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出《礼记》之篇，一说为曾子所作，后经程子、朱子编次章句，遂成《四书》之一并位列首章，成为古代官员士子的必读之书和科举取士的官定教科书。笔者以前对《大学》的认知仅囿于程子的开篇阐言：“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意即此乃教人修习道德的入门之着。如今潜心涵泳，切己体察，方感悟到《大学》虽篇帙短小，但除阐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等深刻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纲领外，还卓有见识地提出了弥足珍贵的理财之道，不愧孙中山先生所称“中国独有之宝贝”。
一、《大学》：中国理财思想之基源
《大学》既是古代教育理论之精髓，也是儒家治国安邦之纲领。汉代郑玄在《礼记正义》中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唐代孔颖达认为：“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
被称为“中国式管理之父”的曾仕强教授在《中道管理》一书中多处谈到《大学》，称其是迄今最好的管理哲学，尊称“《大学》是所有管理的总纲”。事实上，《大学》所提出的“修齐治平”纲领，除教化人修以德行外，还蕴涵着丰富的经济管理思想，而道德和经济不仅并行不悖，甚而相融合一。因而，《大学》也被人称之为“中国式管理之本”，其中的财经思想亦可谓中国理财思想之基源。“理财”一词最早见于《易·系辞下》：“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意思是说，财货可以聚拢人心，而对于财物的管理和使用要有一个正当的说法，禁止民众不合理的开支，才是最合宜的理财之法。而真正意义上能代表和诠释儒家理财思想的，笔者以为是《大学》。过去，在许多商店和商人府第门联上常常挂有“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的对联，说明《大学》中论及理财之处甚多，其深邃的理财论断堪称精彩，得到当时人们的极力尊崇，也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如明代着名的理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丘浚认为：“《大学》以理财为平天下之要道。”
就连自称“异端学说”的标杆人物、被称为“儒家叛徒”的明代思想家、史学家李贽也对《大学》中精彩的理财论断给予赞许。他在《四书评》一书中曾对《大学》这样评说：“此末后五节总把用人理财合说一番。字字精神，句句警策，最为吃紧，最为详明，真正学问，真正经济，内圣外王具备此书，岂若后世儒者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耶？尝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何也？民以食为天，从古圣帝明王无不留心于此者，故知《大学》一书，平天下之底本也。有志者岂可视为举业筌蹄而已耶？”
可见《大学》理财思想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如此，《大学》作为儒家经典，其经济主张和理财思想多被后儒演绎为“微言大意”而渐趋丰富，其对促进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起的重要作用亦是不容低估的。正如着名经济学家胡寄窗先生所言：“曾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各阶段的儒家经济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为一般经济思想的开拓奠定了基础。截至十九世纪中两千多年的旧中国，谈经济问题而不以孔丘的经济为指导者，均可能被视为‘离经叛道’，其经济思想的影响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受儒家理财思想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卓有见识的理财家，如汉代的孔仅、桑弘羊，唐代的刘晏、杨炎，宋代的王安石、叶适，乃至明清时代的丘浚、张居正、钱维诚等，他们无论在理财的学术思想方面，还是在经济改革的实践上，都做出了卓着贡献。
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儒家的治国理财思想因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和普遍适用的大道，已走出国门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体系之一，不仅为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所认可、推崇，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界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从康有为门生陈焕章所着《孔门理财学》（Ｃｈｅｎ Ｈｕａｎ －Ｃｈａｎｇ，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Ｓｃｈｏｏｌ）的问世可见一斑。《孔门理财学》英文直译意思是“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理论”，据说是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着作，陈焕章本人也因此暴得大名，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孔门理财学》刚出版不久，在美国最权威的经济理论刊物《美国经济评论》上就出现了一篇由威斯康星大学的着名学者罗斯（Ｅ．Ｒｏｓｓ）撰写的不乏褒奖的书评文章。之后，英国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凯恩斯（Ｊ．Ｍ．Ｋｅｙｎｅｓ）也在其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其撰写的书评。
可见，《孔门理财学》对西方经济学界的巨大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理财思想在世界经济论坛中的重要位置。正如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之旨趣》中所作的解释：“兄弟之作是书，本含有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思……是书以孔子为主脑，故取材莫多于经部……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理财学史》。不过于诸子学说，尚未详备耳。”
由此可见，以《大学》为代表的儒家理财思想，不仅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财经思想发展的起源和重要标志，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大意义。诚如曾获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伟大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所言：“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过程，到国、家、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
基于此，１９８８年１月，全球７５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齐聚巴黎向世界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２１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２５００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二、《大学》理财之道探微
《大学》作为中国原初的理财经典，其所昭示后人的理财之道高度体现了传统儒学的管理思想，其中的精辟论述不仅是古典财经理论的精髓，也可谓是现代经管理论的建构基础。
（一）“三纲八目”———理财者之素养追求
《大学》开宗明义主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阐明了从天子到百姓，无论身份贵贱，无分地位高低，都要以修养自身品德作为生存立世之本，通过“三纲八目”内外兼修，实现“内圣外王”之愿景。“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大基本纲领。所谓“明明德”，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疏云：“在明明德者，言大学之道，在于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谓身有明德，而更彰显之。”
伍庸伯认为“人生是离不开社会的，说‘明明德’，就是要在社会生活中明明德。”因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自觉地彰明人类禀受于天的光明德行，而作为理财者、管理者则尤应如此。所谓“亲民”，古训“亲”、“新”可通用，程子认为“亲，当作新”，也就是朱熹所说的“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要求管理者能够鼓己助人，日新其德，不断向善，永远做个新人。“止于至善”之意，朱熹注解为：“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
意即激励人们不断进行身心修炼直至真善美的至高境界，此乃“明明德”和“亲民”之目标归宿和理想境界，也是管理者的道德追求和最终期许。
“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大条目。此八目并非毫无关联，而是扣合相关，层层递进。正如《大学》所论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