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镇化与旅游业快速发展背景下,旅游小城镇成为旅游热点及研究焦点。为探讨旅游小城镇研究现状及趋势,在参阅相关文献基础上,论述国外旅游小城镇研究进展。从旅游地演化、旅游影响、利益主体、居民感知、产品开发与企业行为、规划与管理等方面分析旅游小城镇研究内容,总结研究理论和方法。结果表明,国外旅游小城镇研究领域广泛,数据容量和时间跨度大、区域尺度选择呈二元化、重视时空比较研究,强调多种理论的综合研究和定量分析,可为我国旅游小城镇研究提供借鉴。今后应完善旅游小城镇研究体系,拓展研究时空尺度,注重多理论综合分析及定性和定量方法的结合。加强旅游小城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利于预测旅游小城镇发展方向,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旅游小城镇(Tourism Town)是指把旅游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的小城镇[1].作为传统风景区和都市旅游目的地的延伸及乡村旅游的载体,旅游小城镇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随着农业、矿业、林业等传统产业的衰落,旅游业成为许多小城镇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2-4].小城镇旅游业发展能丰富和改善产业结构,促进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平衡收支,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弘扬地方文化[5].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旅游业和城镇化成为全球经济的两大热点,更引发人们对旅游小城镇研究的关注。作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社会空间形态,特别是作为乡村旅游研究的必然延伸,旅游小城镇与乡村关系尤为密切。旅游业被认为是促进乡村经济增长和恢复乡村就业的源泉,这种看法广泛存在于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德国)和欠发达国家(如巴西、肯尼亚、南非)[6-9],旅游小城镇常被当做乡村旅游研究的案例地。
旅游小城镇研究的目的是探讨旅游活动与小城镇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析小城镇背景下各旅游要素的作用、特征、影响因素和发展规律。本文尝试从研究内容、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对国外旅游小城镇研究进行系统综述,总结经验,以期为我国旅游小城镇的理论研究和可持续发展实践提供借鉴。
旅游小城镇的开发建设作为推进城镇化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旅游小城镇演化、旅游影响、旅游规划与管理等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近期国际旅游地理研究侧重空间、地方、社区等问题[10],特别是随着“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引入,小城镇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关系尤其是居民成为旅游小城镇研究的重点。
国外学者对旅游小城镇的演化阶段、不同要素特征、发展趋势及驱动因素等进行了深入研究。Cohen-Hattab和Shoval[11]、Zamani-Farahani和Musa[12]运用Bulter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研究了以色列地中海沿岸传统度假小镇、伊朗Masooleh和Sare'in小镇的演化阶段及特征。Diedrich和García-Buades研究了伯利兹5个旅游发展程度不同的沿海社区,认为居民感知可作为判断目的地生命周期阶段的指标[13].Butler生命周期理论是线性理论,而单一线性变化的描述较难解释多样化的旅游地,可结合其他理论加以完善[14-15].Agarw-al 探究 Bulter 生命周期理论与重构理论的联系,以英国 Minehead 等 3 个小、中、大型海滨城镇为例, 指出旅游地衰落是内外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旅游地复兴必须突出地方独特性[14].Russell 和 Faulkner 研究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南北两端的冲浪者天堂(the Surfers Paradise)和库伦加塔(Coolangatta)两座城镇,结合混沌与复杂性理论及Bulter理论,提出新的非线性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15].Butler理论对解释旅游实践存在不足,如主要针对度假城镇,或只关注地方本身而忽略推动其发展的外部经济和社会力量[16].Mitchell以加拿大传统村镇St. Jacobs为例,提出旅游创造性破坏模型,将旅游影响与旅游演化看作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认为企业家精神、商品化与创新是旅游影响与演化的主动力, 构建了新的旅游地演化框架[17].该模型后来在加拿大的另外两个小镇Elora[16]和Niagara-on-the-Lake[18]得到验证,Chang等用该模型讨论了旅游发展对日本北海道爱奴族(Ainu)原住民的影响及目的地的演化[19].2009年Mitchell和De Waal根据St. Jacobs镇10 a的发展对原旅游创造性破坏模型进行修改,重新划分演化阶段,增加保护主义者等变量,用多个指标分析旅游对遗产景观的影响机制[20].现有研究缺乏对旅游小城镇的明确界定与分类,对不同类型旅游小城镇的演化或对同类小城镇不同演化阶段的比较亦可加强,旅游小城镇的演化有一定的共性特征和规律。
旅游业不能毫无控制地增长,每个目的地都有一个阈值不能被超越,否则会造成极端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后果[13].旅游对小城镇影响研究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初期侧重经济影响,后来充分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个方面。旅游对小城镇的正面影响多和经济有关,文化影响常具有两面性,社会及环境影响负面居多。
小城镇旅游发展可以增加居民就业、改善生活水平,同时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生活成本的增长。旅游为希腊Pythagorion镇创造就业机会[21],促进南非偏远村镇经济发展[22],帮助美国Williams小镇从经济萧条中恢复过来[3],提升伊朗Masooleh镇和Sare'in镇形象、改善设施、提高生活水平[12,23].许多“后农业生产乡村(post-productivist country-sides)”逐步转向发展旅游来补充不稳定的农业生产[24],挪威R?ros小镇旅游业占总体就业和收入的7%[25].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对经济影响不同,Huse等比较挪威斯堪的纳维亚9个小城镇,认为基础设施、旅游发展时间及产业类型属性等导致差异产生[26].Logar分析旅游业给克罗地亚Crikvenica镇带来的经济冲击及测度指标[27].占主导地位的新经济要素的介入会引起传统经济基础的变化[28].在捷克和奥地利边界的Podyji/Thaya国家公园附近的Hnanice等村镇,旅游带来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增加居民的生活成本[29].印尼3个小镇旅游收益分配利于外部经营者和城市门户居民而非村镇居民[30]1个村镇本土化管理模式会使一些经营者受益,却可能加剧整个社区经济的不平衡[31].尽管肯尼亚Mombasa小镇把旅游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事实上旅游业并未发挥应有作用[32].
发展旅游可促进社会交流,也会对传统的社会关系、价值观等带来冲击。旅游发展改变博茨瓦纳Sankoyo等镇传统生计行为和生活方式[33].欧洲及地中海沿岸历史城镇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出现矛盾,社区角色被忽略,基于当地人合作的机制被削弱[34].旅游发展引入西方规范和价值观,造成菲律宾长滩岛人际关系商业化和消极示范效应[35],引起桑给巴尔Stone Town房价和房租飞涨,社会文化结构被破坏[36].促成东非小镇Lamu及其他海滨城镇的剥削、文化冲突以及偶尔的暴力行为[37],使Podyji/Thaya国家公园区域的居民权利受限[29],给Crikvenica小镇传统渔业带来损失并改变当地社会结构[27].可能加速社区贫富悬殊的进程,墨西哥Oaxaca等地商人、独立织工及合同工间社会差别不断增大[31].
文化影响研究集中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传统艺术的保护与挖掘,文化的同化及商品化,语言、道德观念和犯罪行为的变化等方面。实施旅游“文化复兴”工程等展示巴西Porto和Seguro村镇传统文化[38],促使玛雅古村居民保护文化原真性、重拾传统文化[39].寺庙、浴场等文化要素促进土耳其历史文化小镇Safranbolu旅游发展[40],而旅游可能使文化商品化或不再真实[41],在印度圣镇Pushkar旅游业被认为威胁传统及宗教[42].在以威尼斯为代表的历史城镇,旅游发展出现“恶性循环”现象(图1),文化系统受到损害[43].旅游发展提高尼泊尔阿拉卜拉地区和中国云南山区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人们道德水平也开始下滑,偷窃、欺诈和娼妓等现象蔓延[44],给希腊Pythagorion小镇带来高物价、吸毒、文物破坏、争吵、性骚扰和犯罪等负面影响[21],科罗拉多州旅游高速增长的村镇平均犯罪率增幅最大[45].毒品、卖淫等旅游发展带来的问题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不同,可能把女性推向贫穷,“性别工资差距”问题长期存在[46],旅游对希腊Arachova镇男女酒水消费变化产生影响,且国内外旅游的影响不同[47].
小城镇通过独特的氛围和高品质的环境而不是购物、餐饮等商业设施吸引游客[48],而旅游发展的经济利益常以牺牲社会和环境利益为代价[49],商品化景观的建立最终可能导致小城镇原生价值或乡村气息的破坏[17].因为海岸地貌稀有且具脆弱性,旅游对传统滨海小镇的环境影响被关注。一些小镇的旅游活动造成意大利西北岸Portofino海角环境的严重恶化[50],Crikvenica镇旅游引起大规模的城市化、视觉污染、环境负荷增大,建筑给海岸线带来威胁[27].捷克Podyji国家公园区域许多村镇居民认为驾驶汽车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大,废物管理是最紧迫的问题[29],在Masooleh古镇禁止驾车通行[23].
国外学者研究旅游小城镇利益主体的分类、需求表达途径、彼此间权利关系、冲突及调节等。墨西哥San Cristóbal镇存在旅游者、被旅游者(土着居民)、中间商3种群体分工,旅游者一般都生活在自己的文化罩中,只能由土着居民来适应他们[51].在越南小镇Sa Pa 经济获益者(国内外游客、地方政府机关、国内外企业)和落后的少数民族等之间旅游存在竞争[52].小城镇利益主体的主张和旅游收益不同, 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存在差异[53].缺少责任感、政府对利益主体的支持不足及缺少谈判的资源等因素阻挠了利益主体参与旅游决策的过程[54].立法、规划等手段可协调利益主体间关系,实现其利益诉求。Yuksel等赞成土耳其世界遗产地Pamukkale镇、Belek镇利益主体之间的协作[55-56].Sirisrisak指出对曼谷老城进行明确立法、重修规划可以改善利益主体间关系,利于社区参与[57].为解决约旦历史城镇旅游业和地方居民间的社会文化冲突,需平衡政府、居民及外国游客间的关系[58].居民为国外旅游小城镇研究的重要利益主体[48].研究包括基于态度和行为差异的居民类型划分,居民感知的特点、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等内容。国外学者多采用聚类分析法划分居民,新西兰10镇的被调查者被分为热爱者、怀疑者、纳税人和漠不关心者[59].小城镇居民感知有两面性[60],正面感知集中于经济发展和就业增加,负面有环境、噪音、犯罪率和酒驾增多[61].小城镇旅游发展的最终结果由当地居民承担,而居民参与常受到限制[23].影响小城镇居民旅游感知的因素众多,如居民性别[61]、宗教[12]等人口社会学特征,旅游业依赖程度[23]等。而Williams和Lawson研究新西兰10镇居民,认为要更关注个人价值及观念而非人口统计学因素[59].Pulina调研意大利撒丁岛翡翠海岸Olbia镇,分析了影响居民选择不同旅游投资形式的因素[62].
研究集中于小城镇旅游产品的特征、开发依据、开发策略等。小城镇旅游产品形式多样,除观光和度假游等常见形式外,还有图书游[63- 64]、节庆游[65]和观鱼旅游[66]等。
Seaton 以英国小镇 Hay-on-Wye 为例,对图书镇(book town)旅游发展进行长期跟踪调查,指出其具有创业成本和风险低、对小镇环境和特性破坏小、收益留给当地社区等优势,是乡村可持续旅游发展的范例[63-64].澳大利亚Daylesford小镇ChillOut同性恋节和Tam-worth 小镇乡村音乐节[65]、英国Hay文化节旅游吸引力很强[63].产品开发需考虑游客的特征与需求,Royo-Vela[67]、Zamani-Farahani和Musa[23]、Tiefenbacher等[68]分析了西班牙Be-salú等镇、伊朗 Masooleh 镇、德克萨斯 3 镇旅游者的特征。地方文化是芬兰 Yl?-Savo 和德国Kassel村镇[69]、苏格兰前工业城镇[70]打造旅游产品的重要因素。马耳他低成本传统度假胜地Bugibba小镇旅游业面临衰落,需改变单一的产品特性,推广淡季旅游产品,满足高端市场需求[71].旅游企业常充当小城镇经济发展的动力,Lordkipanidze等指出旅游企业在村镇旅游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发展缺陷,分析了苏格兰Soderslatt旅游企业的发展情况[72].活动、景点的聚集和乡村旅游线路的发展刺激了联合经营和地区间合作[22].在澳大利亚墨累河4个城镇,旅游产业集群利于将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企业的差异性和创新竞争被推崇[73].大型旅游企业的扩张速度可能会超过社会可持续发展界限[3].自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州Chadds Ford[74]、加拿大St. Jacobs[17]等镇在遗产“商品化”过程中已有很多企业投资,完善了经济体系,也造成田园气息的破坏。
国外学者指出小城镇旅游规划与管理的重要性、存在问题、措施及影响因素。政府引导有利于西班牙内陆古镇Cuéllar旅游可持续发展[75],适当的规划、开发方法和技术是治理菲律宾长滩岛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退化的解药[76].英国历史城市剑桥25 a的旅游规划与管理研究表明地方政权等因素在战略目标和政策上的作用比国家政府更重要[77].而无序的政府反应使新泽西海岸旅游小镇和周围环境的健康和吸引力很难维持[78],土耳其Belek小镇公共管理机构做出的决定造成旅游的负面影响[60].旅游规划要随着时间、环境的改变进行调整。克罗地亚Rijeka等3个海岸城镇规划中土地利用与旅游发展间存在竞争,新兴的旅游业和化工行业越来越不相容[79].马耳他国家旅游规划对Bugibba大众旅游地的定位未与时俱进导致旅游业衰落[71].约旦历史城镇整体规划要考虑环境背景,有形(实物和材料)和无形(感知、传统和活态遗产)因素的结合会减少冲突发生[58].Logar[27]提出了管理克罗地亚Crikvenica小镇的政策建议。政府参与旅游发展的类型和程度因受到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等影响而各有不同,多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取得经济回报的吸引[23].Hall探讨了加拿大发展采矿遗产旅游的Cobalt镇行政区划分的问题,指出区划合并的前景在乡村地区不容乐观,合并被抵制是社会关系冲突的结果[80].
国外学者将社会学、经济学、环境学、生态学、管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融入到旅游小城镇研究中,研究过程中注重定性与定量分析的结合,综合应用多种方法,研究结果科学性较强。
国外学者借鉴各种学科理论研究旅游小城镇演化、旅游影响、规划与管理等。Agar-wal[14]、Russell和Faulkner[15]分别将重构理论、混沌与复杂性理论和Bulter生命周期理论相结合,研究旅游小城镇的演化。Mitchell借鉴经济和乡村地理学理论,将熊彼特与哈维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应用到旅游研究中,提出旅游创造性破坏模型,预测后现代社区旅游发展[17,20].Park等运用社会断层理论(social disruption theory)对旅游不同发展类型的村镇犯罪情况进行了比较[45].Akis等用愤怒指数理论研究塞浦路斯旅游发展程度不同的村镇,认为接触旅游较少的居民旅游态度更积极[81].Frauman和Banks将环境容量研究中可接受的改变极限(LAC)理论与重要性-绩效分析(IPA)方法相结合,研究北卡罗莱纳州Watauga 县城内外不同居民群体旅游感知的异同[48].Nunkoo和Ramkissoon建立了一种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社区支持模型,测试了毛里求斯大湾镇(Grand-Baie)居民响应[82].Lepp用理性行为理论假设乌干达Bigodi村居民积极的态度会导致亲旅游行为(pro-tourism be-havior),并用超过 6 个月的田野调查验证了此假说[83],分析了该村居民旅游态度的转变及影响因素[84].
研究注重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结合,在开放式问题、访谈、参与观察等定性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量表设计、结构式问卷调查等形式获取数据并使用各种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实证分析和社会学调查方法被广泛应用,有信件调查[48]、网络调查[85]、半结构式访谈[3,23,55]、深度访谈[86-87]等方式,甚至做长期的参与式观察、跟踪调研等[3,83].在此基础上,旅游影响、市场开发、规划与管理等领域研究主要采取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回归分析、层次分析等数理统计的方法,利益主体分析特别是居民感知研究中多采用数理统计与构造模型相结合的方法。
Deller 用地理加权回归(GWR)研究 1990 到 2000 年美国乡村贫困率,探讨旅游和休闲在改变贫困中所起作用的空间变化[88].Neuman介绍了新泽西城镇规划者和政治家等采用的“交叉-接受(cross-acceptance)”的方法,它需要各级政府、市民和利益集团的比较、协商和认可[78].Kajanus等将“价值导向思考法”和结合SWOT分析及层次分析的A'WOT混合分析法应用于村镇旅游战略规划中[69].Perales用经验主义方法及计量经济学的分对数二项式模型研究西班牙某地现代乡村旅游者特征,计算这一市场在旅游者中的比例[2].Capriello 提出对大量定性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的 3 种有效方法以发现旅游者需求[85].旅游影响态度量表(TIAS)和旅游影响评估尺度模型(TIS)可定量研究旅游社会文化影响,Lanktord和Howard[89]、Ap和Crompton[90]分别提出TIAS和TIS的构成,将居民对旅游感知与评价进行分离评估。Pulina采用概率建模,用“一般化定序分对数(Log-it) 模 型 ”、“ 排 序 多 元 Logit 模型”、“普通Logit模型”分析意大利城镇 Olbia 居民对不同旅游形式的选择[62].结构方程模型可用来检验韩国济州岛居民旅游感知和对东道社区态度间的关系[91],分析毛里求斯大湾镇社区支持度[82].以扎根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范式为基础的欣赏式探寻(AI)是基于积极心理学的参与式研究方法(图2),Nyaupane和Poudel以此研究尼泊尔奇达旺国家公园附近Sauraha等3个旅游发展程度不同的社区,探讨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改善生计和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86-87](图 3)。
国外旅游小城镇研究起步较早,研究分支细化,数据容量和时间跨度大,空间尺度选择呈二元化,研究理论和方法多样。作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和路径,旅游小城镇成为我国研究的新焦点,应借鉴国外经验,加强以下几方面研究:
首先,完善旅游小城镇研究体系。国外旅游小城镇研究角度多样,从最初的开发、经济影响向旅游环境、社会、文化效应,利益主体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等多层面研究扩展。研究内容逐步深化,如以旅游创造性破坏模型为代表的旅游小城镇演化研究,运用多因子对创造性破坏阶段进行判断,指标的变化具有非线性,丰富并发展了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案例地选择扩散,初期集中于旅游业发达的欧美国家和地区,如地中海北岸发展相对成熟的传统海滨度假小镇,后随着旅游成为一些贫穷地区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研究向非洲、亚洲等地扩散。案例地类型不断丰富,纵向有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小城镇,横向从传统的观光、度假产品扩散至节庆、图书、观鱼旅游等多种形式。避免旅游小城镇过度城市化导致的环境恶化等负面效应,保护小城镇自然风光、重视低碳旅游是今后要关注的重点。我国学者需重视国外研究前沿及热点,总结小城镇各旅游要素的特点,重视旅游新产品新业态在小城镇发展演化中的特征和相互作用关系,归纳不同类型旅游小城镇发展范式,多角度分析旅游小城镇演化过程和机制,建立较为完善的研究体系。
其次,拓展旅游小城镇研究时空尺度。从时间尺度上看,国外学者有对小城镇旅游发展项目、居民态度和行为等进行长期跟踪的历时性研究,有随着时间推移完善某一研究理论,也有旅游发展不同阶段的案例地间的对比分析。从空间尺度看,区域尺度选择呈二元化,有全国甚至国际范围的大尺度比较研究,也有地区性或景区范围的小尺度深入分析,宏观层面与微观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我国旅游小城镇研究可充分借鉴国外旅游小城镇研究的成果,对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类型、不同尺度、不同发展路径的典型旅游小城镇进行历时性分析和空间对比研究,揭示共性的同时突出特殊性与差异性。此外,应关注旅游小城镇与周边景区或城市之间的关系,加强旅游小城镇与周边旅游地的竞合研究,提高旅游发展的乘数效应,实现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92].最后,强调多理论综合分析及定性和定量方法的结合。旅游小城镇研究涉及内容广泛,单学科理论难以解释这些复杂现象,国外研究将传统的地理学、旅游学、管理学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等理论相融合,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技术。国外研究正出现定性回归,强调定性与定量分析的结合,文献分析、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等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基础,量化测量标准、运用统计分析工具、构造模型可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国内研究需注重多学科融合和理论交叉、综合使用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此外,主位研究法已成为人文社会学科中的主流方法[93],要尽可能地从居民等当地人(当事人)的视角进行旅游小城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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