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着名的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认为注重传主的内心冲突和揭示传主人格的复杂性是现代传记的基本特征。他指出： “若不考察一个人物的各个方面，不深入了解其无数的细枝末节，要想把握他的心理状况，是根本不可能的”.现代作家对自我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的重视，使他们选择了注重情感抒发和心理显现的“心理化”的叙事方法。
在传统自传中，作者对“人”的感知与理解受以儒家“礼教”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模式的制约。“礼教”的作用“在于维护上下尊卑的统治体制，其文化形式则表现为个体的感性行为、动作、言语、情感都严格遵循一定的规范和程序”,“礼教”规约下的人性“实际即是原始群体、氏族、部落历史具体地要求的社会性”.这种文化模式强调人的外在的群体性和社会性，无视人作为个体存在的内心活动和生命状态，使人的个性和生命欲求被社会性、群体性等原则所遮蔽。在这样的文化模式的制约下，传统自传中的“我”是处在外部的社会生活中的人，而不是具有独特个性和丰富感性的个体。
“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礼教”文化，掀起了“个性解放”的时代浪潮。个性意识作为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对每一个信仰和追求“个性解放”的个体起到了理性的引导作用，使他们开始重视个体性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受。个性意识的觉醒使现代自传作家意识到要将以前被公共化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化的“宏大叙事”所遮蔽的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受揭示出来，将人的心灵世界细致入微地展现出来。
“五四”运动以后，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发展迅速，成为新式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对人的心理现象进行专门研究的学问，心理学改造了作家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促进了作家自我意识的觉醒，加深了作家对个性解放的理解。
现代作家在个性解放的引导下，借助心理学知识，对自我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生活进行深入的观察和探究，展示人物的心理现象和内心活动。
自传作为回顾性的叙述是建立在选择性的基础上，而人类对“过去”的记忆总是杂乱的、感性化的，叙述者在叙述时不是事无巨细包罗万有，而是围绕一定的主题决定表现什么，解释什么。现代自传虽然是按时间推进的，但它叙述的是传主的心灵发展史，而不是流水账式的个人年谱，因此“回忆”有意舍弃了某些生活事件的自然过程，而选取那些刻骨铭心的最能引起作者情感波动的生活片断，这些组成情节内容的生活片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创作主体的个性和精神。正如巴赫金所说： “对艺术家来说，他的敏感和创造性则在于： 他能不断淘洗作家的内在冲动，确立”过去“及其那些人与事的外部边界，即他能把”过去“及其人与事作为一种审美客体接收和纳入自己主体的深度体验之中。”
现代作家在自传中直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重大人生事件在人物内心所引起的波动，而不仅仅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表现人物心理的显意识层面。
自传是叙述者站在第一人称的立场上描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再现特定的人生事件的同时，也要有相应的内心活动，使自我形象更加完整。现代自传在表现人物的心理流程时，通常使用直接或间接内心独白技巧。《女兵自传》被认为是比传奇小说还好看的传奇故事，传主清醒执着的奋斗精神，及为理想信念而付出的艰辛与跋涉，曾激励了无数青年走上反封建反礼教争取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道路，曾鼓舞了无数青年走上战场奋勇杀敌。然而，在传主坎坷曲折充满磨难的前半生中，自杀的念头也曾多次出现，但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使命感最终战胜了内心的怯弱，使她在一个个艰难困苦的境遇中百折不挠。谢冰莹用内心独白的方式记录了自己内心深处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冲突及心灵所承受的痛苦煎熬。
传主因反抗包办婚姻而被母亲监禁，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生与死在内心展开激烈的交锋： “---自杀，倒是个最好的办法，忍受一刹那的苦痛，解除了一生的烦恼，忧愁。……---死？ 难道你真的只有死路可走吗？ 为什么不想想自己的前途？
你常常责备自杀的人太没有勇气，太懦弱，太不中用； 求生，是一切生物的本能，何况一个为万物之灵，具有创造一切的聪明底人应该努力求生，而真的去寻死吗？ 你虽然是这样渺小，即使真的自杀，于社会没有丝毫影响，它决不会因你的死，有什么损失； 但你自己对得起国家吗？ 对得起供给你饭吃，供给你衣穿，供给你受教育的父母吗？ ……”当作者执着追求的爱情婚姻濒于破灭时，生与死的斗争从晚上一直延长到黎明。
在生与死的心灵交锋中，读者清晰的感受到了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个体的挣扎与困惑。谢冰莹通过对内心矛盾冲突的描写，深入地开掘了自我的内心世界，呈现出自己纷繁复杂的心理“面”,从而使这个叛逆而矛盾的女性形象更有立体感。
内心独白是最具内心探索性质的话语场景，对独语者心灵深处微妙的难以描述的情感、意识、思想进行着捕捉和表现。在现代作家自传中，作者用大段的内心独白，展示自我心理的矛盾冲突，挖掘人性的复杂性，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力。
内心独白可以在没有叙述者介入的情况下，直接向读者传达人物内心的无声语言。直接引语中有承担“路标”功能的引号，引号有信号意义，更容易将读者引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并给人以真实生动之感。
张资平在自传中经常采用直接内心独白技巧，表现某些事件在传主内心深处引起的波澜。张资平在几位老师的鼓励下，决定报考留学，因文凭引起小风波也有惊无险顺利解决，满心欢喜的传主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考上了日本留学，有港币百元的制装费，到日本后，每月又有日金三十七元半的官费可领。……”想到这里，真是心花怒开。
“我不再写信回家去了，要等到留学考试的结果发表以后，---不论成功失败。---领得一百元港币的制装费，要买些什么呢？ ……此外，……最好有余裕时，再买一幅墨晶金丝眼镜，装束起来，同学中哪一个赶得上我漂亮呢？ ……”
走到祠堂前来时，才像从梦中惊醒过来。……“港币一百元！ 天鹅肉，自己在做梦！ ”
我登时像完全失掉了水分的植物，萎缩起来了……直接引语的插入像手术刀一样剖开了人物的外在躯壳，使作者的笔尖直接触及人物的灵魂深处。这段文字细致地描绘出传主由惊喜到振奋，由自卑到沮丧的复杂内心情感。在这一系列动态的情感迭进的描述中，一个遭受经济压迫的既骄傲又自卑的青年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自传中的内心独白或长或短，有些旨在表现人物内心的各种思想感情相互冲突、反复较量的过程。有些则是为了渲染内心感受所涵含的强烈感情色彩。
郁达夫在经历了一系列转学事件后，对当时腐败的学校教育深感失望，因此做出了回家自学的另类举动。郁达夫认为，回乡独居苦学的两年带给他很大的收获，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个预备期。年仅十六岁的传主能做出这样特立独行并使自己受益终身的决定，使作者深感自豪。作者用直接内心独白的方式展现自己当时的豪情壮志，既表明了此事在作者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有突出强调凸显这一事件的重要性的功能。“五四”运动的余波激起了沈从文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勇气，他经过认真的思考，最后做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重大决定： 离开湘西到北京寻求新的人生。沈从文也采用直接内心独白呈现做出这个重大抉择时内心的想法。
“内心独白是向着戏剧化前进的一步，这种作品中使用的永远是现在时。由于强调的是个人的内心生活，所以这是一种更为严格而可信的写实主义的形式，其中有很多自传性的成分。”
现代自传打破了古典自传一贯使用客观描绘和旁观评价等手法的模式，用类型不同、长短不同的内心独白展示人物暂时的局部的心理动态，是对自我情感的直接抒发，使文本的主观性和抒情色彩更加浓厚。
作者在按照事件发展的外在线索建构叙述文本时，除了运用大量的内心独白之外，也会穿插大段的对自我精神世界的分析和评价，虽然会造成外在事件叙事过程的中断，但对自我心理的剖析有助于揭示自己的内心世界，表现传主丰富复杂的思想情感。
青少年时期就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郭沫若，一直向往新式婚姻，但他却接受了父母的安排与一位旧式女子结婚，这成为他一生中最要忏悔的事。在自传中他连用几个比喻，浓墨重彩的铺写了他当时的想法，使自我复杂的内心世界真切细致地显露出来。“人是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动物。他总会有种种的幻想来安慰自己。”这是作者的自我解嘲，说明作者已经意识到妥协是自己的一个性格弱点。媒人把女方的品貌说的天花乱坠，使传主抱有美好的幻想：“说不定就是深谷中一朵幽兰，或者是旷原里的一枝百合”,但是由于传主对她一无所知甚至模样都没见过，因此，他心里仍然是十分忐忑。作者将心机比作天枰，“动摇了一会之后自然又归于平静了”,将传主曲折变动的心情表现的十分形象贴切。
现代自传更关注的是个体的精神存在和自我的内心冲突，因此不仅叙述了外在生活事件的发展过程，还展现了生活事件在传主内心所引起的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现代作家在自传中表现自我的心理内容时，除了一般的社会心理表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 现代自传中性意识的描述和精神分析成为其心理描述的重要特色。弗洛伊德学说作为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在其鼎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
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重要作家都曾不同程度地，将精神分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他们站在反封建的立场上，以精神分析为武器，对虚伪的封建假学道和违反人性的封建礼教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
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对精神分析学说有所关注的作家，在自传创作中也不同程度地运用了精神分析理论，将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意识更坦白地暴露出来。首先，他们都在自传中直接袒露了自己的性意识。郭沫若在自传中坦率地写道： “我自己到现在都还在惊异： 我不知道我为甚么会有那样早期的性的觉醒。”他记述了自己性意识觉醒的最初征兆，这些描述和弗洛伊德关于儿童早期性感的特征的描述是完全符合的。他还叙述了自己十一岁时，热衷于攀爬校园中的竹子，因为可以获得“一种不可言喻的快感”,就“把竹杆当成了自己的爱人”.正如弗洛伊德在探讨儿童性欲时指出的： 身体敏感部位的接触摩擦是儿童满足性欲的一种手段。传主通过攀爬所得到的快感其实就是性方面的快感。他还讲述了自己因旧小说中“很葱茏的暗示”而受到的“挑发”,作者认为，生理上的变动总是要像开了闸的水一样流泻到内外平静的那一天。
郁达夫在自传中吐露了自己少年时期性意识的觉醒。作家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认为不应该和女孩子待在一起，“但到底还是一个亚当的后裔，喉头的苹果，怎么也吐它不出咽它不下，同北方厚雪地下的细草萌芽一样，到得冬来，自然也难免得有些望春之意”.作者用比喻的手法写出了自己性意识的萌动以及内心所弥漫的苦涩与抑郁。此外，他还写了自己与赵家姑娘的交往，追忆了自己在离家考中学前的夜晚与她独处时的情景，表露了自己朦胧的爱恋。张资平也在自传中记述了，自己在日本两性解放的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对女性的渴望和性苦闷的昂进。
性的觉醒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心理现象，自古有之，但对性的觉醒的自觉和正视却是一种现代意识，性的觉醒是和人的觉醒密不可分的。可以说，现代性爱意识的觉醒是个体人格和自我价值受到关注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生理学的角度看，梦是大脑皮质神经细胞活动的结果，现实在脑神经细胞中留下的深刻的痕迹是梦的唯一基础。心理学家则认为，梦是人在日常生活中经验的精神生活在睡眠中的发映，它与清醒状态中的精神生活有密切的关联。弗洛伊德提出，梦的根源是愿望，梦的内容是愿望的实现，梦不但表达了思想，还以幻想经验的形式使愿望得到满足。在弗洛伊德看来，梦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梦与人类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最本质的东西接近，而这些东西在人处于清醒的时候是被理性和规范压抑着的，通过对梦的分析和解释有助于人们寻找被隐藏的更真实的自我。弗洛伊德使中国现代作家意识到，梦并不是无秩序无意义的行为，而是紧紧依照着心的规则行动的。梦境和潜意识也成为现代作家在自传中的表现对象。
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中，记述了自己患肠伤寒而处于昏迷状态时，做了一些断续的好像有联系又好像没联系的梦。梦境中通常包含了在现实生活中被压抑的人格的重要成分及倾向。郭沫若当时对现状不满，把外出游学当作解决自己出路和寻求救国真理的必由之路，他很渴望离开四川到北京、上海甚至国外去读书，可现实的困境使他无力实现这个愿望，只有在梦境中得偿所愿。因此他梦到自己到了上海，而且在上海进了学堂。作者梦见自己与逛娼家的朋友绝交，以及住进国王修建的菊圃中，是他自身高洁品格的体现，也暗示了作者具有远大的志向和坚强的意志。面对强大的现实阻力，作者的愿望和抱负暂时只能在自己幻想所创造的世界中现实。
《巴金自传》中记述了“我”在二姐死去前曾梦见自己到了一个坟场。巴金的二姐体弱多病，特别是母亲去世之后，她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传主对此非常担忧，害怕二姐难以承受病痛的折磨追随母亲而去。传主潜意识中担忧在梦境中形成了顺向的心理运动。现代作家在自传中描写梦境、幻觉，深入挖掘自己的潜意识，旨在展示个体特定时期心灵世界的骚动和裂变。
中国古代自传的叙述重点是以客观的社会生活为前提的人生重大事件，因此自传的主体是社会化的生活经验和公共性的价值观念，不注重个人主观的精神世界的描写和性格变化的刻画，更未能通过心理描写对传主的人格成长做深层次的揭示。
中国现代自传则采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细致入微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呈现了传主人格的发展轨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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