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前国际分工已经逐渐演变成为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分工，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力资源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但由于缺少技术和研发创新而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在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新形势下，对外直接投资（OFDI，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成为发展中国家突破技术瓶颈，获得技术升级并向价值链高端迁移的竞争方式。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OFDI存量和流量增长迅速，《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外资流出量达到4260亿美元，创纪录地占到世界总量的31%，在全球衰退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企业继续保持海外扩张的强劲势头。因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研究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东道国技术溢出的理论可行性和微观机理，既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也有利于指导发展中国家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推动本国价值链的升级，引导OFDI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进步、调整产业结构和增强经济活力的助推器。
目前理论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以技术领先投资国对发展中东道国的技术溢出为研究对象，而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分析东道国对投资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有必要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形成合理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为后续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定的支撑。
二、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概念内涵
目前，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没有一个标准定义，并且在国内有些文献中有时被称为反向技术外溢效应或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王英，刘思峰，2008；叶红雨，杨清，2013）。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存在一定技术溢出效应，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则在溢出方向上有所不同，现有普遍观点认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投资国企业OFDI对投资国自身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即投资国企业通过“绿地投资”、跨国并购、战略联盟等形式突破地理空间限制，融入到东道国的技术集聚区和技术研发网络，实现东道国的先进技术、研发信息、智力要素等资源向投资国海外分支机构的扩散，并通过海外分支机构向投资国母公司的技术转移，促进投资国母公司的技术进步，进而提高投资国相关产业以及整体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这种技术溢出效应在溢出方向上与投资国企业对东道国企业、产业的溢出方向相反，因此称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技术溢出效应具有空间约束性，由供应商、消费者、竞争者和人力资本构成的创新网络对技术进步作用关键，但这些因素很难在其他地方复制。例如技术资源的分享，人力资源的流动都在一定的地理区间内发生。技术溢出效应的空间约束性决定了靠近技术资源是分享技术扩散的有效途径（Jaffe等，1993；Fosfuri&Motta，1999）。
ZhaoW等（2010）在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发现，建立设计与研发中心、成立合资企业以及战略联盟、跨国并购等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XiaojingC等（2011）认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会在企业、产业、国家三个层面上产生作用。企业层面的逆向技术溢出主要有两个阶段：海外分支机构从东道国获得技术溢出；海外分支机构通过多种渠道将技术、信息以及研发成果转移到本国母公司。本文认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是一个长期发展变化的系统化过程：首先，投资国企业通过“绿地投资”、跨国并购、战略联盟等形式获取东道国企业对海外分支机构的技术扩散；其次，投资企业海外分支机构通过人员、信息流动等多种渠道实现技术要素向本国母公司的转移；最后，本国母公司与国内相关企业、产业之间通过多种渠道实现技术外溢，进而提升整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这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各国的技术、资源和制度等有关，其效应的大小也因国而异，并非必然产生。
三、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有小规模技术理论（Wells，1977）、技术地方化理论（Lall，1983）和技术积累理论（Cantwell，1991）。这些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但关于发展中国家OFDI的技术寻求动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影响因素以及微观机理等方面，相关研究还未有详尽的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这成为之后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一）OFDI的技术寻求动机研究
大量学者对OFDI的产生动机进行了研究。
Dunning（1993）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性资产动机说”，指出跨国企业全球化是为了获得战略性资产，其中主要包括知识、技术以及管理等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无形资产，而最关键的是技术，因此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东道国的技术要素。学者们对不同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活动进行分析时也证实技术寻求是重要的动机因素。
Teece（1992）通过研究1981～1990年进入美国硅谷的外国投资发现，传统垄断优势理论无法解释外国企业如日本企业对硅谷的投资现象，日本对美国的投资不仅仅为了共享特定产品市场的垄断利润，而是为了积累企业自身的特定能力，即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讲，国外公司投资于技术领先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进入当地技术信息渠道，打开获取新技术和市场的“窗户”（Neven&Siotis，1995；BertoniF等，2008）。WalterKuemmerle（1999）则进一步区分了两种对外投资动机：基于母国的探索（home-base-exploiting）和基于母国的互补性扩张（home-base-augmenting），并利用投资于5个国家的32家跨国企业的投资数据来分析企业进行R&D投资的动机，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企业选择对外投资是基于母国的互补性扩张，即为了获取东道国的特殊资源和技术外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以印度、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外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学者们开始将研究的视野转向这些国家。
PietrobelliC等（2013）利用对中国海外分支机构的中层管理人员的访谈数据分析中国对意大利进行投资的动机。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意大利的投资倾向于获得能使其扩大国际市场，并提升技术以及产品能力的有形和无形资源，特别是在技术密集部门，如汽车和家电部门。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寻求技术要素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
（二）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
为了证实具有技术寻求动机的投资国企业是否确实获得了东道国的技术溢出以及测算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学者们采用并改进了多种研究方法进行实证分析。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测度指标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首要关注点，大量的定量分析主要集中在逆向技术溢出对生产结果即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的影响。
Coe&Helpmen（1995）认为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取决于本国的R&D资本存量，还与贸易伙伴国的R&D存量相关，即双边贸易是技术溢出的渠道。C-H国际R&D溢出模型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这一理论只关注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
Potterie和Lichtenberg（2001）认为一国从他国获得的R&D溢出不仅受到进口规模的影响，而且相关于两国之间的双向投资。因此他们修正和拓展了C-H模型中存在的“指数误差”和“整合误差”，引入贸易和投资两种技术溢出渠道，并且利用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在内的13个国家1971～1990年的面板数据，对通过进口、FDI、对外直接投资等三种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确实能够获得他国的技术溢出，进而促进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而证明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
P-L方法在后续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测度指标。Branstetter（2006）认为传统的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作为测度技术溢出效应的方法并不准确，因为生产率的变化包含了市场力量以及技术效率的共同作用，而从知识成果的角度分析，专利引用更能体现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因此改用专利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并构建了从企业层面测度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框架，利用日本企业对美国的FDI数据，来研究美国与日本公司间由于国际资本流动而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计量结果表明美国的本土公司会对日本的投资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关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大量学者运用上述方法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且R&D密集部门溢出效应更为明显（Bernstein&Mohen，1998；Driffield&Love，2003；ZhaoW等，2010；VZChen等，2012）。
但也有少数研究结论与之相左，GwanghoonLee（2006）利用16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FDI、OFDI、中间商品进口以及非实体直接通道四个渠道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通过FDI和非实体直接通道的技术溢出效应显着，而OFDI和进口中间产品并不是有效的技术溢出渠道。Braconier等（2002）以及Bitzer&Kerekes（2008）的研究结论也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结论相左从技术因素上来说数据来源可能是一大因素，但没有考虑到溢出效应的滞后性也许是更为关键的原因；另外，选取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专利作为测度指标都有一定的局限性（Keller，2004），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证分析的结论。
（三）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由于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方面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出现分歧，相关文献得出的溢出效应较弱的结论与学者们的预期有出入，而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仍然维持稳步增长的趋势，且投资形式更趋于多元化，因此学者们试图分析技术因素以外的OFDI逆向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寻求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路径。
1.投资国企业的进入模式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跨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有多种方式，如“绿地投资”、跨国并购以及建立战略联盟，不同的投资方式影响企业融入当地研发网络的程度以及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Kogut&Chang（1991）在研究日本企业对美国的投资行为时发现，日本企业通常采用合资公司的方式来获取美国的技术能力。Yamawaki（1993）利用大量美国及欧洲子公司的数据，使用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日本企业通过并购方式进入美国和欧洲制造业的可能性。研究结果显示:当与美国和欧洲的竞争对手相比不具备技术竞争优势时，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当地企业进入市场，这表明对外投资企业有不同的进入模式，投海外分支机构的不同特征和形式会影响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Branstetter（2006）对日本在美投资的分支机构的特征进行研究之后发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会受到分支机构的类型的影响，日本在美国设立的研发类和产品开发类子公司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加明显，而“绿地投资”这种方式更容易使美国公司从日本公司获取技术外溢。
2.投资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投资国企业（包括投资国企业的本国母公司以及海外子公司）自身吸收外部知识要素的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意义重大，它主要涉及投资国企业的R&D投入以及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为了捕获外部技术知识要素，企业自身必须有一定的基础积累，即对自身的“吸收能力”进行投资（Camison&Fores，2010；LanePJ等，2006）。Cohen和Levinthall（1989）认为母公司的R&D投入会在两个方面促进技术溢出：首先，R&D投入提高母公司的技术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价值识别能力，使得母公司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获取具有高附加值的外部技术信息，在提高溢出效率的同时降低了获取技术溢出的时间成本；其次，R&D投入增强了母公司将新吸收的技术知识与企业自身积累的技术知识相融合的能力，企业加大R&D投入在提升自身技术研发能力的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整合现有的技术信息资源，加快新技术融入市场的速率，为巩固或抢占市场提供先机。Borensztein（1998）运用人力资本来衡量吸收能力，研究表明对外投资与人力资本存量结合起来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要远大于单纯的资本积累。但人力资本水平与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线性的，Xu（2000）认为人力资本水平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与技术领导国的人力资本差距较小的国家能够在技术获取型投资中获得逆向技术溢出，而技术更为落后的国家却难以获得相应的好处。
YangH等（2011）采用2003～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中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发现OFDI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人力资本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但现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却对本国的吸收能力没有显着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
3.技术差距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相比于用人力资本以及R&D投入衡量的绝对吸收能力而言，技术差距衡量的是投资国的相对吸收能力，它不仅影响着投资国能够学习模仿的空间，也会影响溢出效应的大小，即投资国能够整合吸收的东道国的技术要素多少。Wang&Blomstrm（1992）认为技术差距决定了技术落后国学习、模仿技术领先国的空间大小，技术差距越大，技术落后国获得的技术溢出越显着。
Glass&Saggi（1998）则认为技术差距过大时，技术落后方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变弱，溢出效应变小。随着研究的进展，学者们关于技术差距与技术溢出之间线性变化关系的认识逐渐受到挑战，Blomstrm&Sjholm（1999）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两者之间并不是单调变化的，非线性关系更具有解释力。这是由于技术差距过大时，技术接收国由于无法整合吸收技术领先国的技术要素，技术溢出受到限制；而技术差距较小时，双边国家可能出现技术趋同现象，技术溢出同样无法实现。尹建华，周鑫悦（2014）从技术差距的门槛效应这一视角出发建立“双门槛效应”模型，并运用2003~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技术差距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技术差距与逆向技术溢出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存在双门槛值，但仅高技术差距的地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明显。
（四）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研究
随着研究的进展，学者们的研究范畴逐渐从宏观理论深入到微观机理，在分析逆向技术溢出路径的基础上，研究东道国的技术要素通过何种方式外溢到投资企业的子公司并转移回母公司。
逆向技术溢出的首要阶段是技术要素从东道国向投资企业子公司的外溢。这一阶段，投资国企业通过向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海外分支机构可以从多个渠道获得逆向技术溢出：①嵌入东道国当地市场的供应链。海外投资机构不仅可以通过与水平方向的相同企业进行互动获得技术外溢，还可以通过购买和使用当地后向关联企业生产的高技术中间产品获得相关的技术信息，而合资企业使这种溢出效应更加明显（Javorcik，2004）。②海外分支机构可以共享当地的研发资源，比如高水平的科研人才以及研发设备；同时，通过招募当地高素质科研人才以及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获得隐性的技术知识转移，为企业的研发创新提供动力（Men，J，2005）。
由于股权制度和组织机构的原因，海外分支机构获得逆向技术溢出，并不能直接促进投资国母公司的技术进步，因此技术要素从海外分支机构到本国母公司的转移也是整个逆向技术溢出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阶段人才流动也是重要的技术转移方式。随着人才交流的加速，科学家以及企业家的回流成为国际知识转移的新渠道（Filatotchev等，2009）。Harhoff&Muller（2014）利用德国企业以及欧洲专利局的数据，考查了不同技术寻求活动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拥有美国当地发明者的德国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更加明显，这说明德国对美国的“人才流失”有利于德国企业从美国获得技术溢出。因此，母公司可以通过将研发人员分派到子公司或者将分支机构的研发人员转移到母公司的方式获得技术转移，频繁的直接的人员交流可以形成固定有效的信息编译程序，降低信息交流的成本。此外，购买分支机构研发的产品也是获得技术信息的渠道之一（Cheung&Lin，2004）。
虽然学者们在溢出机理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但为后续的研究分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根据逆向技术溢出路径来探讨其相应的溢出机理会使研究框架更为清晰，并形成一定的研究范式，因此本文根据已有研究尝试构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路径图，如图1所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包括以下几个过程:①表示投资国企业利用现有资源对东道国的技术聚集地进行直接投资；②表示投资国海外分支机构通过嵌入当地的技术网络获取东道国先进的技术和知识；③表示海外分支机构对东道国先进的技术知识进行整合、吸收之后，通过企业内部的传递网络转移到本国母公司；④表示在母国，通过产业内技术传导机制，技术知识从单个企业扩散到相同产业中去；⑤表示技术知识在相关产业之间的扩散，通过技术学习和竞争提升整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图1】
四、总结与展望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还不够完善，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和分析发现：
①相关研究文献还相对较少，还没有形成全面的理论框架，而且在实证研究中由于评价标准不一且现实数据有限，有些结论还存在一定的分歧；②现有研究只是从宏观上考查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但对不同投资方式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微观机理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③关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研究多数从投资国角度进行分析，缺乏对东道国以及溢出渠道层面的分析。④通过对外投资获得逆向技术溢出的企业会影响本国国内水平方向以及垂直方向的相关企业和产业的技术水平，从产业层面来考察技术溢出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证分析还较少。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根据不同的投资方式分析企业层面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微观机理
不同的投资方式影响企业嵌入当地技术研发网络的程度以及获得技术协同效应的方式，进而影响投资国企业子公司从东道国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此外，逆向技术溢出需要以一定的介质作为传输载体，不同的投资方式，由于股权形式和组织模式的不同，技术信息会通过不同的渠道进行扩散，逆向技术溢出的微观机理亦有其特殊的形式。因此，应该在区分跨国企业的投资方式的前提下，分析技术要素如何从东道国技术聚集区外溢到跨国企业的子公司以及技术要素在跨国企业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传递。
2．全面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
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涉及到投资母国、东道国以及溢出渠道三个方面，各个方面都直接影响技术要素能否溢出以及溢出效应的大小。
关于投资母国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已有学者从“吸收能力”方面进行了分析，但相关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仍需从宏观和微观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投资国企业子公司从东道国获得逆向技术溢出的主体既包括东道国本地企业，也包括投资于东道国的其他国家的跨国企业子公司，三方企业之间的战略关系以及竞争或者合作所带来的效益对比不仅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也会影响企业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因此，有必要对逆向技术溢出的主体应该进行更细致深入的分离讨论。另外，与投资母国类似，东道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市场特征以及产业集聚程度等都对逆向技术溢出的性质和大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伴随着投资方式的不同，溢出渠道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有必要根据海外分支机构的特征对影响因素进行分离讨论。
3．进一步研究单个企业获得技术溢出对相关企业、产业的技术能力的影响机制
企业之间的技术溢出以及产业之间的技术溢出都涉及供应链水平方向的溢出以及垂直方向的溢出，两种溢出方式的机制不尽相同，影响因素不一。因此有必要分析两种方向的技术溢出对提升相关企业以及产业技术进步的机理，并与全球价值链理论相结合，进一步探讨产业升级以及国家价值链的构建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