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是明成化、弘治朝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一生政绩显赫，着作等身，其《大学衍义补》闻名海内，世人赞誉颇多，被称为明代“中兴贤辅”、“理学名臣”和“有明一代文臣之宗”,今人也誉之为海南四大才子之一。他对推动明中期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历史人物。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丘濬研究出现热潮，经济、政治、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丰厚，唯文学领域对之关注较少。其实，丘濬雅俗文学皆擅，作品众多，又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主政科考，延揽新人，对当时文坛影响较大，四库馆臣评丘文： “然记诵淹洽，冠绝一时。故其文章尔雅，终胜于游谈无根。在有明一代，亦不得不置诸作者之列焉。”[1]
黄佐评其文学成就： “其经筵之启沃圣心，国史之阐扬谟烈，奏议章表之论思献纳，经纶匡济，可谓丽正之臣矣。诗赋颂箴记序论说志铭之作，则出其余绪者也。至于柄文衡造多士，词章骋浮靡者必斥，虚寂立门户者必辩，一时士风翕然顿变，公之有功文教也大矣。”[2]
丘濬算得上成化、弘治朝文学大家，全面梳理、科学评价丘濬的文学成就，有助于拓宽现有研究视野，弥补缺憾。
一、丘濬的文学思想
丘濬一生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天顺、景泰、成化、弘治八朝，而人生成就主要集中于后三朝。景泰五年进士及第后，他长期供职翰林院，成化十三年，升任国子祭酒，二十三年升礼部尚书，弘治四年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制诰，典机务，开明代以尚书入阁者先河，七年，升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生活的阶段正是百年台阁体盛行的时期，其本人也是馆阁重臣，因此文学思想没有跳出台阁体樊篱。但作为台阁体后期大家，针对“正统、成化以后，台阁之体渐成啴缓之音”之失，他提出一些救拯之道，其文学思想也有一定价值。丘濬没有专门的诗文理论着作，其文论散见于一些诗文杂着之中，门人蒋冕曾将其相关言论集编成《琼台诗话》二卷，可惜今已失传，我们只能再从诸着作中零星加以梳理、考察。像其他台阁体作家一样，政教文学观是丘濬文学思想的核心，具体表现在不同方面。
一是强调文学的载道致用功能。丘濬是成弘间积极倡导明体达用的大儒，一生以经国济世为己任，有“中兴贤辅”之称，其思想上求真务实的意识浓厚，因此论文强调载道致用功能。他认为“则是《诗》之为用，可以达政事、备问对、资言谈可见也”[3]卷七十四,在历代诗歌评价中，对《诗经》的《国风》评价最高，认为“《诗》有三经，首之以《风》。所谓风者，民俗歌谣之诗。诵之者则一方民情之好恶、风俗之美恶，得以考见”[4].并批判“非若后世骚人墨客流连光景之作，顾于民情风俗有关于天理民彝、可以为世教助者，漠如也”[4].由此可见他秉承传统儒家政教诗学观，重视诗歌的世教功能。他赞赏当朝钟太守诗歌： “以其益得推诗之用以见之为治，使民晓然知诗在天地间果非无益之空言，是则可喜耳。……广诗之用，以导化邦人，感发其善心，宣导其湮郁，以厚人伦，以美教化，使太平之民，翕然太和。”[5]
强调诗歌的“厚人伦”、“美教化”,以达民风淳朴、天下太平之效。丘濬反对华而不实的无用之文： “世之作文者，类喜煅炼为奇，不究孔子词达之旨； 或剽窃以为功，不识周子文以载道之说。虽有言，无补于世。无补于世，纵工奚益？”[6]在其诗文实际创作中，也较好贯彻明经致用的指导思想，程敏政云： “公每谓作文必主于经，为学必见于用，考古必证于今。”[7]
可见载道致用是丘濬文学思想的基本点。
二是倡导平易正大文风。作为台阁体文学后期的主将，丘濬提倡平和正大的尚质主义文风。成化五年，丘濬被委任为京试的读卷官，成化十三年，丘濬任国子祭酒，直到成化二十三年，他利用主考或考官身份完善科考制度，整顿科考文风，他上书《会试策问》对当世流行的奇崛险怪文风进行激烈抨击： “我朝崇儒重道，太祖高皇帝大明儒学，教人取士，一惟经术是用。太宗文皇帝又取圣经贤传，订正归一，使天下学者说诵而持守之，不惑于异端驳杂之说，道德可谓一矣。然至于今，风俗犹有未尽同者，何也？ 囊时文章之士固多浑厚和平之作，近或厌其浅易而肆为艰深奇怪之辞，韩、欧之文，果若是乎？ 议政之臣固多救时济世之策，近或厌其循常而过为闳阔矫激之论，陆、范之见，果若是乎？ 至若讲学明道，学者分内事也，近或大言阔视，以求独异于一世之人，程朱之学，果若是乎？ 伊欲操觚染翰者，主于明理而不专于聘辞； 封章投匦者，志于匡时而不在于立名； 讲学明道者，有此实功而不立此门户，不厌常而喜新。各矫偏而归正，必使风俗同而道德一，以复古昔之盛，果若何而可？”[8]
他将当世学人分成文章之士、议政官员、理道之人三类，认为三者文风各自存在“艰深奇怪”、“闳阔矫激”和“大言阔视”的弊端，丧失了洪武、永乐朝的浑厚和平之风，其根源在于经学整理和教育的不足，要求重倡经术，才能“各矫偏而归正，必使风俗同而道德一”,这也是他后来作《大学衍义补》的主因。针对当时经生盛行的文胜于质的奇崛险怪文风，他主张效仿“孔子因时人文质之偏而欲救其弊。
盖欲损文之过于质者，以就文质之中也”[3]卷三十七之法，意欲通过文质关系的重新调整，重振台阁体尚质文风，他特别推赏司马光的简易质实文风： “以文论人若司马文正公，文名虽不及欧苏，然心术正、伦纪厚、持守严、践履实，积中发外，词气和平，非徒言之为尚也。”[9]
倡导恢复平易正大的台阁文风与其作为台阁重臣的身份吻合，足见他是成弘间台阁体文学的重要作家。三是论文主“理”、“气”.作为理学名家，丘濬散文创作理论与前贤大致相同，强调“理”与“气”的结合： “词章以达意，训诂以解经，儒者固不能外此以为学。但肆意于枝叶之文，而不根乎义理，局至于言语之末而不求夫道理，则不可也。”[3]卷七十二认为义理是文章之根，修辞为文章之末，写好文章关键在于“养气”、“明理”: “是故人有所养，而学无异习。其气既充，其理既明，故发为文辞，足以达志意，畅情性，纪事功，而留于天地间以为不朽之传。”[10]
这与大多古文家的见解相同，并无多大新奇之处。
四是论诗主“天趣”,认为“学力”不及之，“后世举业兴而诗道大废”.在诗歌创作论方面，丘濬认为诗道贵在自然天成，来之学力不如得之天趣：“三代以前无诗人，夫人能诗也，太师随所至，采诗以观民风，而系国以别之，方是时，上自王公后妃，下至匹夫匹妇率意出口皆协音调，可诵可歌，自夫子删三千篇以为三百五篇后，诗始不系于国而系于人，夫人不皆能诗也，诗道于是乎始晦，自时厥后，诗不出乎天趣之自然，而由乎学力之所至，有一人焉，本学力而积久习熟，以几于化诗非不工也，然比之得天趣之自然者，则有间矣。”[11]
在他眼里，《诗经》得之天成，故成就最高，后世诗歌学力渐增，诗道却日降。他还认为举业对诗歌的发展也为害巨大： “呜呼，秦汉以来之诗变至于唐，极矣，唐一代以诗取士宜乎，名世者为多，然而着名者仅二人焉，而不出自科目，宋人取士初亦沿唐制，其后专用经义，诗道几绝，间有作者非但无三代风，视唐人亦远矣，国初诗人生胜国乱离时，无仕进路，一意寄情于诗，多有可观者，如吴中高杨张徐四君子盖庶几古作者也，其后举业兴而诗道大废，作者皆不得已而应人之求，不独少天趣，而学力亦不逮矣。”[11]
指出宋诗和明洪武后诗道大废的原因在于“举业兴”,诗家所作多为应世之文，缺少天趣，学力也随之下降。丘濬标举《诗经》，但认为它得之天趣，不可力学，因此在实际创作中，他主要诗学唐、宋、元作家，尤其推崇李白、杜甫和苏轼诗歌，对三人诗作都有和作，还作《拟杜诗壮游篇》二十六首。
二、丘濬的文学创作成就
作为成弘间重要学者和台阁大臣，丘濬将其政教文学观念付诸于创作实践，取得了较高创作成就。《琼台吟稿》收其诗 705 首，《琼台诗文会稿》收其诗词约 900 首、散文380 多篇，明清学者还认为着名南曲戏文《五伦全备记》和言情小说《钟情丽集》都出自丘濬之手，他对推进当时台阁文发展和通俗文学创作起到很大作用，堪称成弘间的文学大家。
总体上看，丘濬的诗词成就超过散文，算是当时诗坛名家。丘濬很小就从事诗歌创作，钱谦益称他“少孤，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平生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亦多缘手散去。今所存《琼台集》，尚千余首”[12].其喜好作诗的程度非同一般，一生写了大量诗歌，词则仅近二十阙。从现存诗歌来看，其诗众体皆备，尤以古乐府和七律诗见长，质量较高，李东阳赞他： “公之学于诗，固有所不屑专，而实专门者所不逮，彼肤见謭识，管窥蠡测，岂复能尽其妙哉。”[13]
但内容上多限于台阁体传统题材，主要有题画诗、送别诗、挽诗、感怀诗、悼亡诗、闺情诗、山水田园诗，后三者较前代台阁体有所突破。抒情性最重的悼亡诗中有十多篇叙述对亡妻的无限怀念之情，感情深挚，催人泪下，《悼亡十首》其十云： “皇天亦何高，后土亦何深，冥鸿失其偶，飞飞吐哀音，茫茫宇宙间，辽邈畴能寻，此生甘且休，不尽古今心，哀伤谅无益，暂醉聊自吟。”《悼亡三首》其三云： “刀尺存余泽，衣箱閟故封，情知是死别，犹兾或生逢，憔悴非因病，悲伤不为容，九原今已矣，何处觅仙踪。”还有《梦亡妻》也表达了夫妻间阴阳相隔却相思不尽的无限深情。
丘濬还创作了不少描述女子相思哀怨情怀的闺情诗。如《拟古四首》、《捣衣曲》、《征妇》、《闻茑》、《拟唐宫词》、《春闺怨》（ 少作二首） 、《闺怨》等，其中的闺怨诗多模拟古乐府题材，如《公莫舞》、《花游和杨廉夫韵》、《采莲曲》、《短歌行》、《将进酒》、《对酒行》、《捣衣曲》、《绿珠行》、《桃源行》、《湘江曲》、《自君之出矣》、《登高丘而望远海》等，都是抒发传统的相思离别情怀。也有多篇感叹女中豪杰人生命运的诗篇。同样写昭文君有《明妃》、《明妃图》、《明妃曲》、《题明妃图》四首，描述虞姬有《题虞美人墓》、《咏虞姬》两首，虽算同题，内容上却各有千秋。因要与颂世文风相一致，明前期艳情诗和古乐府题材一度受到台阁体的排斥，景泰后，来自吴地的徐有贞将艳情诗带进宫廷，并与岳正等人唱和，但他们抒情隐晦，情感雅正，诗歌香艳色彩不浓。成弘间，丘濬承前贤余绪，与倪谦、刘溥等人再度唱和，恢复明初诗写艳情倾向，他的艳情诗和古乐府创作在数量和香艳程度上都较前人有所突破，并在翰林院掀起一股艳情体创作潮流，开启台阁文向重“私情”、“人性”转变的先河，因此在台阁体诗歌发展史上具有一定意义。
丘濬的咏物诗也自有特色。台阁作家多写咏物诗，丘濬咏物诗奇在同题数作。如咏菊花有《叹菊》、《咏菊》、《瑞菊颂》、《十月见菊》等四篇； 咏梅花有《题墨梅》、《红梅》、《梅花为仪曹主事彭君题》、《题梅二首》、《题梅》（ 少作） 、《梅窗》、《梅窗琴乐》七首。其中不乏绘景写意出采的优秀诗篇，如《咏菊》云： “浅红淡白间深黄，簇簇新妆阵阵香。无限枝头好颜色，可怜开不为重阳。”自然清新而又寓意深刻，突破前人窠臼； 《题墨梅》云： “老龙半夜飞下天，蜿蜒斜立瑶阶里。玉鳞万点一齐开，凝云不流月如水。”《梅窗》云： “疎影横窗似画，暗香拂鼻如焚，天助梅花清趣，微风淡月黄昏。”前者写梅开之色，后者写梅花之香，又是六言诗，两者形神兼备，不逊前人。还有《题马》、《题松》、《荔子》等诗也较有特色。
丘濬还有一些描绘海南风景名胜、民俗风情的诗篇，具有较高欣赏价值。如《岐山八景诗》分别描述屏山耸翠、带水湾环、榕树屯阴、椰林挺秀、月池夜色、花岛春香、山市晓晴、洋田朝雨等八种美景。
丘濬还云： “少时曾作《琼台八景》，郡侯程公已刻之梓，今不复存。惟记其一章，谩录于此。‘环海三千里，珠崖第一山，名驰四海内，秀出万峰间，月下森瑶简，风前振佩环，孤髙尤润泽，腊屐未容攀。’”还有《五指山》云： “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雨余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这些诗篇对海南风光描述十分形象生动，至今广为传诵。他还在《送陈汝翼归琼山诗序》中赋八章“追述吾乡往昔风俗之厚，以叹今不能然”.文中列举故乡昔日民风淳朴的种种表现，赞扬乡民的憨直仁慈、孝悌忠信的良好品质，他们不论富贵贫贱、门第高低都能友好相处，从不挟私诉讼，老尊少孝，相处融洽。诗中还有描述家乡节日欢庆的热闹场面： “忆昔吾乡全盛时，每逢时节共游嬉，元宵灯火明城郭，端午龙舟竞水湄，书语摘为灯上谜，乡歌暗射帕中词，只今无复当年盛，怀古思乡重叹咨。”再现海南民俗风情，描述人们安逸生活。
他还在《归田乐诗序》中描述乡居有醉花、吟月、竞渡、赛社、观渔、督耕、结会、厚俗等八种乐事，这些诗歌有助于我们了解海南的民俗风情和历史变迁。
丘濬的感怀诗也有不少出自真情。如《杂诗成化四首》、《秋兴七首》、《春日田园杂兴》四首、《九日有怀》十四首、《思归偶书》、《辛未岁过扬州怀古》、《忆青山庄》等。同是思归情真意切的诗歌，《思归偶书》云： “欧公思颍终归颍，老我怀乡不得归，剰水残山傒我久，老妻稚子竟谁依，在阴独鹤鸣无和，向晚栖禽倦尚飞，手植故园松与竹，绿阴盈畞碧成围。”《除夜感怀》云： “伤心物候叹伶俜，越海燕天万里程，冬去春来除夜夜，钟鸣漏尽五更更，又迎端月开新令，忍送残年怆旧情，肠断老妻当此际，灯前含泪想孤婴。”都出自肺腑，感人至深。而作于弘治元年的《即事戊申》云： “岂有随时志？ 常怀隔世忧，许身徒稷契，知已却孙刘，海上孤飞燕，沙去决去鸥，敛将经世志，终老向菟裘。”将知己难遇、报国无门、孤苦无助的落寞之情表现无余，让人感慨不已。
丘濬诗歌形式多样，除传统的古诗、乐府诗、律诗、绝句外，他还创作了七言律诗首尾吟、拟杜诗、回文诗、集句诗、和诗、次韵诗等等，表现出作者高超的写诗技巧。丘濬诗歌创作手法也有值得称赞之处： 一是善于翻空出奇。如《题明妃图》、《咏虞姬》、《鹦鹉》、《题红梅三首》前二首、《昭君词翻白乐天诗案二首》等诗能出前人窠臼，旧题新作，翻新出奇。《鹦鹉》云： “为禽只合作禽言，水饮林栖任自便，只为性灵多巧慧，一生常是被拘牵。”《题明妃图》云： “莫向西风怨画师，从来旸谷日光遗，当时不遇毛延寿，老死深宫谁得知。”《咏虞姬》云： “垓下当年战胜，虞姬饮憾戚姬欢，后来人彘遭奇祸，欲乞悲歌一曲难。”《七夕》其一： “枉将佳会玷高名，一夜难偿百夜情，何似月宫孀宿者，凛然千载有余清。”其二： “得失乘除理自然，别多会少不须怜，相逢三万六千岁，便是人间一百年。”其三： “天上佳期果有无，可怜千载被人污，银河一带清如许，不为天孙洗厚诬。”都能超越前人见解，一反陈见，写出新意。
二是善于引前人诗词入诗。如《悼亡》其二： “芙蓉股骨绿云鬓，伤别伤春更万端。去日渐多来日少，别时容易见时难。春蚕到死丝方尽，沧海扬尘泪始干，无可奈何花落去，五更风雨五更寒。”诗中除“别时容易见时难”,“春蚕到死丝方尽”、“无可奈何花落去”等语句明显引自唐宋诗词外，“去日渐多来日少”源自宋章甫《诸公过易，足为红梅一醉，醉后率成数语》中的“去日渐多来日窄”,“沧海扬尘”出自葛洪《神仙传》。一诗多处化用前人诗句，却能做到工稳顺畅，足见丘濬诗艺水准之高。
散文方面，丘濬创作近400 篇，数量不及诗歌一半，质量也次之，但在当时也有影响，焦竑云： “丘濬文章雄浑壮丽，四方求者沓至。碑铭志序记词赋之作，流布远迩。”[14]丘濬散文文体主要有序、记、传、赋、颂、墓志、神道碑等，其中序文最多，包括诗集序两卷，内容多是作诗前的简单叙述； 送别序四卷，质量最高，文章结构却不离先叙对方生平经历、回忆与自己交往过程、临别殷勤勉励之窠臼，其中《送乡友林茂才赣州府学训导序》写得较有文采，文中以秋水浩荡喻友人文才，连用排比句式，气势磅礴，情感充沛； 记类四卷，主要是一些县学记、厅堂记，稍好的有《琼山县学记》、《凤阳府重修儒学记》、《存耕堂记》、《半山亭记》； 人物志传二卷，其中《夏忠靖公传》、《余肃敏公传》、《金侍郎传》善于运用史传笔法，叙述人物生平事迹，质量尚可； 赋文仅 10 篇，其中《南溟奇甸赋》较有文采。
丘濬还为明代南戏和明传奇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根据明清文人记载，传奇作品《五伦全备记》、《投笔记》、《举鼎记》和《罗囊记》均出自丘濬之手。当然，此说一直存在争议，李焯然曾统计明清和现代学者对这四部作品作者归属的记载，结论是绝大多数人认定是丘濬所作，尤其在《五伦全备记》的归属问题上一致性更高。[15]298而此戏在南曲和明传奇发展史上意义重大，赵义山指出： “综合学界同仁的研究来看，现存南曲戏文至少有十多种可以确定其产生于成化弘治年间。其首开风气之先的理学名臣丘濬的《五伦全备记》，接踵而来的有邵灿的《香囊记》、姚茂良《双忠记》、沈鲸《双珠记》、《鲛绡记》、徐霖《绣襦记》、王济《连环记》、沈采《千金记》、《还带记》等。”[16]
因此有人称之为明代第一传奇。① 尽管当前学术界有吴秀卿、徐朔方、周明初等人对丘濬创作《五伦全备记》提出异议，但其证据还不够充足，不论他们的雅俗本之说还是成书时间之争多是推测之词，我们不能仅此推翻明清人的定论。罗宗强先生就坚持旧说，他认为“《五伦全备记》衡之丘濬之治国理念与文学观念，适相符合，《五伦全备记》以五伦为教，丘濬《大学衍义补》论教化，也以五伦之教为始”; 还指出“活动于成化、弘治间的陆容，在《椒园杂记》中说： ‘闻近一名公作《五伦全备记》戏文印行，不知其何所见，亦不知清议何如也’”[17]238是时人记时事，可信度较高； 又列举“雷礼《国朝列卿记》卷十一引杨廉《理学名臣录〉》称丘濬： ‘其《悼亡》、《长思录》、戏剧《五伦记》，此直陶靖节之《闲情赋》，寓情文墨耳’”,认为“杨廉卒于嘉靖四年，《理学名臣录》当作于之前，距丘濬活动时间不远，似可信”.[17]238我十分赞同罗先生的观点，认为《五伦全备记》成书或改编于丘濬之手符合历史逻辑。这里再补充几则材料。明人陶辅在《桑榆漫志》中云： “玉峰丘先生者，盛代之名儒也。博学多知，赋性高杰，独步时辈。……先生自新意，撰传奇一本，题曰《五伦全备记》欲使用闾间演唱化回故习，振启淳风。”[18]
陶辅主要生活在弘治、正德年间，距离丘濬生活时代不远，所述当可信。与丘濬同朝称臣的都御史王恕也于弘治六年上书以《五论全备记》为例指责他： “讲学大儒，不宜留心词曲。”[19]作于正德十年的张志淳《南园漫录》也批评丘濬的《五伦全备记》“谑浪戏笑”[20].这三则出现年代较早的材料可再补证罗先生推论。至于《投笔记》、《举鼎记》和《罗囊记》是否为丘濬所作，存疑较多，不敢妄言，不过，李焯然在《丘濬年谱》考证到丘濬于“明正统二十六，编写《投笔记》传奇”[15]253,时间如此确切，值得参考。
明清人还认为丘濬是艳情小说《钟情丽集》的作者，这是一部明代影响较大的中篇文言小说，标志着明代传奇小说在经历前期近百年沉寂之后的再度复兴，并为明中后期传奇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范本和创作经验。《钟情丽集》曾多次入选《风流十传》、《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等多部艳情小说选本，开明清艳情小说之先河，欣欣子在《金瓶梅·序言》中就提到 “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并将之与《剪灯新话》、《莺莺传》、《水浒传》相提并论，在明代小说发展史上地位重要。明清学者对丘濬创作《钟情丽集》多有记载。作于正德十年的张志淳《南园漫录》称： “观丘所着《钟情丽集》，虽以所私拟元稹，而浮猥鄙亵，尤倍于稹。”[20]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更认为丘浚作《五伦全备记》是“以盖《钟情丽集》之愆耳”.[19]今人徐朔方、朱鸿林、陈益源认为此书非丘濬所作，但都没找到直接证据。其实早在明代的陶辅就怀疑此书乃他人托名之作，他认为以丘濬理学大儒的身份，不可能写出如此低俗的艳情小说，“意恐他人伪作”.“弘治三君子”之一的王恕也上书指责丘濬： “讲学大儒，不宜留心词曲。”[19]
后人多因此质疑丘濬的《钟情丽集》作者身份，但从丘濬青少年时期喜写艳情诗情况来看，染指这类言情小说创作也属自然，况且此本小说也暗含讽谏规劝之意，它与《五伦全备记》有着同样宣扬道德教化的创作意图。丘濬虽为理学大儒，但他自少爱看杂书，《藏书石室记》云： “时或于市肆借观焉，然市书类多俚俗驳杂之说，所得无几。”[21]
他还编撰《成语考》类书、《群书钞方》医书，年青时的他确实接触过不少俚俗驳杂之书，其后闲暇时加以改编也未尝不可。由此来看，《钟情丽集》的成书与丘濬关系密切，郭皓政就认为： “丘濬即使不是《钟情丽集》的作者，也可能接触过这部小说，《钟情丽集》很可能是为颂扬丘濬所作。”[22]
三、丘濬的文坛影响和文学地位
作为台阁大臣和“文臣之宗”,丘濬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学术成就对成弘间的文坛起到重要影响。首先，他与当时的馆阁大家们一起力纠台阁体末流之失，意欲重振台阁体。成化、弘治朝是台阁体的盛行期，也处于后期衰变期，丘濬与程敏政、王鏊、吴宽、李东阳等人企图振衰祛弊、恢复台阁体传统特色，作为其中重要成员，他与当时台阁文大家交往密切。丘濬与程敏政同朝称臣，又同为理学大儒，二人文学观念基本相同，经常诗文唱和，程敏政为丘濬文集作序云： “公每谓作文必主于经，为学必见于用，考古必证于今。鄙意适然，遂为知已。”[7]
成化十年，李东阳升翰林侍讲，丘濬却早在成化三年任翰林侍讲，并于成化十三年升任国子祭酒，此前此后，两人也共职翰林院多年，丘濬比李东阳年长二十七岁，成名和入阁都比李东阳早，作为台阁文前辈，他对李东阳影响较大，李东阳欲重振“三扬”台阁体，也受丘濬启发。在“正统、成化以后，台阁之体渐成啴缓之音”[23]的情况下，丘濬率先改革文坛风尚，在自 1477 至 1487 担任国子祭酒的十年间，他致力于整顿当时写作风气，《明史》载： “时经生文尚险怪，浚主南几乡试，分考会试皆痛抑之。及是，课国学生尤谆切告诫，返文体于正。”[24]
而且他也在诗文创作实践中率先垂范，充分践行明道致用的政教文学观念，程敏政称他“故所学之余绪，然闳肆而精醇，明润而雅洁，究本之论扶世立教之意，郁乎粲然”[6].正是他在理论和实践上倡导台阁体的政教文学观和平易正大文风，一定程度上纠正成弘间的台阁体末流之失，有利于台阁体文学发展。
当然，其文学作品中重情重性的一面，也体现出台阁文后期向私情化转向的迹象，启发李东阳等人，具有进步意义。
丘濬对当时文坛的贡献还在于培养一批青年才俊。他多次利用主考或考官的身份，通过科举考试甄选新人、嘉奖后世，他还建议朝廷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弘治六年，他上书《乞储养贤才奏》，建议朝廷任命新晋进士为庶吉士，作为储备人才送翰林院读书，严格加以培养，并将之作为定制，一次开科一次选用。[15]84在担任主考官时，他慧眼识才，选拔出一批青年才俊。五十五岁，他任会试副总裁，选王鏊会试第一、谢迁殿试第一，两人都不负所望，成为一时才俊，四库馆臣评“鏊以制义名一代”[25],谢迁后来官居弘治、正德、喜靖三朝内阁大臣。同为“海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海南着名诗人王佐也出自丘濬门下。
丘濬平生还致力图书整理工作，寻访和保存了一批遗书，有利于文化传承和文学发展。丘濬出身寒门，青少年时期有过寻书不得的痛苦，《藏书石室记》云： “稍长，知所好，取而阅之，率多断烂不全，随所有用力焉，往往编残字缺，顾无从得他本以考补，时或于市肆借观焉，然市书类多俚俗驳杂之说，所得无几。”[21]
步入中年后，他留心于寻书、藏书工作，他是明朝官员中第一个请求朝廷派专人誊抄前朝文献诏诰，并将之妥善储存在专门设计的藏书库中的人，着名的张九龄《张曲江集》就得益于丘濬的发现抢救而流传下来。他作《张文献公曲江集序》云：“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世，自来京师游太学入官翰林，毎遇藏书家辄访求，之竟不可得，盖余二十年矣，岁己丑始得公曲江集于馆阁群书中。”[26]
正是由于丘濬在当时文坛占据重要位置，形成广泛影响，所以他名满天下，明人蔡清赞云： “生之道尊为国师，门生学子遍天下，天下人诵其文，家有其书，虽庸人孺子亦皆知其名，而仰其下风矣，先生之业其亦非常矣哉，盖自有琼厓以来，其所钟人物未有如今日先生之盛者，鸣呼其不为虚生也。”[27]
丘濬不仅文名当代，也不逊前贤，廖道南就认为明代着名文人刘基、宋濂、王祎、方孝孺、谢缙、胡广、杨士奇、杨时勉、刘定之等虽为世所称，“然皆丽藻丰腴，未有丘文庄之明体达用，酌古准今，裒然为一代文宗”[28].他对后世台阁文的发展也影响重大，让人难以逾越。晚明叶向高也云： “自公后而台阁之文浸明浸昌，长沙（ 李东阳） 、内江（ 赵贞吉） 、华亭（ 徐阶） 、新郑（ 高拱） 、江陵（ 张居正） 接踵继起，近则吴门太仓（ 王世贞） 、东阿晋江（ 王慎中） ,南北两山阴（ 王家屏、徐渭） 皆斐然成一家言，而要之于博古综今，明体适用，亦未能逾胜公也。”[29]
丘濬较好地将政事与文学结合起来，凭其广博学识和明体达用之文在明代文坛拥有一席之地，有力推动了台阁体文学的后期发展，不愧于“有明一代，文臣之宗”称号。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丘濬是明前期重要文学家，他在台阁体文学发展至成弘间呈现末流之失的情况下，宣扬台阁文的政教文学观念，要求文学发挥载道致用功能，倡导平易正大的台阁文风。在此理论指导下，他的文学创作成就较大，尤以诗歌着称，是当时诗坛名家，他还创作以《五伦全备记》为代表的多部南戏，很大可能参与了重要言情小说《钟情丽集》的创作，为明代戏剧小说等通俗文学在经历近百年沉寂后的再度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台阁大臣，他与程敏政、李东阳等人共同推动台阁体文学后期的改革、发展，又还致力于科考制度改革，延揽、培养一批青年人才，并改革图书管理方法，保存了一批重要典籍，为明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一位不应被当代文学研究者忽视的明代重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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