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在当代中国军旅文学生态链中，短篇小说是重要一环，一度有着辉煌的地位，新世纪以来却日渐衰微，其境况已无法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相媲美。军旅文学的倾斜性发展由来已久，其端倪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新兴影视的迅猛发展催生了军旅“长篇热”，军旅短篇小说却逐渐走下坡路，从而导致军旅文学生态的失衡。这种现象持续到新世纪，进一步制约了短篇小说的生存空间。
军旅短篇小说的遭遇源于时代语境的变化。媒体、网络技术的融合在新世纪进一步颠覆着既有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消费文化。受大众思潮的影响和冲击，军旅文学在写作生态和写作资源上也在不断发生着位移，而对新世纪军旅短篇小说的梳理、研究必然要把时代语境作为前提和基础，从而有助于理解军旅短篇小说在新世纪的新特点和新变化。
“新世纪文学”不单纯是时间意义上的概念。除了作为文学分期的时间界限，它还包含有文学新质的生成。在新世纪文学语境中，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一个标志性特点，具体投射到军旅现实题材短篇小说创作中，表现为作家对生活本体的进一步开掘，试图选择与现实最贴近的微观视角切入生活，放弃了以往俯视生活的立场，致力于在最普通的军人形象塑造中“掘一口深井”，挖掘日常生活的丰沛意义。
姑且不论用“生活”建构文学意义的方法是否恰当，无可否认的是，在这些聚焦小人物生存命运和生活状态的小说中，作家已经不是用单纯文学审美的眼光去反观生活，而是用文字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以生活引领审美。而文学审美必须要适应和接纳“生活”，才有可能对文学作出有效的解读。另一个显着的时代特点是进入新世纪后作家的思想和精神愈加自由舒展，开始尝试对军营文化的多元表达，比如英雄形象的塑造和对历史战争题材小说的建构方式均有所变化。
时代语境不仅决定着文学脉络的走向，它对作家自身创作心态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市场的需求让不少小说家远离了短篇小说创作，原因有二：一是一大批颇为成熟的短篇小说写手退出这一写作领域，转向长篇小说和影视写作；二是一批新成长起来的作家在写作之初就响应市场的召唤，直接投入到长篇和影视写作当中，一开始就摒弃了短篇小说写作。
以上述现象为依据，新世纪军旅短篇小说的文学概貌便不难想象。写作队伍仍然出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部分老作家和较为成熟的作家（研究文本既包括军旅作家的军旅题材小说和重要地方题材小说，也包括非军旅作家的重要军旅小说），他们虽然所作不多，但其艺术水准较高，部分作品获得诸如鲁迅文学奖等主流文学大奖的认可，如徐怀中、阎连科、裘山山、温亚军、陆颖墨、李浩、龙一等。这些作家在日渐凋敝的短篇小说写作环境中，摒除聒噪之音与浮躁之气，坚守在短篇阵地上，所作之文和新世纪以前的军旅短篇小说相比，更具有传承性。
另一方面，由于成熟短篇小说家队伍的流散，也恰恰给了一部分年轻作家崭露头角的机会。以王凯、鸢、李亚、王棵、裴指海、卢一萍、王甜、曾皓、曾剑、李骏、刘跃清等为代表的一批“70后”新生代开始崛起，这个群体的短篇小说也成为支撑新世纪军旅短篇小说主干的“重头戏”。如朱向前所说：“他们不仅仅在军队刊物（如《解放军文艺》《、西南军事文学》等）发头条、出小辑，还甚至在《人民文学》、《十月》等国家级大刊上露一手，并且在各种选刊上频频亮相（李亚堪称代表），或者在全国性评奖中一试锋芒（如朱鸢以中篇小说《坝上行》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在军队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生代日渐成为新世纪军旅短篇小说写作的主力军，作品特点与时代语境的联系更为紧密，为军旅文学短篇小说奠定了新的审美根基，他们的短篇小说作品也是本章论述的重点。新生代内部在写作题材和艺术特色上各有千秋，彼此之间的文风和书写领域也不尽相同。若与20世纪80年代“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那种“集团冲锋”的阵势相比，新生代所演绎的文学体式和文本类型并未固化，也并非全部集中于军旅题材书写，而是呈散兵游勇式的各自为战。通览新生代军旅作家的短篇小说，还很难寻出这一群体共同青睐的书写领域，仅可说明的是，一些作家对较为固定的写作资源有所偏爱，形成了较为明晰的个人风格。如王凯作品的题材大致有两类：即对连队基层生活的描摹和机关青年军官生存状态的书写；李亚的作品则侧重于军营生活中人与环境由碰撞而引发的深层思索，以及底层小人物的生存样态；裴指海擅于书写历史战争题材，而李骏、曾剑、刘跃清则专注于对纯粹部队生活的描摹，等等。新生代未来的写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军旅文学短篇小说的走向，值得批评家的研究、关注和引导。
此外，《解放军文艺》、《西南军事文学》、《西北军事文学》、《神剑》、《橄榄绿》等军队文学期刊近年来开辟了一些版面，给基层业余作者提供了平台，刊登了不少他们的短篇小说作品。这些作者多半有着扎实的部队生活体验，作品中带有鲜明浓郁的基层部队生活气息，读来亲切自然，但小说质量与水准仍有待提升。
二、老作家宝刀不老成熟作家偶有佳作
“商业语境强化，传媒形式变化”等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便愈发强劲地展示了它施予文学的巨大压力，军旅文学的权威叙事在新世纪伊始便受到了挑战和质疑，短篇小说更是首当其冲。短篇小说的生长土壤并不尽如人意，它既不易进入出版流程，也很难依据仅仅万字篇幅被轻松改编成影视剧，文学刊物是它的主要存活阵地。然而新世纪后的纯文学刊物几乎都在滑坡，短篇小说的境遇每况愈下。尽管大部分成熟的小说家转向了影视创作，但仍有少数作家坐得住“冷板凳”，依旧在短篇小说写作上不懈探索。
短篇小说要求作家具有更为高超的艺术水准，更为精妙讲究的文章布局。优秀的小说家通常不愿放弃对短篇小说的经营，老作家徐怀中在新世纪仍笔耕不辍，从几篇颇为精妙的短篇小说新作便可显现出他仍然葆有创作活力。临近2000年之时，70岁的徐怀中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讲的是一个赤裸的神秘女人漂流到连队驻扎的小岛，后又投海自杀、神秘失踪的故事。女人来去匆匆，小说也是以一个又一个悬而不解的迷局铺陈了现代人无法索解的绝望。作品风格奇诡，若说是先锋，但语词地道，简约凝练，一派现实主义作风。但若说是传统小说，情节结构又出神入化毫无逻辑。徐怀中的名字标在上面，让人甚感意外。一年之后，徐怀中又在《人民文学》第一期发表了短篇《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全文围绕女孩脸上“一抹极淡极淡”的微笑，以“妙园日出”
为喻，写了一个军事学博士不期然间与之相遇到却再难割舍的一段诗化情感，小说自然平淡到极点，直接使用谈话口吻，流畅朴实，不但与他以前的风格迥异，就是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相比，也是大相径庭。裘山山是一位在短篇小说上颇有成就的女作家，也是军队少见的在短篇领域持续掘进的高产作家。她在2001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白罂粟》（长江文艺出版社），西藏军人是她的主要描写对象。新世纪以来，她陆续创作了《勒师傅的太阳光》《、天不知道地知道》、《事出有因》、《我讲最后一个故事》、《周末音乐会》等一系列短篇小说，可谓成绩斐然。她的作品取材广泛，语言节奏明快、生动、潇洒。她注重小说的故事性，将情节编织得“好看”，能够用故事本身吸引人、打动人。
在平凡的生活中挖掘新意，并以女性独有的细腻和敏感，去捕捉生活最动人的侧面是裘山山短篇小说的重要特点。小说《我讲最后一个故事》就是选取一次军人返乡与同学聚会为切入口，在一种漫不经心的氛围中说出了这样一个故事：严亮毕业后分配去西藏的一个军队医院，他昔日的女友米晓岚因此而离开了他。表面上这是一段关于情感背叛的悲情往事，然而故事继续向下伸展，真相在严亮和米晓岚的叙述中逐渐露出了本来面貌。米晓岚曾在严亮不知情的情况下冒险去探望他，而去边防团的惟一一条通道被洪水冲毁不得不抢修，关键时刻，米晓岚将与亲人团聚的机会让给了真正的军属，自己折身而返。而严亮竟也加入到迎接这批军嫂的行列，曾亲眼见到边疆军人和他们家人见面时的拥抱哭泣，也就在这一刹那，他忽然意识到，不应该让一个自己深爱的女子也像这些满身风尘的妻子们一样再为他作出类似的牺牲，爱一个人有的时候就需要放手，于是他也在那时决定放弃米晓岚的爱情。故事讲述一对恋人无奈而痛楚的分离，借此独特的角度赞颂雪域高原上一群为了事业与理想无私奋斗的人们。
在书写军人生活的同时，裘山山的地方题材作品多能够选取社会中的边缘人物作为主角，挖掘他们身上富有人性美感的一面。如《周末音乐会》讲一个票贩子丁小力因卖票剩下一张，偶然进入音乐厅听了一场音乐会，却被音乐的魅力所感染和震撼，流下了热泪。音乐会完毕，恍若南柯一梦，丁小力又回到现实世界的卑微身份当中。一个普通人最为动人的一个时间点，被作者捕捉住并呈现在读者面前。《致爱丽丝》
把乡下的一位小保姆九香作为主人公，讲她如何圆音乐梦的故事。九香的女雇主自小就有的钢琴梦一直未能实现，便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奈何女儿对练琴丝毫不感兴趣，便与九香约定，练琴的时间女儿练舞蹈，九香练琴，几年下来，九香竟成为了一个优秀的业余演奏家。女主人知道这个结果后，愤怒而懊恼。九香辞去了保姆的工作，做了音乐教师。而一日，她竟回到女雇主的家里，主动教这个早已脱离了音乐启蒙年龄段的女人弹奏钢琴，两人之间的嫌隙也由此弥合。
在这个故事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与温情的。另外，裘山山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能及时、迅速地关注当下社会的新鲜话题，并从中汲取创作灵感。阎连科在新世纪十年中的军旅短篇小说并不多见，《1949年的门和房》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故事背景是置于军营当中的，但小说本身却以似真非真的梦境为主线展开。故事开端，15岁的少年张旺泉在姐姐失踪后，被当连长的叔叔带到海岛上，做了一个梦。之后的情节便都与这个梦有关，从他发现了布满弹药的神秘小屋，到他撺掇叔叔去小屋中查看却导致叔叔被捕，再到旅长勒令张旺泉枪决亲叔叔，可中枪的却是失踪已久的姐姐!故事穿插了大量的场景切换，读者始终也无法参透这些场景是真实出现的，还是只是主人公梦境和幻觉的延伸。作品延续了阎连科的超现实写作手法，脱离了生活真实，也许如雷达所说，作者把“真实推向一种陌生而警醒的程度，以至大大超越了表相的真实性，进入到人性的和灵魂的深邃真实”。
多年来，温亚军执着地在军旅短篇小说领域默默耕耘，他将自己创作的精神根系扎入平实而富有意味的生活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注重细节，意境开阔，故事处理得去留随意、收放自如。他的短篇小说《驮水的日子》斩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是新世纪军旅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收获。《驮水的日子》是一个扎实、精致的小说，同时不乏空灵的味道。小说讲述的故事很简单：新疆地区的某个连队，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所有吃用的水都必须借助牲畜从离连队八公里远的盖孜河驮运过来。司务长买回了一头不肯老老实实驮水的驴子，连长把任务交给了一位沉默寡言、性格内向而又倔强的上等兵，于是便有了一段上等兵与驴子相伴的日子。驴在上等兵的驯服下，渐渐接受了驼水的任务，并逐渐和上等兵建立起一种人与人之间心意相通的关系，衍生出一种相依为命的亲人般的情感。最后，上等兵考取了军校，要与朝夕相伴的驴分开了，作家对分离场景的感人描述细致入微，那种情感剥离之时的细腻笔力不禁让人潸然泪下。故事的主线十分简单，作家在淡泊朴实的叙事风格中给读者留有一种汪曾祺般“化外之境”的美感。温亚军的小说风格不是热烈的，他的故事多半具备内省式的思考，善于探究人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如《火墙》、《划过秋天的声音》、《游牧部族》、《病中逃亡》等），有些作品运用象征性的隐喻（如《万克是一条鱼》等），具有“言外之意”。
陆颖墨的《海军往事》同样在新世纪军旅短篇小说的舞台上绽放光彩，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词认为：“《海军往事》看起来说的都是小事，一面‘镜子’、一条狗、一扇舱门、一艘老旧的军舰，连接成一条记忆的河流，苍凉而不失壮美，深沉中闪射着理想的光芒。海军往事照耀着波涛汹涌的海面，深情地注视着我们今天的远航。”
从这段话中或可看出陆颖墨小说的风格：亦是善于在寻常事物中挖掘文学的意味。作品没有固定的人物和事件，分别以长波、彼岸、舱门、远航作为小标题连缀起整篇小说。文中融入了作者对海军生活较为强烈的生命体验，文风似大海一般，于平静之中涌动着一股力量，写出了大海的壮阔与军人的阳刚之美，同时道出了作者对海军美好前景的热望与期盼。陆颖墨的其他主要短篇小说收入同名小说集《海军往事》中，共由26个短篇小说组成，收录有《远航》、《升腾》、《理发》等作品。李浩是近些年创作势头较为强劲的作家。他早年写过不少诗歌，中短篇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曾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短篇小说《将军的部队》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写作为李浩的小说奠定了“诗性”特质，他的文字富有感染力，有极强的抒情意味和哲理色彩，在叙事者视角的选择上也颇为精当。《将军的部队》就从一个年迈的老兵视角，回忆他曾跟随过的将军的一生。小说中没有将军当年驰骋沙场的正面战争场景描绘，将军的形象也始终是一个退休的老者，他的“部队”不过是整整两大箱已经发黄的刻着简单记号的木牌。小说通过开启老人穿越历史的尘封记忆，侧面展现了将军戎马生涯的一生，而木牌上的每个人名，都早已深入在将军的骨血里，成为他晚年生活的全部核心，从而道出了一个铁骨铮铮的军人内心的情感。《最后七日》则细腻地陈列出一支被日军围困的部队全体阵亡前最后七日的生活景象，写出了人陷入绝境之中的彷徨、无助、暴戾。作者的触觉敏锐，在故事的叙述中融入了对人性形而上的哲学思考。
龙一的短篇小说《潜伏》讲述的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余则成潜伏在军统特务机构中的故事，小说后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并热播，家喻户晓。《潜伏》的叙事很有节奏感，故事张弛有度，环环相扣，在好看、好读的同时兼具文学意味，把余则成、翠平、老马等人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同时，龙一的“谍战型”选材也为军旅小说的写作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三、新生代作家群体的崛起
新生代的短篇创作是支撑新世纪军旅短篇小说的主体力量。笔者之所以将这个写作群体冠以“新生代”之名进行统一论述，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这批作家是在新世纪之后逐渐走入读者的视野，其所处的文学语境相较以往有新的变化；其次，鉴于这个作家群体的崛起和以“50后”、“60后”等新时期军旅作家们有新老交替的意味，且“新生代”军旅作家主体大多为“70后”生人，论辈分在军旅文坛上尚属新人；再次，这些作家目前已经获得部队认可（均在近些年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评奖中联袂获奖），也说明他们的创作在当下军旅短篇小说领域具有代表性和可言说性，是一支颇具潜力的军旅文学生力军，也由此区别于其他业余写作者。
新生代军旅作家的短篇小说集中创作于新世纪以后，他们的作品带有与时代同步的成长烙印。既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红色经典”对宏大叙事的建构，也未沿袭新时期军旅文学对于战争书写的多元化探索，而是在文学审美上聚焦小人物的生存感受，偏好对个人体验的精确捕捉，突出个体的存在意义，并在叙事方式上有所创新，以此来完成文学理想和诗学空间的构建。这些鲜明的写作特质既体现在新生代军旅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也较为明显地反映在他们的社会生活题材的小说中。“显而易见，比起前代作家来，他们受教育条件更优越，眼界更宽，有更好的知识储备、文学修养和写作训练，他们与生俱来的青春气息、同龄兵代言人身份等等优势都是不可替代的，并已逐渐在创作中展示了与以往大异其趣的思想走向、审美情趣和语言风格，不由得令人眼睛一亮。”无论是现实军营的书写还是对历史战争的架构，新生代的作品都显示出独属于这一时代和群体的艺术特色。
（一）现实军营：聚焦小人物的生存境遇
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往往是作家的一部分自我映像，其观察生活的方式和言语动作都隐性地传达着作家对现实的评判。同样，在新生代的小说中，对军人形象的塑造可以投射出创作主体对于军营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新生代倾力刻画军营小人物形象：主人公多为普通军人，他们被琐屑、平庸的日常生活打磨得与平常人无异，较大程度上削弱了以往军旅文学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等崇高精神的表达力度。
新生代的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包含着作家对自身经验表达的诉求，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对世俗人生的深切关怀，这种特质与“新写实主义”有着内在关联。其精神内核是显而易见的，即作家希望通过对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近乎白描式的刻画直抵小人物的精神世界。新生代的短篇小说写作有向军队最现实和真切的生活层面靠拢和回归的自觉意识，聚焦于军营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倾力展示基层官兵的喜怒哀乐和苦辣酸甜。在新生代作家中，王凯的小说富于生活灵性。他的《正午》、《一日生活》、《沙之舞》等一系列短篇小说皆以军营小人物作为主人公，以个人化的视角为现实军营中基层官兵的生活蒙上了尴尬而无奈的色彩。
比如，短篇小说《一日生活》以基层连队普通一天的日常生活为线索，表现了在军营的指导员“我”和战士马涛各自苦闷的生活和濒临幻灭的爱情。在《一日生活》中，作者干脆直接以“起床”、“早操”、“整理内务和洗漱”、“早饭”等琐碎的生活内容作为小标题，串联起整个小说的叙事。看似无意义而单调的生活却羁绊了“我”和马涛情感的延续，爱情由于军营生活的严格制度变得毫无浪漫色彩，如死水一潭，需要以无比冷静的眼光去考量和计算。日常生活中琐屑的事物汇合在一起，形成一股不可抗力，左右着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曾剑、李骏和刘跃清也是新生代中钟情于书写当代军营生活的作家。曾剑《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颇具“农家军歌”的味道，写一个从小村庄走出来的军人燃起了当作家的梦想，他贪婪地观察生活、记录生活，白天发生的事时常在夜半的笔尖上流淌。他十年如一日地磨砺着自己，终于如愿当上了军官，父亲为儿子感到骄傲，却由于对儿子成才的期盼始终没与之见面。《士官的白天和夜晚》讲的是士官“我”因为会写小说，被主任调去新闻报道组。在“炮制”新闻未果的一连串失败后，“我”见识了机关中为了赢得新闻报道数量急功近利的做法，于是决心返回基层。
李骏曾戍边新疆、西藏多年，那段生活也成为他重要的写作资源。小说《祝你幸福》写一位长期戍边的老连长因不能离开部队，多年没有回家，只能让妻子一人在城市生活。分居多年的尴尬境地让婚姻出现了裂痕，老连长好不容易回到城市，却是面临与妻子离婚的无奈境地；《北京再见》讲一对彼此相恋的爱人相处了三年，女孩却始终没有答应男孩的请求，最终没有走到一起。原因是这位来自新疆边防医院的女军医研究生毕业后毅然选择回乡行医，不得不因此放弃了爱情。刘跃清的短篇小说《遥远的手榴弹》通过学习投弹的过程描绘了普通军人在军营的成长生活经历，《连队之河》则书写了一个群体在军营生涯即将结束之时的状态，道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部队现实。两部作品融入了“军营新写实”的元素，均体现了作者对部队基层生活的细腻体验和真切感悟。王棵的《营门望》则选取了一个“他者”的视角，讲述一个在军营大门外做小生意为生的母亲终日张望着营门，希望有朝一日儿子能成为大院中的一员，一名光荣而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军人。
在新生代眼中，军营生活所包含的林林总总的事物和细节都可以囊括进文学视野中进行审美观照，无论是极端艰苦条件下基层生活的感悟，还是一段军营生活的记录或回忆，在作家笔下都得到了原生态的展示。
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紧密相关的文学趋势表现在新生代的小说中，即是对日常生活的文学化建构，这种建构既是感性的，又是实用的。所谓感性，指的是小说将日常生活“搬运”和移植到文本当中，作家本人似乎也沉溺于生活当中，只客观记录人的生存状态，而不作过多理性思考，也不为主人公的尴尬处境寻求出路（如《连队是一条河》、《拉练》等）；所谓实用，指的是小说中的价值观更多从现实利益出发，职业上的困顿和外界无孔不入的肮脏欺骗干扰着普通军人，传统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已经被现实利益和物质追求所抛却和遗忘。
在摄取当下军营生活作为写作素材时，记录个体处于社会生活中的鲜活情态，彰显个体存在感，传递创作主体对于急遽变化时代的细微感受和认识，是新生代作家共同的情感立场和审美追求。社会的飞速发展给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恐慌感，身处欲望都市的洪流，即便是身处军营的官兵也是如此，他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内心嬗变。
包含《海戒》、《对鱼说话》、《暗自芬芳》、《飞鱼》等军旅题材短篇小说在内的“守礁系列”是王棵对个体经验极致表达的印证，收录在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守礁关键词》中。这些小说皆以海上枯燥的守礁生活为背景，于细微处凝结着作者真切的生活体验。《海戒》表现年轻军人对严苛的职业环境的背离和反叛，作者倾力书写生命的搏动之于苦闷生活的美好，同时掺杂着压抑、挣扎和痛苦。《对鱼说话》和《暗自芬芳》中的战士是敏感的，他们面对一望无际的海洋，能够以特有的个体感受精准地牵引出海上生活中的细节和情绪。在这些小说的文字中，见不到以往同类题材中直白的甘于奉献的誓言与口号。作者大胆正视守礁生活的严酷，表现了奉献者的沉重与无奈，将兵与兵之间由本能而衍生出来的残酷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王棵的笔下，读者可以碰触到真实军营的一个角落：极端条件下对职业的坚守也有可能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成为生活一蹶不振的缘由，某种情况下甚至成为生存的威胁。这样触动人心的描写直抵守礁战士生活的原始真实，从人性的视角探寻生命价值，情感的力量被作家无限扩张，成为个人生活的主宰。
（二）英雄素描“：另类英雄”的悄然出场
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一直被视为军旅文学的核心母题。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军旅文学历史，始终离不开写作主体对英雄人物的建构。经过不断探索和拓展，每个时期都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英雄范式”。从“高、大、全”完美型英雄，到新时期军旅作家们开始尝试从不同维度塑造英雄，英雄形象从来都不乏必不可少的气节与风骨。然而，这种侠肝义胆、担当天下的精神品质到了新生代作家的笔下便有所变异了。如果说新时期作家对于英雄的塑造还是一种主动建构，那么到了新生代这里，英雄的形象和光环则是大幅消解和削弱了。
新生代作家对“英雄”概念有着个体化、私人化的定位和理解。卢一萍的短篇小说主人公就体现了作家对英雄的个人定义和解读。卢一萍曾在新疆、云南、西藏等地工作和游历多年，长期的边疆经历赋予他的一系列小说以浓厚的地域色彩，粗犷而富有张力。他笔下的故事多半发生在条件极为艰苦严酷的边疆地区，注重挖掘普通官兵在严苛条件下如野草一般顽强的生命力，各个短篇故事之间的人物往往有所关联，如《快枪手黑胡子》等几个短篇小说，围绕女兵柳岚、索狼荒原立过大功的营长莽汉“王阎罗”王得胜，以及风情万种的女遣犯薛小琼三人之间的生活际遇和情感纠葛，表现荒原中军人真实的生命状态。作者并不完全从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伦理道德的角度去观照人物。“王阎罗”这个人物具有“瑕疵型”英雄的一些特点，如粗鲁、莽撞，同时他又有常规意义上的道德缺陷，已经与柳岚结了婚的他却抵挡不住女犯人薛小琼的诱惑，与之发生关系。这样的错误是以往的英雄人物书写所极力避免的，但作家从人情、人性的角度出发去铺展人物的情感脉络，使故事读来合理，反而生出对主人公艰难处境的同情。
新生代笔下的英雄仍然是崇高的，他们不乏牺牲和奉献的精神，但军人的身份带给他们的孤寂和痛苦无法回避，也无需回避。作家们如实表达了英雄的困惑与无奈，有的是与亲人的长期分离导致的家庭纠纷，乃至家庭破裂，有的需要面对旁人的不解抑或讽刺，这些困境也让英雄人物自身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陷入了信仰危机。另外一些故事中，作家将“英雄”的称号冠之于异化或弱势的小人物身上，出现了对“另类英雄”形象的书写。
此处有必要对“另类英雄”的概念作出界定。英雄是群体生活的产物，他们身上往往具备智谋上或是体能上超出常人的特质，骁勇善战，且大多具有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等重大经历，往往是众人之中的佼佼者或领军者。本文的“另类英雄”却指涉的是小人物。他们并没有多么耀眼的光彩，有的甚至生存境遇极端困苦，“英雄”之名也不被人们所认可；或在智力上或在身材上有缺陷，是人群中的异类。之所以称他们为“另类英雄”，原因是他们虽无“英雄”之名，却有英雄之实，为克服自身缺陷付出了比普通人更多的努力，最终取得了不凡的成绩。有的在战争中果敢勇猛、以一当十，有的不被领导重用，却在最底层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创举，因此称之为“另类英雄”。
曾皓的《看不见的军功章》中瞎眼老汉曾立过赫赫战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既没有被追认为英雄，也得不到政府的补贴和帮助，但让军功章重见天日是他生活最重要的精神追求，老伴只好明知军功章早已丢失，却每日陪他“扯谎”。曾经的英雄对于英雄主义的坚守与残酷现实的巨大反差令人落寞、无奈。
还有的主人公被设置为群体中最不合群的异类。如朱鸢《斜坡》中的林先飞，具备英雄的优秀品质，但这种品质却在常人眼中被遮蔽了，或者说是被误读了。主人公智力上看似残缺的一面掩盖了他们的光芒，只因发出了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声音而不被认可，因此只能在低于他人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即便林先飞因抢救物资的英雄举动而被人重新发觉和认识，从被认定退伍到重获机会留在部队，人生就此被改写，却仍旧无法消除人物本身经历的坎坷带来的落寞感。
再进一步，作家提出了英雄是否存在的命题，对“英雄”定义本身进行辨证式的思考，他们笔下的英雄是被遮蔽起来的“隐形人”。曾剑《士官的白天和夜晚》中，基层连队的普通一兵滕金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代表。滕金波是个聪明乐观的士兵，却因嘴角有疤让他看上去随时都是笑嘻嘻的模样，领导不喜欢他的“嬉皮笑脸态度”，一直不让他转士官。滕金波想到资助贫困学生读书，借以提高知名度，被前去采访的“我”发现了他心里的“小九九”真相：滕的妹妹学习成绩优异，因为没钱不得不辍学，他拿钱资助别的学生，目的显而易见。在“我”的帮助下，滕金波调去了汽车连，有望提士官。关键节点上，滕金波在一次任务中因为救别的战友触碰了高压线，手指截肢，落下了伤残。因为条件不符合，滕金波没能转成士官，只能背着行囊返回家乡。朱鸢的《美女阿福》中的战士袁大头也不能避免相似的命运。与美丽的城市教师兰子互订终身的袁大头热切地期盼着未婚妻的到来，却在大漠寻找战友的途中丧命，死后也没有得到任何功名。
作者想表达的正是历史、体制、个人等因素对于“另类英雄”的不可抗力，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可能摧毁英雄，埋没英雄。这里面的人物，往前走一步就是英雄，往后退一步便是个默默无闻甚至在军营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无人提及和关注的人。作者的情感态度是复杂的，英雄也不是单一刻板的，作者不回避他们的私心，但更凸显他们作为英雄伟大的一面。因巨大的、不可抗的外力施予的影响，英雄也必须无奈地接受命运沉浮。多元的文化形态瓦解了作家对英雄形象的固有认知，新生代作家有着更为自觉的反思意识，除探究到以往军旅文学中关于英雄塑造的弊病和缺失，也在英雄主义书写的不断演变中努力发出独特的声音。反映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英雄形象的塑造带有荒诞色彩，二是英雄身上的荣誉和光环逐渐褪去，可看作是对“完美英雄”的戏谑和反拨。
（三）战争书写：情感想象中的历史
作为中国文学主脉之一的军旅文学是孕育于战争之中的，对战争的书写也理所当然成为军旅文学天然的使命。军旅短篇小说由于篇幅限制，无法彰显长篇小说气吞万象的美学风格，却也善于从细微、独特的角度切入，让读者管窥战争的一个侧面。整体上看，新生代作家涉足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并不多见。除却裴指海对战争史有较为细致的研究，写下了《高人之死考》、《苍蝇》等一系列历史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和少数作家类型化的历史战争短篇小说，大多数新生代在书写此类题材时，都惯于对战争场面作模糊化的处理，历史被贯以个人化的情感内核，成为“想象中的历史”。
王甜的《昔我往矣》是这类小说的一个例证。作者选取解放战争中一个女军医和两个孪生兄弟之间的爱情故事为情感主脉，叙述了一个由于战争的阴差阳错导致的凄婉爱情故事。南雁和罗永明在后方的卫生所中偶遇并相爱，而后永明奔赴战场。战后二人“重聚”并成婚，晚年的“永明”患上了严重的失忆症，他趁着残存的记忆告诉南雁，其实自己是永明的弟弟永亮，哥哥永明早已在多年前的一场战役中牺牲了。
南雁在巨大的震惊和恐慌过后，终于重新接受了永亮。南雁、永明、永亮三人的爱情构建起一段个人化的、充满了跌宕起伏的历史，渺小的个体命运由于战争的到来变得错位，且不可逆转。同样是“以情筑史”，曾皓的《篝火燃烧的地方》则用一个家族中几个神秘女人的故事串起了一段全家齐心抗战的艰苦岁月。故事的叙事者是一个小男孩，主线始终围绕男孩眼中外婆、表姐和女仆胖丫几个女性的行动展开。小说的叙述充满了扑朔迷离的色彩，而正面战场上的爸爸、舅舅始终没有明晰的形象，抗战前线则以“篝火燃烧的地方”这一富有象征性的词语指代。即便如此，读者还是能从几个女人离奇的遭遇中感到正面战场的残酷与惊心动魄。短篇小说《如烟》则通过母亲对画家张雨石的追思引发了一段有关战争的回忆，作品的立意和写作技巧与《篝火燃烧的地方》有相似之处，充满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李亚的《水上演出船》则是一个在古今交织的现实中寻找革命历史线索的故事。作品中上士池颜受正在创作革命战争题材作品的科长委托，要弄清一件史实，涉及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在河南夏邑八里庄与日军作战时牺牲的事件。小说在历史与现实中编织故事的手段主要通过书信的形式完成。池颜在文化馆的征文中意外发现两篇文章，内容各自谈到了两名先遣联络员魏铁衣和任凤楼的下落，而这两个人正是揭开历史真相的关键点和突破口。小说的叙事视角在主人公和两个征文作者之间转换，征文的内容一旦得到呈现，故事的时间便回到了叙事者所处的历史时代，讲述了魏铁衣和任凤楼意外死亡的经历。作者如此架构小说的好处是：历史脉络和现实线索之间的推展进度可以按照作者的安排和喜好随意转换，主人公池颜的言行和思绪可自如而恰当地中断历史故事的叙述，便于清晰展示历史线索与结局的因果关系推理，也易于在人物的关系设计上使历史与现实发生关联。
回顾20世纪的革命历史题材短篇小说，如王愿坚《党费》、《亲人》等名声大噪的名篇佳作，用笔精简，角度也颇为精巧，都是紧紧围绕艰苦的战争环境展开故事，注重还原战争现场感。新生代则把历史改写成了片段式的、具体可感的生命过程与人生经验。小说中的战争烙下了鲜明的个人化印记，凸显了“人”对事件的绝对主导，小人物阴差阳错的经历对于战争的成败有决定性的影响。作家运用叙事技巧增强了这些短篇小说的故事性和传奇性，规避了对战争场面的直接描绘，一些小说有情感经验的呈现，却无战争文学的内核与实质。
与历史战争题材短篇小说的数量稀少有所不同，新生代较于老一辈军旅作家表现出对地方题材的偏爱和书写热情。除王凯、朱鸢、刘跃清、李骏的创作几乎全部为军旅题材小说，其余的新生代作家创作的非军旅题材短篇小说或是和军旅题材作品数量相当，或是前者的总量多过后者，驾驭起这些作品也是手到擒来。现实题材的作品多展示个人生存状态，抑或是家庭、职业带来的困惑，与他们书写的现实军营题材小说特质有某些趋同性。
如果说“60后”更关注人物身上所承载的厚重社会内涵，那么“70后”新生代作家在涉及地方题材短篇小说写作时，取材上更倾向表现出对庸常生活进行深入挖掘的热忱，表现人物丰富、驳杂的生命情态，对细节进行放大和夸张处理，探索个体的人情、人性与强大社会力量相碰撞和对抗之后给个体留下的伤痛。
王甜的小说集《火车开过冬季》、曾皓的《危险的拯救》、《你吃过小米粥吗》等小说，情感关系与社会关系都以个体经验的诉说方式得到呈现，并且表露出无序和混乱，立足于“本我”的个体感受似乎是新生代使自身写作和现实生活接轨的最为简易和直接的途径。“70后”在精神层面和审美趣味上与上、下两代作家的格格不入，致使他们的许多小说在看似无意的戏谑和调侃中弥漫着强烈的焦灼感和彷徨感，也由此，作品中鲜有闲暇顾及对人物自身以外的宏观世界进行描摹和建构。此外，新生代作家对特定地域的书写和农村题材短篇小说作品也较为常见。
四、面临困境及对策
新世纪短篇小说的创作格局并不单一，尤其是年轻一代军旅作家的创作，丰富和扩展了军旅短篇小说的书写领域和叙事手法，为军旅短篇注入新的活力，成果可喜，同时也令人对他们今后的创作充满期待。然而，如果以更高的标准衡量，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军旅小说家们在各大文学奖项中集团冲锋、屡获佳绩的斐然成绩，新世纪短篇小说则逊色得多，数量和质量都不尽如人意。
新世纪语境中的军旅短篇小说才刚刚起步，新成长起来的作家们仍在摸索中前行，军旅短篇小说能否重振旗鼓，取决于当下小说家的写作立场与态度。因此，有必要对阻碍军旅短篇小说发展的症结加以总结，为军旅短篇小说的良性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归结起来，新世纪短篇小说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家对当下军营的书写力度不够，他们笔下的军营缺乏军营文化底蕴作支撑，读来总感觉失了几分军旅味道。一部分原因是和平年代的军旅作家脱离了炮火纷飞的战争环境，军人的职业特点中也相应缺少为国捐躯、舍生忘死等观念，和其他职业的属性愈发趋同，对于远离战场的军人来说，职业困惑抑或情感纠葛与其他人并无太大差异。更重要的是，年轻作家与当下军营之间还存在不小的隔膜，军旅批评家朱向前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先天不足”。殷实也曾提出疑问：“今天的军旅文学写作，与当下军营现实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结论很简单：存在着某种严重的疏离。从创作主体也就是作家方面来看，甚至存在着有意无意的回避。这种情况似乎有点奇怪：世俗化特征鲜明的文学写作，却要与现实保持距离，长于摹写生活、照搬‘现实’的军队作家们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新生代作家多半是从军校或从地方大学毕业入伍直接提干的作者，与前辈作者比起来，他们缺乏在基层军营摸爬滚打、一步一个脚印扎实走过来的重要生活体验。文学来源于生活，如果生活经验严重匮乏，军营生活的神韵也就写不出来了。
其次，由“后天缺课”引起的部队重大题材作品的缺失。短篇小说是军旅文学中的轻骑兵，篇幅短小精悍，有利于及时追踪部队的发展变革，但新世纪短篇小说中却鲜有反映部队改革或重大题材的好小说。拿新生代作家来说，他们树立的文学观念是一种“小生活”观，也即写作的“私语化”特征。与之相矛盾的是，部队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反映军队变革进程的--很大程度上是以革命和建设为核心的集体生活，而新生代的文学观念显然还不足以囊括和涵盖这种大格局的表现内容，也就导致重大题材短篇小说的缺席，这不能不说是当下军旅文学的一个缺憾。另一方面，新军事变革时期部队发展的速度极快，作家很难及时追踪“歼十”、“航母”、“神十”等重大事件，面对这些并不熟悉的新兴事物，自然无从下笔。再次，文学生态环境不利于军旅短篇小说的发展。在读图时代的挤压下，短篇小说的黄金期已然一去不复返，作家不大可能凭借几篇重磅短篇便功成名就。比起长篇小说改编和影视剧创作的高昂收益，短篇小说创作更是“苦差事”，很有些吃力不讨好的感觉。既无名又无利的现实境遇使得短篇小说的写作群体不断缩减。成熟作家队伍的流散显而易见，即便在新生代作家群体中，也已出现部分作家逐渐偏离短篇小说写作，转向长篇小说和影视剧创作的趋势。针对上述问题，可供参考的建议有三。
一是积极组织作家深入生活，深入一线，身临其境去感受军队改革前沿正在发生着什么，补充相关的生活体验，积累素材，以便日后的小说创作。
二是作家需坚守理想主义品质，进行英雄书写的多元探索。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特质是军旅文学的风骨与底色，也是军旅文学之所以能存在和显示其独特品质的原因所在。新世纪短篇小说中能够被读者永久记住的英雄形象并不多见。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英雄形象没有得到大众发自于内心的认同，并未承载军旅文学重要的精神内核。从文学的长远发展来看，塑造带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崇高品质的军旅英雄形象永远不会过时，一味地消解英雄形象并不是军旅小说的发展出路，也不符合军旅文学的艺术规律。作家应当抓住当下的变革契机，审时度势，在新型军事人才大量涌现之时深入体察和挖掘他们身上有个性、有光彩的故事，重塑军旅中短篇小说的核心品质，创作出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雅俗共赏的军旅文学扛鼎之作。
三是亟需同代批评家的引领和对作品的宣传推介。新世纪从事短篇小说的写作者数量不多，而专注于评论短篇小说的批评家就更为稀少。已成名的评论家推荐和评说的作品大多也出自名家之手，容易忽视对青年作家作品的推介，不在文学现场的理论批评也难免失之偏颇。相比之下，青年一代批评者尚处于起步阶段，他们的思维方式、个性特点都与青年作家有相似之处，因之更容易进入到作家的精神世界中探寻和阐释其作品的价值观和文学意义，作出行之有效的推介和引导。
再者，与直接面向市场的小说不同，军旅短篇小说更依靠传统的“作家-编辑-评论家”三位一体的模式推出作品，因此，对于短篇小说的宣传来说，诸如短篇小说研讨会、笔谈、专栏等多种文学活动方式和部队内部文学评奖机制的完善都必不可少。青年一代军旅作家是延续军旅短篇小说命脉的重要基石，他们未来十年乃至几十年的创作水准甚至决定着整个新世纪军旅文学的走向。他们的文学素养和创作潜力令人欣慰，也应得到批评家的认可和持续关注，军旅短篇小说的健康和良性发展有赖于这个写作群体的迅速成长和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