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流向海外的 FDI （ 外国直接投资） 在过去几十年里呈迅猛增长之势。早期的大部分投资流向了发展中国家，但最近几年中国投资者们瞄准了北美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尤其2009 年以来，中国在美国和欧洲的直接投资增长迅速。过去两年里，美国针对中国投资在政策上已经做出了重要的改善，尽管决策者们对此很有争议。分析认为，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不是政治上的限制，而是缺乏经验和拓展海外市场的能力。对于美国的商业来说，中国流入美国的投资的增长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使美国企业面临国内外更大的竞争，但同时也为美国提供了无价之宝---新的机遇，比如资产分拆出售、合作投资以及在中国的新商机。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崛起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从 2000 年开始逐渐繁荣起来。如图 1所示，2005 年以前的年平均海外投资是 30 亿美元，到 2006年就已经增长到 200 亿美元，2008 年则超过 500 亿美元。2010 年在全球 FDI 下降的浪潮中，中国流向海外的 FDI 仍然达到600 亿美元的水平，使中国在这一年成为世界第10 大 FDI 输出国。2012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到 5319. 4 亿美元.而 2013 年的中国对外投资达到 907. 1 亿美元。早期中国输出的 FDI 几乎全部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和一小部分资源富饶的发达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个时期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非常稀少。这一趋势在 2008 年得到了改善，中国在北美和欧洲的投资开始大幅度增长。2013 年中国对美国投资的增速达 125%.在美国，虽然来自中国的 FDI 仅占流入美国全部 FDI 很小的一部分，但是美国人明显感觉到了它上升的趋势。中国在美国 50 个州中至少 37 个州创建了企业，投资领域十分广泛。如图 2 所示，2008 年以前中国在美每年投资不超过 10 亿美元，而 2009 年和 2010 年分别跃升至 20 亿美元和 58 亿美元。由于 2011 年下半年投资的减少，使全年的投资降至 45 亿美元，但 2012 年的投资重新呈现上升趋势，达到前所未有的65 亿美元。【图1-2】
2013 年中国对美国投资倍增至 140 亿美元，这些投资项目共雇用了 7 万名全职员工，促进了美国的就业。其中，中国的私营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占了主导地位，占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的 70% 以上.吸引中国投资最有吸引力的领域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先进制造业流程等能够为中国公司带来价值链升级的行业，以及能够给投资者保值并且带来稳定回报的财产性投资，比如公用事业、房地产和酒店业。
2012 年达成的交易反映了在美投资的上述各种动机，大规模投资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 中石化投资 25 亿美元购买戴文能源公司的股份） ,高科技制造业 （ 万向公司 4. 2 亿美元购买巨点能源的股份） ,和娱乐业 （ 大连万达 26 亿美元收购 AMC） .2013 年中资纺织企业浙江科尔集团在南卡罗来纳州投资 2. 18亿美元开设第一家海外工厂，这标志着中国密集型劳动产业开始走向发达国家。中国已经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一跃而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12 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 4835 亿欧元，是十年前的 5. 6 倍。2013 年前 11 个月的数据显示，中欧双边贸易总额达 5060 亿美元。除了出口的增长，欧洲企业也在中国实现了投资的扩张。截止 2012 年年底，欧洲公司在中国的FDI 累计达到 1200 亿欧元。在过去，从中国流向欧洲的 FDI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然而近些年来，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增长迅速，并且因而把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一方面，中国增加了欧洲有价证券的持有，包括欧洲上市公司的小额股份和欧洲政府发行的国家债务。组合证券投资为中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迫使中国不得不重新把这些钱投资到海外，其去向则主要集中在政府债务和低风险股票。另一方面，从中国流向欧盟的 FDI 出现了明显的增加。在 2004年到 2008 年之间，每年中国流向欧盟的 FDI 少于 10 亿欧元，而2009 年这一年则达到19 亿欧元，2010 年达到了27 亿欧元。
2011 年、2012 年和 2013 年的投资额分别为 76 亿欧元、78 亿欧元和 68 亿欧元,主要方向为大规模收购公用事业 （ 葡萄牙能源公司） ,消费性产品 （ 维他麦食品公司） ,工业机械（ 普茨迈斯特） 和基础设施 （ 希思罗机场） .中国在欧盟的投资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迅速转变，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把海外扩张作为它们新的增长点。在欧洲的投资有助于这些企业开拓新市场，升级价值链，提高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获得在严格监管下生存的经验。长远看，进行中的结构调整会促使中国持续增加在海外的投资。2020年中国的海外投资预计将达到 7500 亿欧元 ~ 1. 5 万亿欧元，而其中的大部分将流向发达国家。【图3】
二、中国海外投资崛起的驱动力分析
中国在发达经济体投资的迅猛增长来源于中国公司所面临的商业环境变化。在过去，国内经济快速增长的诱惑力掩盖了海外投资的光彩，因此那段时期的海外 FDI 主要集中用于保证自然资源的需求和满足服务于外贸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动机现在已经开始减弱，中国的增长模式已经转向并且推动国内企业升级科技，追逐外资企业拥有的更高水平的价值链，获得适合全球竞争的管理技巧和高素质员工。宏观经济调整 （ 比如人民币升值） 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海外投资使国内企业绕开了贸易壁垒，而且发达经济体所提供的生产设备、规范的监管环境和高素质劳动力都是中国的跨国企业所迫切需要的。鉴于这种变化的客观条件，从中国流向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在未来几年仍然会继续增加。分析家认为，发达经济体将在中国的环球投资中获得 100 亿美元 ~200 亿美元的份额。
有关直接投资的微观经济学研究描述了为数众多的为什么这些公司 “走出去”的原因。当然，这些投资海外的企业是为了赚钱，但问题是，对它们来说，难道在国内赚钱不是更容易吗？ 学术界对外流 FDI 的解释集中于4 个动机： 保护自然资源，开拓新市场，购买战略性资产，以及提高跨越国界的运营效率。
所有这些动机都适用于近年来 “走出去”的中国公司，而且这些动机在将来还会进一步加强。总体上看，中国企业 “走出去”主要有以下几大驱动力：资源寻求型投资： 这是由国有企业主导的中国最早的海外投资里程碑，直到今天，它仍然占据中国海外投资总量的很大份额。快速的城市化和重工业生产能力的扩张终结了中国经济沿袭多年的自给自足。石油、铁矿石、铜和其他主要日用商品都需要进口。中国公司如今在全球购买此类公司的股份以分散供应风险，提高国际商务谈判中关于价格的话语权，并且在高利润的海外高层次生意中站稳脚跟。
市场寻求型投资： 这方面的驱动力在今天仍然处于低水平状态，因为成功的中国公司更容易在国内市场上实现销售的扩张，并且在把国内生产的产品销往海外。直到最近，中国的产销模式仍然十分落后。一线城市以外的其它地区，大量潜在客户根本没有受到重视，因此中国企业在国内就有广阔的市场机遇来扩张其分销网络。然而，中国企业不能永远依靠这种模式来实现增长。随着出口的激增和加入 WTO 以后，中国企业在其传统的出口市场上不得不面临不断上升的贸易壁垒和来自其它低成本国家制造商的竞争。出口受阻的解决办法之一是加大海外投资力度，让更多的出口企业 “走出去”,在外国当地生产和销售，绕开贸易壁垒。
战略财产寻求型投资： 追求全球化经营的中国企业急需赶超成熟的跨国公司，而购买品牌、科技和其它资产有助于这些中国企业被国际市场所接受，提升它们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
效率寻求型投资： 这种投资目的在于提高全球化运营水平。中国大陆企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的投资有助于它们优化用于国际化运营的法律和金融结构。当企业能够利用生产成本低的优势来出口的时候，中国企业并不热衷于以海外投资来优化国内生产基地，但是在近几年工资每年上升 10%~ 25% 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必须考虑用国际化运营水平来应对国际竞争。
贸易平衡型投资： 中国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巨额贸易顺差的产生，并且由此引发了与西方国家的一系列摩擦和问题。处于贸易平衡调整阶段的中国经济激励投资者们更倾向于在海外扩张。贸易平衡调整的重点是提高家庭收入和国内消费。未来制造业的增长将由增值服务和科技升级来推动，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单纯地靠扩大生产规模。随着逐渐告别了落后的产业政策，资本成本、劳动力价格、原材料和公用事业价格、汇率和税收制度都在不断变化。由此产生的竞争压力激励着企业家们寻求更大的国际化战略。
汇率相关型投资： 巨额贸易顺差的另一个特点是，近年来人民币汇率一直受到上涨的压力，而且这种趋势已经渐渐明朗，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过去几年里灵活了很多，尽管并没有达到让西方人满意的预期。人民币升值将会有助于中国企业以更便宜的价格收购外国企业。而假如人民币不升值的话，那么很显然，西方国家会继续抬高贸易壁垒的门槛。如此一来，同样也会激励中国的出口企业直接到西方投资，正如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在美国的投资那样。因此，未来几年里，无论人民币升值与否、幅度有多大，中国企业 “走出去”都势在必行。
三、中国自身问题仍然是海外投资最大的障碍
中国企业投资美国最关键性的阻碍不是美国政策的敌对，而是缺乏在复杂的海外市场投资的能力和经验。过去，大多数中国企业专注于建立自己在国内市场的地位，或者通过出口来服务于海外市场。这种内向型经济使企业对于走向海外的挑战严重准备不足。而且这种挑战对于新的一代投资者（ 大多数在生产和服务领域） 来说将更加严峻，因为他们今天仍然在学习初期，海外投资经验远远落后于那些在海外经营十几年的中国大型石油公司。
中国在美国和欧洲投资的业绩记录暴露了这一弱点。很多中国公司试图投机性地收购西方企业，但是却没有细致的规划或者清晰的战略。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这些中国公司将不得不管理两条战线上的政治风险，但他们在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的前提下，就已经开始海外投资了。除了应对东道国国家安全审查之外，中国企业的运行还必须符合国内政策的规定。虽然中国在过去几年里逐渐放宽了资本管制，这些企业仍然要通过一个耗时费力的申请流程来完成海外投资。这些流程中往往有众多监管机构和政府官员，他们各种不同的喜好和不同的态度通常会延迟交易或者削弱中国公司赴海外投标的机会。中国的监管机构和产业政策制定者们有的时候甚至会强行干预，迫使中国企业放弃海外并购。
还有一些其它的国内因素也增加了海外投资的难度。国内金融系统对国有企业和有形资产投资的偏爱使广大希望“走出去”的中国中小企业在开发海外项目融资的路上步履维艰。更加重要的是，国内监管薄弱的环境使中国企业在欧美监管严格的市场上缺乏生存能力。对于打算进入欧美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阻力，同时，它也使中国企业在竞争者和利益集团的攻击下显得异常脆弱。要 “走出去”,中国急需通过一系列改革来提升公司的学习能力，比如加强公司治理的规范等等。
虽然中国和欧美国家没有明确的双边投资协定，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在国际法律保护和税务优化方面并没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些企业可以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向欧美国家投资，而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多年的跟欧美国家之间的投资和税务协定。然而，这些中国企业在欧美国家普遍地遭遇了监管和商业文化的挑战。直到前不久，贸易仍然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唯一方式，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家们严重缺少海外运营经验。中国和 OECD （ 经合组织） 经济体之间在监管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在欧美国家进行企业运作要求中国企业家们跨越文化鸿沟、掌握必要的市场知识、遵守复杂的监管标准、管理欧美当地员工、与工会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谈判 （ 这个问题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满足更高的质量和安全标准、执行不同的税收和会计规则、制定合适的沟通和公共关系策略。在这些能力的培养方面，今天广大寻求海外发展的中国企业还处于蹒跚学步的婴儿期。
四、中国海外投资的崛起对西方国家投资政策运作的溢出效应
中国海外投资的增长显然有刺激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就业和创新的潜力。多年前处于发展阶段的日本经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日本公司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而且刚开始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就引发了一片质疑之声。而在过去的 30 年当中日本公司为美国经济增长和财富累积作出了显着的贡献。今天，日本企业雇佣了 70 万美国员工，每年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总额达到 500 亿美元。日本企业在美企业为美国作出了600 亿美元的出口，并且在美国的各种研究开发活动中每年投入 50 亿美元。然而，美国决策者们担心中国不一定能够重复日本在美国投资的成功故事，所以他们致力于采用相关政策，引导中国投资，以使美国最大限度地受益。
首先，华盛顿的政客们被中国在美投资的巨大兴趣弄得措手不及。中海油于 2005 年申请收购加州联合石油公司优尼科，后来由于美国当局带有敌意的反应，优尼科放弃中海油而与雪佛龙公司合并，这件事显然给中国企业和官员对美国的投资环境留下了负面印象。美国的决策者们担心这笔交易会让中国企业控制美国的部分石油资源从而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惨败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中美投资关系，但是在过去的两年里，美国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都作出了改进。分析认为，这些努力有助于中国投资者对于美国市场的开放和平等重拾信心。
尽管全球金融海啸引起了经济下滑，奥巴马政府仍然坚定地反对把国家安全检查作为保护主义的工具，并且政府官员们也反复重申美国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负责审查投资对国家安全影响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调查后宣布中国绝大多数的投资申请都无害于美国国家安全，包括很多在敏感行业的并购，例如发电、天然气开发和航空领域。同时，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正在为中国投资的合法性问题争论不休，比如，如何应对中国在电信网络等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以及如何应对中国国有企业投资对于竞争和市场的干扰 （ 考虑到这些国有企业往往具有另类的成本结构，比如过多地得到中国地方政府补贴） .
过去的几年里，奥巴马政府也加大了联邦政府的努力，吸引外国投资者到美国投资。2011 年，美国政府为了加强国家对于投资的努力，提出了 “选择美国”这一提案来帮助外国投资者。很多州的政策发生转向，开始投入吸引中国投资者的努力，开设相关的办公室，为中国投资者提供有效的渠道。这些努力将有助于中国投资者战胜很多他们之前在美国投资时所经历的困难。
尽管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投资持友好欢迎的态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国家政治在审批外来投资项目上有更大的决定权，尤其是国会的影响。国会赋予了议员们否决外国投资的权利，尽管这项投资没有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这种把投资政治化的倾向起源于美国人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严重威胁审批筛选中国在美 FDI 的公正性。美国具有富裕的消费群、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完善的监管环境和领先世界的技术，这些都非常吸引中国投资者们，但是中国投资者们常常对美国政治和政策的差别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愤怒。来自华盛顿的信号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不全是来自于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一方面，美国政府欢迎中国投资； 另一方面，美国国会把投资政治化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投资在美国不受欢迎。
1993 年欧盟国家就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其中第 63条规定： 所有欧盟成员国之间以及欧盟成员国和第三国之间的资本流动的限制都是被禁止的。这样的法律体制仅仅允许对跨境投资很少量的、非常细化的限制，比如涉及到税收差别、根据当地国家法律限定财产所有权、公共安全和国际收支平衡调整的跨境投资。这样的规定使欧洲国家原则上对外国输入的投资持开放态度。但是，与在美国的投资一样，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并非一帆风顺，经常受到国家安全名义下的审查和拒绝。比如，2010 年中国电缆制造商鑫茂竞购荷兰光纤电缆生产商特雷卡一事使工业事务专员塔亚尼呼吁欧盟范围内的外国投资审查，以保护欧洲的知识和技术免受中国投资者的侵害。而欧洲议会对此的回应是建议创立一个欧洲机构来对于外国战略性投资进行审查。与美国很相似的是，针对中国投资的诸如此类的审查和拒绝收购的决定还有很多。
这些中国投资引发的连锁反应表明欧洲决策者们对中国投资的担忧，并且促使他们考虑扩大现有的投资审查力度，在现有审查指标里加入外国投资是否威胁到欧洲的 “经济安全”这一指标。与美国不同的是，整个欧洲没有统一的有关外国投资威胁国家安全的定义。所以欧盟各国按照本国的标准在各自的国家层面对此进行操作，这样一来，中国投资者并购欧洲企业在不同的欧盟成员国就有可能碰到不同的待遇。
近年来，为了吸引中国的投资，欧盟成员国的政府调整了推广投资的力度，试图以此来满足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时产生的需求。欧盟成员国纷纷认识到，中国在欧洲投资的增加主要是受商业动机驱使，而不是政府战略。欧洲已经有分析家提出，最好的吸引中国可持续的长期投资的办法是使欧洲的经济竞争力重回正轨。投资者是因为看好欧洲有竞争力的经济和商业前景，然而中国投资者是在欧洲陷入经济结构性危机的拐点上来到欧洲的。统计数据表明，经济基础薄弱的欧盟国家在吸引中国大额投资方面做得乏善可陈，而在经济危机中独善其身的国家却在吸引中国长期投资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比如德国和瑞典。在吸引中国投资方面，欧盟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将集中于建立健康的经济体系、保持政治稳定和一个对未来清晰的预期。
五、结论
虽然今天中国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占这些国家吸引外资总量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其发展势头已经引起了这些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这个时期的特定因素使大量企业 “走出去”的需求激增。但是，在国内办得风生水起的企业由于缺乏国际操作经验，在 “走出去”的路上步履维艰。一方面，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最大障碍仍然在自身，它们还需要一个学习和调整的过程； 而另一方面，也不排除西方政客们受民族主义和头脑中残余的冷战思维影响，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抱有担忧甚至排斥的态度。中国为了自身发展需要在欧美国家投资，而欧美国家的发展也需要吸纳更多的中国投资。虽然双方还会有贸易和投资上的摩擦，但是这一趋势已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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