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谈历史课堂特指《中国电影史》的课堂。一般而言,不论是综合大学还是专门的艺术院校,电影史、论类课程都不似创作类课程受学生青睐(其它艺术门类也程度不一地有此现象)。这固然与重技术实践、轻理论素养的学习偏见有关,也充分说明史、论课堂缺乏应有的吸引力。笔者主要从事影视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国电影史既是主讲课程之一也是主要研究方向。就个人授课体验而言,若想改变电影史课堂上的沉闷气氛,并非无计可施。以下谈几点引玉之见。
一、强调“历史感觉”
通常情况下,笔者会先从培养学生的历史感觉入手并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断强调这一点。所谓历史感,是指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直观性、形象性感受。有了这种感受,人们在观察和分析历史现象时,能够自觉地考虑到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历史氛围、历史特点等要素,撷取那些代表事物发展变化规律、反映社会本质的内容,形成对于过去事物的整体感悟,对于人类、社会、自然的价值判断,对于未来事物的宏观把握以及产生的希冀、忧虑等。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打破学生业形成已久的对历史的隔膜或刻板认知。在应试教育的大前提下,从中学开始,历史课程就顶着非重点课程的名目出现,以知识传递为旨归的“填鸭式”教学法更使历史原有的丰富多彩消失殆尽,因而历史课在学生眼中就成了必须死记硬背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大学课堂尽可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中国电影史是艺术历史之一种,说到底,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
要想这门课程富于意趣,学生首先要具备的该是一种历史感,而不是打开课本记住诸多的电影知识点。关键在于怎样培养学生对中国电影的历史感。既然这是一种直观性感觉,那就尽可能让学生自己去体验,任课教师要做的只是提供丰富的相关历史素材。比如,在讲述电影为什么在上海落地生根这个问题时,笔者主要展示了20世纪初上海的各类图片资料,并附以详细讲解,让学生通过一帧帧图片逐渐形成对彼时上海的感觉:大都市,经济发达、意识领先,人口众多、华洋杂处等等,而它们无一不是电影作为一门新兴产业发展的必要基础。如此这般,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就建立在以图片资料为基础的“感觉”上,而不是记住课本或老师说过的某几条。再如,为了说明陈云裳、李丽华等老上海电影明星在当时的影响力,笔者翻拍了不少《申报》电影广告和相关报道,做成PPT播给学生看。效果无疑比课本上的几句描述要好。不少学生立刻会提出相关问题,也有人马上去查资料,希望进一步了解她们的情况。此外,笔者还会以布置作业的方式要求学生去图书馆翻阅《大众电影》等电影刊物,目的同样在于让学生对某一具体时空的电影生态环境有切身的感受,一旦涉及相关影片分析,他们会比较自觉地考虑到历史环境对创作的影响。
这种做法或许会遭到质疑:难道教材可以弃之不顾吗?中国电影史既是一门课程,就该有规范性要求,学生也应该掌握基础知识。不错,课程的规范性要求不能不考虑,但历史学的规律也得遵循。事实往往是,一旦学生对中国电影有了历史感觉,很快就会有学习兴趣,结果不但能掌握好基础知识还有可能深入探讨一些历史现象、问题,进而促成较稳定的历史意识或某方面的研究潜能。因此,笔者在注重培养学生历史感的同时也要求学生读书,而且同时推荐几本《中国电影史》专着:学生不只要有自己对中国电影史的感性认知,也需要了解他人眼中的中国电影史。历史的多元和丰富在这种双重学习过程中会不言自明地显现出来。
二、注重“历史细节”
历史的魅力和生命力在于细节,有细节的历史课堂才会引人入胜。因此,在培养学生历史感的同时,电影史课程的任课老师还需善于调度细节。这里所说的“历史细节”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常规讲述内容中的细节。中国电影史通常以分析影片和介绍创作者(往往是导演)为主要内容。前者一般是在课堂上以边看边讲的方式完成,似乎难于和历史细节联系在一起;后者也容易变成干巴巴的生平简介。其实不然,崔永元的《电影传奇》在这方面的做法颇值得借鉴,《一江春水向东》一集可视为学习范本。比如对导演蔡楚生的介绍:
1942年,电影《渔光曲》的导演蔡楚生,被肺结核击倒:低烧,剧咳,浑身无力,没有食欲,大衣上尽是剧咳后留下的血迹。他仍在读书、写作,梦想着拍一部电影;他急不可耐想要动手的是一部巨着:电影从九一八事件开始,到抗战胜利,也就是 1945 年结束……富于细节的文字无疑会引导观众迅速进入关于蔡楚生和这部电影的情境之中。节目选了几个段落来分析该片在叙事、拍摄等方面的特点,其中包括影片即将结束时的重头戏,素芬和张忠良在宴会上相认。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段戏谈不上多么精彩,至多可谓平实流畅。但《电影传奇》的做法别具一格:根据文献资料复原了当时的拍摄现场,以历史的细节展示了创作者如何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拍了这场戏,从而让观众对它和他们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中国电影百年前后,出现了一批类似《电影传奇》的影像资料,为中国电影史的课堂教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任课教师还可以通过其它方式补充相关的细节。举例来说,对张石川和明星公司的介绍,笔者参照了张石川的自述《自我导演以来》和他人所着《张石川从影记》,着意补充了张从影前丰富的从商经历和他拍电影的切身体验,学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张石川的电影观是“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了。讲解汤杰编导的《王先生》系列电影时,笔者在课堂上展示了同名漫画(电影是根据漫画改编的)和当时报刊所载关于这部电影的消息,学生立刻体会到这部电影在当时的影响力和汤杰为拍摄此片付出的巨大努力。
还有一类“历史细节”已为电影研究者关注却少见于课堂教学,诸如影院分布、票价构成、电影刊物类型和电影广告方式等等。事实上,它们和影片、电影创作者一样,是中国电影历史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任选其一都可作为领略中国电影史风貌的路径。对这类细节的关注表明历史研究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向。就电影史而言,它意味着电影史的主体不再只是作为艺术形式存在的影片:“电影是一种过去和现在都是多面性的现象,它同时是艺术形式、经济机构、文化产品和技术系统”,而且“无论何时电影都同时是所有上述四个范畴的总和:它是一个系统”。
那么,电影史的教学和研究就不仅可以了解这个系统中不同范畴的运作情况,即对电影的美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维度的认识,还可以观察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是观之,中国电影史的课堂教学完全可以尝试吸纳上述更丰富的历史细节。比如,能说明1930年代中国电影趋于繁荣的不只是影片数量和类型,“一个显着的标志是各类刊物纷纷与电影杂志‘攀亲’,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杂交’刊物,如美术类的《电影漫画》、《美术电影》,戏剧类的《戏剧与电影》、《影与戏》,音乐类的《艺声》、《银坛名歌》……。”同理,《大众电影》近千万册的发行量也是“1980年代是全民热衷于电影的年代”最有力的数据。
三、倡导“历史研究”
前文已提及,大学历史课程的教学重点不在传授书本知识。如果把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培养其基本历史意识视为历史学习的一般性要求,那么“明智”不失为其最终旨归。所谓“明智”,就中国电影史而言,是指学生通过学习了解有关中国电影的历史真实,把握其中规律性的内容,并以之为参照形成自我的理性判断。一言以蔽之,对中国电影史的学习能步入“历史研究”层面。要在本科学段实现这一教学目标,显然有相当难度。但并非不可能。任课老师若能尽早发现学生的历史感,并鼓励他们带着研究的眼光介入历史,就会有些出人意想的收获。
2005年前后,北京大学电影史学者李道新老师正在做《申报》与早期中国电影研究项目。笔者曾参与其中并深刻体会到一点:只要假以合适的方式,从课堂教学走向研究的可能性很大。李老师每每会在课堂讲述结束后要求学生去图书馆翻《申报》,以此观察当时中国电影的发展状况。结果很有趣:凡是看过报纸的学生都有自己的感受,而且由于学科背景不尽相同,学生在同一份《申报》中看到了当时中国电影的不同面向。经课堂讨论后,学生们根据李老师的指导意见分别写出了自己对中国电影最早的学术见解。
虽不免稚嫩,却为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意。受此影响,笔者提倡任课教师要带着研究意识去讲《中国电影史》。长此以往,学生就会慢慢领会什么是电影史研究和怎样做电影史研究。
讲述十七年电影中的“反特”片时,笔者提前向学生布置了看片作业并留下思考题:《冰山上的来客》和《风声》是否属于同一类影片?请说明原因。令人欣慰的是大多数学生都能给出明确的个人见解,并能从影片的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以及冲突形式等方面说明两片异同。笔者所做的只是在总结分析学生见解的基础上顺势引出“类型电影”的概念,并进一步地谈了类型电影“变”与“不变”的问题。这种做法或许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但学生由此学会观察现象、思考问题而不是直接接受某个结论,无疑是做研究工作的开端。讲“第五代”电影时,有学生问:老师,书上都说《黄土地》好,可我怎么觉得不好看呢?
笔者回答:那你不妨先看看当时观众对这部影片的评价。学生认真翻阅了《黄土地》相关的报导后,颇感意外:《黄土地》的好评源于1984年第九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此前国内电影媒体并不欣赏它。笔者的解释是:电影节高度评价该片主要基于它在影像和电影语言方面的巨大突破,而当时国内观众还主要以故事性强弱来评判一部电影的好坏。这两则标准各有道理、互不矛盾,但在中国电影史册留名的往往是艺术性强的影片。学生恍然称是,并对“第五代”的相关问题有了更浓厚的探究兴趣。
综上,要想讲好中国电影史,可用一句话来归结,那就是以“历史”活跃历史课堂。这就要求任课教师既要熟悉电影作为文化产品的特性,又需遵重历史、遵循历史学科的教学规律;既是研究者又是“说书人”——把历史的繁杂和深重以生动易解的语言传递给学生。非不投入相当时间、精力,难以成其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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