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温柔敦厚”源于《礼记·经解》, 作为儒家的诗教主张, 它对中国古代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形成具有较大的影响。之后, 其影响波及到文学、艺术、美学等多个领域。就文学领域而言, 其在诗学理论中的体现尤为显着。以袁枚的诗学批评为例, 通过对“兴观群怨”与“温柔敦厚”、“关系”与“温柔敦厚”的阐释, 探究“温柔敦厚”与袁枚诗学理论的关系。
关键词：温柔敦厚; 兴观群怨; “关系”; 袁枚; 诗学批评;
Abstract：As Confucian poetics, "wenroudunhou" which stems from LiJi has great effect on the for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thics.After that, influence of "wenroudunhou" spreads to literature, art, aesthetics and other fields, especially, the theory of poetics.Take YuanMei's poetry criticism as an example, we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nroudunhou" and YuanMei's theory of poetics by explai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xingguanqunyuan", "ethics and morality" and "wenroudunhou".
Keyword：wenroudunhou; xingguanqunyuan; ethics and morality; YuanMei; poetical criticism;
“温柔敦厚”最初是作为伦理规范而提出的, 之后, 与文学、艺术、美学等多个领域发生关系, 特别是对于诗学批评而言, 关系更为密切。从其提出起, 在历代的诗学理论中几乎都有论及。本文以袁枚对“温柔敦厚”的诗学批评为例, 探究“温柔敦厚”与袁枚诗学理论的关系。
一、“温柔敦厚”的内涵
“温柔敦厚”, 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 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 《诗》教也。……故《诗》之失愚,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 则深于《诗》者也。”孔颖达正义释“温柔敦厚”云:“温, 谓颜色温润;柔, 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 故云‘温柔敦厚’, 是诗《诗》教也。”又释“《诗》之失愚”云:“《诗》主敦厚, 若不节之, 则失在于愚。”又释“温柔敦厚而不愚”云:“此一经以《诗》化民, 虽用敦厚, 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 不至于愚, 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 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之后, 孔氏在疏曰:“然《诗》为乐章, 《诗》、《乐》是一, 而教别者, ……若以《诗》辞美刺、讽谕以教人, 是《诗》教也。……则《诗》有好恶之情, ……乐有谐和性情, 皆能与民至极, 民同上情, 故《孔子闲居》云:‘志之所至, 《诗》亦至焉。《诗》之所至, 礼亦至焉。礼之所至, 乐亦至焉’是也。其《书》、《易》、《春秋》, 非是恩情相感、与民至极者, 故《孔子闲居》无《书》、《易》及《春秋》也。”[1]1368-1370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 诗教也。”大体而言, 是说到一个人所表现出的温柔敦厚的品格, 是《诗》教化的结果。可见, 《礼记》中的温柔敦厚最初是指人, 特别是人的性情, 具有伦理道德性。孔颖达正是在此前提下, 言“温, 谓颜色温润;柔, 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 故云‘温柔敦厚’, 是诗《诗》教也。”把“温柔”具体解释为, 人样貌和颜悦色, 情性温和柔顺。然而, 他对“敦厚”却没有详细阐释, 只是对《诗》讽谏的原则进行了一种规范, 即运用《诗》进行讽刺时, 不可太过尖锐, 不要直接指斥某人某事, 而要委婉含蓄。不仅如此, 孔氏还在正义中直接引述“敦厚”二字, 因而使其对温柔敦厚的解释并不完整, 所以, 有必要对“敦厚”做进一步的阐释。许慎的《说文解字》释“敦”为:“怒也。诋也。一曰淮河也。”段玉裁注云:“皆责问之意。按心部惇, 厚也。然则凡云敦厚者, 皆假敦为惇。”[2]678许慎又释“厚”为:“山陵之厚, 育众生。”其中主要透漏出三个重要信息, 一是敦具有责问之意;二是敦厚互训, 如《邶风》亦言:“王事敦我。”毛曰:“敦, 厚也”;三是厚与山有关。由此可知, 厚具有山的厚重、宽广的特性, 又由于敦与厚互训, 因而敦厚的引申之义指性格诚实忠厚。与此同时, 敦厚也有发问、责难之意, 而这一点在过去的研究中鲜有论及。
此外, 《礼记》中还提到“温柔敦厚而不愚”, 需要注意的是, 将“愚”与温柔敦厚联系起来。《说文解字》释“愚”为“戆也。从心禺。”[2]908“心”指心智, 性格。“禺”为“角落”, 引申指“不通达”。所以, “愚”表示性格孤僻, 钻牛角尖, 不能随机应变, 不懂人情练达之事。在温柔敦厚中, “愚”实际上主要指敦厚而言, 所谓“《诗》主敦厚, 若不节之, 则失在愚”“虽用敦厚, 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 不至于愚”。所谓“失”, 指“执教中过而无节导致偏差”[3]923。可见, 失就是失中, 及因失中而导致的过与不及的问题。这与敦具有责问之意就联系起来了, 也就是说, 责难要有节有度, 有礼义的规范。紧承温柔敦厚的解释后, 孔颖达又做了如下分析:
首先, “若以《诗》辞美刺讽谕以教人, 是《诗》教也”, 与“温柔敦厚而不愚, 则深于《诗》者也”比较可见, “美刺讽谕”就是“温柔敦厚而不愚”, 只是一个侧重言辞, 一个侧重为人, 也再次说明温柔敦厚有美刺的两面性, 而且刺的表现是委婉有节度的。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的:“所谓‘以义节之’, 就是《诗大序》说的‘发乎情, 止乎礼义, 也就是儒家说的‘不偏之谓中’ (《礼记·中庸》) 。《诗》教究竟是以意义为主, 所以说‘以《诗》辞美刺讽谕以教人’, 美讽谕不离乎政治, 所谓‘《诗》依违讽谏, 不指切事情’, 就指美刺讽谕而言。”[4]121朱先生的此番评述可谓切中肯綮。当然, 对于温柔虽也有这样的要求, 但更主要的还是对敦厚而言的。温柔敦厚是《诗》教, 但如果在此基础上还能“不愚”, 则是对《诗》教的深入理解和领会。
其次, 《正义》中引述了《孔子闲居》:“《书》、《易》、《春秋》, 非是与民相感恩情至极者”, 这也是《孔子闲居》不录三者的原因所在, 它们不能像《诗》《礼》《乐》一样充分表现人们的哀乐之情。“《诗》有好恶之情”, “《乐》有和谐性情”, 所以《乐》能够中和《诗》的好恶之情, 使之和谐、中正、融洽, 由此而明确提出“《诗》乐是一”。所以, 乐与《诗》其实是二而一的关系, 特别要指出的是, 乐与“温柔敦厚”关系也很密切。《乐记》中的相关记载就有体现:“乐者敦和”、“乐和民声”、“乐以和其声”、“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 天地之和也”、“乐者, 天地之命, 中和之纪, 人情之所不能免矣。”所以, 对“中和”的追求, 是诗乐的共同特点。朱自清先生言:“‘温柔敦厚’是‘和’, 是‘亲’, 也是‘节’, 是‘敬’, 也是‘适’, 是‘中’。这代表殷、周以来的传统思想。儒家重中道, 就是继承这种传统思想。”[4]125《乐记》从“感于物而动, 故形于声”的“感物说”出发, 对“哀心”“乐心”“喜心”“怒心”这四种心态感于物而产生的声音都有微词, 唯对“爱心”有所感, 且情有独钟, 称之为“和以柔”, 因为和且柔的声音符合中和的传统思想。乐和“温柔敦厚”最终都是要展现中和、中庸之美。所以, 如朱自清先生所言:“《诗》教不能离开乐而谈。一来声音感人比文辞广博得多, 若只着眼在‘《诗》辞美刺讽谕上’, 《诗》教就未免狭窄了。二来以声为用的《诗》的传统———也就是乐的传统———比以义为用的《诗》的传统尧古久得多, 影响大得多, 《诗》教若只着眼在意义上, 就未免单薄了。所以‘温柔敦厚’该是个多义语;一面指‘《诗》辞美刺讽谕’的作用, 一面还映带着那‘《诗》乐是一’的背景。”[4]122这段话对理解温柔敦厚的诗学内涵有很大启发。依循这一思路, 对袁枚关于“温柔敦厚”的阐释加以分析。
二、袁枚对“温柔敦厚”的诗学批评
袁枚对“温柔敦厚”的批评主要源于以下材料:
“至所云‘诗贵温柔, 不可说尽, 又必关系人伦日用’。此数语有褒衣大祒气象, 仆口不敢非先生, 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 《戴经》不足据也, 惟《论语》为足据。子曰:‘可以兴’、‘可以群’, 此指含蓄者言之, 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观’、‘可以怨’, 此指说尽者言之, 如‘艳妻煽方处’, ‘投界豺虎’, 之类是也。曰‘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此诗之有关系者也。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此诗之无关系者也。仆读诗常折衷于孔子, 故持论不得不小异于先生, 计必不以为僭。”[5]284
在袁枚看来, 戴圣所编撰的《礼记》其真实性有待证实, 所以温柔敦厚出自孔子所言的说法值得怀疑。他认为, 只有《论语》所载孔子之言才是最可信的。袁枚认为, “兴观群怨”中, 只有“兴群”符合温柔敦厚的要求, 只有“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关乎人伦日用, 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与此无关。所以,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温柔敦厚四字, 亦不过诗教之一端” (《再答李少鹤书》) 。那么, 温柔敦厚是如何表现“诗教之一端”的?在袁枚看来, “诗教之另一端”又该是什么?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论述, 以探究袁枚对“温柔敦厚”的诗学批评。
(一) “兴观群怨”与“温柔敦厚”
“兴观群怨”源于《论语·阳货》:“子曰:‘……《诗》, 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6]269袁枚在引述此记载的同时, 附之以《诗》的篇目作为例证及相关论述, 用“兴观群怨”驳斥“温柔敦厚”, 以此阐释其观点。
关于“兴”, 孔安国注“引譬连类。”而关于“群”, 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朱熹注:“和而不流。”足见, 《诗》可以引譬连类以为比兴, 也可以互相切磋砥砺, 其方式都温和含蓄。如, 《柏舟》和《中谷有蓷》的情感表达。观和怨, 袁枚认为, 指“说尽者言之”, 与温柔敦厚相悖, 直接抒发真实情感, 没有节度。其中, “怨”, 孔安国注:“怨刺上政”, 可能是引起袁枚争议的最大原因, 如“艳妻煽方处”, 《毛诗序》言:“大夫刺幽王也。”“投界豺虎”, 《毛诗序》言:“刺幽王也。”“上帝板板, 下民卒瘅”, 《毛诗序》言:“凡伯刺厉王也。”所以, 与《柏舟》和《中谷有蓷》相比, 上述诸篇其怨恨之情异常激烈, 毫无“温柔”与“含蓄”。然而实际上, 所谓“诗可以怨”, 即言怨的情感表现, 在不足以对统治者构成讽刺和威胁的程度和范围内都是允许的, 而此时的怨也是符合温柔敦厚的。
这里就涉及到“怨”情如何表现的问题。黄庭坚云:“士有抱青云之器, 而陆沉林皋之下, 与糜鹿同群, 与草木共尽。独托于无用之空言, 以为千岁不朽之计。谓其怨邪?则其言仁义之泽矣;谓其不怨邪, 则又伤己不见其人。然则其言不怨之怨也。”[7]可见, 诗可以表现怨之情, 但要注意表现的方法, 而“不怨之怨”无疑是黄氏所找到的折衷方式, 也可以视为“温柔敦厚”的一个注脚。又, 王夫之认为:“可以群者, 非押笑也;可以怨者, 非诅咒也。不知此者, 不可以语诗。上下四旁、古今人物, 饶有动情之处。鄙躁者非笑不欢, 非哭不戚耳。”[8]51此处对“怨”做了更深入的分析, 不是诅咒怒骂、哭天抢地的情感宣泄才能表现怨, 那种“不怨之怨”的情感表达, 使怨情更加昭然若揭。由此足见黄王二人对怨的理解可谓透彻。程廷柞则分析得更为细致, 他将怨诗分为“刺诗”与“谤诗”, 并加以区分:“若夫诗之有刺, 非苟而已也。盖先王之遗泽, 尚存于人心, 而贤人君子弗忍置君国于度外, 故发为吟咏, 动有所关。自邺、鄘以至曹桧, 无国无之, 可谓盛矣。岂若后世之为诗者, 于朝廷则功德祥瑞, 于草野则月露风云, 而甘出于无用者哉。汉儒茫然不能发明刺诗之由, 紫阳出而拟诸谤讪。然则上以风化下, 而下以风刺上, 古之人何相报之薄耶?且谤讪之事, 汉唐中主所不能容, 刺诗之多, 而诸国中不闻以诗获罪者, 其故安在?”[9]诗可以刺, 但不可置君国于度外, 这是刺诗与谤诗最大的区别, 也由此弥合了刺诗与温柔敦厚之间的裂痕。正如之前对“温柔敦厚”内涵阐释时谈到的, 它不仅有委婉含蓄、诚实忠厚之意, 也有责难和发问之意, 但都要“不愚”, 即要符合礼义规范的限定。又如钱穆先生所言:“学于诗者可以怨, 虽怨而不失其性情之正。”[10]325
而在“兴观群怨”中, 袁枚认为最符合温柔敦厚的, 是“诗可以兴”, 从诗表现性情的根柢出发, 阐释了孔子的这一主张, 即“圣人称:‘诗可以兴’, 以其最易感人也。”[11]385“诗者, 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 其色夺目, 其味适口, 其音悦耳, 便是佳诗。孔子曰‘不学诗, 无以言。’又曰‘诗可以兴。’两句相应。惟其言之工妙, 所以能使人感发而兴起;倘直率庸腐之言, 能兴者其谁耶?”[12]546袁枚认为, 能使人“动心”“夺目”“适口”“悦耳”的诗作便是好诗, 而这些都是“诗可以兴”的结果。因为它“言之工妙”, 所以才会使人“感发志意”, 使人情感激荡, 而“直率庸腐之言”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更为关键的是, 兴是以诗中人的真实性情表现为基础的, 如“貌有不古, 敷粉施朱。才有不足, 征典求书。古人文章, 俱非得已。伪笑佯哀, 吾其优矣。画美无宠, 绘兰无香。揆厥所由, 君形者亡。”[13]160诗的生命在于真实, 如果失去了真实的感情基础, 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 如同画中的美人与兰花, 不能引起人们的爱恋, 也嗅不到清幽的香气。所以, 真情才是诗歌的灵魂, 所谓“诗杂其真也, 有性情而后真, 否则敷衍成文矣”[14]227, 诗之真的基础就在于情真。
(二) “关系”与“温柔敦厚”
袁枚认为, 《诗》中有“有关系者”, 也有“无关系者”。前者如“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后者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的“关系”, 就是指沈德潜所说的“人伦日用”, 即日常的伦理道德规范。关于“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邢昺正义云:“《诗》有《凯风》、《白华》, 相戒以养, 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颂》君臣之法, 是有远之事君之道也。言事父与君, 皆有其道也。”[6]270朱熹注云:“人伦之道, 诗无不备也。”但是, 二人都没有具体说“事父”与“事君”究竟是如何关乎人伦, 又有何区别?所以, 必要做一分析。《礼记·檀弓上》言:“事亲有隐而无犯”, “事君有犯而无隐”[1]169。《论语》进一步阐释, 《里仁》载,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 又敬不违, 劳而不怨。’”朱熹注:“几, 微也。微谏, 所谓‘父母有过, 下气怡色, 柔声以谏’也。见志不从, 又敬不违, 所谓‘谏若不入, 起敬起孝, 悦则复谏’也。”[15]73对于父母的过错, 孔子主张敬而不违, 劳而不怨, 所以“有隐而无犯”。又《宪问》载,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 而犯之。’”[15]155朱熹注:“犯, 谓犯颜谏争。”勿欺即无隐, 就是对君而言, 要敢于谏争, 不能有任何欺骗。由此, 虽然“事父”与“事君”同样“关系人伦日用”, 与“温柔敦厚”密切相关, 但实际有本质的区别。
所谓“无关系者”, 显然是与人伦日用无关, 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那么, 孔子录此内容又有何意?仅仅是要求“诗人多记鸟兽草木之名以为比兴”[6]270吗?钱穆先生认为, 这只是从“小言之”, “若大言之, 则俯仰之间, 万物一体, 鸢飞鱼跃, 道无不在, 可以渐跻于化境, 岂止多识其名而已。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 乃所以广大其心, 导达其仁。诗教本于性情, 不徒务于多识。”[10]325从章学诚对袁枚诗学的批评中可以看出, 袁枚也有类似认识。如, 他在《妇学篇书后》言:“彼不学之徒, 无端标为‘风趣’之目, 尽抹邪正贞淫、是非得失, 而使人但求风趣。甚至言采兰赠芍之诗, 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 以证风趣之说。”[16]554可见, 实斋从坚守儒家经世致用的角度出发, 强调“风教” (《文史通义·言公上》) , 指斥袁枚诗学观与传统道德相悖。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袁枚录采兰赠芍之诗是为了“以证风趣之说”, 并多次提及自己追求“风趣”的诗学观。“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 好谈格调, 而不解风趣, 何也?格调是空架子, 有腔口易描;风趣写性灵, 非天才不辨。’余深爱其言。”[17]2材料所引杨万里之言现已难考其源, 但无论着实出于杨氏之口, 还是袁氏取其意之后的自铸伟辞, 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袁枚看重作品所表现出的“风趣”, 特别是“趣”。如, “燕以均年虽老, 而诗极风趣。近《咏七夕》云:‘想看只隔一条河, 鹊不填桥不敢过。作到神仙还怕水, 算来有巧也无多。’”[18]827燕以均作《七夕》嘲笑牛郎织女, 作为神仙过河相会还得喜鹊搭桥, 诗意新奇有味, 读之不禁令人一笑。袁枚推崇赵翼那些谐趣横生的诗作即如此, 所谓“诗能令人笑者必佳”[19]502, “风趣专写性灵”, “音律风趣, 能动人心目者, 即为佳诗;无所谓第一、第二也。”[20]67, 等等, 都说明他视“风趣”为性灵诗的一个显着特征, 也是诗歌摆脱了诗教所赋予的严肃的政治道德使命的表现, 因而这种审美追求也是对诗教的挑战和突破。所以, 当程蕺园来信, 劝袁枚删去集子中一些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标准的“言情”之作时, 袁氏回信道:“善乎郑夹漈曰:‘千古文章, 传真不传伪。’古人之文, 醇驳互殊, 皆有独诣处, 不可磨灭。……仆缘情之作是千二百人所共非。天下固有小是不必是, 小非不必非者;亦有君子之非, 贤于小人之是者。先有寸心, 后有千古, 再四思之, 故不如勿删也。”[21527-528]
可见, 袁枚对儒家传统教义、伦理道德不屑一顾, 在他看来, 只要“传真”“缘情”, 能够寄托“寸心”的诗作就是佳作。其实, 他的这一诗学主张与其才性密不可分。袁枚一意要入“文苑传”, 他对自身的禀赋有着清晰的认识, 深知诗文创作是自己的天性所长, 所以, 及早放弃了考据之学, 而不与汉学家一争高下, 并论证诗歌与考据学不能相兼。他有言:“着作之文形而上, 考据之学形而下。各有资性, 两者断不能兼。……考订数日, 觉下笔无灵气。有所着作, 惟捃摭是务, 无能运深湛之恩。”[22]497此处的“着作之文”, 主要指诗文创作。他说着作之文与考据之学“各有资性”, 显然是从人之才性各有所宜的观点出发, 即作诗人、文人与作考据家不能两全。他反复强调, “然人才力各有所宜, 要在一纵一横而已。郑、马主纵, 崔、蔡主横, 断难兼得。余尝考古官制, 检搜群书, 不过两月之久;偶作一诗, 觉神思滞塞, 亦欲于故纸堆中求之。方悟着作与考订两家, 鸿沟界限, 非亲历不知……”[23]180这里说的“人才力各有所宜”, 正是上文所说的“各有资性”。所谓“一纵一横”, 分别指着作之文与考据之学, 两者正是天赋所限, 所以不能相兼。有一点值得注意, 尽管袁氏称着作与考据为人之才性所宜, 但他显然认为着作高于考据。其《散书后记》称, 着作与考据“一主创, 一主因;一凭虚而灵, 一核实而滞;一耻言蹈袭, 一专事依傍;一类劳心, 一类劳力……”[24]505褒贬之意尽显。诚如刘勰所言:“夫情动而言隐, 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 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 气有刚柔, 学有浅深, 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 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 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 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 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 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 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 其异如面。”[25]1011-1013因此, 只要定位了自己的才性, 无论从个人的思想观念而言, 还是从诗文的创作风格而论, 都将遵循才性的发展道路, 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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