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鼎革之际， 佛门迎来禅宗中兴之象。 活跃在岭南佛门的是曹洞宗博山法脈的两支， 即宗宝道独、 天然函昰座下的广州海云法系和栖壑道丘、 在犙弘赞座下的肇庆庆云法系。 两系在设教上有明显的不同， 海云系 “终日讲求本分事， 惟以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为旨， 从不曾有一念一事稍及西方”,而鼎湖系禅、 净兼修， 又以戒律深严而著称。 霍宗瑝 《第二代在犙和尚传》 称： “岭海之间， 以得鼎湖戒为重。”
所谓的 “鼎湖戒”, 据清释成鹫纂 《鼎湖山志》 所载， 实际是以弘赞的戒律学为理论基础的。 弘赞 （1611-1685）， 字德旋， 号在犙。 广东新会人。 早岁习儒为诸生， 博雅能文。 后遁走为僧， 谒广州蒲涧寺栖壑道丘而得印可， 又度岭入雪关、 平窑、 径山、 天童、 云门诸尊宿之室。 还粤， 初住广州南海宝象林， 继主鼎湖山庆云寺法席。 生平特重实践笃履， 虽精于禅， 而绝不侈言禅道， 仅弘律戒。
一、 释弘赞的律学著述概要
弘赞一生勤于著述， 留传于世的， 冼玉清 《广东佛道著述考》 著录有数十种， 多为律学著述。 崇祯十六年 （1643） 弘赞从杭州还粤， 住英德西来山。 他痛念 “盲禅魔民， 弥天障日， 律学不绝如线， 亟思所以救之， 乃研穷教义， 以扶正法。 首疏 《四分戒本如释》 十二卷、 《四分律名义标释》 四十卷， 海内宗之。 撰 《须弥山图》， 括三千大千世界于尺幅间， 睹者心目豁然”.
《四分戒本如释》 等几部撰述， 涉及到比丘、 比丘尼戒律学最基本的内容， 为他带来了声誉。 栖壑示寂后， 为鼎湖山僧众力邀住持鼎湖，其律学研究进入高产期， 出了多部重要的著述， 著名者有 《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会释》 三卷，《持诵法要》 一卷， 《归戒要集》 三卷， 《持诵准提真言法要》 一卷， 《沙门日用》 二卷， 《八关斋法》 一卷， 《沙弥学戒仪轨颂注》 一卷， 《礼舍利塔仪式》 一卷， 《礼佛仪式》 一卷， 《供诸天科仪》 一卷等。
作为曹洞禅宗中人， 弘赞专意践行律学， 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首先， 与当时佛教的大形势相关。 明末清初， 社会急剧动荡， 大批适合禅寺生活的百姓纷纷皈禅， 大批士大夫竞相逃禅。 佛教经历了明中叶以来极度衰微的时期后， 禅宗一门迅速复兴。 然僧徒队伍的素质良莠不齐， 忽视戒律与传统禅法， 且禅门政治气氛较以往浓烈， 这导致禅宗内部僧诤激烈， 正可谓 “佛法下衰， 狂禅满地”. 弘赞的师翁无异元来即痛斥道： “今天下称知识者， 莫不云秉达磨大师单传之旨， 交驰棒喝， 弥满世间， 岂但丛林， 即街头佣竖， 悉妄言悟入， 皆邪师过谬。”
其次， 也与他景仰师翁云栖祩宏 （栖壑道丘之师） 有关。 莲池祩宏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 虽出身禅门， 而立足于大乘思想， 倡导以戒为基、 禅律一致、 净律一体， 旨在恢复僧团如法的律仪生活。 他特别重视 “以戒摄心” 的功用， 提出 “一心持戒” 说： “即心是戒， 即戒是心， 不见能持所持， 双融有犯无犯， 名一心也。”
弘赞绝不侈言禅道， 殆以此也。 弘赞虽无缘仰睹云栖一面， 但先后两次为云栖扫墓。 《木人剩稿》 卷五 《扫云栖大师塔文》， 可见其深衷。 其部分律学著述， 深受云栖祩宏影响， 例如， 《沙弥律仪要略增注》 二卷即是在祩宏原本基础上增注而成。
在 “狂禅” 泛滥的时代， 弘赞穷研律学， 勤于笔耕， 目的是为了使信众解除各种疑惑和困扰， 并使之有律法可依， 有准绳可循。 正如其 《解惑编》 尹源进序云： “夫惑亦众矣， 解之虽不乏人， 然皆散出于各典……故阅者未便得其全理， 以互绝其狐疑焉! 纵间或遇一二章， 均不足以感发前人之趣向， 惟和尚以度世婆心， 而编辑之集大成， 以寿梓流通于六合寰中， 普使人人咸皆属目恶知， 不有若干顽疲旧习， 被其打动去妄归真， 而直跻于无上之域者乎? 其为功也， 讵不韪哉! 和尚著书百余卷， 进意此为度人之妙术云。”
霍宗瑝 《第二代在犙和尚传》 赞云： “博学多闻， 通内外典， 焚膏继晷， 笺注缮写， 以文字三昧回向般若， 至老不倦。 尤善梵音， 会不空三藏、 金刚龙树诸家之秘。 古德称寂音为僧中班马，师殆法门之程朱乎!”当时律学宗师见月读体 《上鼎湖方丈书》 也盛赞其 “覃精禅教， 律愿密弘”.可见弘赞不惟是岭南禅僧中讲求律学的巨子， 在全国佛学界也很有影响和地位。
二、 释弘赞律学著述的文学因素： 故事化
佛教戒律森严、 繁琐， 一般僧众稍有不慎即越雷池， 在家信士或许望而生畏。 作为一代高僧的弘赞， 其律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普及性， 他最多的工作即是对严肃、 繁琐的律学原典加以疏通注释， 以便让受众容易知晓。 为了普及， 他还将严肃的律学著述故事化， 以变得通俗平易。 律学的故事化， 以其所撰 《六道集》、 《观音慈林集》 和 《兜率龟镜集》 等三书为最显著。 他把这三部故事化的著述， 也和注疏类律学著述一道， 编入 《嘉兴藏》 又续藏的 《鼎湖法汇》 中。
《六道集》 成于康熙二十一年 （1682）。 分五卷， 卷一述 “天道”, 卷二 “人道”、 “阿修罗道”, 此为上三道， 亦称三善道， 因其业力较善良故； 卷三述 “鬼神道”, 卷四、 卷五 “畜生道”、 “地狱道”, 此为下三道， 亦称三恶道， 因其业力较惨恶故。 一切处于分段生死的众生， 皆在此六道中生死轮回， 无有出期， 故名六道轮回。 每卷首列诸相关经文， 并稍加音注诠释。 次列天竺 （今印度）、 西域及中国自汉晋至清康熙间的故事约 205 则。
《观音慈林集》 成于康熙七年 （1668）。 观音信仰渊源古老， 信众广泛， 观音灵佑故事无朝无之， 所谓 “家家阿弥陀， 户户观世音”. 弘赞编 《观音慈林集》 三卷， 卷上列藏经中有关观世音菩萨的经典 11篇， 表明观音 “大悲覆一切， 施我今世乐” 的悲愿， 卷中、 卷下采集印度及中国自秦晋至清顺治间的感应故事 154 则， 述众生在水火、 牢狱、 兵灾等困厄中诵念观音慈名而得福报、 解脱。
《兜率龟镜集》 成于康熙十年 （1671）。 兜率又作都率， 意译知足天、 喜乐天。 此天有内、 外两院，兜率内院乃即将成佛者 （即补处菩萨） 之居处， 后为弥勒菩萨之净土； 外院属欲界天， 为天众之所居，享受欲乐。 鼎湖山栖壑、 弘赞虽为禅宗弟子， 而均崇奉净土， 尤其是弘赞及其僧俗弟子， 在广州南海宝象林、 肇庆庆云寺组织有信仰弥勒净土的上生社。 弘赞 《兜率龟镜集》 之编， 就是为弘扬慈宗法门的。此书分三卷， 录 “经咒愿文” 外， 又辑录 “应化垂迹”、 “上生内院” 故事 71 则。
《六道集》 带有警戒性， 而 《观音慈林集》、 《兜率龟镜集》 则明显带有积极的范式意义， 指示信众向上一途。 三书的设教模式是： 既有经论戒律条文， 又有生动形象的事例， 且以事例为主体， 使条例具象化， 直观而直接。 弘赞之所以选择故事化的路径来结撰此三书， 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戒律本身就是建立在因果报应理论基础上的， 佛教信徒的修行过程就是在戒律的严守中， 不断为善去恶、 改邪归正，以超脱生死轮回， 获得解脱的过程。 莲池祩宏 《竹窗随笔》 “六道互具” 条云： “六道之中， 复有六道。
且以人言之， 有人而天者， 诸国王大臣之类是也； 有人而人者， 诸小臣， 及平民衣食饶足， 处世安然之类是也； 有人而修罗者， 诸狱吏、 屠儿、 刽子之类是也； 有人而畜生者， 诸负重力役， 恒受鞭打之类是也； 有人而饿鬼者， 诸贫穷乞人， 啼饥号寒之类是也； 有人而地狱者， 诸刑戮剐割之类是也。 天等五道亦复如是。 所以然者， 昔因持戒修福， 今得人身， 而所修戒福有上中下， 此三种中复有三种， 多多无尽， 各随其心， 感报不一。”
以此目之， 弘赞 《六道集》 等之撰辑， 其深心实乃传播戒律也。
三、 弘赞律学故事化的岭南本土特征
当然， 对佛典的疏通注释并非弘赞的专门， 这固不待言； 律学的故事化也非弘赞的发明创造， 例如在他辑 《观音慈林集》 之前， 就有刘宋傅亮 《光世音应验记》、 张演 《续光世音应验记》、 齐陆杲 《系观世音应验记》 以及清顺治十八年周克复 《观音持验记》 之辑， 专收观音感应故事。 弘赞的编撰工作， 因其所处的背景和所面对的受众而有特点和意义。 如前所述， 当时岭南海云、 鼎湖二派设教不同。 相对来说， 海云系中的士大夫逃禅现象较夥， 而鼎湖系中普通百姓皈禅现象居多。 海云系以广州海云寺、 海幢寺、 韶关丹霞山别传寺为中心， 高僧们为团结逃禅之士大夫， 多以传统文化相砥砺， 故多诗文偈语之作， 前朝遗民的故国之思， 成了诗歌的一大主题。 天然函昰及座下弟子有许多是诗坛的大家， 他们是岭南诗坛一支重要力量， 即所谓海云诗派， 在岭南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而鼎湖庆云寺虽处当时两广总督府署所在地的肇庆， 但地理位置相对闭塞， 其常住僧众和参访之人绝多乡间普通百姓。 在面对这些禅学修养不深的信众时， 更急迫的是要从普及基础的戒律抓起。 如何普及， 这又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与海云系高僧函昰、 今释等人不同， 弘赞的文学创作活动是不多的。 当然， 弘赞早先也是深受儒学濡染的诸生， 传统文化的功底是不错的。 其 《木人剩稿》 和其弟子开沩所编的 《鼎湖外集》 中， 弘赞的诗文就不少。 而逃禅之士， 如陈恭尹、 梁佩兰、 梁佩兰、 薛始亨、 谢长文、 张穆等岭南文学大家都在弘赞门下来往， 尊称弘赞为 “本师”. 这些文人的影响无疑会渗透在他的律学研究中。 《六道集》 等三书中编入的故事绝大多数似乎为小说家言， 就是表征之一。
这些故事大体可分两类： 一类采自古代书传， 一类来自岭南闻见。 采自古代书传者， 固无奇特可言， 有心搜集者人人可得； 而来自岭南闻见者， 是前所未有的， 最能吸引人的注意。 如 《六道集》 卷三“鬼神道” 有 “钱公子” 一则云：东莞寮步村， 康熙戊申三月， 有鬼仙自称钱公子， 时能现形在邝孝廉公锡家， 夜间常与姬人七八弦管歌唱， 而能诗文， 人皆就之。 锡每设食同欢， 恣锡拊摩遍身罗绮并新绒靴， 惟不许摩头及然灯烛耳。 或时嫌主人设食不精， 即唤使者另取， 须臾热肴暖酒忽至， 共为乐饮。 时锡内人忽病， 锡启公子曰： “宁有方术耶?” 公子即撮药， 命使者当前煎好， 送服之。 时张穆芝闻知， 六月初一日至邝家， 欲延公子与语佛道， 令其知有向上大事。 值公子他游， 尚留使者在邝家， 穆即作书焚致之，并寄香荔。 使者报曰： “公子远去， 若他人书不能为投， 张先生不敢不为奔走也。” 越二十日， 穆时在莞城外东湖如庵， 与诸子偕破浪、 用微二三上人清话， 一友人见案上有一缄未启， 问曰： “是何人书?” 穆亦不知何人何时送至。 发而读之， 乃公子复书， 而柬封绝佳， 笺皆浮花甚奇。 另封香七炷， 似有奇香熏袭， 芳馥如宫饼。 其文清新， 书法颇奇， 非俗笔之所能也。 书曰： “承远致奇香丹荔， 谢谢。 先生盖世才也， 道不逢时， 寄迹于山林泉石之间， 能人之所不能者， 舍人之所不能舍，其去仙一间耳。 余浪迹蓬山玉洞， 辄闻芳名， 啧啧天外矣。 兹承先生援我入于禅关， 我亦欲援先生入于仙苑。 方游海岳， 未及南来。 紫虚碧落， 接晤有期。 并致高友。 不宣。” 另一笺曰： “先生至诚， 故不惜破格修复。 阅竟， 祈即火之， 勿泄勿戏。 不然， 是求亲而反疎， 不独余之过也。” 时穆与诸子读讫即焚之， 忌其使者在傍， 以报公子， 谓穆之不诚也。 遂与诸子共记录之。
这无疑是一篇让人惊艳的文人小说了， 其材料乃是从东莞张穆 《铁桥山人遗集》 中采出者。 在此三书中， 此类有关当时岭南的小说家言尚多， 《六道集》 中有 24 条， 《兜率龟镜集》 有 6 条， 《观音慈林集》有 13 条。 其在各集故事中所占的比例不轻， 而故事主人公为下层百姓， 特别以妇女居多。 相对于传统诗文而言， 通俗小说在明清以后对下层社会的影响呈上升之势。 通俗小说为广传播， 也特别喜爱借用佛家的因果报应的内容结构。 可以说弘赞认识了这一通俗文学形式及其功能， 并乐于接受它。
在崇尚科技文明的今日看来， 这些故事是虚妄不实的。 然而在编撰者来说， 在当时受众那里， 都是认为确实可信的。 东晋干宝曾著 《晋纪》 二十卷， 直而能婉， 咸称良史。 而性好阴阳术数， 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 成 《搜神记》 三十卷， 并作序以陈其志曰： “今之所集， 设有承于前载者， 则非余之罪也。 若使采访近世之事， 苟有虚错， 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 及其著述， 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
弘赞辑此三书， 其宗旨与态度也是如此。 其 《观音慈林集记》 云：赞甫年二九， 而二亲邻亡， 每诵 《蓼莪》， 空惭乌鸟。 闻说持斋能资冥福， 遂断荤膻。 未三载，阅 《坛经》， 便会宿怀， 知人能作佛， 即舍家趣于非家， 立身行道， 以益先灵。 虽晨夕代为礼恳，及逢盂兰必荐， 而中情耿耿， 愧诚力之未湔。 爰于丁酉春， 以西洋白毡绘千手千眼大悲圣像， 举高七尺。 革除皮胶， 而用香汁和彩， 仍令画者日别沐浴更衣。 像成， 罄衣钵资， 延集僧众， 先为讲释《大悲忏法》 宗趣， 次乃三七日修礼。 遂感大士身放金色光， 手所执青红二莲花， 频放白光， 缁素咸睹， 诚为希有。 私衷庆慰， 必蒙慈力度亲灵于上界矣。 ……自惟慈恩浩澣， 虽粉身莫报。 由是寻究三藏， 捡诸传记， 据所见闻， 用编此集， 拟答洪庥之万一。 俾见者闻者， 同升般若之宝筏； 归者敬者， 共入无畏之慈林。 长辞苦趣， 直趋乐邦。
这虽然是序说编集的来由与目的， 其实也是一篇真实感人的感应故事， 正可谓现身说法者。 言鬼神之事， 在佛家本为 “十恶” 的范畴， 为重戒， 弘赞当比干宝更为敬慎。 其 《木人剩稿》 卷一 “开示” 即云： “云何名 ’妄言‘? 谓未证圣自言证圣， 未悟道自谓悟道， 未得禅定言得禅定， 乃至言见神见鬼等，名大妄言， 与杀、 盗、 淫罪同科， 不通忏悔也。 云何名 ’绮语‘? 谓种种装饬虚浮不实之词， 惑乱人心也。”
在 《六道集》 等三书之中， 弘赞笔之所至， 无论采自书传或闻见， 其故事都以 “信” 字为准的。
书中的诸多故事， 从各种经典文献中采集而来者， 于每件之下均记其出处， 所谓无征不信； 更重要的是， 一部分直接采自岭南闻见的当代感应故事， 多是故事主人公向作者自说， 并主动要求作者编入者，其纪事至年、 月、 日及现在处所， 令人不得不信。 这势必提高其说服力， 宗教的力量也就更强。 如 《六道集》 “人道” 中录 “韩耳叔” 条， 云：惠州博罗县韩耳叔， 文恪公之仲子， 与张穆芝、 刘两成为友， 大清初死于难， 托生两成为子。
未生之前， 两成梦耳叔入室， 遂产。 及能言， 刘有姑戏之曰： “汝为谁?” 顿然应声曰： “我父为官，我兄为和尚。 我为人害， 今五年， 不复记忆。” 穆因喜续三生之缘， 以诗寄两成曰： “流浪何无已，重来亦可悲。 宁忘当日语， 赖见再生时。 梦幻真何定， 恩仇且勿痴。 吾惭空住世， 尚是旧须眉。”
这涉及到清初一桩著名的文字狱。 海云系僧函可系出岭南名门， 因为私修史触清讳， 被发配沈阳， 其家后在清兵陷博罗城时全数遇难。 这可谓以史实演为小说， 倘为可信， 则其典型意义极大。 为强调 “韩耳叔” 一事的可信， 弘赞又在故事下添有小字注云： “叔兄出家， 字祖心， 别号剩人。 其母明末持斋， 临终谓家人曰： ’吾往广州邝绪生国学家去。‘ 后家人往访， 果其诞晨即终日， 为绪第五子， 由佛山崔夫人尝往韩宅， 说邝家合门归信三宝故也。 或曰： ’人命终后， 识神即往投胎， 今云何入室乃产?‘ 答曰：’如上天神云， 人禀七识， 识各有神， 心识为主。 主虽前去， 余神守护， 故见其现形也。 或先已有在胎者， 以恶业故， 应在胎终。 由母善业， 别有他人来代之者。 亦有人未死而暴死者， 苏已， 见其在地狱受罪矣。‘”
其实也是一篇故事。 又如， 《观音慈林集》 “尼等龄” 条： “等龄， 广州番禺人， 俗姓邓， 母洪氏。 大清初出家， 晨昏礼诵， 翘志净土， 称念大士洪名， 不辍于口。 于庚寅年七月廿三日， 礼念至中夜， 四壁寥然， 惟自一身， 恍如掌中有物， 不觉将纳入口。 咽已， 开拳尚余三颗在手， 其色鲜赤， 形类朱砂。 自此绝食， 了无饥渴。 礼念犹谨。 于今稍饵时果， 而七谷不沾唇， 肤体如故， 精神较健。 今现居广州严净庵。”
又 “邵以贞” 条： “以贞， 广州府诸生也， 归心佛教。 戊子岁， 穗城有新兵丁， 强易于巿， 贾者与之抗言， 兵遂告开府李公， 谓民欲叛， 以服短衿为号。 然岭南俗， 内衿多短， 即闭城捕执，但见衿短斩之， 李公不容分诉， 如是已斩数十名。 时贞在列， 唯一心恳念大士名， 次至贞即止， 而众被枉者亦由是悉免。 贞因属予编入焉。”
这些故事皆与百姓日常生活极为贴近， 它们篇幅短小， 文字通俗而易懂， 让岭南土人倍感亲切， 信之唯恐不及。
这些书所载的岭南故事之可信度及感染力如此， 在信众中的反响无疑是巨大的。 清释成鹫 （后为鼎湖山第七代住持） 纂 《鼎湖山志》， 专设附志一卷， “异事见闻， 附于卷末”, 录 “莫其傅传”、 “李元吉传”、 “吴公伏虎传”、 “饿鬼托生传” 四则。
作为高僧住持的成鹫和尚， 竟以传闻入史志， 可见鼎湖山此类故事不会少， 对寺僧及信众的影响不会小。 不仅是下层信众 “信得及”, 且当时上层人士及著名学者亦对弘赞律学的故事化给予赞赏和推崇。 李龙标序 《六道集》 云： “和尚不舍慈悲， 悲夫众迷于六道轮回靡艾也， 猛然拈出示之， 昭昭然如揭日月而行， 无幽不烛， 普使人人深知报应不爽， 因果无差， 皆能回光返照， 各办前程者， 功不在菩萨下也。”
陈恭尹 《六道集叙》 亦云： “其指愈浅， 其忧愈深。 读者毋徒视为虚诞之谈， 而忘其为肝胆之照也。” 又云： “世俗日下， 则立教者日劳。 ……与流俗人言， 则其词宜详而近， 势则然也。 佛说六道之旨， 以穷一心之变， 极幽明之故， 可谓痛哭流涕。 而后之人， 犹漠然视之。 吾乡在犙和尚乃为采古今近事家喻户晓者， 着以为 《六道集》。 盖为未悟人说法， 不得不然。”
作为文学大家的陈氏， 对 《六道集》 “采古今近事” 之法的评价独具只眼。
弘赞一生度人无数， 无论上弘还是下化， 皆有可观。 正如霍宗瑝 《第二代在犙和尚传》 云： “曹洞一宗， 至博山无异和上崛起有明启、 祯间， 门庭高峻， 单撑孤诣， 如金刚王宝剑， 过者不敢仰视。 一传至师， 一肩担荷， 若揭日月， 天下皆得而见焉。”
其律学的故事化， 就是让人由故事而入信， 由信而持戒， 由戒而生定， 最终而达超悟境界， 完成其宗教目的。 如果说 《六道集》 等三书採自各史传故事以传教， 是属于对佛教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的话， 那么， 以那些来自耳闻目见的岭南故事入佛书、 传佛法，无疑是属于弘赞的创新。 其岭南新故事简洁可信， 雅俗共赏， 能得各阶层的欢迎。 我们今天作为研究者， 要尊重弘赞这种以岭南口耳相传的故事入佛家律学著述的传教方式， 因为这提升了明末清初岭南出家释子与在家居士的佛教信仰， 普及了佛教文化， 于禅宗的中兴有特殊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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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清] 释弘赞： 《木人剩稿》， 清康熙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