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SEC 前主席阿瑟·利维特在 1998 年发表题为《数字游戏》的演讲以来，盈余管理成为理论界、实务界和监管部门的关注焦点。目前学术界对于盈余管理的研究存在着很多争议，基于不同的研究角度，不同的学者对盈余管理提出了不尽相同的理解与定义。比如盈余管理是否属于对正常商业活动的操纵范畴，是否是一项合法的财务行为等。从本质上来说，盈余管理是一种通过非正常的会计处理手段，人为地增加或减少财务利润的操纵行为。
盈余管理产生的背后，离不开公司治理制度，而公司治理源于委托—代理问题。20 世纪中叶，公司治理逐渐备受关注，其研究内容也不断增加，其间，盈余管理又通常是公司治理丑闻的主角。委托代理所造成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利益不一致，以及企业内外部信息的不对称，使得盈余管理具有较大的可能性。公司治理的存在，会对盈余管理行为产生正向或者负向的影响，在西方研究文献中可以找到相关的实证研究证据。
我国学者对于公司治理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90 年代，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转型过程中，随着股份制改革和现代公司理论的普及而逐渐受到重视的。1993 年 12 月 2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新《公司法》) ，适应了国有企业改制和经济体制改制之需要，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对股东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
尽管我国学者对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的研究涉及很多方面，但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历史和经济体制背景，上市公司还存在着各种治理问题，而其中问题之一就是公司治理体系只是初步建立且并不完善，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盈余管理动机，而且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和西方公司也有所不同。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提高盈余质量离不开良好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可以说是保护利益相关者、保证市场有序运转的微观基础。现阶段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和结论不一致，甚至存在对立矛盾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一、文献综述
( 一) 盈余管理的定义
William Ｒ·Scott( 2000) 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者基于会计策略，选择能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等目标的操纵行为。KatherineSchipper( 1989) 从会计数据信息具有有用性的角度，把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披露的财务报告( DisclosureManagement) ，排除了对内的管理会计报告及其他一些旨在改变公认会计原则的活动。Paul M Healy 和James M Wahlen ( 1999 ) 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即盈余管理是管理者基于自身的职业判断来编制财务报告，或通过规划交易变更财务报告，目的在于误导处于信息不对称劣势地位的报表使用者与相关利益相关者。该定义广义地把盈余管理的范围扩大到编制财务报告和规划交易。不难看出，这些西方学者都是从动机的角度来定义盈余管理的。
国内一些学者也就盈余管理展开了研究，并给出自己的理解和定义。王跃堂、罗慧( 2001) 认为，管理者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的灵活性，使财务报表信息脱离经济的真实面。刘峰( 2001) 指出，盈余管理是在遵守相关会计法规制度的前提下，利用制度的不完善之处或者说漏洞来进行最大限度地调整。秦荣生( 2001) 得出，当企业拥有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变更的自由时，会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有助于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或者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
章永奎和刘峰( 2002) 在其研究中把盈余管理定义为: 上市公司为了特定目的而进行的操纵盈利行为。
这一定义既包括公认会计原则之内的行为，也包括违反公认会计原则的行为。上述学者所给出的定义，和国外学者的理解大同小异，不过更加明确地指出了盈余管理会使得财务报表数据偏离实际情况，或者说是公司在现行会计制度下打“擦边球”来达到某种目的。
( 二) 公司治理和盈余管理相关性的有关文献回顾
尽管公司管理者有着各种各样的盈余管理动机，但是真正实施盈余管理行为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公司治理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1. 股权结构
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是由国有企业改组改制而来，且其股权结构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建立与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确立和推广而形成的。下面主要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属性两方面来研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在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里，管理者拥有较大的控制权，并导致了较多的盈余管理现象。Willimson( 1964) 和 Hindley( 1970) 认为，在一些股权分散的大公司里，管理者在管理公司的经营情况上拥有足够的自由度，而这种权力有可能被用来转移本属于股东的财富。因此，管理者很有可能因为拥有较大控制权而对表现公司业绩的财务报告进行控制，以利于自身的利益。Cho 和 MyeongHyecn( 1998) 的研究也发现，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具有显着的相关关系。
现有的关于股权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主要聚焦在大股东持股、流通股、管理层持股比例等几大因素。Bushman 等( 2000) 发现在美国的上市公司中，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呈显着的负相关。
Donnelly 和 Lynch( 2002) 研究发现，高度分散的公司外部股权，导致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学者也研究了管理者持股与盈余管理的关系。Yeo( 2002) 的研究表明，盈余信息质量首先会随着管理者持股比例的上升而提高; 当比例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大，即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关系。Bauwhede( 2003) 指出，社会公众股比例的高低对盈余管理可能性没有明显的影响。
国内学者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股权结构和企业业绩的相关性方面。陈晓和江东( 2000) 发现法人股比例和国有股比例分别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正相关和负相关。但许小年( 2002) 的研究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即法人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正相关。魏刚( 2000)研究表明，管理层持股与企业业绩并无显着相关关系。另外也有少数研究涉及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
王永顺( 2002) 认为，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存在，导致公司治理失效，从而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缺乏有效监督。张银杰( 2002) 认为国有股比例过高会导致公司治理的失效; 法人股不可上市流通，流动性差，很难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回避问题，只能“用手投票”的方式来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并期望从公司治理及改善公司经营绩效中提高自身的收益和回报。面对控制力强于自己的国有股，法人股往往也能起到一定的约束和制衡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大股东操纵盈余管理和财务作假的行为，因此应适当提高法人股比例，并鼓励发展机构投资者。
2. 董事会特征
董事会制度是随着现代公司制的建立与成熟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董事会是公司的常设机构，接受股东委托对公司的重大经营问题进行决策，并不参与公司的具体经营。下面主要从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制度两个因素来研究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董事会特征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有效的公司治理将减少盈余管理的可能性。Dechow等( 1996) 研究发现，盈余管理较高的公司与易受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稽查的公司，往往缺乏有力的公司治理结构，如只设立一个内部控制委员会、总经理兼任等。
Beasley( 1996) 则发现，治理结构较薄弱的公司如有较强的动机，那么很可能积极地从事盈余管理; 不过外部董事的存在，有助于减少公司财务舞弊现象。
Klein( 2002) 指出，董事会独立性和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董事会规模和盈余管理的相关性研究，存在一些争论。Lipton 和 Lorsch( 1992) 、Jenson( 1993) 等认为，较大的董事会规模会削弱各董事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最终导致监督作用的相对乏力。Xie( 2003) 发现，公司的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董事会规模越大，更多有经验和能力的董事会被列入其中，从而提高了董事会的整体监督作用。
国内学者对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相关性的研究中，存在争论。总的来说，董事会规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是双重的。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将吸引更多具有先进管理理念的综合性人才，从而提高董事会的整体水平; 同时又能形成权力的相互牵制，保持独立性。然而，单纯的规模扩大也可能导致董事会运作效率降低，内耗较大的局面。
孙永祥( 2001) 研究表明，董事会规模较小，越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即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于智东( 2003) 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 U 形”关系，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董事会规模在 9 人左右时企业绩效最佳。
高明华和马守莉( 2002) 选取 2001 年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独立董事制度与公司绩效两者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王跃堂( 2003) 发现市场对于设有独立董事的公司的会计盈余信息有着较高的依赖。薛祖云和黄彤( 2004) 认为董事会规模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没有显着相关性。
有关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情况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国内还较少。早些年我国上市公司两职兼任的情况较为普遍，甚至超过半数( 田志龙，1997) 。
李东平( 2001) 的研究认为，IPO 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情况与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正相关关系。李红、王建琼等( 2008) 发现，两职兼任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较低。
( 三) 文献评述
与国外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国内学者对盈余管理的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相对不足，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是国内有关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的研究很少，主要的实证研究集中在企业绩效方面。从实证角度全面验证公司治理中股权结构与董事会特征，特别是董事会独立性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是国内另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二是西方大部分研究都采用应计利润模型来衡量盈余管理，修正的 John 模型等方法的有效性有待检验。而由于产生背景、经济环境、政治制度等各方面因素的不同，中国上市公司在各方面都与西方上市公司有很大差别。因此不能把西方研究的结论直接套用到我国。
三是有些因素以往研究还未涉及。比如在衡量董事会独立性方面，不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的比例，很可能会影响董事会的独立性。
二、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数据均选取自 Wind 资讯金融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 CSMAＲ) ，其中部分缺失数据取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上市公司年报。样本公司的选取遵循如下标准: ( 1) 样本公司为上证 180 成分股( 000010． SH) ，上证 180 成分股与沪深两市主要指数的相关系数达 99% 以上，能较好地代表市场水平。( 2) 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具有高杠杆等特性而被剔除; ( 3) 选择上市年限相对较长( 2005 年 1 月 1 日之前) 的上市公司，以确保上市公司行为的成熟性、样本数据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4) 剔除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根据以上原则，本文选取 2005 年 1 月 1 日前上市的 131 家上证 180 成分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 2005 年至2009 年混合截面数据( 面板数据) 为基础，具体分析公司治理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
( 二)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1. 盈余管理的衡量
如何对盈余管理进行衡量，是本文研究的基础。目前国外大多数研究都是采用主观应计额( discre-tionary accruals) 大小来衡量盈余管理的。因为非主观应计额是在尊重客观经济现实的前提下，对由于现金收付实现时间( 收付实现) 与交易事项发生时点( 权责发生) 不一致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调整; 主观应计额则是企业基于特定私人利益目的，在某一或某些特定时期通过对经济交易的刻意安排和财务报告的刻意调整创造出来的。在国外的相关文献中，度量主观应计额大小的方法主要有希利模型( Healymodel) 、迪安戈模型 ( DeAngelo model) 、行业模型( industry model) 、琼斯模型( Jonesmodel) 及修正后的琼斯模型等。Dechow( 1995) 用修正的 Jones 模型横截面回归计算出来的主观应计额的绝对值来作为盈余管理变量。使用绝对值的原因是由于盈余管理分为调增和调低利润两种情况，在不能明确预测盈余管理的方向时，使用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衡量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应该更合适。
NDAi是经过上期期末总资产调整后的公司 i 的( 正常性) 非操纵性应计利润; At －1是公司上期期末总资产; ΔＲEVi是公司 i 当期主营业务收入和上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差额; ΔＲECi是公司 i 当期经总资产调整后的应收账款和上期应收账款的差额; PPEi是公司i当期期末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价值; α1，α2，α3是行业特征参数; 然后，对样本公司进行回归分析，以获得各参数的估计值 ?1，?2，?3，其模型为:
TAi是经总资产调整后的总应计利润; vi是随机扰动项; ?1，?2，?3是 α1，α2，α3的最小二乘估计值。最后以非正常性( 操纵性) 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即:
Bartov 等( 2000) 认为横截面琼斯模型不但可以解决时间年度不足和企业结构发生变动的问题，而且还是唯一能够一贯辨别出盈余管理的模型。
通过对上述学者( Dechow，1995; Bartov，2000)的研究回顾，结合中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本研究最后选用非营业利润总额占总利润的比例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的指标，并对指标经过一定的调整。其中，非营业利润主要包括投资收益( I) 和营业外收支净额( X － Y) 。具体来讲，若非营业利润总额小于等于零，则 EM 取值为零; 若非营业利润总额为正，且总利润为正，则 EM 等于两者之比; 若非营业利润总额为正，但总利润小于等于零，则 EM 取值为 1。计算公式如下:
2. 股权结构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
本文以 2005 年到 2009 年的年度混合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 Eviews 6． 0 软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二分类 Logistic 模型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在股权属性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实证中，本文最初尝试将国有股、法人股、社会公众流通股和管理层持股放置在同一计量模型中进行回归，但回归结果显示国有股与法人股之间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所以最终选择模型( 2) 和模型( 3) 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其中: Holder1 表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预期方向正; Holder2 表示第 2 － 10 股东持股比例，预期方向正; Holder1r 表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占前十大股东持股总数的比例，预期方向正; H 表示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 赫尔芬德系数) ，预期方向正; State 表示国有股占总股本的比例，预期方向正; L 表示法人股占总股本的比例，预期方向正; P 表示社会公众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预期方向负; M 表示公司监事、董事和高管持股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
为便于研究比较，本文选取了四个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 LnA( 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净资产回报率 ＲOE、总资产周转率 Turnover 和资产负债率Debt。
3. 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
在模型( 3) 基础上增加四个董事会特征变量，其他指标变量保持不变。实际上本研究分别基于模型( 2) 和模型( 3) 构造了新的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因此文章不再赘列基于模型( 2) 的回归结果。模型( 4) 在董事会特征方面有若干数据缺失，需要剔除; 剔除后的样本总量变成649。虽然样本总量有一定变化，但是依然占总体的99． 08% ，仍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其中: DSize 表示董事会人数; INNum 表示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数量，预期方向负; NPDr 表示不领取薪酬的董事占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的比例，预期方向正; Duality 表示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兼任; 该变量采用虚拟变量，若兼任，则取值 1，反之取 0。
三、实证分析
( 一) 描述性分析
从 2005 年到 2009 年股权结构变量均值、董事会特征变量均值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结果来看，非营业利润有增加的趋势，其中在 2007 年有一个下降过程，总体呈一个 U 型增长，说明样本上市公司在研究时段内的盈余管理行为有所增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第 2 －10 股东持股比例在五年内的变化比较稳定，分别维持在 42%和17%左右，其中第2 －10股东持股比例逐年下降，说明股权集中度趋于分散化。但从赫尔芬德系数 H 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仍处于较高水平。在股权属性方面，国家股和法人股持股在 2005 －2009 年间呈减少趋势; 社会公众流通股所占比例超过国家股与法人股比例之和，在 2009 年逼近 57%，并呈现逐年大幅增加的态势; 而管理层持股比例仍处于低水平，总体小幅下降且在 2009 年不足 0． 2%。
在董事会规模方面，平均董事会人数从 2005 年的 10． 15 人到 2009 年的 9． 82 人，呈下降趋势，而2006 年与 2007 年均值相等。综合五年来看，董事会平均规模为 9． 92。2002 年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具有两名独立董事，2003 年又要求当年度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数量须达到公司董事会规模的三分之一，所以在 2005 年至 2009 年期间，独立董事平均人数略超证监会两名独立董事的要求，并保持小幅增加，独立董事比例基本保持在 1/3 的水平。受独立董事制度的影响，不领取薪酬董事的比例有所下降。董事会规模变化不大，独立董事人数增加，大股东派出的董事势必减少，从平均数来看，依然在30% 左右徘徊。而在董事会与总经理兼任情况方面，先增后减，后两年趋于稳定，兼任情况的比例保持在 10%左右，由此看来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两职兼任情况不是很普遍。
表 2 是样本上市公司 2005 年至 2009 年混合截面数据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样本发生细微变动，但由该表可知，2005 年至 2009 年，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平均 31． 73%，中值为 10． 52%，相比国外资本市场，我国上市公司非营业利润部分比重较高，尤其是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殊背景和政策因素，使得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强烈。
( 二) 回归分析
首先，对四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虽然模型( 1) 调整后的 Ｒ2不高，但模型在 F 值0． 01 水平显着，因此有关相关性的结果是有效的。
由于对利润的调增、调减都被认为是操纵盈余，因此不考虑系数正负，以其绝对值来衡量盈余管理的大小。从结果可得，第 2 －10 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占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均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根据前面描述统计可以看出，第一大股东相对于前十大股东中的其他九大股东，其持股比例具有绝对优势，形成所谓的“一股独大”。在这种形势差距下，第 2 － 10 股东的持股比例不能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起到约束作用，相反的却增加了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主要原因本文归结为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之间具有较高的相互关联性，第 2－ 10 持股股东不能对第一大股东形成有效的制约，大股东之间更可能相互妥协，甚至结盟以共同操纵公司的利润，但是这一变量与盈余管理并不是显着正相关。而第一大股东占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均与盈余管理显着正相关。说明当股权在第一大股东或前几大股东高度密集时，上市公司通 过非营业活动来操纵盈余的可能性更大。
在股权属性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实证中，本文最初尝试将国有股、法人股、社会公众流通股和管理层持股放置在同一计量模型中进行回归，但回归结果显示国有股与法人股之间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所以最终选择模型( 2) 和模型( 3) 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且两个模型中均包含了社会公众流通股和管理层持股。表 3 给出了用非营业利润总额比例作为盈余管理衡量指标，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中 F 值均为 6． 52，在 0． 01 水平显着有效。
在国有股方面，国有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减持”正在逐步进行，削弱了盈余管理。法人股比例则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关系。法人企业，作为自主经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主体，投资于上市公司，往往是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但由于法人股不能流通，因此法人会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并适当进行盈余管理。社会公众股无论是模型( 2) 还是模型( 3) ，都显示流通股比例与盈余管理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
原因在于，社会公众股股东参与公司治理较少，对公司的影响相对有限; 而管理层又期待通过盈余管理，使得公司股票具有较好的市场表现，特别是流通股比例越高的上市公司，越是希望运用盈余管理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另外，两个模型中管理层持股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理论上来讲，管理层持股会基于公司经营绩效考核的压力，增加盈余管理的动机。但是，当管理者成为公司的股东之后，其利益会与其他股东趋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投机行为。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非常低，远低于国外同类研究中MBO 的均值( 15． 62% ) ，加之回归结果也不显着，所以两者并无显着的相关性。
为了得到更为科学的结论，文章再以样本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中值为临界值，把样本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分为“强管理”和“弱管理”两类，同时采用二分类 Logistic 方法再次进行回归。当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大于中值时，EM 取 1，反之取 0。二分类回归结果如表 4 模型( 5) 所示。
从表 3 看到，运用最小二乘法和二分类 logistic回归分析所得的结果略有不同。表中的回归结果显示，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两者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这一结论印证了前面文献综述中的观点，董事会规模的扩大，一方面提高了董事会的专业技能与独立性，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决策的科学性和运作的有效性，两种作用相互抵消，最终导致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之间无显着相关性。
独立董事人数变量的回归结果为正，主要是因为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人数还较少，独立董事制度执行时间也较短，有关独立董事制度的规定主要有中国证监会 1997 年 12 月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 2001 年 8 月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在这一方面仍存在一些待完善的地方。
模型( 4) 的回归结果显示，不领取薪酬董事的比例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部分来自于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在股东单位任职并领取薪酬，同时又兼任上市公司董事，从而不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不领取薪酬的董事比例，从侧面反映了董事会的独立性，一方面，不领取薪酬的董事多在股东单位任职并领取薪酬，因而受到股东单位的影响和控制，其在上市公司中的行为更多地表现出大股东利益导向。另一方面，既然不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那么其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工作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因而不能有效地监督和制约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因此，不领取薪酬的董事比例越高，反映董事会独立性程度越低，意味着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越高。
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情况的回归结果不显着，原因在于，我国上市公司整体呈现强控股股东、弱董事会的局面，董事长的地位和作用更多地取决于大股东; 同时政策原因也使得两职兼任的情况越来越少，如《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关决议》中曾明确提出了董事长和总经理原则上要实行两职分任。
其他控制变量和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回归中，公司规模、盈利性和经营效率均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因为大公司经营相对稳定，盈利性好，营运能力也较强; 而小公司出于财力、管理、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更有可能通过非营业利润来进行一些盈余管理，从而提高总利润水平。而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为正，可能的理由在于负债较高的公司，更有可能通过营业外活动，比如资产重组、兼并等来进行盈余管理。
四、结论与建议
我国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一股独大的情况显而易见。样本的描述统计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42%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接近 60% ，可以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是高度集中的。在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背景和政策因素影响下，为了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应降低股权集中度，打破一股独大的局面，使得股权分散化，有效监督与约束大股东的行为。
不同的股权属性在公司治理中表现出与盈余管理不同的相关性。实证结果显示国有股比例与盈余管理水平呈负相关; 法人股比例、流通股比例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管理层持股比例对盈余管理没有显着影响。通过上述结论可以看出，股权结构中仅法人股和流通股与盈余管理是正相关的，那么从制约盈余管理的角度分析，实际就是法人股增持问题。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持股比例小，具体规范也尚不完善。但上述问题不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在此不作深入探讨。
董事会规模越小，不领取薪酬的董事比例越大，董事会与总经理兼任情况越多，越容易降低董事会的独立性，破坏公司治理结构的制衡关系，导致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越明显。其中不领取薪酬的董事数量，从侧面反映了董事会中内部人与外部人对盈余管理具有不同的影响。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单纯的董事会规模增减、是否两职兼任，对于公司治理的影响是双重的。即: 一方面，可以加强监督制衡而牺牲决策效率; 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决策效率而削弱监督。因此在今后的公司治理改革中，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效结合，将成为一项极具意义的研究课题。
基于以上的研究分析，本文提出几点建议。第一，改善股权结构，改变“一股独大”局面，适度分散股权集中度以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第二，在合理范围内扩大董事会规模，增加独立董事人数以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实行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分离，充分发挥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与约束职能。第三，完善高管薪酬制度，减少因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利益冲突与道德风险而发生盈余管理行为。最后，从信息披露制度入手，完善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监督管理，同时加强行业自律，提高资本市场对盈余管理信息的解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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