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词论与词话关于“雅词和俗词”的探讨
宋代的大量词论和词话通过讨论个体词人的词作，反应出作者关于“雅”、“俗”的标准。从词论和词话本身，我们可以看出词人的价值取向以及关于“雅”、“俗”的探讨。
苏轼对于柳永的词作态度，能够较清晰的反映出自己的追求。苏轼一方面欣赏柳永的雅词“不减唐人高处”,同时，又基本上否定其俚俗的民间词，告诫秦观不要“学柳七作词”（ 《高斋诗话》） .苏轼的“以诗为词”词学观具有丰富的内涵。同时，能够体现出苏轼在提高词的地位，加进词的雅化的过程。苏轼认为词以上接古诗为高格： 《与陈季常》第十三简（ 黄州） “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苏轼认为词应该像诗一样，有音乐感，讲求协律，注重文字的构造与意境的描述。苏轼的词论思想，也就是表现了他的词学追求。
李清照的《词论》是最早较为系统地表明对于词体特点的认识，并且评论了一些词人的词作，提出了词“别是一家”.李清照认为： “乐府、声诗并着”,即合乐的歌词与入乐的诗篇都是词体发展的源头。其后因“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词坛每况愈下，“斯文道息”.她所推崇的南唐君臣，其所长者在“尚文雅”.
李清照批评柳永“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苏轼“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又晏苦无铺叙； 贺少典重； 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 黄尚故实，而多疵病。”可以看出李清照的词学追求： 主张既要铺叙，又要典重； 即主情致，又尚故实。这样的标准很高，对于个人来说也比较难。但是，我们从其中也可看出李清照认为的好词： 典雅，注重音律。李清照是一个读过书的封建知识女性，她有对于美的追求，《词论》对于词人的评论能够有独特的见解，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对于宋词“雅”的诠释。
王灼的《碧鸡漫志》中卷一讨论词乐曾说“或问雅正所分。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他的词学思想把音乐引进探讨的范围，并强调论词也主雅正，以为雅正的词作才有“气”,有“力”,或有“筋骨”,才显得“意深思远”,才可能“指出向上一路”而产生社会效果。“苏在庭、石耆翁，入东坡之门矣，短气锔步，不能进也”; “谢无逸字字求工，不敢辄下一语，如刻削草人，都无筋骨，要是力不足”; “吾友黄载万歌词号《乐府广变风》，学富才瞻，意深思远，直与唐明辈相角逐，又辅以高明之韵，未易求也。”另外，王灼高度赞成苏轼的“以诗为词”的创作理念，可看出他坚守的仍然是儒家的诗论的“雅正”标准。
张炎在《词源》下卷探讨词法，率先提出了“雅正”的含义。首先，他认为雅词言情要含蓄，需要借景抒情，“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雅正之音”,才能够做到意和韵完美结合。他批评了周邦彦的词如“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等太直白有伤雅化的词作，但他推崇姜夔： “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意…白石词如[疏影]、[暗香]…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跃”.他认为： 雅词必须按谱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是否符合音乐谱的内在要求，是雅词区别于俗词的首要标志。一般的俗人是不懂音律，没有歌者试唱，所填之词，自然很难“协音”; 不协音谱，当然就不是雅正之词。可以看出，张炎也是对于传统诗教的继承，也是在推进词的雅化。另外，张炎认为雅词应当讲求词章。
在“词人方始作词”时，强求协音，似乎有难度，那么“音律所当参究，词章先宜精思”.在《词源》中写有《句法》、《字面》、《虚字》、《用事》等章节，也就是介绍在作词过程中的方法与技巧。张炎对词章的重视，也是在发展词的雅化。张炎词学“雅正”的思想，促进了词的发展，给后世的词学理论与作词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沈义父的《乐府指迷》是一部以“雅”论词的专着，提出了“下字欲其雅”的观点。这里的“下字”寓意丰富，涵盖了形式或者字面，还有风格和内容的“雅”都应该在字面上表现出来。对于初学者来说，下字而雅，无疑是一种进步。《乐府指迷》二十八则，有四则批及“俗”,[9]也多次谈到“雅淡”、“雅正”、“古雅”.可以看出，南宋时期词人们已经很重视词的内涵与外在，并且不断的深化与发展。
纵观宋代的词论词话，词的发展是一个雅化的过程，词的创作要求以“雅”为标准。从词文本本身到词的内涵，词人们不断深化与发展，不仅是要求提高自身文学造诣的修养，而且与个体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诉求紧紧联系。
三、宋代人品与词品的关系探析
人品与词品的问题，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人品与文品的关系，是作者的人格、情操、思想、品行与其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之间的关系。
古人认为，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创作主体对文学创作起决定作用，故通过阅读品评文学作品即可窥见作者的人格性情、气节操行[10].宋代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北宋歌舞升平，南宋偏安一隅。不同时代的文人素养也是各不相同，所以关于宋代人品与词品的问题，也是值得剖析的。
（ 一） 关于宋代人品与词品的论述
人有人品，词有词品。清代谢章铤在《赌其山庄词话》卷九提到“读苏辛词，知词中有人，词中有品，不敢妄自菲薄”,他把词品与词人的人品联系起来。如果要追求品质与格调的精神实质，当是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有机结合而显示出来的精神境界，也可以说，品格就是词人的人格在词作中的艺术再现。
人品的高低影响着词品的发展与传播，所以说词品的“雅”、“俗”与人品的高低有着密切的关系。宋人的词品指的是宋词的“雅”、“俗”,词的“雅”、“俗”基本上可以把词的好坏区分开来。在封建制度高度发达的宋代王朝，深严的等级制度根深蒂固。宋词，作为一个音乐与文学的新样式，有着其独特的创造基础。
不懂音律与词谱，很难填出上等的词作。当然，生活在文学修养高度提高的宋代，学识的渊博与浅显和出身的高低也直接影响着士大夫们对于词作的接受，进而也影响着词人的价值。宋代高度发达的经济，士大夫们丰厚的收入，无形中促进了他们对于“雅”的追求。
南宋的陈氏的《燕喜词序》中客观描述了对于词品的高低的评价： “造意正平，措词典雅，格清而不俗，音乐而不淫，斯为上矣。高人胜士，寓意风花酒月，以写夷旷之怀，又其次也。若夫宕荡于检绳之外，巧为淫亵之语，以悦俚耳，君子无取焉。”上等好的词作应该还是内容雅正，用词典雅，追求的仍然是内容和风格的雅。中等的作品需要“高人胜士”,这就充分说明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作者品格的高低，间接影响着作品的内容的优劣。下等的词作就是内容低俗，语言媚俗。不难看出，宋人还是追求雅的、美好的词作。柳永在宋代形成了“凡有井水处，既能歌柳永词”（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 的巨大影响，而柳永长期与歌妓交往，并且词作大多数与歌妓事件有关，这对于他的仕途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并且当时很多人都鄙视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引《艺苑雌黄》： “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柳永的名声在外，词作好，而交友不慎，不符合当时士大夫的精神要求与封建儒家思想的道德规范。他富有才气，而无士行。王灼曾评论他“柳耆卿《乐章集》，世多爱赏该洽，序事闲暇，有首有尾 ,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唯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他很公正得评价了柳永，把柳永的词才与人品都做了大致的介绍。
北宋的繁华，统治者对于文人的高度重视和士大夫的优厚待遇，滋养了“雅”、“俗”趣味的产生。勾栏瓦肆的出现，促进了宋人的活动。歌楼酒馆的大量出现，教坊的人数众多，宋人在悠闲的社会环境中就有了词性大发的念头。晏殊、欧阳修等社会上层人士虽然表面上反对柳永的俗词，但是私下仍然喜欢唱作。根据《北宋词史》书中统计，在现存的近二百四十余首欧阳修词作中，俚俗词约有七十多首，占三分之一。
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上层的士大夫矛盾的创作心态，对于俗词一直打压，同时，自己还偷偷填写，可以看出俗词的巨大魅力。一首首雅与俗的词作，其中涵盖了词人的个人修养与文学造诣。在当时的宋朝，宋人重视人品与词品同样的地位，但是，我们应该辩证的去看词作上的成就与个人的品行。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人品与词品存在不对等的关系，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
（ 二） 北宋词人词作与南宋词人词评略
北宋与南宋时代背景不同，文人涵养的高低不同，词人关注的对象不同，这就造就了词人作品的内容多样化、词人作品的粗糙与精致程度不同。北宋文人享受着太平盛世带来的美好生活，官僚文人可以利用优厚的物质生活提高自身修养。朝廷重视文化教育，文人们都喜欢成“掉书袋”.北宋整个社会不仅以重视学问，而且对音乐很痴狂。词人们歌颂当下社会，出现很多与歌妓美好的爱情故事，文人们的闲情逸趣与风流韵事比比皆是。
南宋偏安一隅，文人多的是对命运的担忧与对国家的失望，还有一些血气方刚力战派，他们的词作关注大时代背景下国家的存亡，少了一些儿女情长。从具体作品上来看，文字的雕琢与意境的描绘不如北宋的细致精巧。北宋主题是婉约基调，女性描写与友人唱和之作较多，而南宋主题是豪放的风格，现实派的士大夫词较多。在宋代那个封建礼制浓郁的社会里，统治者利用丰厚的物质待遇换取文人的心，用封建儒家诗教羁绊文人的行为。当然，有时代的叛逆者柳永，他不顾别人的眼光，纵情创作自己风格的词作。从时代特征来看，宋人把词作所反映的内容与思想去评价一个人的品格，带有片面的眼界。出现了词品好人品差，人品好词品不好的现象，也是有可能的，原因在于当时宋人对于词的地位认识不足。
结语
宋代是词发展到高峰的阶段，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也有才能不同的词人。时代的特征与文人自身的修养，是形成不同的审美情趣的关键。关于词品与人品，处于官僚文人阶层仍然坚守着儒家诗教的观点去评判。词品与人品的不对等主要原因在于词体影响和词人的词学修养这两方面，一者文人不愿用词来抒发个人情志，二者文人写词，但本身词学修养不足以灵活地运用词来抒发自身情感[13],所以我们去评价人品与词品的关系要考虑全面。宋代出现了一些流派与词论，也说明了词品与人品的评价问题在宋代是极其重视的。当然，在考虑作品的好坏与词人优劣时，我们应该全面多角度的综合审视。探究宋人词作的审美情趣需要综合很多方面，而人品与词品的关系研究证实对于其积极深入的分析，对于研究宋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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