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小论文3000字范文五：经济学视角下管理学研究方法的构建研究
摘要：在新经济形态下，管理学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理论基础，是我国市场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虽然管理学体系正逐渐趋于成熟与完善，然而管理学研究方法依旧无法走出困境。而经济学是结合社会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理论体系，能够从社会市场经济的角度探寻经济发展规律，因此依据经济学理论体系，探寻管理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管理学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分析两者在研究方法层面的互相借鉴，探究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建设手段。
关键词：经济学；管理学；研究方法
现阶段，我国管理学研究方法体系尚不成熟，难以形成科学的、统一的管理学理论体系。由于管理学在理论范畴上与其它学科存在相同与相异之处，要想完善、确切地阐述管理学的基本特征是十分困难的。甚至部分学者及专家对管理学能够成为独立的学科持有质疑态度。当前，管理学科作为独立于金融学、经济学外的理论体系，已经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可。因此将管理学与经济学混为一谈，则难以从本质上凸显管理学的科学性与有效性。而如何发展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何深化管理学理论层次，则需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因为经济学与管理学同根同源，在理论研究层次上具有诸多的相似之处，能够为管理学研究提供有效的借鉴支持。
一、管理学与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通常来讲，研究方法是服务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的重要渠道。管理学与经济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方法论。因此两者的研究方法存在显着的差异性，反映了两者鲜明的学科特点。其中经济学的方法论较为独特，通过问题提出、模型构建、统计检验以及结论得出，使研究过程更加清晰，明确。美国学者贝克塔指出，偏好稳定、市场均衡、最优行为的假设能够有效建构经济学核心。分析经济学原理能够全面诠释人类所有的市场行为，然而如何分析经济学原理，我国经济学家林波勇（2015）指出，分析经济学原理需要4个层次：首先，将决策环境用函数诠释，譬如通过"效用函数"解析人类的欲望与嗜好，使用博弈规则解析经济制度等。其次，决策的静态分析，可通过最优决策论描述人类的自利行为。再次，均衡的静态分析。经济学家可采用均衡理论探析不同群体的自利行为下的决策结果。最后，规范分析与"福利"分析。即探析人类自利行为所形成的结果能否对市场有利。
现阶段，我国经济学分析及研究方法的显着特征，便是注重对数学函数的使用，并且大多研究方法是建立在数学模型与图像模型基础上的。相较于经济学方法论，管理学科普遍缺乏逻辑相对统一的研究方法，究其原因在于管理学科的学科性与学科目的的辩证关系。通常来讲，管理学科是强调实用、综合性强的应用学科。研究方法拥有显着的交叉性，旨在分析企业组织的经营管理过程、规律及方法，以此破解机构组织的指导问题、管理问题，指引管理实践，落实管理目标。因此为有效对组织机构进行针对性的行政管理，在综合考虑自然因素、生产关系、生产力等因素外，管理者还需分析组织机构内外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心理及科学技术等层面的因素。而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管理者必须采用信息论、控制论、系统工程、运筹学、经济学、互联网技术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及方法论对经营管理活动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描述。
在管理学方法论层面，我国管理学科主要采用了丰富的研究方法，譬如案例法、观察法、访谈法、实验室试验、数学模型以及调查法等方法，以此探析以新型学科、横断学科为主的管理学科研究体系。而管理学研究方法呈现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辩证统一，不断驱动着管理学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的完善与充实。
二、管理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的相互借鉴
在明确管理学与经济学在方法论（即研究方法）层面的差异后，需要深入两者的依存关系与辩证关联，尤其是经济学科方法论对管理学科方法论的形成的作用。诚然，虽然我国学者不断强调管理学科与经济学科在属性层面的对立性，然而从发展角度出发，管理学与经济学又是互相促进、相互借鉴的。
首先，经济学科是管理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先决条件。经济学能够在本质上揭示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为企业管理奠定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而从形成渊源的层面来分析管理学，管理学科显然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支，是结合组织结构的市场行为与管理行为的科学。其次，管理学科对经济学科的实用化与理论发展拥有显着的推进作用，研究管理学科的实际问题，能够有效发展并修正经济学理论。譬如德国经济学家西蒙特尔在对企业决策过程的实践研究中，提出了满意准则与有限理性等决策理论，对微观经济学发展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并从逻辑内涵层面，推动了经济学科的快速发展。而在具体分析方法与工具的使用层面，管理学与经济学更是相互补充、互相支持的。譬如作为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综合体的计量经济学正不断运用在组织机构的管理体系当中。简而言之，管理学与经济学间的互相促进与互相借鉴推动了两者的发展与完善。但基于研究方法与学科属性的差异，两者间的互为促进程度存在显着的差异性。
管理学作为实践性、综合性较强的应用学科，其方法论拥有跨学科交叉的特性，心理学、数学、经济学等学科共同建构了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在管理学科形成之初便注重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借鉴，以此增强自身决策、分析、预测及阐述问题的能力。具体来讲，管理学的核心研究方法包括两点：其一，"逼近现实、放松假设；简化关系、给定假设".即在假设前提中构建基本模型，并逐渐放松条件，不断地修正、扬弃已有的模型。譬如批量模型便是在假设修正的基础上获得的基本模型。伴随条件的放宽，可获得拥有缺货条件与数量折扣下的最优经济模型。其二，注重实证研究与经验研究，即关注模型的检验。由于管理学科的研究领域不仅包括经济行为，同时也涵盖非经济活动，如决策及管理等，所以在理论研究层面，需要关注人的心理动态。综上所述，包涵经济行为与非经济活动的方法论有预测研究、推测研究、假设研究、制度政策、价值判断等。
相较于管理学科，经济学科追求科学、崇尚理性，具有固有的分析方法。从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层面来讲，数学学科在经济学理论研究层面上的运用得到了不断的强化，因此任何缺乏数学表达的理论都很难跻身经济学主流范畴，并以此为国内外经济学者所排斥。其根本原因在于，使用统计学与数学方法是经济学科实证研究的重要基础，能够将复杂的经济条件与因素构建在坚实的理论范畴中，并从数据当中系统地检验参数与理论的数值，规避经验分析的偶然性与表面性。经济学科在方法论层面上的独特性确保了经济学科的科学性与纯洁性，推动了经济学科理论知识的有效积累，然而也制约了经济学科从计量学、数学之外的相关学科中获取养分，借鉴知识。而这很可能是经济学理论中缺乏管理学理论知识的主要原因。
管理学科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兼容特征，是以牺牲其科学性与理论性为前提的，是其"弱学科理论"的基本成因。具体来讲，管理学科与经济学科存在同根同源的依存关系。然而在问题研究角度、理论研究范畴以及研究方法层面上，二者存在着显着的差异，管理学是实用性学科，而经济学则是理论性学科，管理学更关注对具体问题的阐述与破解，而经济学更注重对问题的逻辑本质及基本内涵的探索。管理学是经济学的延伸，同时也是涵盖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学科，要想形成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研究方法，必须以经济学方法论为导向，以实际应用、具体需求为目标。
三、构建管理学科研究方法的策略
现阶段，针对我国管理学科研究方法较为突出的问题便是方法论的国际化与规范化问题。马庆国（2015）指出，我国当前在方法论研究上的最主要误区是对蕴含经济行为的管理研究无法用定量方法分析，只能运用思辨性及定性的方法研究。并且，当前中国社会科学与管理科学领域的主流研究内容依旧局限在思辨性与总结性层面，相对国外规范化、通用化的方法论研究，存在显着的区别。而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科学合理的方法论要满足如下三个要求：首先，从研究出发点分析，管理学研究方法应有客观的对象与立场；其次，从过程来分析，管理学研究方法应遵循"严格规范"的原则，能够验证逻辑统一性、方法简练性以及知识积累性；最后，从知识与结论层面来分析，管理学研究方法应拥有精确性、有效性及广泛性。
相较于我国现有的总结性研究，国外在管理学科方法论上已取得显着的发展，通用的方法论具体有以下三种：跟踪观察、问卷调查、实验方法。虽然国际通用的方法论逐渐渗透到我国管理学科的研究活动中，然而在应用层面与范围上依旧不够。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管理学方法论与国际通用方法论还没有完全接轨。因此根据我国当前的研究方法论以及国际通用方法论，对当前可用的、基于经济学原理的管理学科方法论进行初步划分。其一，系统科学法。此方法是基于系统论原理与思想，强调系统连续性、整体性及特定系统和环境的动态性、关联性、目的性、有效性。具体方法包括和谐理论法、层次分析法、结构理论法、参量系统法、灰色理论法、泛系统法以及系统理论法等。其二，系统论与控制论方法。此法主要基于信息论与控制论的思想与原理，注重系统状态的反馈、控制以及信息的存储、处理及传输。具体包括智能论、信息论、系统论。其三，自组织法。其核心是系统演化、发展与运动问题，是解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各类系统机构形成拥有组织性的内在机制。具体包括突变论、超循环论、混沌理论等。此外，还有未来法、心理分析法、经济学法、决策学法、统计学与数学方法、动力学与周期学法等。然而为有效整合诸多学科的方法论，必须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以市场发展为导向，根据具体需求，从现有的方法论中，发觉并整合出体系完善的方法论体系。
四、结语
管理学与经济学是相辅相成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用性、交叉性的实用型学科，在理论研究法层面上，依旧存在着不足，不仅需要借鉴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更需要从所涵盖的学科理论中获取养分，以此形成系统的、统一的的管理学方法论。以此推进我国现代企业在新经济形态下的产业调整与资源配置，提升我国市场经济活力，优化组织管理效能，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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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小论文3000字范文六：管理学价值认知的东西方哲学观察：形式与原则
摘要：管理是人类有意识的价值追求行为，需要有支撑理性的价值抉择之方法论作为学科基础。管理学的意义不仅存在于认知领域，更多地存在于创造性的实践领域，不仅拥有价值引领的内在实质，更应该容纳价值抉择的逻辑与智慧。一度在管理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在理论上尚未具备支撑价值抉择的完整逻辑基础。由于西方哲学在价值范畴认知方面未获得成功的理论构建，价值相关学科至今被排斥在科学领域之外。本文分析了包括康德、黑格尔、杜威和马克思哲学在内的西方价值哲学研究的基础性缺陷，通过东西方哲学比较，指出《周易》"元亨利贞"的"四德"价值认知方法论是解释价值范畴及其变化规律的形式辩证逻辑体系，可以应用于管理学研究价值探索、认知、评价、创造与保护方面，为促进管理学的社会价值承当力提供方法论与实践理性基础。
关键词：价值哲学；价值认知方法论；经验逻辑；实证主义；价值范畴；《周易》；形式辩证逻辑
一、管理学价值逻辑的基础问题
人类之所以要进行管理，是因为有价值追求。从这个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立场来说，管理可以被定义为人类有意识的价值追求行为[1].一度在管理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对于人类部分认知价值（使认知与相对稳定的事实相吻合）的实现提供了有效的原则和精细的方法。但是对于人类应该如何抉择未来、如何进行价值实践等具有未来指向的问题，却不具备承担其中价值判断责任的逻辑依据。究其原因，首先因为实证主义方法所指向的客观存在，是那些与人类的价值立场无关的客观规律；其次由于某些动态关系在某个时间段的暂时现象可以为价值抉择提供知识背景，却并不构成价值抉择的完整逻辑。本文认为，以实证主义方法论引领管理学发展，加之伴随的价值理念的缺失，或许是现代管理学研究与社会实践相互脱节的关键原因。
管理创造价值不能离开对世界真实状况的认知，同时也肩负着改变客观存在并抉择未来的责任。这意味着管理学所依从的方法论体系，不仅需要包含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思想与成果，而且必然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有着重要的区别。这种方法不仅要服务于管理者对于客观对象的观察，同时也要能够指导管理者理性地进行价值抉择。这也意味着，管理学需要一套将认知与实践连接起来，使得人类在价值追求中达成知行合一的"有用"的理论框架。
从"价值追求"视角看管理所涉及的领域，在认知上涵盖了人类需要进行抉择的一切知识范畴，实践上也同样涉及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实证主义为科学研究连接理性世界与现象世界提供了有效的原则与方法，但是对于人类世界价值相关的活动及其变化，基于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因为受到由经验逻辑引发的"事实/价值两分法"哲学命题的制约，难以取得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成果，并且由于缺乏对社会价值进步的担当，正在受到后实证主义的有力挑战。
管理学的意义不仅存在于认知领域，而且更多地存在于创造性的实践领域，其不仅拥有价值引领的内在实质，更应该容纳价值抉择的逻辑与智慧。这一点可被视为对管理实践的客观判断。而管理学价值逻辑的基础问题在于，容纳价值抉择的逻辑体系应当如何构建？这同时也是现有科学哲学至今没有解决的一项难题。本文通过东西方哲学比较，指出《周易》"元亨利贞"的"四德"的价值认知方法论是解释价值范畴及其变化规律的形式辩证逻辑体系，而对于这个体系整体性运用原则的守护，则是管理学拥有社会价值推动力的重要前提。
二、源于经验逻辑基因的西方价值哲学研究的基础性缺陷
（一）西方哲学事实/价值二分法及其批判研究
"管理"的定义之所以一直没有回归于"价值追求"这一"本质",或许是由于人类关于"价值"概念的定义一直处于不确定与争议之中。"价值"概念虽然历经了百年的哲学探讨，在西方理论体系中还是一个没有确切定义的概念[2].社会学大师韦伯[3]曾经把"价值"比作"不清晰的概念"、社会学"不幸的孩子"、给社会学带来混乱的不可饶恕的根源。
西方价值哲学研究出现这一状况，与西方哲学体系脱胎于经验逻辑的背景不无关系。站在经验逻辑推理的同一性原则立场，不难观察到人类认知与事实之间永远存在某种差距，于是会引发人类认识世界如何可能和价值选择如何可能的问题。在经验逻辑视角下，持怀疑主义立场的哲学家休谟提出着名的"休谟命题"[4],成为西方哲学中"事实/价值两分法"的肇始，即价值陈述不能从纯事实陈述中推导出来，因为在逻辑上至少要有一个非事实的价值前提。卡尔纳普（CarnapR.）等逻辑经验主义者则从逻辑和语义分析的角度，指出了语言学方面的根据。人类语言的描述和表达功能，前者指涉事实，后者指向人的主观价值与感情；前者有真有假，后者则无真假之分[5].根据这个判断，在逻辑实证主义一统天下的科学时代，以是否可"证伪"为前提，科学研究者将价值相关的学科内容排斥在"科学领域"之外，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西方世界将"事实/价值两分法"作为构建政治经济大厦的理论教条，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上已经遭遇若干瓶颈，致使一些领域出现理念和实践难以衔接的现象。例如目前西方管理学界和从学于西方的中国管理学界，管理研究均面临与实践脱节[6]以及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西方国家如何获得"繁荣、安全、尊重、影响力和幸福"[7]等问题，折射出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衔接难题所带来的困境。
对于"事实/价值二分法"的上述缺陷，西方哲学家也早有觉察。自20世纪以来，分别有奎因、库恩、普特南等哲学家，对实证主义统治科学研究以及事实/价值两分法的逻辑粗糙提出了批判与挑战。对于如何重建内在于人类的学习、发现和发明过程中的合理性，克利福德·胡克[8]总结了十项后实证主义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挑战：观察并不是理论中立的；事实的理论负载；科学无法脱离人类个体；科学无法脱离社会；事实与价值无法割裂；科学方法并不仅仅限定于逻辑必然性；逻辑并不具有优先特权；理论无法被还原为观察；理论并不具有历史的可积累性；方法并不具有永恒的普遍性。这十项挑战对于重建包含价值在内的管理科学研究方法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关于这种新的方法的形态，普特南（Putnam）[8]倡导用试错的精神去构想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纠正现有理论的不足，从而发展那种"解释为什么正确的道德标准是正确的能力".
关于"价值"探讨在西方哲学界的现代进展，普特南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他以事实与价值认知的"内在缠结"破斥"事实/价值二分法".从逻辑上阐明了脱离事实认知的"价值"的虚妄，以及价值存在于"事件"之中、而不是独立于事件的观点。他举例说，三个个体组成一个世界，如果问"这世界有多少个对象？"逻辑经验主义者卡尔纳普会说有三个对象，它们相互独立，是三个逻辑原子（X1,X2,X3）；而波兰的逻辑学家们则会说有七个对象，因为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对象，即有X1,X2,X3,X1+X2,X2+X3,X1+X3,X1+X2+X3[9].
普特南这个具有辩证哲学整体观的认识对于西方哲学体系来说或许是值得称道的进展，但它在方法论上缺乏更为细致的解释性框架，仅仅提出了超越西方传统二分模式的诉求，但尚未指出完成这一超越的方法所在。因为关系的存在可以用"X+Y"来表述，而对关系属性的认识与表述却并非如此简单。从普特南所用到的事实与价值的"缠结"这一表达，可知他对于其中关联理论的了解尚缺少清晰的描述手段。西方哲学体系关于价值范畴的认知为什么只走到了这一步，还需要到它的源流中去寻找原因。
（二）西方"价值"哲学研究的基础问题
1.康德范畴构建产生的哲学基础问题
康德作为西方哲学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对西方哲学形态的发生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他的工作为后世西方哲学体系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所有后期形态的哲学基因和基础。这个基因基础，主要是指西方哲学体系对于认知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系统--范畴的认知和选择。康德的哲学立场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精神的先验决定性，他针对亚里士多德总结的传统逻辑范畴体系，经过基于单纯判断原则的纯粹逻辑筛选，形成纯粹理性的"先验范畴",证明人类精神活动超越于直观表象的"知性"先天存在，知性根据康德所指的先验范畴对一切现象的统摄能力，形成了后来西方哲学因之演进的基础理论源泉。
这里要谈的重点，是从康德延续下来的哲学范畴为什么无力胜任解释价值的认知和抉择之为什么的问题，以及其后对康德进行批判的黑格尔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从康德的范畴构建上来认识这个问题。
康德对于范畴的推导基于纯粹判断原则：一切思维活动，无论是分析的或综合的，都必定是判断，它是由思维的自发性而产生的意识的统一形式。康德的这个原则因循传统逻辑的基本法则并且在推导中纯粹地使用它，来确立知性先验逻辑范畴的合法地位。康德在整理知性范畴时，认为位置、时间和姿态属于感性直观，不是纯粹的思维形式，因而不能被当做范畴；作用和承受属于因果法则的情境，不符合纯粹判断的思维形式，因而它们在范畴表中都应剔除。康德[10]得到的范畴包括量范畴：单一性、多数性、总体性；质范畴：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关系范畴：实体与属性、原因性与依存性（原因和结果）、协同性或者交互性；模态范畴：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现实性与非现实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等等。
这些范畴都属于纯粹知性概念，是康德推导出来用以涵盖一切事实对象的观察原则和方法，对应着现代科学态度所应包含的基本观察内容。康德认为这个范畴是人为自然界立法的根本。因为抽掉了时间概念，康德的先验逻辑范畴也有限定，即只能运用于经验和现象界，它仅仅是认知的法规，在逻辑上不涉足未来，也不能面对变化所产生的概念上的矛盾。
康德从亚里士多德那里继承的范畴实际上来源于对经验的归纳和抽象，用于作为返回经验之中认识对象的法则。虽然经过康德的纯粹逻辑判断原则的筛选，将其定义为先于经验存在的认知逻辑范畴，不受时间的限制，但是一旦返回现实对象的观察空间，它就必须面对时空变化之无穷为有限的概念体系带来的矛盾。这是康德抽去时间概念后的范畴所难以面对和解释的。
在范畴的构建上，对待时间概念的观念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康德认为它是一种内在的先天感性因素，是认知的纯粹逻辑理性所不应采纳的。但是康德的知性先验范畴在面对现象时，认为现象永远处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之中。这点在中西方的认识中有一个具有关键性影响的差异：在中国文化源头《周易》中关于时间和空间关系的理论建构，从一开始就不是相互独立的；而在康德的范畴之中，认知的范畴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实际被康德的范畴设计切断了。这个差别对于范畴的构建，及其所面向对象的解释力会产生非常重要且显着的差异。
康德对认知的先天范畴的推演，最终目的是为构建实践的理性体系作准备。他认为真正的纯粹理性是实践理性，因为实践本身不受感性经验的限制。但因为康德的纯粹理性范畴抽掉了时间的概念，它能解释的人的自由只能被限制在认知范围，而对于人在实践中的能动性的自由，康德认为是不可认识的，把它放到了不可知的"物自体"的概念黑箱之中。
康德的范畴表是依照一种建筑术构建的：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方面是相互呼应、不可分割的[11].从康德构建范畴的工作本身来看，康德关于纯粹理性的建筑术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实践理性"的范畴，这是不同于认知范畴的筛选而进行直接判断的一种思维，实际上也蕴含了事物以辩证逻辑原则存在的内在实质。有趣的是，康德看这件事是可以这样做而不可解释为什么如此的。康德的建筑术用在认知范畴表上，从以经验逻辑为基础的科学认知的角度来看具有严密性，但是从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实践的自由来看，难免是缺乏解释力的。
从康德认知的范畴和自由的范畴构建来看，事实认知与道德抉择被分成了两个不同领域，因为从概念上看它们范畴的形式类似而"质地"是非常不同的。到这里，康德的纯粹理性解释了人类的科学认知何以可能，但是对于实践理性的自由空间仅仅能够以"道德命令"的形式建立它的合理性。这样对于休谟关于事实和价值之间的鸿沟的质疑，康德并没有真正建立跨越的桥梁，可以说康德是从事实的此岸"飞"到价值判断的彼岸去的，没有解决事实与价值两分的问题。
2.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和发展
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发展，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始终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和客观、自由与必然、自然和历史的截然二分[12].基于一定程度地引入了时间的概念，黑格尔把历史的事实演变与范畴的构建对接起来，认定矛盾的存在是真理的基本形式。但是这个时间的引入在范畴构建中是被动的（此判断在与《周易》的范畴构架比较中可以看出），只是因为黑格尔范畴对应的历史事实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之中。黑格尔针对现象界历史事实的演变构建辩证法的范畴，并肯定"正反合"的事物辩证法发展是真理的存在形式。尽管黑格尔处处用到辩证法，但是对于辩证法发生的规律和机制并没有获得具有指导性的结论。哈特曼认为黑格尔之所以极少正面指陈辩证法的所谓"规律",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律，"当黑格尔把自在之物（或物自体）本身置于一个释义学的语境中，而康德否认能认识事物本身但谈论它时，黑格尔并不比康德'认识'得更多"[13].哈特曼对于黑格尔的判断或许可以在下文《周易》的价值范畴观察和东西方比较中得到某种程度的确认。
黑格尔明确提出："我的哲学的劳作一般地所曾趋赴和所欲趋赴的目的就是关于真理的科学知识。""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12]德国哲学家霍斯特曼曾经将黑格尔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理性概念概括为如下三个要点：（1）只有一个理性，无论什么现实的东西，都是这一理性的表达；（2）必须将此一理性思考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3）此一理性作为现实的全体将在一个认识过程的架构内变得清晰可见。作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体和现实的全体的理性，是黑格尔所指的"绝对"[13].在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下，他从哲学探索的目的到结果，仅限于达到认知与存在的某种契合，并不涉及面向未来抉择的自由。这个出发点导致黑格尔在守护辩证法观点时，甚至认为战争是人类解决自身问题过程的必然结局。从现代环境来看，这个解决路径足以直接结束人类的价值期望。事实上人类一直在选择，只不过关于选择范畴的表达，一直以来如老子所说的"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已。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确乎并没有把面向未来的选择作为它的焦点，或许是因为他认为"绝对精神"将决定一切的发生，也许更因为他关于"选择之自由"的辩证法范畴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思考结果。
3.杜威和马克思的革命性贡献及其对康德哲学基础问题的继承
康德的范畴构建开启了辩证法的源头，但因为抽离时间概念而无法面对矛盾。黑格尔用历史演绎辩证法的范畴以接纳矛盾，尚不知"正反合"之发生还有它可以表达的内在范畴与规律。康德和黑格尔的传统哲学成果归结于认识和解释世界，关于改变世界的理论路径问题在他们那里没有取得结果。而人类面临的最终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时有合理的选择，这是一个实践理性问题。传统哲学关于形而上的研究在面对未来之选择方面缺乏指导意义，使得后来的哲学家们不得不对他们的形而上理论进行扬弃。
马克思从"实践"和"抉择的自由"上，否定了"资本"这一形而上的概念对于人类的统治，扬弃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思想，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成为人类哲学史上的革命性贡献。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以及从此延伸出的关于战争的观念，主张以暴力革命改变世界的未来，对近代东方阵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用资本去衡量人类生存的价值范畴，实际上构成了现代人类灾难的重要渊薮。但是围绕"资本"的辩证法远远不是关于人类生存过程中价值抉择之辩证法的全部，就价值抉择而言，任何一个局部的肯定或否定，都不足以构成价值抉择的整体理性。
与马克思主张用暴力手段形成对比，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则更加重视手段和结果的衔接，主张以改良来解决现实问题。重视因果和手段的选择，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中包含的理性成分，只是因为在西方哲学基础的传承中说不清楚的缘故，杜威在选择的自由上采取了只干不说以及干了再说的行动法则。
杜威关于选择的自由之问题涉及到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14].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把行动视为最大的善，认为认知来源于行动。他认为哲学的逻辑起点不是价值，而是价值判断；价值哲学的核心问题不是价值的本质，而是评价。价值评价无须以价值概念的界定为前提，因为价值不是已然的存在，不是静观的对象，而是需要通过智慧指导行动而使之成为存在的对象。杜威对于价值的一系列洞见对康德和黑格尔的古典哲学无疑是革命性的。他的努力使得"包容"成为现代美国社会公认的美德，并避免人们在信念的驱使下轻易使用暴力。杜威的价值概念被界定为"直接价值",是人类经验中被几近本能地感知的对象，是创造者活动的结果。杜威认为问题不在于价值是什么，而在于人们的渴望、欲求乃至创造是不是值得的。
因为实用主义在时间上指向未来，杜威提倡重视行动和行动的方法，而不是给出答案。杜威的哲学洞见与西方传统哲学分道扬镳是必然的，因而也被倾向传统形而上学的人士视作急功近利和缺少终极关怀。关于价值判断，杜威把它归结为几近直觉的感受。这个观点暂时性地阻断了哲学关于"价值是什么"的追问，但是并没有终结这个问题的存在。这个定位在某种程度上与康德、黑格尔关于形而上的研究结果有一个非常类似的地方，那就是"别问为什么".在这样一种哲学基础之上，西方哲学关于人类面对"价值"进行抉择的"能动性"与"自由"是如何实现的，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产生一种可以解释的逻辑体系。
西方哲学界从康德和黑格尔肇始的对于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的轻视，已经是哲学界共知的历史事实。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最具康德和黑格尔关于形而上学之理想特质的范畴，十分久远地存在于被忽视的中国哲学的源头中，那就是《周易》的价值判断范畴。下文通过哲学比较略析《周易》价值范畴的构成、逻辑，以及它对于西方传统哲学和现代实用主义的接纳和修正具有怎样的潜力。
三、周易价值抉择之实践理性范畴
（一）价值范畴与"德"之范畴的互通
《周易》作为中国文化传承的总体来源，是一部具有深广涵盖力的哲学思想典籍。这部经典的来源和存续，主要与中华先民占卜吉凶的需要有关，并且作为中华文化哲学思想的学术主干，承载着古代中华文明的几乎所有创造。与西方哲学体系相比，《周易》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它产生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价值判断和价值抉择，并且围绕价值判断和抉择，有着深刻细致的关于方法与途径选择的辩证逻辑体系。这个辩证逻辑体系，非常大程度地相应于康德和黑格尔对于他们理想中的形而上学的想象。它的范畴不仅涵盖自然现象，同时也涵盖人伦价值选择，是康德思所未及的形而上的范畴构建，也是黑格尔毕一生之思而未见的辩证法发生规律的一种总结。它不仅可以容纳至高的道德理想的定义，也覆盖了实用主义的发生原因及其实践途径的辩证逻辑。
中华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整体思维方面的优势明显，与之伴随的却是概念界定的缺乏和逻辑构建的薄弱。一些在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概念如"仁""德""道"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难见关于其内涵和边界的陈述。这也是重视形式逻辑的西方哲学家从一开始接触中华文化成果时，便认为它只是哲学思想而不是哲学的重要原因。关于价值的定义及其范畴表述的困难，可以说是东方和西方的思想家们同样面临的难题。现在借助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使我们有机会采用一种更为清晰的表达来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异同，以观察和认识彼此哲学思考的相关立场、范围与实际功用。
对中华文化体系而言，关于"价值"哲学内涵的认识同样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国古代，"价值"作为名词并没有被纳入文化主流的哲学用语中。中华传统文化中与西方哲学中的"价值"最有相应关系的一个字是"德"字。关于"德"字的解释，前有老子《道德经》中"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的表述，但老子这个表述，对于"德"或"价值"哲学意义的认识指导意义有限。
明朝末年的憨山德清禅师，在对《道德经》的注解中指出，"德者，成物之功也"[15].意思是"德"指万事万物得以成就的推动力和条件1.这个定义虽然仅有七个字，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以及"德"的"价值"推理体系的完善却十分关键。憨山德清禅师的这个定义，为我们展开一个不同于西方科学研究的解析方法，奠定了关于"德"的认知方法论的关键概念基础。"成物之功"的定义，使我们能够将它与中国古代众经之首《周易》的判断原则相互连接，从而引出比较完整的中华文化中价值判断的方法论体系。
《周易》作为卜筮之书是中国古人进行行为抉择的辅助工具，也是孔子、老子哲学思想的来源。它所涉及的内容不仅囊括自然界的客观现象，也包含人伦价值关系的判断和抉择。在《周易》中存在一个贯穿所有判断的"德"的框架，虽然同属人类生存中的常识，却是康德、黑格尔等西方思想家终其一生之思而未得谋其面的形而上范畴的设计，在它之后的中华文化传统中，从来不曾将事实认知与价值判断截然分为不同的领域，而且以此发展出医药学、人居风水学、伦理学等多种学术体系。
《周易》采用了四个字来概括"成物之功",它们出现在代表天地的乾、坤两卦，有的学者称之为"天地四德",它们贯穿了《周易》对于各种现象的判断。这四个字是：元、亨、利、贞。《周易》判断事物的方法论总纲表述十分简要，却是贯穿始终的总体纲领，是中国古人将所有人类行为以及自然现象与"德"（价值）相连的解读途径。价值判断与抉择的表达，在周易最初创立者周文王那里称为"彖辞",意思是判断、决断之词，其意义包含了认知和抉择两方面的内涵。元亨利贞是周文王所创《周易》彖辞中最为核心与首要的并且贯彻始终的判断范畴[16].从《周易》的历史文化地位和元亨利贞对《周易》的贯穿性意义来看，这四个字可以视为整个中华文明源流中所有创造所依据的实践理性范畴。
沿用憨山德清禅师"成物之功"的定义，"天地四德"可以解释为万事万物得以成就的四类总的条件和功能特质范畴。从这里，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看似分散的理论，便可以找到构成整体的线索，同时它也具有贯穿自然科学与伦理学等价值相关学科的容纳力和推理解释力。从它的结构和内容来看，它们有着十分具体的经验论的认知来源。
那么，"事实存在"和"价值抉择"是怎样发生连接的，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用怎样的范畴来实现统一呢？在信仰"天道"的中华早期文化传承中，或许因为有表达"天意"的《周易》"天地四德"价值判断体系的存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甚至未曾提出过关于"事实"和"价值"进行区分的理论。以"天道"为信仰的先人们往往承认"存在即合理"的"天意",顺天应命而疏于追问"存在的合理性是否等同于发展抉择的合理性"的问题。现在依赖于东西方的价值哲学比较，无论是用《周易》价值认知对"事实/价值两分法"进行观察，还是将作为"事实/价值两分法"之基础的经验逻辑引入《周易》的整体性思维，对于面向未来的价值抉择，都可能产生积极的理论意义。下文将从事实认知和价值抉择两个层面对《周易》"四德"的范畴进行观察和阐释。
（二）《周易》"四德"的价值判断方法论内涵及其与西方哲学思想之比较
元，在经验中代表初始，在自然界与春天万物的发生相对应。
从事实认知来看，元代表事物本身具有的先天的性质、初始状态与必然性。这些性质、状态与必然性作为先天的存在（比如人类发现的事物状态、关系构成、自然规律等），本来是与人类的价值欲求无关的。但是，当人们对于事物性质或状态等因素产生欲求，而使得这种性质与"价值"相关时，"元"就被赋予了"初始的、基本的、非造作的、整体的、首要的"等"有价值"的含义。在管理价值的判断上，我们可以引申为"行为指向的目标""出发点"以及它的"关系范围".这个"关系范畴"可以包括作用范围、存在的相关环境，以及利害相关的事物领域。它可以理解为事物价值考察的"空间"变量，这个"空间"在此应该理解为"关系空间",解释为所有相关因素、关系状态、并包含其中的先天确定性因素。价值属于关系范畴，具有功能特质[17],离开二者则没有价值可言，元是关系的总体表达。
元的范畴，在认知方面可以涵盖康德哲学的先验和先天认知范畴，也就是事物作为存在，以及人类认识事物时不可能违背的基本法则。关于这部分的认识，《周易》的逻辑体系一直以来缺乏西方哲学关于对象的严格界定和形式逻辑推理。只是将它们概括为整体的存在，既包含有初始、本然、整体的含义，也有必然性的含义。与西方传统哲学不同的是，这个"元"的范畴，又彻底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它既不是康德不可知的"物自体",也不是黑格尔存在论意义上的"绝对".而是与另外几个关系范畴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或者说另外的几个关系范畴，正是元这个范畴在变化中可以被了解、预见和选择的展开。
元的概念在相当大程度上与黑格尔毕生所致力的形而上的"绝对"有紧密的关系，但是它不是黑格尔的那个"绝对"概念，因为它实际上包容了面向未来的选择的自由。这决定于它的展开所包含的"时间"概念与黑格尔存在论出发点中的时间概念是不同的。
亨，在经验中代表通达和事物条件的满足，在自然界与夏天万物生长相对应。
从相关事实的认知来看，"亨"的意思是通达，以及条件聚集。世界一切事物的存在与发生，必定与某些前提条件联系在一起。在没有人类的欲求参与时，一切现象自生自灭，也不存在现象间彼此的所谓价值。而当人类的欲求参与其中时，它就在人的价值观中，产生代表构成事物"存在"以及"发生"的可行性条件。它成了与特定现象之"价值取向"实现之必要与充分条件相关的分支范畴。不存在可能性及可行性的事物，便没有与"价值"形成关系的基础。这个概念与科学研究的"客观条件"相对应，也是功利主义者的短期行为、以及实用主义行为比较容易倾向于获取的"价值"范畴。
亨的范畴就价值关系而言，直接就是指由条件所构成的"可行性".站在不涉及价值关系的认知立场，它可以解释为某种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条件；在涉及价值欲求的关系时，它就是关于事物发生的可行性，包括一种状态继续存在的可行性以及人们追求的未来状态发生的可行性。可行性的关系范畴在康德和黑格尔的范畴构建中没有被纳入思考范围，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他们在一开始的"元"范畴的思考与选择时，都没有重视在时间的延续中自由是存在的。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干脆去掉了时间维的考量，而黑格尔基于历史辩证法的研究，让他认为历史只是被"绝对"规定了的必然性的展开。选择的可行性在黑格尔那个被"绝对"规定了的世界里，就成为无足轻重的事情了。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将行动视为最核心的宗旨，对可行性的范畴难免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认为哲学的核心是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最终只能来源于结果。杜威提出通过合理的手段和方法去实现结果，但是正如对结果的价值判断，在杜威那里只是近乎先天直觉的判断一般，对于手段的合理性判断，杜威也没有提出什么逻辑根据的理由。杜威对于战争和暴力方式的批判和合理改良，让他成为了美国人心中的良心代表。如果行动仅仅因为胆量以及直觉趋向而去改变世界，那么实用主义哲学仅仅构成了对传统哲学的反动，向人类建设性自由的方向迈出了懵懂的一步，尚不能称之为价值判断的哲学。
利，在经验中代表结果与收获，在自然界与秋天果实的成熟收获相对应。
从事实认知来看，事物的存在与发展，每一个阶段都是上一阶段的结果，事物的相互关联循环往复，作为现象本身并没有利与害的分别。在无人类参与的自然界中，它是事物如其本然的存在关系范畴。当有人类欲求参与时，它对应着人所需求的事物关系范畴中的适切性与恰当性。认知上它表示理念与相关事实的恰当对应，其作用表现为人类掌握的理论与方法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实践上代表现象关系的和谐，功能反映为可以用较少的消耗满足较多的欲求等等。关系的"利与害"产生于人的欲求和分别，这是人类对事物"关系特性"范畴的基于"欲求"的认识，是体现价值现象变化最为丰富的领域。因为每位个体所处的关系状态都是独一无二的，于是相关个体所关心和认识的适切与恰当也呈现出不同的角度。这个范畴也是不同的主观与各种客观容易发生混淆、冲突，从而显现复杂性的领域。
康德和黑格尔显然都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了关系的存在，并且都将范畴的构建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但是他们的关系范畴只是被认为是一种"绝对"的展开，没有重视关系实际上也是可以选择和改变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打破了黑格尔传统哲学中对于暴力和战争的必然性的执念，走向合理处理社会关系的改良路径并且取得了实际的成效，为西方社会的平稳演进奠定了基础，这是对关系抉择之自由的一种有效应用。在此，杜威在哲学上解释力不足的问题被实践的成效光辉淹没而为实用主义者群体所接受。
贞，在经验中代表坚固和稳定的主体。在自然界与冬天万物收藏和延续相对应。
自然界万物的存续，本来也是自存其存、自寿其寿、自灭其灭。从对现象的认知方面观察，各种现象具有不同的稳定性，以及它们各自不同的延续方式。有了人类欲求的参与，从价值抉择角度，"贞"代表与欲求相关的关系范畴对应的具有可持续性的主体以及可持续性特质。在价值判断中，它是描述事物"关系范畴"的时间考量因素，即可持续性。事物关系状态的生命周期，与"价值"判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是人类行为中"价值"判断的常识之一。这个范畴往往与"一件事情有多真？""它能够真多久？"以及"它在怎样的范围内具有可持续的'真实'?"这些问题连接在一起，对于人类活动的认知价值和实践价值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在《周易》中，时间和空间变量始终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道理目前已经在西方科学体系中的量子力学中被揭示出来，但是没有纳入哲学和价值抉择的理论范畴，这是东西方哲学差异最为明显的一个区域。西方的哲学家们当然知道可持续性这个概念，但是否主动地把时间以及可持续性纳入哲学分析范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哲学基因中关于时间和空间关系的认识。
与黑格尔将时间引入辩证法的模式不同，《周易》中"贞"的"可持续性"意义，渗透于"四德"的每一个范畴之中。其中可能出现的关系包括整体性的可持续性与可持续性的整体性；可行性的可持续性与可持续性的可行性；适当性的可持续性与可持续性的适当性等等，此中存在各种实践的演化和探讨空间。此外，"元亨利贞"本身又有着周期性、因果性的时间序列含义。并且包含着人类在其中存有的抉择和自由空间。例如对于某些对象、原则的守护，使得某些价值关系状态可以持续存在等等。
康德的先验逻辑范畴为后续西方实证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科学哲学基础。但是其中延续下来的对于时间与空间以及价值关系认识的不足，或许应被视作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管理学大量研究与实际发展的价值需求无关的最主要原因。这也意味着西方哲学体系的实践理性仍然有待完善。
（三）《周易》"四德"价值范畴的实践理性意义与东西方哲学差异
从《周易》立场来看，实践理性范畴即"价值"范畴，在中华文化源流中就是"德"所代表的范畴。与人类"欲求"相关的客观世界的事物的价值判断，皆不能脱离上述四个方面价值（德）范畴特质：价值关系空间、价值之可行性、价值关系状态、与价值空间相关的可持续性。从人类带有价值欲求的视角，这是任何一种作为事实的现象本身，每一时刻都同时具备的"作为认知对象存在的必具特质范畴".它们是对任何一种存在的事实进行认知以及价值判断所需要依据的观察要素，也是对任何诉求的价值进行选择时，所不可或缺的并作为整体存在的"先天原则".它们或许不能用数字化或者符号化的语言进行全然的描述，却是价值判断中不可缺一的范畴。这套价值观察的范畴就其来源而言，是根据中华先民活动经验被构建的"方法".它在价值认知上的意义，可以用中国现代哲学家冯契先生论述方法之本质的一段话来总结："方法之所以能成为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的工具和手段，正是由于方法本身就是客观对象的内在原则"[18].如果我们用"元亨利贞"观察康德构建范畴时所采用的构建术，便不难发现康德也是日用而不知地、并局部地在应用着这一范畴所规定的先天原则。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康德在范畴构建时，因为对时间概念的处理不当，引发一个不易觉察的范畴安排次序的错误，关系范畴实际上含摄了世界的动态本质，它的地位应该处在反映稳定性的纯粹理性认知范畴之上而不是之下，这可被视作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基础性的关键要点。
《周易》四德的范畴构建，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形式辩证逻辑方法体系，它的实际用途涵盖了自然科学、伦理学、美学、医药学、人居风水学等几乎所有中华文化传承下的人类活动领域，是中华文化至善理论的观察指标体系，它既具有包含一切的一般性特质，又是无微不至的具体对象的观察与表达纲领，它以道德之名长久地潜流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是中华文明持久生命力的源头。
四、"四德"价值范畴演化的形式辩证逻辑及其管理学实践理性价值
康德在构建纯粹理性的先验认知范畴时，实际上是在为实践理性范畴的构建做准备，但是他最终在实践理性的理论构建上没有获得成功。康德纯粹理性的认知范畴在对于具有稳定性的认知领域，构建了作为科学态度所应遵循的思维原则，是现代科学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个范畴在《周易》四德的实践理性范畴中，可以归入"元"这个关系范畴的局部，尚不足以成为价值判断的完整依据。实证主义对于管理的意义，在于它所揭示的"关系"可能为价值抉择提供参考的"路标".那些被发现的规律，如果是规律的话，那便是先天不可能被违背的，也就不会有人曾经违背过它或者将会违背它。如果不是规律，那么可实证的便只是一种"关系状态","关系状态"的性质可以用一句佛教禅宗用语来归纳："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还没有到来，现在的也不会停留".所以，实证主义提供的认知结果并不是产生"价值"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只能是背景条件，差异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抉择".
抉择是人类获得"自由"与"幸福"的决定性枢纽，是管理与管理学的决定性枢纽。重点问题在于：抉择是在怎样的范畴中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价值抉择相关范畴的性质、特点及规律？人们为达到价值目标应该如何抉择？《周易》价值判断的"四德"是一个形式化了的辩证逻辑体系，是关于真实世界的状态、情境及其运动关系的观察与描述范畴，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践理性范畴。
与价值抉择相比，实证主义所印证的只能是被分离的局部，价值抉择所关心的是整体关系空间；实证主义追问的是一致性与必然性，价值抉择所关心的是差异性和可能性；实证主义关心的是A和B是怎样的关系，价值抉择关心的是A和B可以建立怎样的关系；实证主义关心的是永恒的关系，价值抉择关心的是一种关系何时何地能够存在及存在多久。"四德"提供的价值范畴模型，可以为我们展开价值关系抉择的辩证逻辑推理路径建构描述的形式化方法和基础蓝图，并提供总的方法论基础。
与人类需求相关的客观事物的价值判断以及人伦道德抉择必然包含四个方面：关联关系空间（元）、可行性关系特质（亨）、适当性关系特质（利）、可持续性关系特质（贞）。这是任何一种事实本身必然同时具备的"作为存在的关系特征范畴",是对事实进行认知，以及价值判断的"先天原则".在这个先天原则中，价值的每一个分支范畴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整体的相互联系且相互制约的不同关系侧面，就四德价值判断而言，分析与综合必须是同时存在的一个整体，具有辩证逻辑的典型特质。
不同价值关系侧面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是事物以辩证法的本质形式存在并变化的内在原则。"元亨利贞"四德构成的价值关系基本范畴的分支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各种途径，如果考虑在事物的发展中相关价值范畴的相互影响会发生串行和并行的诸多现象，相应的辩证逻辑发生形式可以存在无数的可能性。图1中箭头表示四德价值范畴因素的转化，这种转化从局部到整体，构成了一组表达变化与运动的反对称矩阵，它恰恰对应着中华文化太极图所表达的事物演化形式，可以说是对事物以辩证逻辑形式向前螺旋递进之发生原则的形式化表述。
"四德"价值范畴所包含的辩证逻辑方法，对应事物本身存在与演化的内在原则，相应地有将它置于应用领域的实践理性原则。这个原则可以称为价值分析的整体性原则：观察开始于对出发点和关联关系空间的整体觉察；分析过程观察于不同价值侧面之间的整体逻辑关联；分析终结于对价值范畴之四维存在状态的整体归纳和评价。这个原则对应于事物存在的内在原则以及人类价值分析必须依据的基本原理，即价值范畴四维特质缺一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价值分析在四个相关范畴的描述与判断的完整性，构成了价值分析与抉择的必要前提。这种完整性实际上是所有价值判断和评价应该遵守的实践理性原则。
《周易》四德价值范畴为中华文化的道德判断建立了一个价值定位的形而上评价体系，可以用以评价各种道德判断与价值抉择，在这个定位体系中，可以比较完整地识别历史上各种事件以及哲学见解的价值构成。现在或许到了需要它重现智慧之光以克服人类面临的现代难题的时候了。
当西蒙将管理定义为"决策"的时候，他显然注意到了价值抉择对于管理的核心意义。但在实证主义一统科学领域方法论的现代管理学研究中，价值相关的学术研究被边缘化已成不争的事实。大量管理学领域实证主义以"科学性"的精心设计而获得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最终被发现没有转化为实践性的影响[19],原因在于管理学在追求"科学性"路径依赖时，评价体系对其应有价值评价范畴的选择性忽视。如果从实践关系空间范畴和时间可持续性范畴进行考察，很多相关研究在出发点上观察就可能会发现是价值稀薄的。管理学作为以价值抉择为实质任务的学科，为了"科学性"地位而去附会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应该被视为管理学作为一门未成熟的学科，在其幼稚期选择路径依赖时不得不面对的遗憾。
笔者认为，《周易》"四德"的形式辩证逻辑框架与康德及其以下哲学家所依据的关系范畴相比，有着东方整体性思维的多种优良特质，可以应用于管理学研究价值探索、认知、评价、创造与保护方面，为促进管理学的社会价值承当力提供方法论与实践理性基础。
首先，《周易》"四德"所构成的范畴，不仅具备涵盖一切事物关系认知的普遍性，而且是对关系范畴进行认知和描述的一种更加完备的方法论构建，它用一套具有全息特质且相互渗透的辩证逻辑概念所构成的范畴，无缝连接了事实与价值两个在经验逻辑角度看似无关的哲学领域。相比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对事实/价值两分法的突破，具有更清晰的理论意义和更完备的实践价值。
其次，《周易》"四德"对于时间的引入，使得因果推理的范畴得以明晰。在"元亨利贞"各个范畴中，分别含有事物发生、发展、成就、消亡以及存续的周期性与阶段性含义，并且各个范畴之间互为因果，构成互相影响、循环往复和不断推进的事物演化之关系空间，这个关系范畴体系的内在因果关联和螺旋递进的太极图式，是对辩证逻辑内在实际存在机制的极为抽象的比附式说明。与《周易》相比，康德的范畴构建因为剔除了时间因素无法接纳辩证逻辑；黑格尔对辩证法（正反合）的认识只是刚刚走到了辩证法理性宫殿的门口。在黑格尔的见解中，辩证法只是绝对精神的展开。而在《周易》的价值辩证逻辑体系中，充满了选择之自由和演化之可能的实践理性空间。在这个体系中，杜威的实用主义既可以获得拒绝短视之弊的价值逻辑基础，也可以找到与人类的至高理想连接的理论路径。中华文化中几千年以来的实际应用表明，人类生存所涉及的价值，皆可纳入《周易》"四德"的表达范畴。
再次，《周易》"四德"本身是面向创新实践之抉择的实践理性范畴，对于各种对象普遍适用的观察与判断框架。它与一切现象相互关联而不附从于任何现象，它的范畴可以面对所有稳定的和不稳定的因素并把它们纳入判断的因果链中。它不是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对，相反，西方哲学体系严密的实证主义方法和研究成果，正是对这个辩证逻辑体系所演绎的实践理性中稳定范畴的阐释。管理学所面对的实践理性，其实际的意义发生于开放的、非确定的选择空间之中，是对因果关系的合理选择和把握，实质上应该归属于价值辩证逻辑范畴。对价值的判断，西方哲学体系中从康德到杜威都归结于人的直觉，这个直觉的黑箱在《周易》"四德"的价值范畴中，可以在相当深广的领域得到基于因果律之辩证逻辑的阐释。
价值发现、价值判断、价值抉择、价值实现以及价值存续，是管理学研究存在的出发点、路径以及归宿。然而，这些作为管理学最为核心的任务，却不属于目前主导管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的逻辑范畴。实证主义方法提供的是达成事实认知的适切性途径，只能面向事务中相对稳定的因素。而价值属于动态关系范畴，关系范畴的演化发展是以种属推理为内涵，以辩证逻辑方法为原则的动态发展领域。价值相关的辩证逻辑方法，在西方哲学体系中的表达是不完整的，不足以将事实与价值抉择连接起来，这应是西方社会选择以"事实/价值两分法"作为社会政治经济之哲学教条的主要原因。这个教条使得本应具有价值担当的管理学学者们为了管理学的"科学性",逐渐远离在西方哲学体系中说不清道不明的价值范畴，进而失去了对社会实践的担当。中国管理学随学西方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
《周易》价值判断所依据的"四德"价值范畴，提供了一个在中华文化体系中被使用了几千年的辩证逻辑方法体系。这个体系可以与西方哲学体系相辅相成，恰恰是对西方哲学体系从康德以来一直没有获得突破的"价值范畴"构建难题的一种解决模式。它是一个反映人类价值抉择之"自由"空间的范畴，是中华文明把认知和实践连接在一起，达到"知行合一"的形式化认知方法的源头。不仅能够解释为什么正确的道德选择是正确的，更能够解释不同的道德选择分别对应着怎样的条件以及价值定位。进一步来说，它也应该能够为管理学为什么是一门价值抉择的"科学"提供有力的阐释2.价值抉择的范畴，涉及从个人成长到社会发展的广泛领域，这些领域的事物都不会超出事物存在与演化的辩证法基本原则--在整体性范畴中发生的因果律3.本文认为，就管理学整体发展而言，在进行研究探索以及价值抉择的实践理性方面，认识和守护相关原则，应该成为未来管理学担当社会发展推动力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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