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高校中《大学语文》是面向文(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外语、艺术教育等各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课程设置目的是培养学生汉语语言文学方面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能力.《大学语文》教学的成功,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但是,教育越来越处于边缘化[1].自 1981 年开始在大学中开设《大学语文》以来,该门课程的建设与改革一直是高等教育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关于大学语文怎么编、学什么、怎么学、怎么教,都各有说辞.本论题试图从文言选本在《大学语文》中的编写以及教师如何教的这一角度,结合《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理念的变化与自身课堂教学经验,以对文言作品的教学方式,大学语文教学的特性进行探讨.
一、从《大学语文》的性质说起
在中国大学的教育学科体系中,《大学语文》历史悠久[2].早在 1949 年之前就已经在老北大等学校开设,王国维、闻一多、朱自清、王瑶等文化名家也在 "大学语文" 课堂上留下了风采.随着我国对苏联教育体系的引进,1952 年院系大调整之后,"大学语文"课程开始在非中文专业的大学课堂消失.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响起,"大学语文"在 70年代末最先由匡亚明在南京大学开始进行试验性地教学,其后,1981 年,由匡亚明与徐中玉领衔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大学语文》.鉴于"大学语文"的这一"身世",我们有必要了解匡亚明以及第一部《大学语文》主编徐中玉先生本人对大学语文的认识.作为学有所长浸淫古典文学颇深的专家型学者匡亚明,他对传统文学有着割舍不了的感情.所以,在华东师范大学 1981 年版的《大学语文》序言中,他指出学校教育三职能"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培养人材"、"移风易俗,树立正气,提高精神文明"庶几都能由语文教育来实现.而这三个方面在大学语文教育中该如何体现,以及以何种方式体现,匡亚明在《谈谈大学语文的诗词教学》一文中有更进一步的说明.首先,从继往开来的层面,"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作为中国大学毕业以上的知识分子,如果连欣赏的能力也没有,我觉得他这是不懂国宝,从这一点上讲,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是一个光荣,当然我不把它叫做耻辱,但无论如何总不能说是一种光荣."匡老在此所说诗词并非是指的白话诗词,而是古典诗词,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不能让古典诗词这类高超的艺术在我们手里失传.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统统要去写古典诗词,这办不到,但是起码应当要求大学毕业以上水平的知识分子应当能够欣赏[3].匡亚明以自身学力修养为经验提出文言古文教育的重要性,同时,对如何培养人才,他提出对教师的要求是"辞、意、情、吟、析",对学生的要求为"懂、熟、背、化、用",这恰恰也是讲读教学文言文的标准方法.而对于语文教学"移风易俗"的作用,匡亚明在其中所提不多.徐中玉对之却有更为清晰的表述,如他在《我对<大学语文>这个课程教学的一些看法》一文中这样说,"大学生有更高的文化修养"、"更应重视精神文明".在主编徐中玉的心目中,所谓提高大学生的"文化修养",更主要的体现在对传统文化与文学的识得上.显然,从第一代"大学语文"的编写者对大学语文内容编写的认识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视学生对传统文学的了解,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们所编写的"大学语文"的教材理念中.虽然他们所创设的"大学语文"编写体例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几经改变,但是,作为第一代编写者所确立的用"大学语文"培养大学生"人文素养"的课程性质却一直被后来者所遵循.
随着时代的发展,匡亚明一代人提出的培养学生的"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培养人材"、"移风易俗,树立正气,提高精神文明"这三点教育目的,逐渐被更为清晰的表述所取代.2006 年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等学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2006 年 11 月 4日"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在湖南文理学院召开,并以纪要形式记录了当时与会者形成的对当前"大学语文"教学性质的定位,指出其具有"工具性、素质性和人文性"的特性与目的.2007年教育部以函件形式转发的《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究研讨会纪要》可以说是我国新时期"大学语文"发展史上的大事.以此函件为契机,"大学语文"逐渐成为各高校的公共必修课."纪要"所指出的"工具性",不单纯是指学生自中小学就培养的"读、写"能力,更主要是要切合学生之后的职业定位.基于此点要求,"大学语文"的教材编写出现了以专业为导向的选文标准,如以航空、医学等专业为学习对象的"大学语文"教材,甚至出现从单纯的医学着作中选择文本的"大学语文".此种现象,无疑是以"工具论"为导向的."素质"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为选文具有审美性,能够陶冶学生的性质,其二,能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所谓"人文性"则是"工具论"的提升,试图在工具论的基础上,能够以"大学语文"的教学陶冶人的性情.
如以徐中玉主编的 2007 年华东师范大学版《大学语文》为例,其选文以"仁者爱人"、"和而不同"、"胸怀天下"、"浩然正气"、"亲和自然"、"诗意人生"这样十二个板块组成,很明显,这样的以提高"素质"为目标的编写体例与之前的以时间为序、以文学史的框架为纲的编写体例有着很大的不同.
二、《大学语文》入选文言选文性质与比例的变化
《大学语文》自 1981 年开始出版以来,其后上至教育部门,中至各个教学组织,下至个人、坊间出现名目繁多的"大学语文".本论题感兴趣的是各级各类教材中,对传统文学,亦即文言文材料的选取呈现什么样的变化趋势.
以"大学语文"的第一代教材为例,徐中玉主编的华东师大版的《大学语文》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大学语文》相对比来说,由于北师大版的《大学语文》主要是用于自学考试,因而,华东师大版的《大学语文》在学界的影响更大.
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任何一部《大学语文》教材都会选编相当数量的文言作品[4].无论是北师大版还是华东师大版,其选目中,文言文的比例都比较大,如北师大版一共选文 59 篇,而文言选文共 34 篇,占二分之一强,华东师大版的《大学语文》共选文 91 篇,而现代文学仅仅选取 11 篇,直至 1983 年此版本再出修订本,对文言文的偏好仍旧延续.无疑,这种选文格局更能体现匡亚明等人对"大学语文"教学的预期,也与他们对传统文学的认识是分不开的.而北师大版的《大学语文》影响虽然远不及华东师大版的《大学语文》,但是却代表了其后几十年"大学语文"编写的基本格局设计.虽然,在编写体例上历来的"大学语文"基本上均遵循着文言与白话平分"江山"的格局,但是,在对文言与白话在课程中担负的教育重任,众多编写者却不约而同的在白话文学编选上贯注了更多的注意力.
历数数十年来的《大学语文》教材的变迁,文言选文虽然在篇目选定上有一定的变化,但是,对于知名作家以及选本,却是相对稳定的,如《诗经》、《论语》、《庄子》、屈原、苏轼等.而相对于有着千余年文学史的古代文学来说,百年不到的白话文学的选文应该更具有稳定性.可是恰恰相反的是,白话文学在"大学语文"诸多选本中,往往是最不稳定的.相对于华东师范大学 1981 年版,以及 1983年再版本的白话选文中多名家不同,其后的"大学语文"更注意白话选文的时代性与思想性.如北师大的 1981 年版白话文就选择了毛泽东与郭沫若的政论文,甚至还将《人民日报》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收入其中.无疑,此版本是更为紧密配合国家的相关政策,在语言策略上,更是为了注重白话文.在这种对文言与白话选文选择的大趋势之下,即便如徐中玉所编写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大学语文》第九版,对文言白话选文也有很大的调整.正因为这样的编写体例,导致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白话文言文本的教学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本论题试图就《大学语文》的文言文教学,来体现传统文化教育方式在非中文系大学生中的作用.
三、《大学语文》的文言教学
《大学语文》是面向非中文专业开设的母语素质教育课程[5].它具有"工具性、素质性和人文性"特性.那么,在进行文言教学的时候,也应当在此三个框架的要求之下进行教学.但是,鉴于文言文本与白话文本语言载体以及产生时代的不同,因而,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对以上三个方面当有所取舍,同时也应当有所补充.
首先,作为非中文专业的学生,无论是理工农艺还是其他人文专业,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除非有着个人的爱好,否则都不会对文言文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在另一方面,大学生经过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已经具备了普通的语文能力.因而,在文言教学过程中,不宜再对文言文本进行字、词、句的常规解读,而应该在文学史的框架下,让学生对文言文本具有一定的赏析能力,为其具有一定的审美能力打下基础.如何在文学史的框架下培养学生的文言欣赏能力,这大致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骤,首先让学生简略了解所学课文的文学史地位,以及写作者的基本信息.据笔者在《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的经验而言,非中文系的学生对文言文中的历史来龙去脉,以及写作者的人生经历具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对作者的讲述,对作者写作背景,以及文学史的呈现,将更激发学生了解作品的兴趣.以徐中玉主编的第九版《大学语文》为例,其选文不再遵循之前的编年史的编写体例,而采用"主题式"的编写方式,以一个单元一个主题的方式呈现,打通了文言与白话选文的界限.这样的处理有着一定的优点.同时,对于大学生来讲,以带有浓烈"故事"情调的小文学史与作者个人生活的呈现,让教师进行下一步讲述,是引起学生兴趣的有益方式.如第四单元的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以及文天祥的《正气歌并序》两文,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其思想性,同时也因为其文学性.那么,在学生中学历史的基础上,再给学生讲述张巡与许远的经历,以及当时韩愈所处的文化环境,加之,文天祥身世经历当也是同学们所愿意了解的.在这样了解任务与了解人物的基础上,再进行文本的欣赏,对于非中文系的学生来讲,当不显得突兀.其次是对《大学语文》的"工具性"在文言教学中的实现.所谓"工具性",即是实用性,或者是学以致用.相对于白话文本的教学来讲,文言文本对于学生的学习,以及将来工作生活距离都较远.
那么,是否文言文学习就没有工具性可言了呢?如徐中玉版的《大学语文》第九版就增设了"学文例话",分《记叙文的阅读和写作》、《议论文的阅读与写作》、《诗歌的阅读与欣赏》、《小说的阅读与欣赏》四个栏目.显然,在白话文已经普及的今天,应用文本不需要进行文言写作,那文言文学习的实用性又表现在何处呢?首先,文言的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人文性,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提升了学生的个人品味与修养;同时,也无形地提高了学生的应用文字的能力.另一方面,在日常的公文写作中,适当应用文言词汇,不但可以提升自己谈话的品味,同时也会提高谈话的效果.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前总理温家宝的数次演讲,其可圈可点之处在于其以文言词汇表露心迹,这比喋喋万言更有效果.当然,在进行文言教学的过程中,切忌将文言文的教学上成补课的性质,中学时代已经掌握的内容应当少讲或者不讲,而更应当从学生的兴趣层面入手进行教学.
参考文献:
[1] 邓文华.试论"大学语文"教学模式的创新与改革[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7).
[2] 李明,何二元.大学语文是现代语文学科的固有课程[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3] 上海《大学语文》教学协作组.大学语文选讲(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4] 高小方.语言要点分析法与"大学语文"文言文教学[J].中国大学教学,2010,(1).
[5] 黄莹.大学语文教材建设的现状及改革趋势[J].语文学刊,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