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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管子》的管理心理学观念探析
【第一章 】《管子》中的管理心理学理论研究前言
【第二章 第三章 】《管子》中的人性论
【第四章 】《管子》中的激励论
【第五章 】《管子》中的态度管理论
【第六章 】《管子》中的信息管理论
【第七章 】《管子》中的领导心理论
【第八章 】《管子》中的群体关系管理论
【总结/参考文献 】《管子》的管理心理学思想研究总结与参考文献
五、《管子》中的态度管理论
态度是人们在自身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基础上，对人或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倾向。它通常表达的意义是对某件事物喜欢或者不喜欢的心理倾向，或者是对某事物在认知和情感上的倾向，它源于人们最基本的欲望、需求和信念。既然是心理倾向，也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准备状态，它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民的行为方式。所以，对态度的心理学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和有意义。《管子》中涉及了大量的治国理政思想，在这些思想认识的背后必定隐藏着对态度的认识，我们尝试对其进行一次简述。
（一）对"业"与"民"的态度。
农耕为主的春秋时期，诸国仍然延续着有数百年历史的封建专制统治，在各主客观条件的催生下，诸侯争霸的局面得以产生。于是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内忧外患，民众逃徙，土地荒芜，经济崩溃的境地。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形势下，管仲临危受命，担负起了齐国之相位。管仲深知要想治理好国家，使得国家富强并最终争雄称霸，首先需要"人",只有有了人，把人管理好了，目标才可能会实现。其实，在管子的思想体系中，它把"人"的外延主要界定在了"区别于帝王、封君、领主、贵族的普通民众，如士、农、工、商等"身上，这也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可。在对待"士农工商四民"的态度上，《管子》主要表现在了重民和爱民两个方面上，通过重民和爱民，最终达到业的繁荣，即"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法法》）首先，《管子》非常重视民。它在《小匡》中明确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基石也。"的主张，把民的社会地位提到比较高的位置，这里的 "石"是柱石的意思。并且它还非常清晰地认识到，民之于国家治理的初始地位和关键作用，它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而这里的人即是齐国百姓。另外，在《权修》中它通过一树百获的比喻来强调人的重要性，如"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权修》）其次便是爱民态度。正是因为非常重视民众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才会去爱民。在表达"爱民"的态度时，《管子》是通过"顺民"、"惠民"和"富民"的形式来进行的。它认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只有顺应民心民意了，统治阶级的政令才会得到民众的认可和遵从，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搁浅政令，无法实行。
另外，还通过轻赋税的政策和藏富于民的举措来表达爱民的态度。当然，不管是重民还是爱民，都是为了更好地去管理民众，让其为统治阶级效力，达到治国的目的。下面我们尝试分述一下《管子》是如何看待"四业"及其从业者的。
1.对"农"的态度。
这里的"农"代指农业和农民。在中国古代社会，农业的兴衰是一个国家国力强盛与否的根本标志，对其拥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历代思想家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地位。《管子》也不例外，它提出了"以农为本",并通过"务本"以"富国"的理论主张，把农业看成了国之本业。它从国家兴亡、民众生存的角度阐述了农业的重要作用。它说"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小问》）"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禁藏》）"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者；粟也者，天下之物尽至矣".（《治国》）可以看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是粟之于天下物（包括民生）的核心决定价值，即"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国蓄》）没有粟就没有"天下之物".另有"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揆度》）等有关农业重要性的强调。当然，农业生产是离不开农民劳作的，他们之间是不能分离的。"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八观》）正是对粟谷、土地、农民以及农民之力之间的关系做了比较贴切的论述。另外，还提出"非诚农不得食于农"（《乘马》）的观点，来表达对农民资格的认同态度。有学者说"奖励农耕，多产粮食是《管子》的重要思想。",这种说法不失中肯，如果更具体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它对农业和农民重视思想中的一种重视态度。
2.对"士"的态度。
这里的"士"代指军队、战争和士兵。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环境最为复杂、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各后起诸侯都纷纷摩拳擦掌，想要争得一席之地，甚至野心勃勃图霸中原。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下，军事力量的建设得到了空间的重视。
《管子》对战争的态度是持肯定和审慎的，对士兵的态度也是"非信士不得立于朝"（《乘马》）的。之所以肯定战争，是因为通过战争可以达到安定社会、称王称霸的目的，它说"君之所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僻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径也，不可废也"（《参患》）。"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兵法》）；这种对战争作用的肯定态度，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但需深入的是，对实际战事时的审慎态度的研究和重视。《管子》之所以要审慎战事，是因为战争的破坏性很大，于国于民无益。"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优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法法》）所以，它提出必要战争时，必须做到在"上义以禁暴"（《侈靡》）的宗旨下，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做到知己知彼并注重权谋，审慎战事。以重"谋"为例，它强调先谋而后战。它说"谋得兵胜者霸"（《兵法》），主张"智谋胜之"（《霸言》），肯定"慎谋乃保国"（《问》），"立于谋，故能实，不可侵也。"（《玄宫》）以及"失谋而败，国之危也。"（《问》）的道理。所以"争强之国，必先争谋。"（《霸言》），故《管子》是重谋、慎谋的。
在论及农业与军事之间的关系时，《管子》认为他们是相互依存的。"天下有兵，则积藏之粟足以备其粮。"（《轻重乙》），并认为："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权修》）所以，它积极肯定并重视军农合一的管理思想，并有计划地将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结合在了一起，平时生产战时从军，平战结合亦战亦农。
3.对"工商"的态度"工商"泛指手工业、商业及其从业者。古代社会，农为本业，这是当时的核心价值观。但是《管子》的社会财富构成理论中，我们发现不仅仅有农本，还有以工艺造物为主的手工业和以市场贸易为主的商业。在对待工商的态度上，《管子》并没有因为其所谓的"奇技淫巧"式的性质而将其彻底否定，而是在"'务本'的前提下，鼓励手工业的适度发展",鼓励商业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之于国家的繁荣富强是不可忽视的，其从业者也同样是国之"石民".（《小匡》）对"工商"的肯定态度，主要表现在对工商业之于民生、强国和争霸的重要性的认识上。就手工业来说，《管子》认识到其"举财长工，以足民用。"（《小匡》）"为兵之数…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是以欲正天下…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成卒选，则士知胜矣。""聚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 （《七法》）的价值。《问》中也说："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就商业来说，它可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通过供求信息的沟通，来实现生活资料等用品的彼此满足，即"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乘马》）。所以，《管子》对工商的态度是持积极肯定的。对工商业的从业者来说，一个评判的标准就是"诚",《乘马》说"是故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另外，还需"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在对待以奢侈品为标志的极端手工业产品产销上，《管子》所持的态度是根据消费群体的层次来进行分别论述的。一方面，针对普通大众而言，它是极力反对奢侈品生产的。
它在《立政》篇中论述工匠管理者职责时说"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监壹五乡，以时均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这里的"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也就是不准有奢侈品铸造的现象出现。在《五辅》中作者更是强调"古之良工，不劳其智巧以为玩好。
是故无用之物，守法者不生"的观点，明确表示了其反对奢侈品生产的态度。当然《管子》反对奢侈品的生产是以农业本位的思想为前提的，认为由奢侈品市场的扩大会导致侈靡社会风气的形成，如"文巧不禁，则民乃淫",并会进一步影响到农业的生产，即"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纹刻镂相稚也，谓之逆。"（《重令》）那么，在以农耕业为本的古代社会，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一旦受损，势必会造成本末天平的"失衡",并最终导致国家的混乱，影响国家的稳定。即"主上无积而宫室美，邙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步行者杂文采，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果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八观》）另一方面，针对富人而言，特别是遇到灾荒之年经济萎靡不振的时候，《管子》在对待奢侈品的态度上又是肯定的。"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乘马数》）另外，还主张让富人积极侈靡消费，"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渝之，雕撩然后爨之。"（《侈靡》）这样便可以通过让富人消费的方式来刺激市场，让民众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来达到就业谋生的目的。
（二）对"财"的态度。
《管子》中所讲的"财",与现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所代表的意义是有区别的。文中的"财"主要是指粮食、桑麻、六畜等生产品及其制造品如武器、衣服、车舆等，另外还包括诸如以土地、森林、矿藏等形式存在的自然资源。在对待"财"的态度上，《管子》是持权变态度的。一方面它极为重视"财"的价值和地位，在用财上也是审慎的；因为"财"的多寡不但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富有强盛程度，它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权的稳定性。
所以，有"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版法》）的说法。另一方面，在人和"财"相比较的时候，它又是重人轻财的。另外，在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环境条件，它对待"财"的态度上也是各不相同的。下面我们尝试着进行一次论述。
《管子》对"财"的重视态度可以从国家用财理财的行为表现上来进行佐证。首先，它将"财"作为增强国家政治军事力量建设的必要经济基础。在古代，统治阶级是通过赋税的形式来敛"财",并将其作为增强国库充盈的主要手段的。雄厚的"财"力可以使统治阶级最大限度地将之服务于自身政权稳定性上的建设，比如用于国家机器的建设。以军队建设为例，在诸侯争霸的政治环境下，军队的建设就显的很有必要，也一直都是各诸侯国的核心政务之一，因为军队的强弱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败和主权的存亡。而军队战斗力的强弱直接与军费的投入成正相关，所以"有蓄积，则久而不匮；器械功，则伐而不废"（《兵法》）的道理还是得到了各统治阶级的一致认可。又因为"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七法》）的因果联系，使得封建统治者们便非常重视"财"的积累。所以，作为军费主要来源的"财"的地位和其受重视程度自然也是空前的。
其次，《管子》将"财"作为管理和激励臣民的一种手段。这一目的是通过俸禄和赏罚的形式来实现的，也即是《管子》所载的古代驭民术之一。《管子》认为君主应该将"财"看成是激励臣民的手段，而不应将其看得过重，只为己所用，否则，君主将无人可用，成为孤家寡人。《管子》主张可以用"财"求贤并量功授禄，通过施与"财"的形式来达到激励和管理臣民的目的。如《小匡》中有记载说："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小问》中亦有对"豪杰"和"良工"的"假而礼之，厚而勿欺"的招贤举措。量功授禄是有效激励臣民为君分忧的又一举措，因为"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 （《权修》）另外，在对"财"进行俸禄、奖赏式分配的时候，君主的态度应是大方的，即"用财不可以啬"（《版法解》），因为"用财啬则费"（《版法解》）。俸禄和赏金太少便不能够起到对人的激励作用，如果人人都因为俸赏少而不愿为君出力的话，那么统治阶级的政令也便难以得到畅通无阻，由此而来的后果更是不言而喻的。《八观》说"主上用财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亦是此意。当然，这种分配"财"上的大方并非是没有限度和标准的，它主张梯级式的奖惩措施。如"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权修》）我们亦可从战争时期的奖功标准上窥得一二，如"谁能陷陈破敌者，赐之百金"、"兵接弩张，谁能得卒长者，赐之百金"、"谁能听旌旗之所指，而得执将首者，赐之千金"、"其余言能外斩首者，赐之人十金"（《轻重乙》）。当然，财是取之于民的，它在取的态度上也是讲求"度"的，认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权修》）《管子》将"财"作为和睦邻里和削弱敌国的一种手段。一方面将财物分发给邻国，通过惠及邻国的方式对其进行人心收买，以此达到和平相处的目的；《中匡》说"管仲会国用，三分之二在宾客，其一在国。"即把财政的三分之二用于招待邻国的宾客，进行所谓的"外交活动".《小匡》中的"审吾疆埸，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货财，而美为皮币，以极聘覜于诸侯，以安四邻，则邻国亲我矣。"更是可以作为这一论点的论据。
另一方面通过贿赂敌国臣民使其丧失忠诚和进取心，以此达到"消弱敌国的目的".如《禁藏》的记载说："谋攻者有五…二曰，视其所憎，厚其货赂，得情可深。身内情外，其国可知。三曰，听其淫乐， 以广其心。遗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内；遗以谄臣文马，以蔽其外。外内蔽塞，可以成败。四曰，必深亲之，如与之同生。阴内辩士，使图其计；内勇士，使高其气。此五者谋功之道也。"总之，"财"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但可以作为国家建设起步和腾飞的经济基础和必要条件，还可以成为统治阶级激励管理臣民的手段。但是，在涉及到人和财之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的时候，《管子》是看重人而轻视"财"的。如"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牧民》）也就是说，要想国家强盛，人才是关键，财只是附属品而已。另外，《管子》还通过藏富于民、俭侈相行等观点的提出表达了对"财"的权变态度。
（三）转变态度的措施。
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一个人的态度会影响他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的变化便是引起个体行动的直接动因。所以，统治阶级要想让人民的行为符合统治意志，有意识地去改变人民对政令的态度，无疑不失为一个理想的方式。
要想转变人民的态度，首先要了解并掌握民众的原有态度，这是前提。在《问》、《八观》等以调查为纲的诸篇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诸如经济、吏治、人力资源、战备等方面态度的测量和调研。了解民众的态度一方面可以为政策的制定服务，另一方面便可以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举措来转变民众的态度，以便更好的使政令畅通。我们尝试提出一些观点来为后者提供一些例证。
1.足欲去恶。
通过合理的"足欲去恶"可以改变广大民众的态度。《管子》基于"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形势解》）的认识，主张通过"从其四欲望、去其四恶"的形式来改变民众的逆反态度。如《管子》通过兴利除害[如轻赋税、转变徭役类别（在公田上的劳力徭役变成在私田中的实物徭役）、优秀的农民可以被选拔从政等政策的实施等。]的方式吸引并将农民留在土地上，转变民众对农耕生产有害无利的态度，特别是被工商业的"利大"所冲击的时期，以此来大力发展农业。相关论述可在《治国》中找到论据，它说："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2.教化宣传。
通过以教化宣传为主的软性影响，可以改变民众对统治阶级及其政令的态度。给予民众"利"可以使其发生态度上的改变，有皆为利往的主张。但与利相比，《管子》更重视教育的价值，这可能与为政者希望民众顺从其统治意志、利于管理有关。它认为通过教化可以提升社会习俗，如"必先顺教，万民乡风"（《版法》），通过教训，可以使人民趋向好的风尚，做到"士无邪行，女无淫事"（《权修》）；通过日常教化可以政通人和上下协调，一呼百应，即"期而至，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立政》）；通过教化可以提高各行从业者的从业技能，从而转变并强化其从事本行业的态度，如对士兵而言可"存乎政教""存乎服习"（《七法》）、"修身功材"（《五辅》），对庶民而言则要学会"耕农树艺"（《五辅》）。对教化的重视，还可从广设教职人员和"民啬夫"（《君臣上》）窥见一斑。
3.群体规范。
通过以法礼为主的群体规范来改变人民的态度。依法治国的思想在《管子》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述，认为法制可以通过强制的手段来转变人民的趋恶态度，统一人民的思想和规范人民的行为，即"齐民以政刑"（《君臣下》）；它认为通过法制，可以有效地使民众生成从善防奸的道德态度，即"明法以期，民之兴善也如化"（《宙合》）；通过"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牧民》）的法制管理，可以转变人民一些侥幸态度，如"以法诛罪""依法量功"（《明法解》），"法不繁匿"（《正世》），即实行严格的法治，可以减少邪恶之事而非增加。另一方面，它又认为"胜民之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小问》）即靠强制的方式来制服人民，并非通行天下的大道。所以，法礼并重，才是善为政者。因为"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空…上下和同，而有礼义，故处安而动威，战胜而守国。"（《五辅》）甚至有学者将这个学说提高到了先秦管理思想的最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