和斗争的历史,而并不是新历史主义所提出的历史学家的任意阐释,文学史亦然。不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面临西方话语霸权,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存在儒家话语霸权,并进而导致诸多怪象:曲解《诗经》的《毛诗序》却成为“千古宝典”;西汉居然没有文人五言诗;《史记》甚至没有“墨子传”。中国文学的承传、嬗变与论争从根本上讲都是围绕话语权展开的,话语权是考察中国文学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维度,而儒家话语霸权地位的兴衰正是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的核心要素。

　　关键词：儒家话语霸权,《毛诗序》,文人诗,《史记》;

　　传统观念认为,一切历史都是信史,即一切历史都是可信的。然而,这一观念在国内外都遭到了极大的挑战。1908年,意大利学者贝奈戴托·克罗齐 ( 1866—1952) 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认为,史料本身并不会说话,使史料发挥作用的是历史学家的学识水平,历史学家不是被动接受、考订和阐释史料,而是发挥了巨大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这一观念与后来的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等西方当代文学理论一脉相承,都源自西方文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客观事物的确定性不像我们原来以为的那样,客观事物不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而是我们主客观共同对话构成的。克罗齐的这一观念自提出以来,在新历史主义的推波助澜下,在历史界、文学界均引发了热烈讨论。但这种观念同时也存在一个先天的不足甚至致命的弱点: 他们在强调主观的建构和阐发时,在强调一切历史都是我们当代人重新阐释历史的结果时,实际上没有办法约束主体的随意性。换句话说,历史出于书写人的主观意愿,其真实性很可能遭遇了选择性的“阉割”,甚至被“篡改”得面目全非。难道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可以随便让历史学家任意戏说?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地看待历史? 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地看待中国文学史? 本文提出,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控制和斗争的历史,文学史亦然。所谓“话语 ( Discourse) ”,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或谈话,而是借用当代的话语分析理论,专指文化意义建构的法则。这些法则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维、表达、沟通与解读等方面的基本规则,是意义的建构方式和交流与创立知识的方式。〔1〕“话语”从一个语言学的术语,经巴赫金、福柯等人阐发,成为与思想信仰、价值追求、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相交织的具有政治意味的术语。可以说,掌控话语权即意味着掌控了制定规则、维护权威、决定真理、书写历史甚而压制他者的权力,这无疑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战场上最令人血脉贲张的战利品。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整个历史进程充斥了话语权的争夺战,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控制和斗争的历史,而非出于历史书写人的主观意愿。

　　话语权也是考察中国文学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维度,中国文学的承传、嬗变与论争从根本上讲都是围绕话语权展开的。具体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存在西方话语霸权,导致中国传统话语被边缘化,阻碍了中西话语之间形成平等、有效的跨文明对话。而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同样由于儒家话语霸权而导致其他与儒家核心思想不相契合的话语“失语”,并进而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百思不得其解的怪象。接下来,笔者就从儒家话语霸权及其导致的“失语症”出发,试图揭示以下三个文学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牵强附会的《毛诗序》为什么能成为“千古宝典”,西汉为什么没有文人五言诗而东汉末年却出现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文人五言诗集《古诗十九首》,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为什么居然没有“墨子传”。

　　一、《毛诗序》为何成为 “千古宝典”

　　《毛诗序》是中国第一篇诗学专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若干文艺理论原则,如诗歌的言志抒情特征、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诗歌的社会作用等,是对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构成了儒家文论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权,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如张少康所说: “《毛诗大序》所提出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正统的文艺纲领,影响极大。”〔2〕

　　然而,对于这么一部“文艺纲领”,梁启超在《〈诗序〉之伪妄》中却作出如下评价: “若细按其内容,则捧腹喷饭之资料更不可一二数。例如《郑风》有‘仲’字则曰祭仲 ,见有‘叔’字则曰共叔段。余则连篇累牍皆曰‘刺忽’。郑立国数年,岂其于仲、段、忽外遂无他人? 而诗人讴歌,岂其美刺仲、段、忽外遂无他情感? 凿空武断,可笑一至此极! 其余诸篇,大率此类也。故欲治《诗经》者非先将《毛诗序》 拉杂摧烧之,其蔀障不知所极矣! ”〔3〕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 《毛诗序》中存在大量令人“捧腹喷饭”的资料,无论是内容上,还是情感上,都可笑至极。他甚至认为,要想读懂《诗经》,首要之事就应当将《毛诗序》“拉杂摧烧之”,以剪除它对《诗经》真意的“蔀障”。究竟梁启超为什么对《毛诗序》 有如此深的“仇恨”? 梁启超的说法又有何根据? 笔者认为,梁启超的不满是有据可循的,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毛诗的历史化解释,将历史中的典型人物或事件附会于完全不相关的诗篇中并加以道德评价,以反映儒家思想与意识形态,第二,毛诗的政治化误读,将原本淳朴的爱情诗刻意牵强地解读成反映社会礼仪和道德规范的诗歌,以灌输与统治阶级相契合的儒家核心价值体系。

　　首先,我们来结合具体实例看看《毛诗序》的历史化解释。主要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将某一诗篇的原本信息不详的作者历史化为历史上的典型人物,二是将某一诗篇历史化地归类为某一历史时期的作品,三是将某一诗篇的内容历史化为《左传》、《国语》等史书中描写的事件。关于作者的历史化问题,如《小雅·节南山》,《诗序》:“《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4〕对此,朱熹云:“《序》以此为幽王之诗。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来聘于周,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终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异? 大抵序之时世皆不足信,今姑阙焉可也。”〔5〕《毛诗序》中将《小雅·节南山》的作者历史化为“家父”,但根据朱熹的说法,“家父”距离幽王之终已过了七十五年,因此质疑此“家父”非彼“家父”,并就此论断“序之时世皆不足信。”再如《小雅·小牟》,《诗序》: “《小牟》,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6〕对此,朱熹云:“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后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谗,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为大子之傅述大子之情以为是诗,不知其何所据也。”〔7〕《毛诗序》中将《小雅·小牟》的作者历史化为大子之傅,但根据朱熹的说法,历史上虽确有此事,但毛氏的“对号入座”难免有失根据。关于时代的历史化问题,如《小雅·采薇》、《小雅·出车》、《小雅·杕杜》这一组诗均被历史化为文王时期的作品,《诗序》: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 《出车》以劳还, 《杕杜》以勤归也。”〔8〕但对于这一组诗的时代界定, “三家诗有不同看法,认为是周懿王时的诗”〔9〕,今人根据史料考据还提出周宣王或周夷王时期的说法,因此“毛诗把《采薇》等三首诗的时期提前到周初来看,是很明显的历史化解释。”〔10〕关于事件的历史化问题,如《大雅·抑》, 《诗序》:“《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11〕对此,朱熹云:“《楚语》: 左史倚相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五矣,犹箴儆于国……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韦昭曰: ‘懿,读为抑。’即此篇也。……然则《序》说为刺厉王者误矣。”〔12〕《毛诗序》将《大雅·抑》历史化为卫武公刺厉王亦自警的诗,但根据朱熹的说法, 《楚语》中卫武公作《懿戒》以自儆,即此篇也,因此说毛氏的说法是错的。显然,毛氏的这种历史化解读是有意而为之的。再如《鄘风》的《墙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鹑之奔奔》四首诗,毛氏将其与《左传·闵公二年》的记载联系起来解释为是讽刺卫宣姜与公子顽之间乱伦行为的诗。〔13〕《墙有茨》,讽刺“国人疾之二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君子偕老》,刺卫夫人“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桑中》具体写幽会场景;《鹑之奔奔》刺卫宣姜“人之无良,我以为君。”《鄘风》的这四首诗当中三首诗确实有讽刺内容的文字,但至于讽刺的对象是否真的是卫宣姜和公子顽,却是无法肯定的。第四首《桑中》只是具体描写幽会场景的诗,更无从考据了。因此,毛氏将这四首诗的讽刺和密约的内容与《左传》所载的历史联系起来,用伦理道德的标准把它们归为讽刺诗〔14〕,有明显的历史化痕迹。

　　除了历史化解释以外,毛诗序更让梁启超不满也最让当代人大惑不解的就是它对所有诗歌尤其是爱情诗的政治化误读。一方面, 《诗经》中的诗歌,无论是否确有其事其情, 《毛诗序》均以“美刺”将其刻意地政治化误读。另一方面,《诗经》中占了近四分之一篇幅的爱情诗,被《毛诗序》用是否符合礼教为标准误读为“美刺”甚至将淳朴活泼的民间爱情故事政治化改写为以示万民的君妇典范或不忍直视的宫闱秘史。关于“美刺”,随意翻开《毛诗序》,就像梁启超厉声申明的那样,满眼都是此二字。如《王风·大车》是“刺周大夫也”, 《郑风·缁衣》是“美武公”, 《魏风·伐檀》是“刺贪也”, 《豳风·伐柯》是“美周公也”, 《小雅·雨无正》是“大夫刺幽王也”, 《小雅·绵蛮》是“微臣刺乱也”, 《大雅·皇矣》是“美周也”, 《大雅·民劳》是“召穆公刺厉王也”, 《大雅·云汉》是“仍叔美宣王也”。很容易看出, 《毛诗序》的《小序》解题不是“美”就是“刺”, “美”的是文王、武公、周公、宣王、僖公等, “刺”的是幽王、厉王、贪、乱、时、色等。如此多的“美刺”,让人难免质疑: 难道《诗经》三百零五篇除了“美刺”就没有别的情感了吗? 这就是《毛诗序》刻意政治化误读的结果。关于爱情诗,被误读为“美刺”的例子很多,如我们所熟知的《邶风·静女》,《诗序》: “《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15〕余冠英对这篇的题解是:“这诗以男子口吻写幽期密约的乐趣。”〔16〕再如中学课本中曾收 录的《卫风 ·氓》,《诗序》:“《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泆也。”〔17〕余冠英对这篇的题解是:“这是弃妇的诗,诉述她的错误的爱情,不幸的婚姻,她的悔,她的恨和她的决绝。”〔18〕明明只是幽期密会的乐趣和爱情婚姻失败的哭诉,却被《毛诗序》政治化解读为刺时之作,淳朴爱情的喜怒哀乐荡然无存。而这些爱情诗中,被政治化改写为君妇典范或者宫闱秘史的也不在少数,如我们熟知的《周南·关雎》,《诗序》: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19〕余冠英对这篇的题解是:“这诗写男恋女之情。大意是: 河边一个采荇菜的姑娘引起一个男子的思慕。”〔20〕清儒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提到: “《小序》以为‘后妃之德’,《集传》又谓‘宫人之咏大 ( 太) 姒、文王’皆无确证。诗中亦无一语及宫闱,况文王、大 ( 太) 姒耶? 窃谓风者,皆采自民间者也,若君妃,则以颂体为宜。”〔21〕可以看出, 《关雎》本为民间爱情故事,《毛诗序》却将其政治化改写为太姒的君妇典范,毫无根据,难免牵强。再如《邶风·匏有苦叶》,《诗序》: “《匏有苦叶》,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22〕余冠英对这篇的题解是:“这诗所写的是: 一个秋天的早晨……一个女子正在岸边徘徊,她惦着住在河那边的未婚夫。”〔23〕同样是浪漫的民间爱情故事, 《匏有苦叶》也被刻意地政治化改写为“公与夫人并为淫乱”的“宫闱秘史”。

　　由上可知, 《毛诗序》对《诗经》作了历史化的附会解释和政治化的牵强误读,难怪梁启超会惊呼“千余年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真不可思议之怪象矣! ”〔24〕那么,出现这种怪象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这不得不提及它背后力量强大的儒家话语霸权。

　　《毛诗序》对诗歌的论述,始终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 诗歌必须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因此,在谈到诗歌的言情特点时,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义”,谈到诗歌的政治作用时,强调“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它更把这种思想集中突出地表现在关于诗歌社会作用的论述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种理论一方面在政治上表达了统治阶级对诗歌的要求,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则是《论语》的“思无邪”,“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等论说的进一步发展。〔25〕《毛诗序》的这种思想,无疑与儒家话语是一致的,与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阶级也是一致的。因此,《毛诗序》的牵强附会在强大的儒家话语霸权的荫庇下,也便不算什么了,仍然被一代一代的阐释者尊奉为宝典,作为批评和模仿的范本。

　　二、西汉为何没有文人五言诗

　　汉代以来,经史之学大为兴盛,尽管文学尚未觉醒,尚未从经学、史学中独立出来,但汉代的文学创作仍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除了独领风骚的汉赋之外,汉代的诗歌也有很大突破,这集中体现在四言诗到五言诗的过渡。

　　西汉时期,诗歌的创作分为两支: 一支是统治阶级的文人创作,以四言为主,另一支则是民间创作,以五言为主。《文心雕龙·明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26〕当汉初民间歌谣逐渐向五言发展的时候,一般庙堂文人在诗歌创作上所采用的仍然是《诗经》句式的四言体〔27〕,例如这里提到的西汉韦孟的《在邹诗》。刘勰笔下的“辞人遗翰”,则指的是文人创作的诗篇,用以区别民间歌谣。钟嵘在《诗品序》勾勒五言诗发展史的第二段中同样写道 : “古诗眇邈 ,人士难详……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28〕这里的“词赋”指的是汉赋,而“吟咏”则是文人五言诗。可以看出,西汉时期,统治阶级文人的诗歌创作以四言体为主,而五言诗却“莫见”或“靡闻”。四言体诗歌在文坛的地位也很高,统治阶级用于祭祀大典的乐歌,如汉初《安世房中歌》十九首中有十三首四言体,汉武帝时《郊祀歌》十九首中有八首四言体。〔29〕而民间创作则以五言诗为主,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汉乐府,例如我们熟知的《陌上桑》、《长歌行》、《步出夏门行》均为五言体唱和歌诗。“西汉民间歌谣无论采入乐府或未采入乐府的,在杂言体当中,最多的是五言句。例如《吹鼓曲·铙歌》中的《有所思》,五言句占百分之七十。《紫宫谚》两句,全系五言。而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除去了连结语‘宁不知’,就是一首完整的五言诗。”〔30〕

　　为什么在民间创作已然走向从四言到五言的过渡道路时,西汉时期的“辞人遗翰”仍然“莫见五言”呢? 他们的诗歌创作又为什么坚持要采用四言体呢? 西汉为什么就是没有文人五言诗呢?这就不得不提及西汉时期的思想政治背景了。〔31〕“很显然,《诗经》在封建大一统政权确立以后的汉朝,由于统治阶级的利用,已经逐渐成为圣人垂教万世的经典,地位大大提高了。这就使得统治阶级的文人可以去模拟它,希望从形式上去继承它的传统,特别是《雅》、《颂》部分。他们对于民间流行的五言体当然认为是‘下里巴人之曲’,不屑一顾的。”因此,西汉文人之所以锁定四言作为诗歌创作的体裁,是源于《诗经》在汉代尤其是汉武帝以后的特殊地位。四言诗、“四言”、“四言体” 还有一个别称就叫“《诗经》体”,因为它作为中国先秦时代的主要诗歌形式,集中地保存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所以,它不仅是一种以每行诗句四字为特征的古老诗体,更是一种随着《诗经》的儒家“经典化”而流传开来的文学形式。自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汉代经学日渐昌盛,这也使得产生于西周的四言诗地位迅速提高,并成为汉代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西汉的四言诗在形式上继承了《诗经》的样式,在内容上更绝对地体现了儒家诗教体系的核心观念,因而正如上文被毛氏阐释过的《诗经》“味同嚼蜡”一般,西汉文人的四言诗的内容也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诗歌主要抒发的是诗人在政治、儒家礼仪等规范下的思想感情,而其真实的内心世界并无表露。“汉代四言诗的内容之所以单调乏味,不能广泛地反映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汉代四言诗的作者在创作四言诗时,始终未能挣脱儒家诗教的束缚。汉代是经学昌盛的时代,无论是今文还是古文《诗经》研究家对《诗经》 的诠释,无不将《诗经》研究纳入儒家思想的轨道,《诗经》被汉儒奉若神明,由汉儒阐释出来的《诗经》思想和创作原则,成为汉代文人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汉代文人在创作四言诗时,不能不小心翼翼,他们只能尽力弘扬符合儒家思想的《诗经》传统而不敢越雷池半步。”〔32〕就连创作符合儒家经典《诗经》体式的四言诗,西汉的文人们都如此谨小慎微,就更不可能想像他们会敢于尝试民间流传的“俗文学”样式———五言诗了。不仅如此,通过他们的四言诗创作,我们还能管窥到西汉文人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儒家话语霸权。例如,西汉韦孟的《在邹诗》、韦玄成的《自劾诗》,在“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歌理论规范下,诗歌中透出一种依经立义的意味,个人的行为事无巨细无不是以经义来自我约束。〔33〕再如,西汉孔藏《杨柳赋》中描写与朋友宴饮时的情景: “几筵列行。论道饮燕,流川浮觞。肴核纷杂,赋诗断章。合陈厥志,考以先王。赏恭罚慢,事有纪纲。洗觯酌樽,兕觥凄扬。饮不致醉,乐不及荒。威仪抑抑,动合典章。”〔34〕赋诗要“考以先王”,喝酒时言行举止要符合典章礼仪“事有纪纲”,西汉文人之言行谨慎由此可见一斑。〔35〕

　　由上可知,四言诗在西汉之所以能在统治阶级的文人中广为流传,甚至居于垄断地位,不是因为这种文学样式多么优质或不可取代,而在于它所源出的《诗经》乃至《诗经》背后的强大的儒家话语霸权。正是出于对这种霸权的忌惮,西汉文人“吟咏靡闻”、“莫见五言”,固守着单一的四言体。而这种源于儒家话语霸权的“四言雅正,五言流俗”的观念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扎下了深厚的根基,并一直流传下去,影响后世的文坛发展。直至文学自觉的魏晋时期, “四言为正体,五言为流调”的传统观念依旧在文坛上占据统治地位。晋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 “古诗率以四言为体……五言……于俳谐倡乐多用之……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36〕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也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而清丽居宗。”〔37〕可见,儒家话语霸权的力量有多么深厚,其诗教体系对文坛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东汉末年,社会大乱,礼崩乐坏,儒家传统礼教观念遭遇冲击,例如: 曹操发出“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38〕的“毫无节操”的《求贤令》。然而,当儒家话语霸权伴随着汉朝统治阶级的崩塌而出现松动时,一大批文人五言诗突然不知从何处在沉寂已久的主流诗坛涌现出来。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古诗十九首》,堪称具有高度艺术特色和价值的文人五言诗典范。这时的文人不仅在形式上突破了《诗经》“四言体”的束缚,在内容上也更为大胆,彻底摆脱经学教义的束缚及对政治的依附,关注自身命运发展,在诗歌中自由抒发个人情怀。例如:《生年不满百》中的“及时行乐”思想, 《青青河畔草》中抒发的“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39〕的思妇情怀。

　　综上可知,西汉没有文人五言诗,而东汉却突然涌现文人五言诗的代表诗集《古诗十九首》,这都是源于汉代儒家话语霸权的兴盛和衰微。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话语霸权正当盛时,以《诗经》为首的汉代经学使得“四言体”成为备受统治阶级青睐的 “正体”,自然也就导致了附庸于统治阶级的西汉文人“钟情”于四言诗而始终没有创作五言诗的怪象。及至东汉末年,礼崩乐坏,儒家话语霸权出现松动,这才给了一直以来压抑自我的东汉文人们尽情抒发个人情怀的机会和可能,于是,文人五言抒情诗代表诗集《古诗十九首》横空出世。

　　三、《史记》为何没有 “墨子传”

　　战国时期,儒墨并为显学。《孟子·滕文公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40〕《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41〕《吕氏春秋·不侵》:“孔、墨,布衣之士也, 万乘之主、 千乘之君, 不能与之 争士也。”〔42〕

　　然而,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却没有“墨子传”,更有甚者,对于墨子的集中记载就只是在《孟子荀卿列传》的篇末有短短二十四个字: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之时,或曰在其后。”〔43〕相较而论,对于儒家,司马迁不仅打破了《史记》着作体例,把孔子列入“世家”之中,还编着了《仲尼弟子列传》、《孟荀列传》、《儒林列传》等,详细介绍了孔子及其弟子与继承儒家衣钵之人的思想言论和生平事迹。〔44〕

　　为什么“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没有同为“儒墨显学”之一的 “墨子传”呢? 关于这个千古疑难问题,学界集思广益,提出了以下三种说法: 一是“大意说”,二是“隐忧说”,三是“亡佚说”。下面,笔者分别简单介绍一下这三种说法及其可靠性。

　　首先是“大意说”。这种看法起源于清代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批评司马迁的言论:“于先秦诸子自儒家外老、庄、韩、吕、苏、张、孙、吴之伦,皆论列言行为传,唯于墨子则仅于《孟荀传》末附缀姓名……史公实未尝详事校核,亦其疏矣。”〔45〕也就是说,孙诒让批评司马迁没有详核墨子的事迹,撰史疏忽大意了。孙诒让此言其实是轻易放过了司马迁,因为司马迁并不是一个疏忽大意的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自陈:“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6〕由此可见,司马迁是要写出一部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大作,他的志向是远大的,态度是诚恳的。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对《史记》的着书体例作出如下评价:“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计轩辕,下至于兹,着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言,协《六·经》 异传,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后俟圣君子。”〔47〕由此可见,司马迁是一个心思缜密、考虑周到的史学家,绝不可能会因为疏忽大意而忘记写“墨子传”。

　　第二是“隐忧说”。这种看法源于“侯外庐等认为司马迁‘不写墨者列传,自有隐忧’。他们认为遭到官方镇压的汉初游侠即为墨徒,因此有‘隐忧’的臆测。”〔48〕但是,对于这种说法,笔者也认为实在不能服人,就算汉初游侠真的是墨,那又如何呢? 司马迁连当朝皇帝刘彻都敢揭短和得罪,他还会顾忌什么“隐忧”呢? 而且司马迁还专门给具有墨家学派色彩的游侠写过传,盛赞他们的仗义守信。〔49〕因此,“隐忧说”这一看法纯属臆测,实在难以成立。

　　第三是“亡佚说”。这种看法源于墨学大师方授楚在《墨学源流·墨学之衰微》中的言论:“他传之小序皆未及墨,而独此言之,则所附之传必较详也。今本《孟荀传》已有错简,又多缺略……索隐云:‘按序传孟尝君第十四,而此传为第十五,盖后人差降之矣。’今通行本则序传次序相同,又非《唐本》之旧也,故传末之二十四字,必迁作《墨子》之传已亡,而为后人附益,无疑已。’”〔50〕按照方授楚的说法,司马迁是曾经为墨子写过传的,只不过后来因某种原因亡佚了,而传末的那二十四个字是后人添加的。这种看法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引发了学界最大的关注。郑杰文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墨子传记为残篇说》一文中总结道:“墨子作为一战国思想家其历史地位十分重要,墨子作为一历史人物其传世资料在汉武帝时依旧较为丰富,这些资料又曾被司马迁掌握,但流传至今的《史记》中的墨子传记却如此简短,那么答案就可能是———流传至今 的墨子传 记是残篇 而不是原貌。”〔51〕同时,他还补充说明:“文末标以‘太史公曰’以作评论,是《史记》之‘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及 ‘七十列传’传人篇诸篇的通例,不管文首有无‘太史公曰’,文末仍有‘太史公曰’以作评论……但今本《孟子荀卿列传》篇末无‘太史公曰’诸评语,这也当是篇末佚失文字之又一证。”〔52〕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看法确实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具有参考价值,但这些看法都没能找到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司马迁背后的儒家话语霸权。

　　司马迁具有坚定不移的儒家立场,而儒家话语体系也是他撰写《史记》的指导思想。“司马迁批判和反对墨家的基本思想政治主张,较为充分地反映了他的儒家思想和贵族阶级立场。”〔53〕一方面,墨子非儒,他提出了“非命、节用、节葬、非乐”等思想。而“节葬” 与“非乐”,赤裸裸地针对儒家思想中的“厚葬”和“礼乐”。而司马迁视 “礼乐”为大宗,墨子的思想即便记录进《史记》,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定会遭到朝廷中儒士的肆意攻击。另一方面,墨学具有平民性质,墨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是平民主义的,例如他提倡“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的“兼爱”,打破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亲亲尊尊的有明确阶级区分的儒家“礼政”。再例如他推行“尚同”,提出“天下之人异议,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54〕这种观念为平民阶层、小生产者在乱世中争得了一份政治上的发言权,但却明显与儒家政教所推行的“上昭下遵”的封建专制制度互相砥砺。〔55〕因此,可以说,墨学虽在战国时期与儒学同为显学,但由于墨学在很多思想观念上与儒家话语体系大相违背,它在拥有坚定儒家立场的司马迁笔下,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书巨着《史记》中只落得二十四字的零星数语评价,也是“意料之外”但又“情理之中”的现象。“司马迁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了儒学和封建统治的‘卫道士’,他认为墨儒相通不必记,墨子非儒不能记,余下就只有‘善守御,为节用’等二十四字了。”〔56〕

　　由上可知, 《史记》没有“墨子传”的根本原因在于司马迁坚定的儒家立场以及他背后强大的儒家话语霸权。

　　结语

　　综上,中国文学的承传、嬗变与论争从根本上讲都是围绕话语权展开的,而不是历史学家或者文学史家主观任意阐释的结果。话语权是考察中国文学最基本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维度,而儒家话语霸权地位的兴衰正是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的核心要素。

　　古代文学史论文（期刊范文8篇）之第二篇：性别视阈下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演进的历史证明, 中国古代女作家数量众多, 创作质量颇高, 她们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生力军。然而, 在我国现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史撰述中, 被书写的中国古代女作家只有蔡文姬、薛涛、李清照、朱淑真等不多的几人, 我国古代众多值得被历史铭记的女作家以及她们的创作文本被悬置屏蔽。随着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 未来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应该也必须从两性视阈出发, 构建自己的历史书写体系。如此, 中国古代文学史书写将变得更加丰富与完整。那种缺乏性别视阈, 以致遮蔽重大社会群体与历史史事的文学史我们没有理由再继续写下去。

　　关键词：构建,性别视阈,中国古代文学史

　　鉴于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的保守形态与1949年以后一些极“左”做法,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 一些专家学者即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的研究, 提出要“重写文学史”, 且论证出一些有价值的思考与新见。归纳起来, 在目前林林总总、数量可观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术撰述中, 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的意见与建议:一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写作原则与方法提出自己的新见。郭英德《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的思考》就认为, 文学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文本, 文学史的写作原则理应是历史存在的外在性、客观性与历史理解的内在性、主观性的统一, 并融合文学独有的美感和意识形态性。二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写作内容提出补充与修正。曹顺庆《双重话语霸权遮蔽下的中国古代白话文学———反思残缺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就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史不仅要专注文言文学的写作, 也要反映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白话文学, 如此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内容才显得比较完整。刘达科《多民族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编撰侧议》又从中国古代多民族的历史事实出发, 提出中国古代文学史不能只写汉语言文学, 也要如实描绘中国古代曾经存有的少数民族文学。三是对现当代古代文学研究名家撰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进行个案研究。张可礼《史料、史实与美学的融通———陆侃如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着》即对陆侃如和冯沅君合着的《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三部重要的文学史着作进行论评, 研析出这三部文学史的学术品质与风格。

　　本文提出“构建具有性别视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这一论题, 不是以“性别”作为噱头来招揽读者, 也不是照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来考察我国现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的历史与现状, 而是根据中国古代文学的原生形态与中国现当代古代文学史写作的客观存在, 归纳并抽象出这一理应妥善解决的学术问题。而且, 这一论题也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未曾关注的问题, 提出这一论题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丰富与完善。

　　一、女性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生力军

　　我国古代文学从萌生、初步发展、繁荣昌盛到其最终落幕, 男性笔下的创作文本固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但女性也积极从事文学创作, 她们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生力军。

　　来自先秦时期的《诗经》, 约有1/3的诗歌出自女诗人之手, 晚明着名作家江盈科曾说:“《毛诗》十五国风, 多妇人女子之言。”[1]434清末民初着名诗人易顺鼎则认为:“昔吾孔子采风十五国, 选诗三百篇, 以思无邪为旨归, 以乐不淫为准则。家庭教育, 尤注意于诸侯大夫;闾巷歌谣, 居多数者妇人女子。”[2]1其中许穆夫人、庄姜等人是被诸多研究《诗经》的经典名着明确认定的着名女诗人, 她们创作的《载驰》《燕燕》《绿衣》等诗则为《诗经》中脍炙人口的名篇。《毛诗序》这样讲述《载驰》诗:“《载驰》, 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 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 国人分散, 露于曹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 伤许之小, 力不能救, 思归唁其兄, 又义不可得, 故赋是诗也。”[3]又说《燕燕》诗:“《燕燕》, 卫庄姜送归妾也。”[3]121又说《绿衣》诗:“卫庄姜伤已也。妾上僭, 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3]117

　　《诗经》之后, 我国古代女作家代不乏人。当代学者逯钦立编纂《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在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女作家之外, 共收录两汉魏晋南北朝女诗人近30人, 其中蔡文姬、左棻、鲍令晖等人均为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重大或重要影响的杰出女诗人。清代诗学家沈德潜说:“文姬《悲愤诗》, 减去脱卸转接之痕, 若断若续, 不碎不乱, 读去如惊蓬坐振, 沙砾自飞。”[4]531《晋书.后妃》论左棻:“言及文义, 辞对清华, 左右侍听, 莫不称美。”又云:“帝重棻词藻, 每有方物异宝, 必诏为赋、颂, 以是屡获恩赐焉。”[5]606、609鲍令晖则为南朝着名诗人鲍照之妹, 她也善于诗歌创作, 并获得钟嵘《诗品》的高度评价:“令晖歌诗, 往往崭绝清巧, 拟古尤胜。”[6]137延及唐代, 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依然活跃, 并收获了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丰硕成果, 为唐诗的灿烂辉煌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清代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 共收录唐五代女诗人100多人, 其中上官婉儿、薛涛、鱼玄机等人为唐代着名女作家, 她们对唐代、乃至中国古代诗坛都有重要的影响。《新唐书.列传第一》称许上官婉儿对初唐文学建设所做贡献时说:“数赐宴赋诗, 群臣赓和, 婉儿常代帝及后, 长宁、安乐二主, 众篇并作, 而采丽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赋, 赐金爵, 故朝廷靡然成风。当时属辞者, 大抵虽浮靡, 然所得皆有可观, 婉儿力也。”[7]2125《鉴戒录》对中唐女诗人薛涛的诗学成就称许有加:“涛 (薛涛) 每承连帅 (指西川镇帅韦皋等) 宠念, 或相唱和, 出入马车, 诗达四方, 名驰上国。”[8]925《名媛诗归》则对晚唐女作家鱼玄机的诗歌创作颇有好评:“缘情绮靡, 使事偏能艳动, 此李义山 (李商隐) 能为之, 而玄机可与之匹。”[9]卷十一

　　时至两宋, 女性文学创作生机盎然, 令人耳目一新。当代学者傅璇琮、孙钦善等人主编的《全宋诗》, 唐圭璋主编的《全宋词》, 共录两宋女作者100多人, 其中李清照、朱淑真二人, 均对中国古代词坛与诗坛有深远的影响。李清照的词描写女性真诚而细腻的内心世界, 细美幽约而无冶艳之习, 给北宋后期词坛带来一种清新的意趣。清代沈谦《填词杂说》论李清照词写作特色时说:“男中李后主, 女中李易安, 极是当行本色。”[10]631朱淑真的诗词创作以凄苦着称, 她在后世获得高度评价, 明代钟惺认为朱淑真的诗词创作:“气清, 贵在能润, 景细, 贵在能幽。”又说朱淑真:“文章幽艳, 才色清丽。”[11]卷十九

　　延及明代, 女作家数量开始成倍增长, 胡文楷《历代妇女着考》共收明代女作家240多人, 其数量几乎为唐宋两代女作家的总和。而且, 她们还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 成为明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妙端、徐媛、陆卿子、王微、沈宜修等人均为其时才华卓异的杰出女诗人, 她们的诗词创作情思细腻, 美感饱满, 达到较高的创作水平。到了清代,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则演进成为一个“极盛”的时代。女作家连绵群出, 杰出诗人、词人衡宇相望, 诗学结社运动与诗学理论总结开展得轰轰烈烈。仅就数量而言, 胡文楷《历代妇女着考》即收有清代女作家3600多人, 其中柳如是、徐灿、林以宁、汪端、席佩兰、顾春等人, 均为清代有重要创辟的杰出女诗人或女词人。

　　在明清众多的杰出女作家中, 又以沈宜修、柳如是、徐灿、顾春等人尤其受到后世读者与文学研究者的推重, 她们的文学创作深获好评。《中国历代才女小传》说沈宜修:“沈宜修在世时着有《鹂吹集》二卷, 《梅花诗》一卷, 又辑当时名媛诗文为《伊人思》一卷。她的《鹂吹集》里的作品, 沉着老成, 清绮流利, 几乎每首都好。”[12]299王国维在为柳如是《湖上草》题写绝句时对柳的人品与才华大加赞美, 诗云:“幅巾道服自权奇, 兄弟相呼竟不疑。莫怪女儿太唐突, 蓟门朝士几须眉。”[13]295黄嫣梨评徐灿诗词创作成就云:“作为明末清初女词人, 徐灿又是其中一位开拓词风的关键人物, 她能够冲决封建守旧的关口, 同时兼有豪健和婉约的风格。”又说:“在女性词的发展上, 徐灿实在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14]5张璋则对顾春赞许有加:“时至嘉、道、咸、同之际, 虽然清朝的政治由盛转衰, 但在吟坛上尚且有人为继。如满族女文学家顾太清 (顾春) 即负盛名, 遂有‘满族词人, 男中成容若 (纳兰性德) , 女中太清春 (顾春) ’之称。”[15]1

　　中国古代文学演进的历史与客观生态表明, 中国古代女作家数量众多, 创作质量颇高, 女性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重要的生力军。她们与男性一样, 均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做出自己的重要贡献, 她们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性别视阈的缺失:中国现当代古代文学史写作的学术不足

　　我国以现代学术体系撰写中国古代文学史始自20世纪初。黄人和林传甲分别于1907年与1910年出版《中国文学史》。其后, 我国古代文学学术界撰写古代文学史蔚然成风。1918年, 谢无量出版《中国大文学史》, 1932年, 郑振铎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1939年, 钱基博写成《中国文学史》, 1941年, 刘大杰出版《中国文学发展史》, 1947年, 林庚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得以付梓成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依旧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攻方向, 其中曾流行一时, 或长期流行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撰着主要有北大中文系1955级师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1962年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 游国恩、王起等人1963年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马积高、黄均1992年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章培恒、骆玉明1996年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郭预衡1998年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袁行霈1999年主编的“面向21世纪新教材”《中国文学史》。约略统计, 从民国初年以迄21世纪初, 这些林林总总以“中国文学史”命名实则专力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的着述多达数十部。在这诸多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撰述中, 游国恩、章培恒、袁行霈诸人主编的着作曾经或正在被众多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使用为专业教科书;他们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最能代表现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的质量与水平, 影响也最为广泛。

　　我国现当代百余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取得了诸多令人信服的实绩:一是形成并遵循以社会历史与文学审美批评为主体的比较成熟的文学史写作范式, 通俗地说, 就是时代语境+作家生平+文学文本的社会历史与文学审美写作范式。从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到袁行霈“面向21世纪新教材”《中国文学史》, 诸多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书籍大体均遵循这一学术写作范式。二是诸多中国古代文学史着述, 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演进历程、历代名家名作、历代文学文体的生成形态作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相融通的探索, 论述并探析出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演进历程与生存状态。在这方面, 马积高、黄均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与袁行霈“面向21世纪新教材”《中国文学史》表现得比较突出。三是诸多中国古代文学史撰述, 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内在行为走向与基本规律的揭示, 在展示中国古代文学多样外在形态的同时, 又能挖掘其内在的社会生活与人性之美, 并归纳、演绎出不同时代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风貌与魅力。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特别注重挖掘古代作家作品所展现出来的社会生活与人性之美。

　　然而, 现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虽然取得丰硕的成就, 但也存在诸多不足, 可以说成绩显着, 却又缺陷突出。譬如, 现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普遍采用社会历史与文学审美批评范式, 缺乏文学史研究应有的多元丰富的生命丛链, 其具体表现形式为大写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大家与名家, 不提其中的中、小作家;注重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与作品内蕴、艺术风格的探索, 缺乏作家文学活动与作品流播的论述。又譬如, 现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特别重视文学纵向社会历史的探索, 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时代演进以及在每个时代的起承转合论述得十分清晰, 但很少文学横向地理文化的考察, 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地理分布以及不同地域的文学特色均甚少着墨。

　　在这若干不足之中, 文学形态性别视阈的缺失更是其明显的缺陷之一。在我国现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史撰述中, 被书写的中国古代女作家只有蔡文姬、薛涛、李清照、朱淑真等不多的几人。我国古代众多值得被历史铭记的女作家及其创作文本被悬置屏蔽, 我国古代女性诸多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形态与文学生活也被封存不提。在我国现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写作范式中, 中国古代文学是男性作家的一统天下, 女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我国古代, 尤其是明清时代众多女作家在中国古代文学演进历史中所起的重要或特殊作用被清空归零。

　　这种缺乏性别视阈的文学史写作范式所造成的学术与文化负向效应是很明显的。一则, 它遮蔽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数量众多值得被历史书写的优秀女作家与她们高质量的创作文本, 也遮蔽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值得被书写的诸多精彩的女性文学史事, 让中国古代文学史书写变成一种偏颇、且有残缺的写作。二则, 它传播给广大读者与研习者一种自以为客观、实则主观色彩十分浓郁的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图景与解读史观, 造成中国古代文学全局性的重大误读。三则, 虽然现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写作者主观上大多对两性关系中的男性威权主义持反对态度, 但此种无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已成学术事实, 客观上是亘古以来男性威权主义的一种流露或表现。无需讳言, 无视历史的客观存在, 不理会曾经存在的大量而鲜活的历史事实, 不管是有意或无意, 此种学术行为, 只能造成学术研究的自负与固步自封, 也只能造成对历史解读的短视、错位与偏见。

　　三、构建具有性别视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存在与现当代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的性别缺失昭示, 随着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 尤其是随着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的不断完善与丰富, 未来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书写应该也必须从两性视阈出发, 构建自己的历史写作体系, 那种缺乏性别视阈, 以致遮蔽重大社会群体与历史史事的文学史我们没有理由再继续写下去。我们应该也必须“重写文学史”。

　　性别, 是一种自然存在, 又是一种社会本质。“性别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现实, 对于文化生产具有潜在的制约作用。”[16]1所谓“性别视阈”, 就是从人类自然存在与社会本质出发, 考察男女两性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性别视阈”首先基于这样的哲理立场:不存在抽象的、超历史的人类个体与人类种群, 每个人类个体与人类种群的主体性是由特定的生理/心理/文化符码厘定的。性别特征是人类最根本的本质特征, 它具有普泛性, 但更具个性气质。它是具体而活生生的。

　　我们不揣愚陋, 拟就未来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性别视阈的构建提出几条不成熟的看法, 以就正于专家学者与广大读者:

　　其一, 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考察中国古代文学, 不刻意以“性别”为卖点来划分文学形态, 也不回避中国古代社会业已存在的大量女性文学, 对中国古代女作家及其创作文本给予实事求是的定位与评价。

　　其二, 对中国古代理应入史, 尤其是明清时代诸多理应入史的女作家应该恢复她们的本来位置。对中国古代女性诸多的文学史事, 特别是那些对中国古代文学或某一时段文学有重要或特殊影响的女性文学史事, 也要给予一定的关注。

　　其三,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 尤其是明清女性文学成为新的学术研究热点与增长点, 当代与未来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 理应吸纳学术界最新的女性文学研究成果, 将它们纳入到自己的写作体系之中。苏者聪《闺帏的探视———唐代女诗人》、黄鄢梨《朱淑真研究》、段继红《清代闺阁文学研究》、俞世芬《唐诗与女性研究》、宋清秀《清代江南女性文学史论》等论着, 乔以钢《“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与文学实践》、张宏生《日常化与女性词境的拓展———从高景芳说到清代女性词的空间》等学术论文, 均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成功之作, 它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古代女性文学进行研究与探索, 并取得优异的学术实绩, 这些研究成果, 可以也应该成为当代与未来中国古代文学史构建的有机结构。

　　其四, 批判地汲取中国古代与西方多样态的性别研究资源, 如中国古代妇学与才女文化资源, 西方近现代以来各种各样的女性或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资源, 做到点铁成金, 为我所用, 为构建中国古代文学史性别写作视阈蕴积足够的性别诗学理论能量。

　　其五, 吸纳文学理论界最新且最具学理逻辑的有关性别批评的文学理论, 撰写出科学合理的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学术研究新篇章。性别诗学 (gender poetics) 是目前国内方兴未艾的一种颇具科学性与学理逻辑的新起文学思想与理论。它以性别为立论基石, 以诗学批评即文学理论批评为主要路径, 兼及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美学、心理等诸多自然与人文向度, 以多元开放的视野来考察、研究文学。比照传统的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性别诗学 (gender poetics) 视野开阔, 容量宏大, 没有偏狭与固执。性别诗学 (gender poetics) 虽然容汇社会历史批评等向度, 但它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理论批评, 即人们常说的诗学批评, 而不是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批评。林树明把性别诗学 (gender poetics) 定义为:“性别诗学 (gender poetics) 以性别价值取向为基本分析要素, 把社会性别作为社会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性别意识作为文艺研究的基本坐标, 对文学艺术中的性别因素做诗学层面的解析、研讨, 研究作者、作品及接受者性别角色的复杂性, 探讨由性别、种族、阶级、时代、经济、科技及教育等因素所铸成的性别角色与身份之间的交叉与矛盾, 挖掘男女两性特殊的精神底蕴和文学的审美表达方式, 并试图说明其产生缘由, 突出文学的‘性别性’和两性平等价值, 打破单一的男女两性社会性别角色的规定, 催生更为丰富多样的社会性别角色, 建构更加丰富的性别文化内涵和审美外观, 在文化与审美领域获取更高层次和更深意义上的性别公正与性别审美理想。”[17]万莲姣则对性别诗学 (gender poetics) 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做了准确而具体的解释:“在此, ‘性别’一词是指男女两性的区别, 更多的时候是指一种基于自然性别之上的社会、文化性别。‘诗学’一词取学界已经约定俗成的文学理论义, 是从广泛义上理解关于文学的科学理论, 不只是诗歌研究。性别诗学合起来就是一种文学理论的新形态。”[18]归纳起来, 性别诗学 (gender poetics) 属于文艺学中价值论与存在论的范畴, 它以性别价值、尤其以社会性别价值取向为基本探索要素, 研究文学创作中的性别元素与特质, 并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等社会其他向度来挖掘男女两性特殊的精神底蕴和文学写作方式。性别诗学力图突破男/女二元论的文学批评范式, 融入复合式的文学批评视阈, 在文学批评、尤其是在女性文学批评话语疆界内有所革新与拓展, 它呈现出流动、复合、多向延展的思维特质。以故, 如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书写中科学、合理地运用性别诗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 那么, 它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变得视阈更开阔, 研究方法更丰富, 学术维度与文本体系也更健全, 从而为广大读者与学术研究者奉献出更为客观、合理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文本, 从而也让中国古代文学史学术研究变得更加精彩而准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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